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猶太人
正當開封的猶太社群瀕臨絕跡時，另一個猶太社群卻逐漸成形。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按南京條約被逼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與列強，猶太商
人隨之而來。上海的猶太社群是分別由三批於不同時間來華的猶太人組成。
第一批猶太人源自1844年從巴格達和孟買來的伊利亞斯沙宣(Elias Sassoon
)，他因為擴展在印度的家族生意而踏足上海，展開了猶太人在上海的歷史。
直至1920年，猶太人在上海的人口只有七百，當中許多是富有的塞法迪猶太
人(Sephardi)。起初，他們販買鴉片、茶葉和絲綢，後來，他們擴展生意至
工業、財經和地產。沙宣、哈同(Silas Hardoon)和嘉道理(Sir Elly Kardoorie)
家族的業務發展迅速，成為當代有名的上海大亨。大衛沙宣於1864年與合夥
人創立上海銀行，當時沙宣家族的資產約值四百萬英鎊。哈同從信差搖身一
變，成為上海大地產家；南京是當時上海最繁華的地段，哈同當時被譽為「
南京街大王」。當他去世時，他擁有的地土約四百六十畝和一千三百幢座落
在上海最繁盛地區的樓宇。他為自己的妻子建造了一個佔地三百畝的花園，
是當時上海最大的花園；哈同的一生極富傳奇性。（參哈同外傳）
第二批來上海的是俄裔猶太人，他們因逃避俄羅斯境內反猶行動而來華。當
時，他們身無長物，大多數經西伯利亞到哈爾濱居住，後來再遷居上海，這
群亞甚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視中國為他們的第二家園。到1939年，上海
的俄裔猶太人口約有五千，其中有工程師、律師和音樂家。這些猶太人一手
創立自己的生意，不久便趕上當地的塞法迪猶太人。
第三批來華的是在1933至41年從歐洲來的亞甚肯納茲猶太人。於大戰前來的
，絕大多數是飽學之士，而且大部分是醫生、音樂家和大學教授。他們把財
富一併帶來，因此可立刻開始發展商務。另一批是在德國「碎玻璃之夜」後
逃難來的；因為他們是匆忙地離開，可攜帶的行李有限。戰爭期間，亦有一
群猶太人從歐洲逃到上海，這後來的兩批猶太人，當時被安置於上海的一個
貧民區居住。
上海的猶太人與開封的猶太社群不同，他們主要與同胞聚居，未有與本地人
經常交往。首兩批的猶太人多住在外國租界，並不受中國政府管治，他們的
生活水平普遍比當地的中國人好。他們說英語、亞拉伯語、俄羅斯語、法語
或德語，很少人懂中文；他們的生活與一般的殖民地生活無異。與其他國家
的社群相比，上海的猶太人是獨特的，他們擁有自己的醫院、戲院、學校和
運動會，建有七間會堂、四個墳場和一間猶太會所，經常有著名的歐洲音樂
家演奏會，且有自己的報紙、雜誌和電台。
上海的猶太人在當地所留下成功的印記，超出任何別的亞洲城市，許多富有
殖民地色彩的酒店、住宅和商業大廈都是三位上海猶太大亨的傑作。嘉道理
的家居成為現今的少年宮，沙宣的商務總部成了和平飯店，當日的猶太會所
成了上海音樂學院，當年上海股票市場的會員有四成是猶太人。
上海的猶太人擁有高度的自由，建立自己的商務、教育和文化活動，亦能發
表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致力推動錫安主義，支持以色列復國；富有的塞法
迪猶太商人提供金錢，俄裔的猶太人組成志願軍，當中的一支隊於1941年加
入英軍作戰。
當大多數的西方國家拒絕收容逃離納粹佔領下的歐洲的猶太人時，上海開放
的門戶成為他們唯一的避難所。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是世上唯一不需
猶太人持入境簽證而能登岸定居的城市，上海並不要求猶太人有任何經濟擔
保和健康驗證才能入境，更沒有設立入境限額。因此，猶太人只要買一張船
票便能逃出歐洲；當時約有二萬至二萬五千人到達上海。
當這批猶太難民抵達上海時，他們原有的財物已被納粹充公，全憑富有的塞
法迪商人提供金錢和房屋給這大群難民；他們設立診所、飯堂、學校和六個
收容中心來照顧這群隻身逃難的同胞。在往後的數年中，這些難民憑著自己
的學識和天才，開始做小生意，小賣店、餐廳和麵包店等相繼開業，把他們
身處的貧民區，變成繁盛的地區。常有不同的文化節目，亦發行自己的報張
，這地區當時被稱為「東方的維也納」。
上海的猶太人共開設了三百零七個企業單位，包括六十八所織造廠、五十間
咖啡廳和餐館、廿四間雜貨店、十九間洋服店、十四間書局、十二間陶瓷店
、九間藥房、九間電器用品店、八間皮革店、七間珠寶店等。
大戰時期，日軍佔領中國，他們對猶太社群採取寬容政策。1942年，稱為華
沙屠夫的約瑟孟成嘉(Joseph Meisinger)代表納粹德國到上海，要求日軍執
行「終極解決」(參看“大屠殺”)，消滅上海的猶太人。1943年，在納粹德
國的壓力下，日軍只把在大戰期間來上海的猶太人集中於虹口(Hongkew)居住
。但有別於納粹歐洲的隔都(ghetto)，這個虹口隔都並沒有通電的欄杆，亦
沒有嚴密的守衛。因為大戰，物資短缺，在虹口的生活十分困難，當中的猶
太人主要靠外間援助，當地的中國社群十分同情他們的處境，並給予相當的
援助。
大戰期間，上海的猶太人口增至三萬一千人。當大戰結束後，以色列復國，
不少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定居，有些到北美或澳洲定居，有少數重返歐洲，餘
下的猶太人亦在後來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離開上海。1976年，只有十名猶太人
在上海居住。
作為猶太人避難所的上海，使「舒特拉的名單」顯得渺小。一名上海猶太人
雅各利伯文(Ya'acov Liberman)在美國聖地牙哥猶太報中道：「在巴勒斯坦
托管地，或是美國，猶太難民被拒絕入境，但世上卻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接納收容每一個遇上的猶太人，……今天，在世界各地有過千的我們，擁
有一個美麗的回憶，就是當年的生活，和東道主對我們的款待常在我們的心
坎中。」
1948年前曾在上海居住的猶太人，視自己為遠東的猶太人。當憶述在上海的
經歷時，利伯文說：「我們的“中國”，對比於遼闊的中國地土，是一個頂
微小的足跡，一顆毫不顯眼的塵粒。我們的經過，並沒有驚動身邊千千萬萬
的中國人，他們的生活並不受我們住在他們中間的影響。……我們受保護、
自主。我們在廣大的中國生活了三代，從未融合或同化於本地的國民，若以
為這樣的生活像住在隔都內，我可以肯定地予以否定，我們──中國的猶太
人，是獲准，是受包容，而不是被強迫。我們的東道主賦予我們自建人生的
機會，我們是活在極美好的自處中。」
猶太社群不單從中國獲得庇護，亦給予中國許多貢獻。哈同為研究傳統中國
文化藝術，給予金錢上的支持，他雖與滿清政府官員打交道，但同時在金錢
上贊助孫中山先生等人。孫中山先生的一位政治顧問米克包羅丁(Mikhail
Borodin)是俄裔猶太人，他協助孫中山等人起草「民主中國宣言」。另一位
猶太人，綽號「雙槍哥轄」，是孫中山的近身保鑣之一，莫理斯哥轄(Morris
Cohen)後來成為國民黨中一位將領。
有為數很少的崇尚社會主義的上海猶太人留下來，並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
其中包括一位醫生，名雅各羅新福(Jacob Rosenthal)，1939年，他從達豪和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逃避納粹德軍而到上海定居。1941年他自願加入中國解
放軍，提供醫療護理，深受共產黨高層的信任。戰後羅新福移居以色列，1992
年，山東有一尊為他立的石像，紀念他的九十歲生日。
二次大戰結束後，嘉道理家族將生意遷往香港，但仍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並
積極投資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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