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希望你們看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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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月刊電子報
專訪環保署長張國龍﹕台灣土地的病情應該講清楚
張國龍於訪談中提到：我來自民間環保界，政府曉得我一生從未妥協任何事情，一旦環保
與經濟發展起了衝突，他們也曉得我一定站環境這一邊。
8月7日，是環保署長張國龍上任滿兩個月的日子。物理學者出身的他，1968年於美國耶魯
大學取得物理博士學位，1971年回台灣大學任教，從此長期投入台灣環保運動。如今，從
社運團體到中央部會，張國龍以科學人的背景、秉持著關懷台灣土地的人文情懷，以及維
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將如何在環保署施展所長？在部會間又將如何折衝協調？以下是
《科學人》雜誌發行人王榮文與總編輯李家維的訪談紀要：
李家維：您是一位物理學者，同時又長期關心台灣環境保護，現在被任命為環保署長，領
導一個重要的中央部會。您有什麼樣的特質，會讓政府對您信任、讓民眾對您有信心？
張國龍：做為一個科學人，在背景的訓練，以及對問題的解決，要比其他不同行業的訓練
要好得多。不只台灣的環保署長找科學人來做，美國也一樣找科學人來做，全世界很多重
要的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很多環保的中央業務，也都找科學人來負責。
台灣面臨的問題，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棘手，而且困難度更高，迫切性更嚴重，原因是西
方國家追求經濟的成長，從工業革命到今天，有200多年的時間讓他們調適，發現什麼地
方有不妥，可透過自我約束的調整機制，穩穩的往前跨步。
台灣沒有這個機會。外國200多年的經驗，我們用二、三十年的時間就濃縮了，沒有空間
，也沒有調適的機制，所以我們累積很多的錯誤，特別是一些政策的錯誤所造成環境的衝
擊，是無法逆轉、挽回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地下水的污染。過去石化工業為了成本的考量，以為髒的東西只要
不見了，眼不見為淨，就把最高污染的廢液，用高壓灌到地下。該地區的地下水就變成永
久性的污染，即使現在可以把髒水抽出來，但是，抽不乾淨。毒物已經被土壤吸附了，不
可能用乾淨的水再洗出來。我們不能說外國完全沒有這些問題，但是外國的步調慢了我們
10倍，所以他們第一次發現，就可以馬上調整腳步，不再犯第二次錯誤，因為第二次可能
是三、五年以後。台灣犯第二次錯誤，可能就是一個星期或一個月以後，來不及調適，造
成台灣今日的環境衝擊，到了一個非常困難收拾的地步。
要處理這些問題，不是只從工程面考量，也要各方面的分析，因為工程面的考量可以解決
特定的問題，卻可能製造出更多傷害環境的問題。所以我常說，用工程或技術來解決問題
，叫做以毒攻毒，所以必須思考如何全盤性的考量，才可以達成社會極大利益的目標。
例如中石化安順廠的戴奧辛污染，目前發現有60公頃遭到重金屬汞與戴奧辛的污染，但我
們的調查還沒有結束，預估污染區域可能會增加一倍，大約100多公頃。
這些高污染的地區，如果單純以技術層次來處理，唯一的辦法是挖掉，戴奧辛不溶於水，
而半衰期到現在都還測不出來，因為這些東西只在一、二十年前才開始被關心，如果半衰
期是200年，初步估計，住在污染地區的人，比一般人容易受到癌症侵襲，但是如果要把
污染地區清理乾淨，勢必付出相當高的社會代價。
所以我們要從科學的觀點，以社會利益極大化為目標，來設計如何清理這些地方。
王榮文：如果換算成經濟成本，可以知道必須付出多少錢的代價嗎？有個數字就可以對比
經濟發展的關係。
張國龍：這個成本會大得驚人。我們要算出來，是將來做為處理的參考。這是錯誤的代價
，說不定過去經濟成長得到的好處，拿來重新整理我們的家園，都還不夠。
李家維：美國能源部在前幾年發起一個影響重大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可能很少人可以清楚
說出，美國能源部為什麼要去檢驗人類的基因、序列是如何。但是從這個案例看來，一件
重要的事情、對的事情，各個政府單位應該是協調，而且是爭著要去做，而不是爭著去擺
脫關係。
環保署與其他中央單位的關係，是緊密連結的，但長期民間對於環保署的印象，不是那麼
積極任事。一個多月前，鴨蛋的戴奧辛污染曝光時，我曾打電話給環保署的人員問，住在
焚化爐旁邊的居民，身體檢查情形和血液裡戴奧辛含量等問題，得到的答案是：這該是衛
生署的業務。請您說明今後環保署除了要解決本身棘手的困難外，在政府各機構之間將扮
演什麼角色？
張國龍：受戴奧辛污染的鴨蛋，消息發佈之後，所有需要承擔責任的部會都相當緊張。
李家維：經濟部做了很長期的隱瞞，環保署之前知不知道詳情？
張國龍：我們一直到今年2月才知道鴨蛋受到污染，這件事與經濟部、農委會和衛生署都
有關係，環保署也的確沒有盡到應當盡的責任。例如在設廠時，環境影響評估對戴奧辛的
項目，並未注意到這一環。
李家維：這就很不可思議，因為戴奧辛的兩個主要來源，鋼廠相關產業是其中之一，但是
竟然沒有列為檢驗標準。
張國龍：環保署在第一個把關上就沒有注意到，可能有很多原因。他們太相信經濟部在主
導這樣的設廠時會把關，因為可行性研究報告必須送經濟部，他們對重金屬的檢驗是做了
，反而是戴奧辛根本沒有做，環保署對這件事情也沒有做追蹤。如果環保署在一開始就了
解到戴奧辛應該是檢驗項目，一定會去追蹤。業者隱瞞之後，我們沒有主動發覺，是我們
的責任。
我到環保署之後，希望改變一個文化，就是：從此以後，我們不要把所有的調查報告都看
成是機密，所有的報告都應當公諸於世。一個好的負責態度，以及將資訊完全公開，的確
可以讓全民參與並監視。
環保署其實應該像一位醫生，我們在檢查大地，就如同一位醫生檢查一個人的身體健康，
檢查出有症狀，不是醫生的責任。如同我們檢查到台灣污染的嚴重性，不是環保署的罪過
，這是全民為了生活的方便，為了經濟的成長，大家共同造的孽。環保署應該清楚說明：
再這樣生活下去，台灣土地生的病會更嚴重。要讓人民了解台灣的污染情況，只有全民共
同努力，才有機會改善台灣的環境。
李家維：隨著科技發展，為保護環境，隨時都有新增的檢驗項目和標準，環保署內部如果
沒有很堅實的研究人力，就會有困境。目前可能就是如此，您將如何加強資訊的蒐集與人
員的在職訓練？
張國龍：台灣的工業設施，其實都是世界其他地方有的工業，我們把它移植過來。很多環
境應當關心的項目，如果能蒐集外國的資料，就盡量採用，若沒有外國的資料，就必須自
己設計，例如制度上的設計與偵測程序。明顯的例子像台南的安順廠，生產五氯酚鈉，排
出很多戴奧辛。當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地方生產五氯酚鈉，如義大利，過去二、三十年也
發生過很多事故，事件發生後也需要遷村，把該地列為管制區。台灣現在第一步也是把該
地列為管制區，接下來比較不同的是，外國案中，他們的廠區背景本來就是開闊的原野，
一遷村以後，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想更好的辦法來做處置。
但是台灣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們發現管制區裡面以及還待偵測的區域，都是漁塭，過去
在這裡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已經銷售的時間有多長？市場在哪裡？使用者是誰？完全無法
追蹤，這就反映出為何台灣癌症死亡率連續多年都是第一位，環境污染絕對是原因之一。
台灣狀況特殊，從國外得不到經驗，就必須自己著手，做善後的規劃，這案例8月會有初
步結果，我也物色到了適當的人選，國家衛生研究院吳成文院長也願意與我們合作，做一
些與健康有關的風險評估。我們還要再找一群比較技術層面的顧問，看看對漁塭的底泥應
該如何處置，因為台灣的特殊狀況，底泥的戴奧辛含量，全球沒有一個安全標準，我們要
自己制定。而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不同的使用功能有不同的含量標準，最簡單
的例子，養魚底泥的污染物含量，與種荷花用底泥的污染物含量，可以定不同的標準，這
樣才能達到社會利益極大化，接下來就是透過風險評估，做為制定標準的參考。
李家維：剛才談的環境保護都是跟人相關的事情，環保團體還關切很多跟人沒有那麼直接
關係的對象，但是它們是這塊土地很重要的成員，例如，台灣原生有4100種植物，其中有
1100種是台灣特有的。有不少特有物種，現在處於瀕臨滅絕的狀態，農委會是生態保育的
主管機構，但是現在投入的編制與經費，離理想有很大一段距離，況且農委會業務重點是
農業生產，這和物種保育有邏輯上的衝突。環保署有沒有計畫，把這樣的業務轉移到署裡
，當成核心業務？
張國龍：今天在中央部會裡，的確很多施政項目，追求的目標是互相衝突的，例如交通部
的交通建設和農委會對綠地的利用，與環保署的終極目標不同，環保署該做全盤的管控，
而時間不能等太久。最近剛好政府要改組，希望把業務導向互相衝突的幾個部會，乾脆納
入一個部會，省得協調上大家針鋒相對，以後相關業務就整併成「環境資源部」。目前初
步架構都已經設計好了，等立法院氣氛比較好時，就可以公開討論，台灣的永續經營才能
落實。
【意猶未盡嗎？欲閱讀完整全文，請參閱科學人2005年8月號〈專訪環保署長張國龍﹕台
灣土地的病情應該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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