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Brahman (小狐汔濟)》之銘言：
: 我不知道你對功效主義的反對是基於
: 1.由社會利益總和來決定倫理規範的基礎是錯誤的，還是認為
: 2.社會利益的計算是不可能的。
1.2.都不是。
社會利益的計算當然是可能的
要不然法律學老是拿來說嘴的「比例原則」根本不能用
問題便出在
除非終極價值設定在追求社會財富的極大，或者追求社會公平性
否則單純從「效用」（如快樂？信賴感？尊嚴？）來試圖計算著社會利益的加總
不是淪為各說各話
要不就是包裹著工具理性的外衣，行自我宣稱之實
當然啦，就算價值設定在追求財富極大化，或者公平性
也一樣會有這個問題
只不過問題或許不會那麼明顯，對話者比較能夠獲取共識罷了
至於採取財富極大為目的化來進行的成本效益分析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後果，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 如果是後者，經濟評估在某些領域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在技術上也有長足的發展。
: 例如最常被提及的人際間效用比較的問題，
: 在衛生醫療政策的評估中，
: 已經有人發展出量性的效用指標作為排定政策優先順序的基礎。
: 至於共同體，根據韋伯的講法，好像是一堆人在情感上或傳統上有相互隸屬關係，
: 其成員的社會行動指向的類型基本上是情感理性或傳統理性，
: 我講的社會利益其意義是比較偏向「目的理性」和某種程度的「價值理性」。
我也不反對經濟分析在政策評估上的強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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