是「生命與人」那門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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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安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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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寧 /台灣大學研究生
剛好落在禮拜天的二月二十八日，少放了一天假，讓人更不容易注意到，好像原來還有個
什麼紀念日的存在。
因為擔任台灣大學農化系教授張則周，所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學助理，我有幸能和數十位選
修此門課的台大學生，在這天上午，走訪了位在六張犁山上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
公墓」，以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透過曾參與「白色之路青年體驗營」的志工們的熱心協
助、安排，幾位白色恐怖受難者也受邀到場，為同學們解說，並分享自己的受難經驗。
自己也經歷過白色恐怖迫害的張則周老師，也在課堂上簡短提到，在台大就讀一年級時，
只因為聽了一門課，就被警總帶去問話，一問就是十一年又四個月的一段往事。課堂上的
學生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於這些「過去」，雖有耳聞，也深感悲傷、惋惜，但在實地
走過歷史場景之前，我們仍然可說是一無所知。
六張犁山上的安息曲
蔡焜霖，台中清水人。頂著一頭白髮的他，站在六張犁山上的墓地中，緩緩訴說著那段幾
近5、60年前的往事。
只因為就讀高中時，曾在一位老師的推薦下，讀了一些書，19歲那年，彰化憲兵隊派出便
衣，將當時在公所上班的蔡焜霖帶走。他的手被繩子牢牢綁住，穿越過大街，然後由巴士
載走，「像一條狗一樣被牽著」，他這樣形容著。
但之後在獄中被刑求、逼供的過程，卻是連狗也不如了。蔡焜霖說，他曾和二十幾個人同
時被囚禁在約三坪大的房間內，睡覺的時候就像沙丁魚般擠著，每天清晨五點，就心驚膽
跳的醒來，聽著牢房外傳來的點名聲──公布今日槍決名單。
軍法審判不斷秘密進行，蔡焜霖回憶，等待判決的過程中，牢房中的夥伴相濡以沫，對遭
判有期或無期徒刑者，大家紛紛向其道賀，說「你真是撿到了」。而每當有人即將赴刑場
時，眾人則齊唱安息曲，送朋友最後一程。
在六張犁山上的微風中，蔡焜霖沉默良久，原本正暗自臆測，他是否因著哽咽，而不發一
語，但過了片刻，他低聲吟唱起，仍銘刻在他腦海中的那段旋律…
在獄中，蔡焜霖思考過很多問題，想著當權者為何要如此對待什麼都不懂的年輕人，一群
沒有拿槍、沒有搶劫，甚至沒有殺過人的年輕人。半個世紀後，面對一群和當時的他們年
紀相仿的台大學生，蔡焜霖徐徐的說，很多受難者，不是什麼英雄，只是些喜歡看書的年
輕人，對文學、藝術有興趣，或者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憂心，想做些什麼而已。
只是這樣而已。站在無數年輕時代即逝去的屍骨上，同學們紛紛面色凝重，自己也數度快
抑制不住眼中淚水，但仍直挺挺矗立在這片土地上的長輩們，要比我堅強太多。
（有些受難者連姓名都無法得知，只能在墓碑上記下受刑的時間或地點。攝影：陳寧）
誰敢說自己是自由的？
今天也一起參與行程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說，她於台大求學的時期，曾經在《TIME》
(時代)雜誌上，看過一篇描述拉丁美洲刑求囚犯的文章。雖然在戒嚴時期，這些國外的書
報雜誌都必須經過檢查，提到不利當政者的部分，就會被剪掉、整頁撕掉，有時候甚至直
接整本禁掉，但透過這篇描述拉丁美洲情形的文章，讓她得以依此為憑據，來想像、了解
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遭受的非人待遇。
人總喜歡用「連禽獸也不如」來罵人，但周婉窈認為，禽獸也不會如此殘忍的對待自己的
同類，唯有人才會如此。她說，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的社會良知受到迫害，「但沒被抓的
人，難道有辦法說自己是自由的嗎？」
帶著兒子一同前來為同學導覽的陳新吉，笑著說，是想讓大家能藉著看到兒子，好知道自
己年輕時的樣貌。二十二歲那年，正在當兵的他被逮捕，即使受刑的時間只有五年，陳新
吉形容自己，即使出了小監獄，卻像進到更大的監獄裡。
叛亂罪犯的紀錄，一直跟著陳新吉，讓他找不到任何得以謀生工作，他不斷的哀求警總消
去紀錄，卻始終得不到回應。夜裡，陳新吉更因為不斷夢見獄友們赴刑場之前，曾交待他
「向獄方要回母親送的毛毯」、「將遺書交給家人」的種種話語，天天在睡夢中驚醒。
（陳新吉先生向學生介紹獄中重刑犯所使用的手腳鐐。攝影：陳寧）
後來，陳新吉自費出版過回憶錄，即使前陣子輕微中風、身體微恙，還是用宏亮的聲音，
帶領學生們，一一介紹景美人權園區中的種種。獄中五年，換來的是無法與這些記憶脫離
的一輩子。
說不盡的歷史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永遠也說不盡，寥寥數字記下的，也不過是片段到不行的片段。
算起來，知道六張犁山上原來有著這麼一處，白色恐怖受難者埋骨之地，還是第一次，而
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去參觀，則是第二次。
利用短暫的自由活動時間，和一位展場人員聊起園區內的狀況，她直言，會來參觀的人簡
直少之又少，偶爾還會有學生們來參訪，更不用說一般的家庭，根本不會想到要來「這種
地方」。
的確，對一般人來說，白色恐怖是個熟悉不過的名詞，但對於「那究竟是什麼」，我們又
知道太少，更多時候，那甚至直接被簡化成一種政治語彙。而歷史從來不曾真正被客觀中
立的書寫，尤其當它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之一。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有選擇讓自己不要只
相信教科書，不要只聽一種聲音。
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沒有追思儀式、沒有道歉、沒有關於賠償問題的任何討論，這群台
大的學生們，在受難者前輩的帶領下，拜訪了六十年前的老學長姐們，並聆聽他們的故事
。正如張則周老師所言，這些長輩們的回憶，「是很重的」。這難以承受之重，還需要更
多人共同面對、承擔，而我們，才正要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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