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閒聊] 哥廷根大學的歷史考察

作者Lindemann (做一個有質感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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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Fw: [閒聊] 哥廷根大學的歷史考察

時間Wed Feb 29 18:54:57 2012

※ [本文轉錄自 AfterPhD 看板 #1FJWFrC3 ] 作者: Lindemann (做一個有質感的好人) 看板: AfterPhD 標題: [閒聊] 哥廷根大學的歷史考察時間: Wed Feb 29 18:54:42 2012 這是一篇很長的文章,但是寫得很好,可以看到人類最輝煌的學術王朝歷史不過我實在是懶得全部翻譯名字因為實在是太長了,這是我在一本德意志現代化進程與德意志知識界武漢大學教授李工真哥廷根大學是一所曾被政府刻意打壓和貶低的學校,但是他卻反而屹立不搖這篇文章很棒,也許對台灣高等教育有很多的幫助剛剛打字打好累,發現網路有論文作者李工真論文關鍵詞哥廷根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論文來源世界歷史,論文單位京, 點擊次數1725,論文頁數72～84頁2004年2004月論文網 http://www.lw23.com/paper_34239871/ 1893年，世界著名數學家Felix Klein出席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歸國後，提出了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一原則的提出，使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突破了 “純科學與各種實際運用之間的界線”，適應了這個“科學與工業化時代”的真正需要。在此基礎上，哥廷根大學充分利用人才的自由流動與自由競爭，聘用到最優秀的自然科學家，創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學派”，加之有嚴肅的學術氛圍與優良的學風，因而能在其人文社會科學地位下降的同時，取得自然科學上的巨大發展，成為當之無愧的 “世界一流大學”，從而創造出一個人類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輝煌的哥廷根時代”。哥廷根大學是由德意志漢諾威王國國君、同時又當上了英國國王的喬治二世 (即喬治·奧古斯特)於1737年創建的，全稱為“喬治-奧古斯特-哥廷根大學”。19世紀中期以前，該校便湧現出一批飲譽世界的著名學者。自19世紀中期以來，它一直是德意志三大研究型大學之一注:19世紀中期至1933年,德意志三大研究型大學為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與哥廷根大學。) 20世紀前期，曾創造過人類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輝煌的哥廷根時代”，現今仍為世界八大名校之一注：根據整個20世紀100年間擁有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寡，排列居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學為：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哥廷根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其中美國4所，德國3所，英國2所，法國1所。據統計，共有18位諾貝爾獎得主出自於哥廷根大學，其中大多數得主的獲獎成就都完成於1900年至1933年 “輝煌的哥廷根時代”。)。哥廷根大學原本是漢諾威王國大學，但1866年的普奧戰爭以普魯士的勝利而告終後，根據同年8月23日普、奧簽署的《布拉格和約》，奧地利退出德意志世界，曾協助奧地利作戰的漢諾威王國，則被強行併入“北德聯盟”的領導國——普魯士，成為這個德意志最大邦國中的一個行省，哥廷根大學也自然被劃歸普魯士文化教育部管轄。對於這場吞併，哥廷根大學的大多數教授都持反對意見(注：京特·邁因哈爾特：《哥廷根大學，它的發展與歷史，1734—1974》 (Gunther Meinhardt,Die Universit@?t G@?ttingen.Ihre Entwicklung und Geschichte von 1734—1974)，哥廷根1977年版，第70頁。)；但對這所大學後來的發展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1871年普法戰爭之後統一的德意志帝國(1871—1918)的建立。隨著柏林從普魯士邦國首都一躍而成為整個德意志帝國首都，將柏林大學擴建成新帝國教育與科學中心的計劃開始啟動，此舉持續性地改變了普魯士，以至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大學體制及其結構，也使哥廷根大學傳統的優勢地位發生了動搖。本文將圍繞哥廷根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教授集團的發展來展開研究，並就它最後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原因作出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的說明。　　　　遭到國家冷落的哥廷根大學在德意志的大學傳統中，如果沒有來自國家教育當局的直接干預，大學教授崗位的設立只能取決於一所大學能否開闢出新的學科專業方向。確切地講，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學，在任何一個學科專業方向上只能設置一名教授 (注：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教授，僅指正式教授，而不包括額外教授和編外講師。)。至於大學教授崗位的佔有則取決於具體的學者個人在科學研究上的獨立性、獨創性與成果。正因為如此，教授集團的規模才有意義，才成為評價一所德意志大學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標準之一。 19世紀初至1866 年，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裡，哥廷根大學顯然引導了教授崗位的設立進程。1815年，這所大學在人文科學領域中就擁有11名教授，在當時所有德意志大學中 “獨占鰲頭”。1837年11月18日，由於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即語言學家格林兩兄弟、歷史學家達爾曼、格維努斯、東方學家埃瓦爾德、國家法專家阿爾布雷希特、物理學家韋伯等7位著名學者，為抗議國王廢除憲法，憤然集體辭職，使哥廷根大學在這個領域中元氣大傷 (注：《哈倫貝格百科全書》(Harenberg Kompaktlexikon)第1卷，多特蒙德1996年版，第1084頁。)。直到19世紀50年代，這種損失才得以彌補。60年代，哥廷根大學處於領先地位，最早在藝術史、日耳曼學等新專業方向上設立了教授崗位。1866年歸併普魯士前夕，哥廷根大學的人文科學教授已增加到16名，超過了柏林大學(14名)、慕尼黑大學(14名)和海德堡大學(11名)，是當時人文科學教授數量最多的大學；若再加上神學、法學教授，其整個文科教授集團的規模達31名，同樣超過柏林大學而居第一位。自然科學領域中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學早在1866年以前就擁有最為基礎的所有學科，如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地理學、醫學等，有教授32名，在當時所有德意志大學中擁有最雄厚的實力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 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 (Karl Strobel,Die deutsche Universit@?t im 20)，格萊福斯瓦爾德1994年版，第32頁。)。然而，自德帝國建立以來，哥廷根大學的這種領先地位逐漸喪失。這所大學不僅從過去王國惟一大學的獨尊地位上跌落下來，更重要的是，整個學科發展遭到了普魯士文化教育部有意的抑制與冷落。這是有原因的，哥廷根這所帶有英國文化痕跡而又具有傳統優勢地位的地方性大學，在這個新生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強調德意志民族文化優越性的德意志帝國中，與位於首都的柏林大學處於競爭對手的位置上，當然難以受到國家的青睞 1871年以後，哥廷根大學的辦學經費便被極大削減，教授崗位增設權也受到嚴格限制。例如，哥廷根大學曾於1867年緊年，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裡，哥廷根大學顯然引導了教授崗位的設立進程。1815年，這所大學在人文科學領域中就擁有11名教授，在當時所有德意志大學中“獨占鰲頭”。1837年11月18日，由於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即語言學家格林兩兄弟、歷史學家達爾曼、格維努斯、東方學家埃瓦爾德、國家法專家阿爾布雷希特、物理學家韋伯等7位著名學者，為抗議國王廢除憲法，憤然集體辭職，使哥廷根大學在這個領域中元氣大傷(注：《哈倫貝格百科全書》(Ha 隨柏林大學之後，第二個在德意志大學中設立埃及學教授崗位，但這個崗位卻在 1877年被普魯士文化教育部強令取消，以後的30年間也沒有補上 (注：沃爾夫岡·黑爾克：《德意志大學中的埃及學》 (Wolfgang Helck,@?gypt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6頁。)。又如，哥廷根大學早在1867年就開設了外族語言文學專業，但德意志大學對其中英語語言文學與羅馬語族語言文學的劃分始於19世紀70年代，而在哥廷根，這種專業劃分被一直拖到1892年才得以實行，就連規模最小的格萊福斯瓦爾德大學，也比哥廷根大學更早獲得羅馬語族語言文學方向上的教授崗位 (注：阿明·保羅·弗蘭克：《哥廷根新外國語言文學的發展》 (Armin Paul Frank,Die Entwicklung der Neueren Fremdsprachenphilologien in G@?ttingen)，哥廷根1987年版，第35頁。)。再如，哥廷根大學早在1862年就擁有音樂學專業上的額外教授，但是直到帝制崩潰2年後的1920年，才被批准設立正式的教授崗位，而其他著名大學早在1914年以前就如願以償了 (注：卡爾·阿爾恩特、馬丁·施泰爾林：《喬治·奧古斯特·哥廷根大學的藝術科學—— 歷史上的觀察》 (Karl Arndt/Martin Staehelin,Die Kunstwissenschaften an der Georgia-Augusta- Universit@?t G@?ttingen.historisch gesehen)，哥廷根1987年版，第50頁。)。總之，1871年至1886年之間，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哥廷根大學沒有增加過1名教授；而在自然科學方面，哥廷根大學僅為植物學增加過2名教授，這還是好不容易從普魯士文化教育部爭取來的 (注：京特·邁因哈爾特：《哥廷根大學，它的發展與歷史，1734—1974》，第71頁。)。早在1875年5月，哥廷根大學校長馮·萬斯特德??就在一份給普魯士文化教育部長阿達貝爾特·法爾克的報告中抱怨哥廷根大學受到歧視。但這位部長對此立即加以反駁： “哥廷根並沒有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當然，自1872年以來，哥廷根是只得到比其他高校更少的經費補貼，這是事實，但這僅僅是一種過渡現象，只是為了讓那些更古老的普魯士大學能追上哥廷根。” (注：格茨·馮·賽勒：《喬治·奧古斯特·哥廷根大學，1737—1937》(G@?tz von Selle,Die Georg-August-Universit@?t zu G@?ttingen 1737— 1937)，哥廷根1937年版，第317頁。) 相比之下，普魯士文化教育部絕不允許其他大學在學科發展的速度上超過柏林大學，而柏林大學的轟動性發展也從不缺乏來自國家的強烈推動力。柏林大學創建於1810年， 19世紀60年代以前不過是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但在70至80年代的教授崗位設立浪潮中，卻增加了8名人文科學教授和10名自然科學教授，整個教授集團的規模也由1866年的54名上升到72名 (注：阿道夫·瓦格納：《柏林大學的發展》 (Adolph Wagner,Die Entwicklung der Universit@?t Berlin)，柏林1896年版，第20頁。)。這自然使它在全國大學中的排名不斷前移，1881年後就已經牢牢佔據了第一位。而哥廷根大學教授集團的規模不僅沒有得到什麼擴展，反而逐漸下降到一所普魯士中等規模高校的“正常水平”。到1886年初，它(66名教授)不僅與柏林大學(72名)保持了一種距離，而且被哈勒大學、波恩大學、布雷斯勞大學逐漸追了上來 (注：托馬斯·埃爾溫：《德意志的大學，從中世紀到現在》 (Thomas Ellwein,Die deutsche Universit@?t,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柯尼斯泰因1985年版，第167頁。)。直到1886年下半年，哥廷根大學終於為它的文科領域贏得了帝國建立後的第一個教授崗位增設權。這是德國、也是世界圖書館學中的第一個教授崗位，就連柏林大學也是遲至1920年才擁有圖書館學教授的 (注：維爾訥·杜貝、路特·翁格爾：《圖書館學系的歷史》 (Werner Dube,Ruth Unger,Geschichte des Instituts fur Bibliothekswissens renberg Kompaktlexikon)第1卷，多特蒙德1996年版，第1084頁。)。直到19世紀50年代，這種損失才得以彌補。60年代，哥廷根大學處於領先地位，最早在藝術史、日耳曼學等新專業方向上設立了教授崗位。1866年歸併普魯士前夕，哥廷根大學的人文科學教授已增加到16名，超過了柏林大學(14名)、慕尼黑大學(14名)和海德堡大學(11名)，是當時人文科學教授數量最多的大學；若再加上神學、法學教授，其整個文科教授集團的規模達31名，同樣超過柏林大學而居第一位。自然科學領域中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學早在1866年以前就擁有最為基礎的所有學科，如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地理學、醫學等，有教授32名，在當時所有德意志大學中擁有最雄厚的實力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 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 (Karl Strobel,Die deutsche Universit@?t im 20)，格萊福斯瓦爾德1994年版，第32頁。)。然而，自德帝國建立以來，哥廷根大學的這種領先地位逐漸喪失。這所大學不僅從過去王國惟一大學的獨尊地位上跌落下來，更重要的是，整個學科發展遭到了普魯士文化教育部有意的抑制與冷落。這是有原因的，哥廷根這所帶有英國文化痕跡而又具有傳統優勢地位的地方性大學，在這個新生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強調德意志民族文化優越性的德意志帝國中，與位於首都的柏林大學處於競爭對手的位置上，當然難以受到國家的青睞。 1871年以後，哥廷根大學的辦學經費便被極大削減，教授崗位增設權也受到嚴格限制。例如，哥廷根大學曾於1867年緊 chaft)，柏林1960年版，第81頁。)。這個崗位的設立表明，在抑制和冷落了長達20年後，普魯士國家文化教育部才開始對哥廷根大學的文科發展採取迎合態度。但是自然科學學科上受抑制的局面仍無改觀。1887年，哥廷根大學150週年校慶之際，新任校長、著名語言文學家烏爾里希·馮·維拉莫維茨-莫倫多夫教授在慶典上見到普魯士文化教育部次長、高教司司長弗里德里希·阿爾特霍夫，曾就哥廷根大學的學科發展問題與這位政府要員進行過交談。這位校長在事隔多年後回憶道：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一直徒勞地盼望能從政府那裡得到一份有價值的禮物，期待能夠新建哥廷根。阿爾特霍夫先生也說，'我們沒有忘記哥廷根，國家將要新建一批醫學研究所，其中包括哥廷根'。而事實上，這場廣泛的新建直到80年代末才開始，輪到我們哥廷根大學時，已是90年代了。 ”(注：烏爾里希·馮·維拉莫維茨-莫倫多夫：《回憶錄》(Ulrich von Wilamowitz-Mellendorff,Erinnerungen 1848—1914)，萊比錫1928年版，第209頁。 ) 到1914年，平均每所德意志大學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學教授，而哥廷根大學在新增設了羅馬語族語言文學、比較語言學、埃及學等學科後，才使整個文科教授隊伍的規模擴大到36名，而此時的柏林大學已突破了48名。在哲學、歷史、語言等這些最為基礎的人文科學領域裡，哥廷根大學因擁有21名教授而名列全國第三。也就是說，哥廷根大學的整個文科教授集團近半個世紀才增加了5名成員；而人文科學教授的人數整整一個世紀才翻了一番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32頁。)。所幸的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學科卻奇蹟般地獲得了巨大發展。1914年，自然科學教授集團的規模達到了48名，超過了柏林大學，成為當時自然科學教授數量最多、質量最高的德意志大學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30頁。)。　　　　二獲得巨大發展的自然科學學科; 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學科之所以能獲得巨大發展，主要不是因為普魯士文化教育當局的意志，而要首先歸功於世界著名數學家Felix Klein的倡議。正是因為Klein，才鞏固並擴大了哥廷根大學在自然科學上的榮譽。作為數學大師高斯、黎曼的接班人、哥廷根大學數學—自然科學專業傑出的領導者，克萊因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與第二次工業革命之間的關係有著特別清醒的認識。這種認識有著時代背景。 1873年，新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帝國便遭遇到一場經濟上的長期蕭條。德意志經濟直到90年代初也仍然沒有出現復甦的跡象。與此同時，德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日益受到來自美國高科技產品的強烈排擠。因此，在德意志企業家與工程師們看來，這場蕭條惟有通過一場技術上的全面更新才可能擺脫。1890年12月，經濟界與學界人士為此召開專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德意志企業家聯合會與工程師聯合會對德意志的大學與經濟、技術領域之間的疏遠狀態表達了強烈不滿。他們在一份給普魯士文化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 “目前，高校對於職業領域、對於德意志工業的效率所能產生的作用實在太少。但無論在和平或是戰爭時期，德國占居世界領先地位的絕大部分東西都將以這種效率為基礎，這種世界領先地位的維持是要靠工業來提供物質手段，靠技術來提供武器和工具的。因此，教育改革的任務，從相當大的程度上講，在於通過對新語言和自然科學教育手段的培植，來為民族提供高效率的職業圈子。” (注：路德維希·馮·弗里德堡：《德國的教育改革，歷史與社會矛盾》 (Ludwig von Friedeburg,Bildungsreform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iderspruch)，法蘭克福1989年版，第192頁。) 工業界對新技術、新人才的渴望，給參加這次會議的Klein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帶著這種印象，Klein出席了1893年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在這次博覽會上， Klein發現， “眼前正在發生的這場工業新革命，實際上標誌著人類的技術革命已開始由過去的 '工匠革命'階段進入到'科學家革命'的新時代” (注：卡爾-海因茨·馬內戈爾德：《大學，技術高校與工業，在費利克斯·克萊因的特別關注下的19世紀技術解放，一部文集》(Karl-Heinz Manegold,Universit@?t,Technische Hochschule und Industrie , Ein Beitrag zur Emanzipation der Technik im 19.Jahrhundert unter besonderer Berucksichtigung der Bestrebungen Felix Kleins)，柏林1978年版，第46頁。)。它的引發力量已不再來自於生產技術本身，而來自於似乎同生產毫無關係的科學研究成果。任何重大新技術的出現，已不再來源於單純經驗性的創造發明，而來源於長遠的科學實驗和理論的基本研究 (注：李佩珊、許良英主編：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48頁。) 。過去科學的主體部分與技術的疏遠狀態隨著電磁波理論的發展、電力時代的到來已被打破。因此，克萊因認為：“科學對生產技術的指導意義不僅無可懷疑，而且責任重大，它必將開闢出一個新的工業體系。 ”(注：卡爾-海因茨·馬內戈爾德：《學，技術高校與工業，在Felix Klein的特別關注下的19世紀技術解放，一部文集》，第47頁。) 擺在克萊因面前的問題是，在生產技術的發展日益依賴於科學研究的局勢下，如何將科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技術性的生產力，以及解決由技術本身所提出的科學問題。對此，他的回答是， “這需要科學家們跳出過去的理論框架去開闢一種交叉性的、與應用相關的新科學領域” ，並斷言： “發展應用科學必將成為大學自然科學學科發展上的一個新方向” (注：卡爾-海因茨·馬內戈爾德：《大學，技術高校與工業，在費利克斯·克萊因的特別關注下的19世紀技術解放，一部文集》，第49頁。)。在芝加哥博覽會期間，克萊因順便考察了幾所美國大學，並對這些大學的自然科學學科與工業技術運用相結合的嘗試大加讚揚。相比之下，他認為， “德國大學的自然科學仍然在'哲學統一王國'中承擔著解釋世界的任務” (注：根據普魯士著名教育理論家弗里德里希·達尼爾·恩斯特·施萊爾馬赫爾的觀點， “真正的大學只應包含在哲學學科之中，至於其他學科，如法學、醫學與神學，都只是為國家和教會提供實際需要的專門學科”。 1810年創建的柏林大學就是以這種理論為基礎來形成它的學院建制的。但由於德意志各邦國大學的學科分類並不一樣，因此，在1871年德帝國建立後，普魯士文化教育部便著手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學科分類調整，即所有的大學都必須以“柏林大學模式”為基準，形成由哲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神學院四大學院組成的德意志規範化大學學院建制。根據這種建制，除醫學外，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與人文科學的所有學科一起，全部併入哲學領域。這場調整由於遭到哥廷根大學教授們有意識的抵制,直到1883年才算最後完成。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33頁。)，而“科學的任務顯然不僅在於解釋世界，更在於認知並改造世界”。因此，他立志要消除當時在德國以及整個歐洲的大學中都嚴格保持的 “純科學與各種實際運用之間的界線” (注：卡爾-海因茨·馬內戈爾德：《大學，技術高校與工業，在費利克斯·克萊因的特別關注下的19世紀技術解放，一部文集》，第50頁。)。歸國後，克萊因特別提倡“突破柏林大學模式中不合理的限制”，“向美國大學模式學習”，“走一條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注：卡爾-海因茨·馬內戈爾德：《大學，技術高校與工業，在費利克斯·克萊因的特別關注下的19世紀技術解放，一部文集》，第51頁。)。他竭盡全力地證明， “數學應該與實際運用緊密地聯繫起來” (注：羅伯特·容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0年版，第8頁。)。在F.Klein長年的積極努力之下，哥廷根大學的整個自然科學終於脫離了哲學領域，並先後獨立成立了數學、天文、物理、化學、技術和機械學院。與此同時，本著“數學必須與其他科學、與社會有著積極而互惠關係”的強烈信念 (注：康斯坦絲·瑞德：《庫朗，一位數學家的雙城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版, 第157頁。)， F.Klein為哥廷根大學建立起一種與產業部門之間富有成果的聯繫。1898年，哥廷根大學與工業界之間的成功談判，導致了 “哥廷根應用數學與應用物理學促進協會”的建立。該協會的成員完全由哥廷根大學教授與工業家組成，但實際上是一個資助大學科學研究工作的企業家組織，它開創了後來各類科學基金會的先河。僅在隨後的10年中，工業界就為這個協會投入了20萬馬克 (注：伯恩哈德·馮姆·布羅克：《工業時代的科學史與科學政策》 (Bernhard vom Brocke,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Industriezeitalter)，希爾德斯海姆1991年版，第87頁。)。由於F.Klein的卓越領導，哥廷根大學不斷開闢出新的交叉學科生長點，僅在1896至1907年這11年間，該校就誕生了德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化學和電化學 (1896)、地球物理學和應用數學(1904)、應用機械學和應用電子學(1907)等新興應用學科，並在這6個學科中設立了教授崗位。在那些自然科學最為基礎的學科中，哥廷根大學也通過新專業方向的開闢增設了5個教授崗位，因而擁有4名數學教授、8名物理學和化學教授，比當時其他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學都要多 (注：卡爾-海因茨·馬內戈爾德：《大學，技術高校與工業，在費利克斯·克萊因的特別關注下的19世紀技術解放，一部文集》，第85頁。) 。而在醫學領域中，哥廷根大學也增加了3名教授。總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哥廷根大學在其人文社會科學地位下降的同時，通過對數學、物理學、化學三大自然科學基礎學科的廣泛擴建，通過對大量新興應用學科的開闢，佔據了大學專業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並在整個自然科學領域中引導了德意志大學教授崗位的設立進程，從而也成為當時惟一的一所發生了科學重心從人文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轉移的大學。　　　　三:哥廷根大學的獨特魅力與學術氛圍在人才自由流動的機制下，教授流動越少，就說明這所大學的威望和地位越高。這成為衡量一所大學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標準之一。據統計，1866年至1914年間，受聘於哥廷根大學的學者中，只有28%的文科教授和34%的自然科學教授最後離開哥廷根，這在當時的德意志大學中是最低的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39頁。)。說明哥廷根大學在教授們心目中特有的魅力與威望，而這一點可以從當年教授們的回憶中找到證明。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史專家魯道夫·斯門德教授曾作過這樣的描述： “哥廷根大學的教授從不輕易接受一所外地大學的聘書，即使是來自柏林大學的聘書也不例外。在柏林的人，若不作根本性的比較，可能還感受不到哥廷根大學的特殊地位。在歸併後的十多年裡，就連柏林大學也不能贏得哥廷根大學教授的青睞。 ”(注：魯道夫·斯門德：《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 (Rudolf Semend,Die Berlin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哥廷根1961年版，第19頁。) 而事實上，直到19世紀90年代初，仍然存在哥廷根大學教授拒聘柏林大學的現象。哥廷根大學無疑是世界上最美的大學之一，著名科學史專家羅伯特·容克曾作過這樣的描述：“哥廷根是一座寧靜而又安逸的小城，城中聳立著高高的哥德式雅克布吉爾赫尖塔。在威廉韋伯街上佈滿了一座座教授們的住宅，牆上爬滿了紫藤和鐵線蓮，看去好像什比茨維爾的風景畫；那煙霧騰騰的大學生酒館，那古典式的帶有白色圓柱的明亮的大禮堂，都給人一種古色古香和閒雅的印象。 ”(注：羅伯特·容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第6頁。 ) 當然，僅靠宜人的景色和秀麗的風光，不足以使教授、學者們如此想往和留戀哥廷根，最為關鍵的還是這裡特有的學術氛圍。在德帝國時代，哥廷根可算是一座普魯士官僚主義氣息最少的城市。不同於那所位於帝國首都菩提樹大街宰相府對門的柏林大學，在這座小小的大學城裡，在這個自由研究的世外桃源中，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貴族、世家子弟、高級官員和耀武揚威的軍官，而是這些大學教授與科學家，即使是“對待那些退職的教授，也像對待親王一樣，他們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羅伯特·容克繼續寫道：“每當這些受尊敬的先生們在城裡的馬路上漫步時，到處都受到人們的歡迎。有時就在馬路上回答人們提出的問題，提問題的人有的是坐在敞開著的窗子旁邊準備講稿的年輕學者，有的是不久前應邀從某大學來到這裡的年輕教師。看來，沒有什麼外界原因能阻礙科學家勇往直前地發展學術和積累知識。”(注：羅伯特·容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第7頁。) 著名地理學家、原柯尼斯堡大學教授赫爾曼·瓦格納，其父生前也是一名哥廷根大學教授，作為一位從小在這座大學城中長大的人，對這裡嚴肅的學術氛圍作過極高的評價。 1880年夏天，他同時接到兩份聘書，一份是去哥廷根大學的，另一份是去萊比錫大學的，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哥廷根。說到作出這種選擇的原因時，他這樣講道：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熟悉了這裡的氣氛並認識這裡的許多教授。我知道，在這座小城裡，在這種寧靜之中，人們能夠充分利用它藏書豐富、極為舒適的圖書館而投身於科學工作，這在當時就像一座高山一般在吸引著我，我當然不想去品嚐那些大城市擁擠喧囂的味道。 ”(注：赫爾曼·瓦格納：《哥廷根的教授》(Hermann Wagner,G@?ttinger Professoren) ，哥廷根1924年版，第18頁。) 著名數學家赫爾曼·閔可夫斯基 Hermann Minkowski (注：赫爾曼·閔可夫斯基(1864—1909)，世界著名數學家，幾何學大師、數學物理學科方向的開創人。1896—1902年任蘇黎世大學教授，1902—1909年任哥廷根大學教授，也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當年的數學老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運用他的數學公式進行論證的。因此，相對論原理所表述的物理現象，其背後數學結構的發現應歸功於閔可夫斯基，它是現代電磁理論的支柱。) 1901年曾作為蘇黎世大學教授到哥廷根大學做學術訪問。在此期間，他被這裡濃烈的學術氣氛深深打動，便將能成為哥廷根大學教授視為自己一生的理想。第二年，他終於如願以償。他這樣講道： “任何一個到過哥廷根的人，都會對這兒激動人心的氣氛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個人哪怕只是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暫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兒的空氣，都會產生強烈的工作慾望。” (注：康斯坦絲·瑞德：《希爾伯特——數學王國的亞歷山大》，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年8月版，第93、127頁。) 哥廷根大學的確是一所典型的工作型大學。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托·瓦拉赫教授曾這樣告誡新來者：“在哥廷根，人們是最不容易從工作中抽身出來的。 ”(注：奧托·瓦拉赫：《哥廷根的教授，親手描繪的生活畫面》，哥廷根1924年版，第41頁。) 阿洛伊斯·勃蘭德爾教授則這樣讚美哥廷根大學的學術氛圍：“在哥廷根，我所有的同事們都被一種科學上的競爭熱情所鼓舞，這種精神在我面前從未消失過。哥廷根大學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雄心的大學，誰要想在這個社會中有地位，誰就必須寫出世界上最優秀的著作，做出世界上最出色的成就!” (注：阿洛伊斯·勃蘭德爾：《一位英國語言文學研究者的生活觀察》，柏林1936年版，第224頁。) 著名法學家魯道夫·馮·依爾林教授從另一個側面談到了這裡嚴肅的科研工作氛圍。抱著獻身於自己所熱愛的科學工作，他從維也納來到了哥廷根。15年過去之後，他有些懷疑自己當年的這個決定：“我發現這裡的科學家們都處於一種近乎於'自殺式的工作氣氛'之中。我對我自己說：'如果你當初去柏林、萊比錫、海德堡，那就不存在這種科學生活的嚴肅性了，當然，你也就得放棄你的科學義務、工作上的方便和舒適的自然環境'。但是我已經這樣作了，這對當時的我來說並非如此沉重。可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如果將來有一天，我又一次得到去海德堡大學的邀請，我又會怎麼做呢?儘管我想獻身於義務和科學。 ”(注：魯道夫·馮·依爾林：《致友人的信》(Rudolf von Ihering,In Briefen an seine Freunde)，萊比錫1913年版，第314頁。) 不僅是這些當年受聘於哥廷根大學的教授，就連那些當年來訪的外國教授也對哥廷根大學的學術氛圍贊不絕口。美國著名數學家桑德斯·麥克萊恩教授這樣評價他曾訪問過的哥廷根大學：“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同它相比。它是一個真正的智能活動中心，那裡進行著十分激動人心的工作。不論什麼都讓人感到那是真正的本質，是事物的中心。… …我曾在芝加哥念研究生，它比芝加哥強得多，我曾在耶魯當大學生，它比耶魯強萬倍!” 在談到美國的哈佛、伯克利等大學後來也有活躍的學術氣氛時，他特別強調， “但是哥廷根是頭一個”(注：康斯坦絲·瑞德：《庫朗，一位數學家的雙城記》，第162頁。)。到1914年，哥廷根大學一直保持著它最低的教授流動率，並擁有規模上僅次於柏林大學的第二大的教授集團 (注：赫爾曼·瓦格納：《哥廷根的教授》，哥廷根1924年版，第137頁。)，特別是擁有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自然科學教授集團。自然科學本科生的招生規模也僅次於柏林大學而居全國第二。但由於它人文社會科學本科生的招生規模只居全國第五，因此，從學校的整體威望上講，它仍然只是排在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之後居第三位的德意志大學，排在它後面的是萊比錫大學、哈勒大學、波恩大學、海德堡大學與斯特拉斯堡大學(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格萊福斯瓦爾德1994年版，第31頁。)。　　　　四.人文社會科學的著名大學人們過去一直都在探討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意志大學取得世界性輝煌成就的原因，也總是在“研究與教學的統一聯繫”中尋找富有成果的德意志大學體制的核心內容。1960 年，美國教育學家、社會學家約瑟夫·本-戴維通過對歐美各國大學體制的比較研究得出新的結論，他認為： “德意志大學之間的競爭局勢是它們取得世界性成就的決定性因素。” (注：約瑟夫·本-戴維：《19世紀醫學中的科學生產率與大專院校組織》 (Joseph Ben-David,“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美國社會學評論》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紐約1960年第25期，第828頁。) 19世紀70年代，在德意志大學裡，發生了一場教授聘任上的變化。歸併普魯士以前，那些非普魯士大學的教授們，通常是在同一所大學裡“終其一生”的。而現在，根據 “柏林大學模式”確立的“成就評價原則”與“人才流動原則”來貫徹的聘任實踐，導致學者們之間的流動性日益增強，並最後發展到這種狀況：“任何大學的畢業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任何教師的升職等，必須換一所大學才能進行” (注：保羅·鮑姆加爾特：《帝國時代的普魯士教育政策》 (Paul Baumgart,Bildungspolitik in Preubben zur Zeit des Kaiserreichs)，斯圖加特1980年版，第62頁。)。這種防止“近親繁殖”的現代化措施以及與成就直接掛鉤的招聘原則，帶來了大學之間的一種公開競爭局勢。各高校威望與名聲上的區別現在得到了清楚的體現，而每所大學的地位與功能又是根據它在所有大學中的排序來決定的。對教授們來說，普魯士與非普魯士大學之間，儘管有類似的聘任機會，但仍然存在著區別。信仰新教的普魯士作為佔有德意志版圖2/3的大邦國，其大學數量也佔所有德意志大學的半數以上，它們不同於慕尼黑大學、萊比錫大學、海德堡大學這類非普魯士大學或天主教大學，在文科教授的聘用上，形成了一種普魯士大學自身的關係體制。這種體制是以一種教授的 “給予”與“接受”為基礎的，因而也就在高校之間形成了特別關係，並通過19世紀70年代以來教授聘任實踐上的變化，最終於80年代形成製度。在這種文科教授的交流體制中，不同的大學可劃分為“入門型大學”、 “一般上升型大學”、“著名上升型大學”、“終點型大學”四大類。每所大學根據前面提到的標準，都能劃入這四類之一。因而對於教授的聘任來講，出現了所謂 “傳遞人大學”，這種大學總是超經常性地向特定的大學推薦教授人選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41頁。)。在最低層面上的是“入門型大學”，如格萊福斯瓦爾德大學和基爾大學。格萊福斯瓦爾德大學往往難以從外校聘到文科教授，而基爾大學作為進入普魯士大學的 “入口”，幾乎壓倒優勢地從非普魯士大學中招聘文科教授。這兩所大學又是普魯士 “上升型大學”的“文科人才傳遞人”，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分工。構成第二層面的是那些“一般上升型大學”，如柯尼斯堡大學、布雷斯勞大學和馬爾堡大學。柯尼斯堡大學顯然維持了向波恩大學輸送文科人才的“傳遞人功能”；布雷斯勞大學則是哈勒大學、波恩大學以及柏林大學的“文科人才傳遞人”；而離開馬爾堡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壓倒優勢地想到哥廷根大學工作，特別是它的歷史學家，尤以能去“歷史學研究中心”的哥廷根大學作為一種榮耀。構成第三層面的是以哥廷根大學、哈勒大學為代表的“著名上升型大學”。這兩所大學幾乎排它性地成為柏林大學的“文科人才傳遞人”。尤其是哥廷根大學，它的文科教授，除與柏林大學外，只與作為帝國大學的斯特拉斯堡大學有較密切的人才交流關係。 1880至1914年間，哥廷根大學的文科教授，都如願以償地到柏林大學任教，而他們空出的教授崗位，很快就被來自哈勒大學、基爾大學和馬爾堡大學的學者所佔據。柏林大學當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最為重要的“終點型大學”。對於一位德意志人文社會科學家來說，凡能從柏林大學獲得一項教職上的聘任，都被視為是大專院校生涯的頂峰。因此，“當著名法學家艾希霍恩教授竟然主動離開柏林大學前往哥廷根大學時，其影響就彷佛是柏林大學出現了一場全面危機” (注：魯道夫·斯門德：《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第565頁。)。 90年代後期，哥廷根大學與柏林大學之間展開過一場“文科人才爭奪戰”，但哥廷根大學落敗了。1910年，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全國八大名校威望排名表上，柏林大學排名第一，在全國大學整體威望爭奪中列第三位的哥廷根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只居第六位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43頁。)，只維持了“著名上升型大學”的地位。　　　　五.自然科學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在自然科學領域裡，所有德意志大學之間並沒有形成類似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那種相對格式化、等級化的人才交流與交換體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德意志，人文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之間存在著這樣一種區別：人文社會科學家往往有教派信仰上的種種束縛；而自然科學家在教派信仰上只有很少的、或是根本沒有什麼束縛。因此，在新教大學與天主教大學之間，自然科學家要比人文社會科學家在人才交換與交流方面自由得多，而這一點是有利於自然科學家們突破以新教為主的普魯士大學之間的人才交流體制、自由遷入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學的。其次，這兩者之間還有一種區別：人文社會科學家在任何一所大學裡都能獨擋一面，而自然科學家則不盡然。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是充分個性化的，而在自然科學家中，除數學家外，其他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往往是相互的協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當時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學裡，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分佈都是相對簡單的，而自然科學領域的專業分佈在不同的大學裡，有的簡單，有的複雜。一般來說，水平越低的大學，其專業分佈越簡單；水平越高的大學，其專業分佈越複雜。因此，一位文科教授，若向更高水平的大學升遷，總能得到更為優越的待遇；但是對一位自然科學家來說，情況可能恰恰相反，若是他去一所專業分佈相對簡單、水平更低的大學，他幾乎總能成為獨立的、不受限制的研究機構的領導人；而當他去一所專業分佈相對複雜、科研水平更高的大學時，他就必須與他人分享影響與權力。與此同時，他與本校同行科學家之間成就上的競爭也就更加激烈。這意味著，惟有那些真正立志於獻身科學的最為優秀、最有潛力的自然科學人才，才敢於向那種專業分佈更複雜、科研水平更高的大學流動。基於以上原因，在所有德意志大學之間仍然存在著自然科學人才充分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擺脫了等級、格式上的種種限制，並利用交叉廣泛、分佈複雜的新興學科優勢，招聘到全德國、甚至是全世界最為優秀的自然科學人才，創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學派”，形成了與柏林大學充分競爭的局面。進入20世紀以後，哥廷根大學在自然科學上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一流大學，並在1900 至1933年間創造了人類自然科學發展史上“輝煌的哥廷根時代”! 首先，在數學領域裡，哥廷根大學擁有Felix Klein、David Hilbert、 Hermann Minkowski,Karl Runge等最為傑出的人物，又有Edmund Landau、 Richard Courant等後起之秀 (注：克萊因於1886年、希爾伯特於1895年、閔可夫斯基於1902年、龍格於1904年受聘為哥廷根大學教授，而蘭道是在閔可夫斯基去世後的1909年、庫朗是在克萊因退休後的 1920年受聘為哥廷根大學教授的。)。他們都堪稱是“世界一流的數學大師” (注：卡爾·施特羅布爾：《20世紀的德意志大學》，第37頁。)。由於他們的存在，哥廷根大學成為了“數學的麥加”，名副其實的“世界數學中心” ，以致於在當時全世界數學專業的學生中，最響亮的口號就是 “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 (注：康斯坦絲·瑞德：《希爾伯特——數學王國的亞歷山大》，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8頁。)。其次，到20年代，受聘於哥廷根大學物理學與化學這兩大基礎學科中的所有教授 (共8名)，個個都是當時或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他們是著名物理學家約翰內斯·斯塔克 (191 9獲獎)、詹姆斯·弗蘭克(1925獲獎)、馬克斯·玻恩(1954獲獎)；著名化學家奧托·瓦拉赫(1910獲獎)、瓦爾特·能斯特(1920獲獎)、理查德·席格蒙迪(1925獲獎)、阿道夫·奧托·萊因霍爾德·溫道斯(1928獲獎)、彼得·德拜(1936獲獎)，從而形成了當時物理學與化學領域裡世界最強陣容 (注：弗里德里希·洪德：《哥廷根的物理學史》 (Friedrich Hund,Die Geschichte der G@?ttinger Physik)，哥廷根1987年版，第56頁。)。而在這兩大領域的哥廷根學子中，又有物理學博士馬克斯·馮·勞厄(1914獲獎) 、維爾訥·卡爾·海森堡(1932獲獎)、沃爾夫岡·泡利( 1945獲獎)，以及化學博士伊爾維因·朗繆爾(1932獲獎)等人先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或化學獎。此外，在希爾伯特、德拜、弗蘭克、玻恩等人的領導下，哥廷根大學的科學家們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就已經開始了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從而使哥廷根成為最早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1938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核裂變就完成於哥廷根大學的實驗室。這場試驗引發了世界各國研製原子彈的競賽熱潮，哥廷根大學教授奧托·漢恩也因此在二戰結束後被追授了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至於後來成為美國 “原子彈之父”的“令人驚訝的奧本海默”以及“堅毅果斷的維納、愛沉思的布洛德、謙虛謹慎的瑞奇麥爾、精神飽滿的鮑林”、希爾士費爾德、豪特曼斯、阿特金遜、迪拉克等都是“曼哈頓工程”中最為傑出的科學家，都是當年哥廷根大學勤奮好學的年輕學子 (注：容克：《羅伯特·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第13—18頁。)。而當年哥廷根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年輕的編外講師西奧多·馮·卡門博士，後來也成為“美國導彈之父”以及航空和空間研究的領導人。最後，在哥廷根大學的數學、天文、物理、化學、技術和機械學院脫離哲學領域獨立成立之後，在這些學院的周圍，出現了一大批製造科學測量設備和光學精密儀器的私人工業企業。從此，這座古老的小城變成了世界最新技術的搖籃 (注：容克：《羅伯特·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第8頁。)。科學與產業的緊密結合，成為進一步推動哥廷根大學自然科學發展的槓桿，也使這一時期的哥廷根大學在自然科學方面成為柏林大學、乃至全世界大學仿效的樣板。　　　　六.總結自1866年漢諾威歸併普魯士後，哥廷根大學的學科發展受到了普魯士文化教育部長達20年的冷落和抑制。這種長期的歧視顯然和哥廷根大學與柏林大學之間的競爭姓有所因果關聯。這兩所大學當時的重點都在人文社會科學上，而人文社會科學作為直接關係到國家意識形態與政治統治的科學，其發展重心當然不可能放在一所出身明顯帶有英國文化痕跡而又具有傳統優勢地位的地方性大學身上。特別是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更是成為立即抑制哥廷根大學發展的直接原因。在柏林上升為帝國首都後，將柏林大學擴建成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教育與科學中心，成為帝國統治者十分自然的選擇。而哥廷根大學則相反，被普魯士文化教育當局有意裝備成一所中等規模的普通大學。但是，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卻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它上升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絲毫不亞於柏林大學。究其原因，可總結出以下幾點：其一，著名數學家克萊因1893年的美國芝加哥之行以及他歸國後的倡議，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自1871年以來，德意誌所有的大學都在經歷一場“柏林大學模式”的改造過程，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強調“哲學學科對其他學科的統治地位”，由此也勾畫出“純科學與各種實際運用之間的界線”。這種“科學統一觀”的理解必然與科學化、並因此也與具體學科方向上的長遠發展發生矛盾。到19世紀90年代，人類的自然科學活動已在發生由理論研究向實驗研究的重大轉變，並脫離了哲學上的固定化。自然科學在轉入實驗—實證主義的具體方向中，已經找到了與實踐緊密聯繫的連通口。因此，此時的哲學學科，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多元性的、環節上與實踐相關的科學，已經開始統治仍被強行捆紮在哲學領域裡的專門學科。顯然，惟有突破過去嚴格遵循的 “純科學與各種實際運用之間的界線”，才能為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找到出路，這就是克萊因1893年在美國芝加哥博覽會上感悟到的現實。而他提出的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原則，突破了單一化的“柏林大學模式”，使哥廷根大學成為“柏林大學模式”與“美國大學模式”結合得最早、最好的大學。而它在自然科學上取得的偉大成就，更是反過來證明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道路的正確性。其二，哥廷根大學能成為自然科學上的世界一流大學，也是由於它本身有著數學研究上的雄厚根基以及自然科學方面的長期積累，否則它成功的機率就要小得多。數學，作為科學的神經與科學時代的前鋒，將人類思維的發展高度地精確化與數字化，任何人類科學實踐活動的最後歸納，都會遇到大量的數學問題，而新科學觀點的提出，也往往需要得到數學上的證明，需要數學上的公式來表達。正如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哥廷根大學教授希爾伯特所言：“數學是調節理論和實踐、思想和經驗之間差異的工具。它建立起一座連通雙方的橋樑，並在不斷地加固它。事實上，全部現代文明中有關理性認識和征服自然的部分都有賴於數學!” (注：康斯坦絲·瑞德：《希爾伯特——數學王國的亞歷山大》，第278頁。) 而在這方面，哥廷根大學恰恰是得天獨厚的。將數學的方法引入物理學，便帶來了物理學的革命；將物理學的方法引入化學，便帶來了化學的革命，這就是以數學為先導的 “哥廷根學派”的成功之路!由於“這種特有的數學環境，對於這些領域中的每一項理論發展來說，哥廷根始終是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合適的場所” (注：康斯坦絲·瑞德：《希爾伯特——數學王國的亞歷山大》，第262頁。)。可以這樣說，沒有哥廷根大學的世界數學中心，就沒有它“世界物理學與化學領域中的最強陣容” ，也就更沒有它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講，克萊因的 “數學應該與實際運用活動緊密地聯繫起來”原則的提出，的確帶來了自然科學上的一場偉大革命，這場革命發端於擁有世界上數學研究根基最為雄厚的哥廷根大學，這一點絕非偶然! 其三，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擺脫了長期的經濟蕭條後，整個世界迎來了一個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德意志帝國一直尋求鞏固它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領先性部門——電氣技術、化學工業、人造石油、機械工業——的世界領先地位。因此，最早產生於哥廷根大學的物理化學和電化學、地球物理學和應用數學、應用機械學和應用電子學等新興應用學科領域，成為了德意志帝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性科學。這不僅使得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能通過承擔或解決工業化提出的任務或問題得以向前推進，從而開闢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上的新前景，而且它所培養的應用科學人才也極大地滿足了德意志帝國生產技術與工業經濟發展上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都使得國家樂於向哥廷根大學的自然科學進行大規模投資 (注：拉爾夫·於爾根·利希克：《在弗里德里希·阿爾特霍夫特別關注下的科學與科學組織上的成就》 (Ralph Jurgen Lischke,Zur Wissenschaftlichen und wissenschaftsorganisatorischen Leistung Friedrich Althoffs unter Besonderer Berucksichtigung Seines)，柏林1984年版，第64頁。) 。也是由於它適應了這個科學與工業化時代的真正需要。其四，自1871年以來，普魯士文化教育部是將整個大學教育與科研發展的重點放在人文社會科學上的，又是將其發展的重心放在位於首都的柏林大學上的，因此，它最關心的是柏林大學能否獲得文科方面最優秀的人才。19世紀80年代形成的那種相對格式化、等級化的文科教授流動體制，也是為這一目標服務的。這種體制使其他大學都難以真正獲得最優秀的文科人才，因而形成了柏林大學對文科最優秀人才的壟斷局面。而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由於沒有形成這種人才交流的等級體制，因而在所有德意志大學之間，仍然存在著人才充分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的局面，這就使得哥廷根大學能聘用到最優秀的自然科學人才，從而形成與柏林大學充分競爭的局面。哥廷根大學上升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歷程，證明了人才充分自由流動與自由競爭對大學發展的至關重要性。其五，嚴肅的學術氛圍與優良的學風是哥廷根大學自身發展的根本保證。在哥廷根這座遠離鬧市、寧靜安逸的大學城內，對官僚主義氣息的排斥，對教授、科學家們的尊重，對科學事業宗教般的虔誠信念，心無旁鶩的自由思考，科學研究上的競爭熱情， “自殺式的工作氣氛”，以及“創造世界上最優秀成就”的奮鬥目標，所有這些都是那些立志於獻身科學的人們所嚮往的。因此，哥廷根大學能廣攬天下科學英才，共鑄輝煌，從而創造出一個在人類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閃爍光芒的“哥廷根時代”。字庫未存字註釋：　　@?原字母上‥下a 　　@?原字母上‥下o 　　@?原字母上‥下A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3.127.110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轉錄者: Lindemann (140.113.127.110), 時間: 02/29/2012 18: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