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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軍戰爭及其影響
捻軍對華北的衝擊
雖然太平軍的失敗給長江流域帶來了安全，但另一叛亂集團
捻軍的力量卻在逐漸壯大，它使華北本身面臨巨大的威脅。清廷
對捻軍之戰分兩個階段，每個階段所投下的鎮壓力量之大都不亞
於對太平軍的征剿。第一階段包括到1863年初的十年，在此期
間，捻軍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塊農村根據地，並在那裏站穩
了腳跟。在這十年，捻軍襲擊了鄰近各省，從而大規模地觸發了
各地的叛亂。在捻軍戰爭的第二階段，一支經過擴充並且戰術越
來越精的捻軍騎兵從1864至1868年在整個華北平原發動了
一場廣泛的戰爭。捻軍問題越來越嚴重，並且有危及北京之勢。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葉，捻軍已有約三十名首領（其中許多人
是私鹽販子），這些人率領的相當龐大的部隊，主要是從自己的
宗族或農村老家組織起來的（見第六章）。大部分領袖似乎是來
自二十世紀稱之?“中農”的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的捻子擁有
較低的功名。這些流竄的部隊使用了土炮和簡單的火器，所以抵擋
地方小股綠營軍的能力就更強了。有些州縣官員甚至出錢送他們
離開轄境。
捻軍自以?他們是仁義之師。1855年夏末，“盟主”張樂行
（1811—1863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張貼告示，尤其攻擊當地
府縣?錢財而把百姓刑訊致死，說他們“以刀鋸而代撲責，用賄賂
而判生死”。被保存下來的?數很少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捻軍
文獻表明，他們並不仇視滿洲人，也不仇視白蓮教主張的千年至福
說。捻軍自視?“義軍”，而義軍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
軍紀而不是靠神的力量，來致社會于安寧——“救我殘黎，除奸誅暴”
。傳統的中國價值標準遭到象徵性的和實際行動的攻擊。在?生許多
捻軍領袖的亳州和蒙城地區，清朝官員發現自明代以來就存在的一些
廟宇近來被大事修繕，廟內只供奉盜蹠（春秋時期的著名盜寇，中國
文獻稱他?“舉世大盜”），因而大?震驚。但捻軍軍紀都禁止擅自
掠奪村莊和強姦婦女，犯者處死。許多領袖顯然都擁護“劫富濟貧”
這句傳統的綠林口號。此外，人們都盛傳，許多下層捻軍頭子甯死
不願出賣戰友，甚至犧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當時在安徽指揮戰爭
的儒將袁甲三（1806—1863年）見到捻軍視死如歸的情景感到驚愕
。他說：“每遇行刑，談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並不戀骨肉之情。
”他的兒子袁保恒寫道，捻軍“以重然諾輕生死之義”。這種有骨氣的
態度所表現的力量，無疑是捻軍能吸引那?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們在1855年後能成功地控制著安徽西北那麼多村社，這必須歸因
於清帝國鼓勵團練自衛組織在華北採用的出人意外的形式。在廣東、
湖南或江西省，上層紳士常主動組織團練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東
和直隸等省則不同，顯貴士紳很少真正願意親自採取這樣的措施。很明顯
，異端的白蓮教傳統在華北農民中的影響，比三合會在廣東或湖南農民中
的影響要廣泛得多。
農村的動亂非常普遍，所以擁有大量家財的顯貴士紳都不願把武裝和
不可靠的人安置在周圍。華北的大紳士非常願意住在城市，在城裏興辦
城團或練勇。
由於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從事旱地耕作，農村或市鎮最宜於
建立周圍有溝壕的圩或寨來保護自己免遭騎兵的襲擾。圍牆很結實（一般
只高七、八英尺），可以用磚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橋，
否則不易越過約十五英尺的深溝。圩寨內部權力往往集中在團練首領之手
，他們通常是大宗族的成員，但其身分甚至不一定是小紳士。一個圩寨團練
領袖的稱號?團總或團長，而指揮一批團練的將領被稱?練總。當時一名
有見地的作者曾這樣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擇諸少年豪俠習技擊，而以
一人總其事，謂之練總，每秋熟時，練總率隊刈獲，與田主中分之，田主
不能私有其?。”團練頭子的這些行?在某些方面與捻軍的頭目相似。
皖北的清軍將領發現農村的團練並不是補充人力的方便來源，這並不令人
奇怪。他們組織的大部分團勇都是城市貧民，這些人中間的異端影響並不是
根深蒂固的。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進士和深受曾國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
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國藩在湖南的作?，即吸收農村人力組成一支新的帝國軍隊
。他從農村民團中選人，組成各有七百人的五個營，每營各有自己的響亮的名稱
：“忠仁”、“忠義”、“忠禮”、“忠智”和“忠信”。但這五個營在蒙城
附近第一次征剿捻軍時遭到慘敗。袁甲三不得不把這支三千五百人的軍隊“暫時
解甲歸田”。此後，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調歸他指揮的綠營軍以及察哈爾和滿洲的
少數騎兵。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軍鞏固了淮河支流澮河和沙河之間的地區、
清軍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個主要城市，捻軍農村根據地約四千平方英里
。村長都放棄了以前的民團官銜，改稱“圩主”。捻軍在自己的組織內稱村社
領袖?“堂主”，軍事頭目?“旗主”。看來他們並沒有多層的等級政治。只是
在堂主和旗主的稱號前冠以“大”或“小”字，來主要表示所掌握權力的大小。
捻軍“旗主”定期召集親捻軍的村社領袖開會。各人要保證本村社替征討提供人馬
。征戰的全部繳獲在事後進行分配，捻軍頭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說取其一半）
，剩下的分配給每人一份，每匹馬得兩份。然後?“裝旗”而聚集歡宴。聚會時
設台演戲，擺宴慶功，接著可能又去進行冒險活動。
研究1863年以前捻軍的最嚴謹的史學家江地認?，捻軍領袖各自?戰，
這反映了這個運動內在的不團結現象。各大首領都選擇具體地區進行冒險活動
。張樂行儘管稱?“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極少數頭目，而且在1856至
1862年這六年中他寧願留在捻軍根據地以外；我們只知道，他僅在1858年
回老家逗留過短暫時期。
張樂行不但希望奪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夠做到這點，象這樣的人在捻軍
領袖中?數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許可以從下面這件事得到說明：他與
龔得樹（傳奇式的捻軍領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卻是卓越的戰略家）選擇了與
具有圍城戰豐富經驗的太平軍結盟的道路。張樂行自己的部隊在1857年3月
1日設法奪取了淮河的要衝三河尖。此時正在?鞏固自己在長江以北的地盤而
鬥爭的太平軍將領李秀成和陳玉成立即訪問了他。張、龔二人?太平軍守衛淮河
以南約五十英里的六安達九個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張樂行及其盟軍在太平
軍的幫助下，奪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懷遠以及洪澤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鎮（它們控制
著來回于蘇北和安徽之間的私鹽販子必經的水道）。張樂行可能在1858年至
1860年初期控制這個地區的時期發了大財。他從太平軍那裏取得“征北主將”
的稱號，不過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這時他仍佔有淮河的一個
主要城市定遠。張樂行從皖北保護了南京的週邊，對太平軍來說其貢獻是非常寶貴
的，雖然太平軍仍公開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貢獻。李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
中抱怨張樂行“聽封而不能聽調用”。
雖然捻軍只在一定程度上與太平軍合作，卻在地方團練領袖中樹立了
反清叛逆行?的榜樣。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紳士和惡棍苗沛霖的事例了，
此人在1863年死去前，終於在淮河中部地區指揮了一支甚至比捻軍還
強大的叛軍。苗沛霖是捻軍根據地正南的鳳台的一名生員，在1856年
嶄露頭角而成?該地的“聯總”，並且很快爭得了向城內及其周圍地區
徵稅（包括田賦和厘金）的大權。他在清廷和捻軍之間採取了騎牆姿態，
擁有足以威脅利誘許多圩主與他結盟的財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
“團練局”。他象捻軍一樣，對支援他的軍隊標以各色旗幟。到1857年
，苗沛霖已“連圩數十，擁?數千”。於是他決定與清廷的將領（尤其是
勝保）交往。他受封負責四川“川北道”後，就排擠捻軍，自擴地盤，
並幫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對袁甲三保舉他為有名無實的名譽布政使之職
表示不滿。1860年10月前後當他知道咸豐帝已逃往熱河以及太平軍
已佔領江蘇省東南部大部分土地時， 就自認是富饒的兩淮區的主宰。
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撫的信中聲稱：他手下有編成“五旗十四營”
的練軍十萬人以上；他打算佔領巡撫的行營所在地壽州；他要求，
“兩淮鹽卡，霖請私焉”。12月份，他奪取了淮河的官船，公開表示
對清廷權威的藐視。1861年3月，他寫信給太平軍的“英王”陳玉成
表示友好。經與袁甲三和安徽巡撫的長期談判，他獲准管理淮河的厘卡
。但他在1861年10月還是佔領了壽州。
在這一年更早的時候，苗沛霖已經接受太平軍新封的“奏王”爵位，
並且已經停止與捻軍作戰。但清廷自湘軍在1861年9月奪取安慶後，
已經時來運轉。1862年3月，苗沛霖又贏得了他的老恩主勝保的
“友情”，並在5月初再次反對太平軍和捻軍。5月15日當毫無戒心
的陳玉成經過他的壽州的新根據地時，在城門口受到隆重的歡迎，
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員。張樂行雖是盜匪，但至少始終如一，苗沛霖
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軍閥：一個毫無原則的武夫，能隨時與任何人
結盟，並以製造分裂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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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我們的姓名﹔孤軍奮鬥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勛。
千百次抗爭，風雪饑寒﹔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獲得豐富的戰爭經驗，
鍛煉艱苦的犧牲精神，為了社會幸福，為了民族生存，一貫堅持我們的鬥爭！
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
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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