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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dfield (漫遊的影子) 看板: Economics
標題: 新政治經濟學：範式革命與異端的綜合(三)(完)
時間: Thu Jun 3 01:20:32 2004
三、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
相對於豐富的政治經濟學傳統，筆者所倡導的新政治經濟學“新”在何處呢？很明顯，現
在無法做出比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實在論這種科學哲學基礎外，以下三點可能是最基
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範式。筆者認為，目前的社會科學正處於向演化
的社會科學轉變之中，但這個過程才開始不久。就經濟學而言，雖然馬爾薩斯和斯密等古
典政治經濟學家對達爾文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當代異端經濟學許多流派的開拓者也是演
化經濟學的先驅，如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等，歐洲老制度主義者更把他們的組織命名
為演化政治經濟學協會，但只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明確地意識到
，政治經濟學必須轉變成一種演化科學，筆者只不過是把政治經濟學這種即將到來的創新
命名為“新政治經濟學”而已。
第二，新政治經濟學是以新奇和意義內生為綱領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遜曾把新奇創生的
內生化定義為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根本差別，筆者曾據此提出對演
化經濟學各流派進行創造性的綜合[15]。但通過對批判實在論更深入的思考，並受奧地利
學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啟發，筆者認識到，對演化經濟學來說，這種定義可能是不全面
的，因為意義不僅是人類社會新奇創生的內在要素，而且演化經濟學還需要它對新奇的價
值進行判斷，這使我加深了對女性主義經濟學等其他異端流派重要價值的認識。異端經濟
學更廣泛的綜合可以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理論素材，而新政治經濟學則是演化經濟
學在我國獨特發展的同名詞。
第三，新政治經濟學是跨學科的。雖然政治經濟學已有的傳統強調了必須認真對待制度、
技術、政治、人類心理和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然而，在異端經濟學中，不僅沒有一個流
派為此提供一種統一的框架，而且也沒有明確地和大規模地吸收相關學科的新知識。筆者
受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的啟發，曾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文本的重新閱讀，以系統論為基礎，
提出了一個由文化認知模式、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技術體系和生態地理系統五個亞系統
組成的理論分析框架，這可以被看作是筆者在新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早期嘗試[17]。無獨
有偶，弗里曼和盧卡為了解釋從工業革命到資訊革命的經濟史，後來也提出了與筆者極為
類似的五個亞系統的理論框架：經濟、政治、技術、科學和文化[18]。無疑，新政治經濟
學的這種理論框架內在地要求它必須是開放的和跨學科的，這與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帝
國主義”截然相反。
維特根斯坦曾說，要說新東西，但要使用舊材料。正如演化經濟學把新奇創生定義為現有
要素的新組合一樣，新政治經濟學沒有必要從頭開始，異端經濟學更廣泛的綜合將是其發
展的重要途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異端經濟學各流派之間的交流迅速增加，一個重大
的進展就是他們發現相互之間具有許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對主流經濟學都持批判態度外，
他們基本上都贊同實在論的科學哲學。筆者也發現，在經驗研究方法上，許多流派都採用
了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奧地利學派有關解釋學方法的獨特貢獻，可以與前三
種方法相綜合，從而構成新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經驗研究方法。特別是勞森在1994年發表
《後凱恩斯經濟學的性質及其與其他傳統的聯系：一種實在論的觀點》之後，異端經濟學
各流派圍繞著批判實在論展開了對話，許多人都認為，他們可以在批判實在論這個共同的
方法論基礎上統一起來，但在具體經濟理論上可以保持競爭的觀點。我們下面就討論批判
實在論與異端經濟學創造性綜合問題。
批判實在論是超驗（或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ial realism)在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
學中的特稱，其代表人物自稱完成了科學哲學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僅在西方經濟
學界已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的主流學說，而且，它還在社會學、管理學、教育學、人文與經
濟地理學和法學等社會科學諸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費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實在論
在經濟學中的性質、起源和方向上具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與近20多年發展起來
的其它種類的經濟學方法論不同，批判實在論在經濟學中有其自身的傳統，它植根於異端
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倫和康芒斯為首的老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奧
地利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和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批判實在論的產生和發展利用了
上述學派的許多見解，特別是這些學派先驅人物的思想。第二，雖然在過去的20多年間，
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獻急劇增加，但大多數可以被看作是為方法論而方法論，而批判實
在論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它不大關心方法論自身，而是試圖為替代性的經濟學開辟道路。
因此，批判實在論吸引了許多對主流經濟學進行批判和尋求替代的異端經濟學家。
批判實在論的出現為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展示了廣闊的前景，但是，後者沒有必要教
條地遵循批判實在論已有的結論，這是因為批判實在論仍處於發展之中，異端經濟學的創
造性綜合可以為之做出貢獻。首先，批判實在論可以被恰當地看作是異端經濟學各流派相
互交流和對話的媒介，他們對批判實在論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如霍奇遜和女性主義經濟學
代表人物納爾詢（Nelson, J.A.）等提出了與勞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實在論看
作是與他們一樣的一種異端流派，因此，創造性綜合必須考慮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見解。
其次，在政治經濟學中，存在著批判實在論的兩種觀點，一種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
響，另一種特別受到勞森的影響。巴斯卡與成熟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關
係，關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主題；而勞森在經濟學中具有更寬廣的異端態度，明確地集中
在當代經濟問題上。尼爾森(Nielsen, P.)[20]認為，在這兩種觀點的核心方面，批判性
的建設和發展的和諧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後，同樣也是尼爾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
實在論集中在抽象的哲學推理上，忽視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很容易造成這樣一
種傾向：粗糙的和超越歷史的政治經濟學阻礙了經驗的和理論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因此
，他希望大家像馬克思一樣處理好抽象和具體的關係。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可以避免
尼爾森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特別是這種綜合要以當代經濟問題為核心，利用異端經濟學提
供的理論素材，創造性發展新政治經濟學，同時它也豐富和發展了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
在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上，非馬克思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綜合是最困難的問題
，而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流派的綜合則相對容易，因此我們這裡只對最困難的問題加
以討論。相對於異端經濟學的其他流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創新無疑是獨特的，但
在不忽視這種差別的情況下，正如批判實在論的發展一樣，一個共同的基礎是可能的。實
際上，相對於主流和異端的分裂，前兩者的分歧就成為第二位的問題了，他們之間應該加
強相互學習和對話。眾所周知，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同時，
正如尼爾森指出的，非馬克思的異端流派在某種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連續和發展，
許多流派之間較早的存在著相互參照和交流，但對於這種動態的和不斷發展的傳統的積極
的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經常地對其加以吸收。然而，這種狀況自20世紀80年
代以來有了很大改變，2000年，奧哈諾的著作介紹了西方經濟學界馬克思與非馬克思異端
流派之間日益加強的聯系[21]，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謝爾曼和老制度主義者（或基進制
度主義者）達格爾就演化主題展開了對話。[22] 我們應該對此加以注意，因為在我國許
多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中，人們並沒注意到異端經濟學其他流
派的重要價值，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實際上也把西方經濟學等同於主流經濟學了，但與
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實際上遠不如與異端經濟學其他流派的比較
價值大。
由於篇幅所限，有關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就無法繼續討論了。最後，筆者需要指
出的是，新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無法單獨通過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而實現，這是
因為，異端經濟學的發展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文化為背景的，對於我國在21世
紀的經濟復興來說，它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的地方，這就需要我們緊緊抓住我國重大的實際
經濟問題，並通過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對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許多獨特和原創性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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