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ytpicnic:我記得﹐歷史上﹐幾乎一直是按照人頭收稅的 10/02 00:01
推 ytpicnic:一直到康熙年間﹐攤丁入畝才真正實施下去 10/02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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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0
我是一個教師﹐因此可能看問題的角度﹐和各位在行政部門的同志﹐可以有一種互補
的視角﹐可能我更多是從學理層面考慮問題﹐而大家可能更多是從實際工作﹐或者政
策的層面考慮問題﹐但是根本來說這兩種思維應該是互補的。
農村改革以來﹐尤其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我國上上下下對很多問題
進行了討論﹐其中土地問題可以說是一個熱點﹐因為前一些年曾經有一度農民負擔問
題是一個很大的熱點﹐但是稅費改革之後這個問題至少是目前明顯是緩和﹐土地問題
在很多地區就變得比較尖銳。那麼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就體現出很多中國當代的問
題其實並不簡單﹐它有很深的歷史根源。那麼我們認識現在的一些問題﹐實際上往往
離不開我們對歷史的一種反思、一種再認識。關於土地問題也是一樣﹐在最近一些年
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中﹐很多人一談到現實的土地問題﹐往往就要扯到歷史﹐比如說
很多同志都說中國千萬不能搞土地私有制﹐為什麼呢﹖因為據說一搞土地私有制﹐就
會出現土地買賣、土地兼並、失地農民﹐出現社會危機﹐甚至出現農民戰爭。那麼這
些說法﹐都是我們以前經常從歷史當中得到的一些說法。
我現在倒不是說土地私有制到底是好還是壞﹐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如
果說土地私有制﹐它不會引起農民戰爭﹐那也不見得他也沒有其他毛病﹐但是有一點
可以肯定﹐就是我們現在討論很多問題﹐它有一些先入之見往往是需要澄清的。因此
我們從歷史來看﹐我這一場演講要涉及到幾個問題。
第一﹐歷史上的土地農民問題。這就涉及到我們以前長期以來的習慣性思維﹐就
是我前面講到過的﹐如今很多人也經常提到的﹐所謂的土地私有﹐於是就自由買賣﹐
於是就造成兩極分化﹐於是土地就集中、土地兼並﹐於是產生社會的分裂﹐地主和佃
戶的鬥爭﹐最終造成一場社會大爆炸﹐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農民戰爭。像這樣的一種
歷史觀﹐我們以前是經常在不斷的重復﹐很多人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一個事了﹐那
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現在有必要討論討論。
第二﹐現代農民土地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農村的狀態是怎樣產生的﹐講的簡
單一些﹐現代中國經歷了一場革命﹐又經歷了一場改造﹐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然
後又經歷了一場改革﹐就是走上市場經濟的改革。那麼革命、改造、改革的過程中﹐
農民土地問題到底經歷了一個什麼樣的演變呢﹖以前我們都說土地改革是中國革命的
關鍵﹐他們中國革命和土地問題到底有什麼樣的關系﹐我覺得這是有必要再回顧一下
的。另外我們的改造﹐也就是說革命之後﹐我們為什麼要搞集體化呢﹖一個很重要的
理由﹐小農經濟容易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了就又產生地主和貧下中農了﹐於是我們就
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所以在廢除了大土地所有制之後﹐緊接著還要廢除農民的小
私有制﹐因為據說如果不這樣就會產生兩極分化。那麼這些問題﹐也是我們現在在討
論土地問題時﹐還有人不斷提起的。
第三﹐改革時代的土地問題。其中一個通行的講法﹐就是所謂土地福利論﹐現在
農民沒有社會保障﹐土地就是他們的最後保障﹐因此土地千萬不能交給農民自己處理
﹐否則的話他們很快就給踢蹬掉了﹐那麼他們就沒有保障﹐就會產生嚴重的問題。土
地福利論怎麼看﹖還有一個﹐現在大家都知道﹐農村中最突出的熱點問題之一就是征
地問題。另外還有所謂規模經營問題﹐這些都涉及到土地的流轉﹐涉及到土地制度改
革應該朝哪一個方向﹖
第四﹐如何對待農民的權利。最後﹐我要說一說土地問題的關鍵﹐照我來看土地
問題的關鍵﹐不是所謂的擴大規模經營﹐也不是所謂促進城市化或者復興農村﹐首要
的就是如何對待農民的權利。
我們從源頭講起。
大家知道﹐對於以前的那樣一些看法﹐最近改革以後的二十多年來﹐可以說我們
的學術界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新認識﹐其中的一個新認識﹐這二十多年來﹐我們關於土
地制度史的所有近期研究都認為﹐過去我們描述的那種傳統時代地權高度集中﹐農村
中好像除了地主就是佃戶﹐那樣一種判斷是很不符合事實的。也就是說﹐傳統農村土
地的佔有當然是不平均的﹐但是程度遠遠沒有我們以前講的那麼厲害﹐以前我們土改
時經常講﹐說中國的土地70%在地主手裡﹐農民隻有30%﹐像這樣的說法﹐現在一般學
術界都認為﹐這肯定是不符合事實的。
這裡我講幾個成果。1980年國家統計局曾經組織人以當年各地土改檔案進行綜合
推算﹐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我們國家土改前﹐地主佔有土地的比例全國平均是38%左
右﹐和我們原來講的70%是相差非常遠的。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的主任郭德宏先生在
九十年代前期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根據幾百份各地的統計資料匯總平均
﹐算出來二十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地主佔有的土地在全國平均為41%﹐而且從二十
到四十年代地主佔有土地的比例在不斷的下降﹐也就是說中國的土地早在土改以前的
二十年間就一直處在不斷分散化的過程中。到了解放前夕﹐當然中國的各地解放的日
子不一樣﹐這裡講的解放前夕﹐是指各地的解放前﹐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材料來自河北
﹐那麼很可能就是三幾年﹐因為河北很多地區都是老區嘛﹐三幾年就解放了。那麼全
國解放前夕﹐地主佔有土地的比例更降為32%﹐也就是不到1/3。
大家知道中國農村改革﹐可以說一個代表性人物﹐就是當年我們黨的農研史主任
杜潤生。杜潤生在前幾年出版的一本回憶錄中﹐當然杜老也是老土改了﹐從解放前就
一直搞土地問題﹐解放初他曾經是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後來是農研室主任﹐可
以說是我們國家搞農村問題的老同志了。杜潤生同志最近的回憶錄講﹐他說今天我們
回過頭看土改﹐土改的意義不在於分地﹐而在於重建基層。他說﹐實際上土改的時候
﹐農村可分的土地並不很多﹐地主和富農合計佔地肯定達不到一半﹐可能還不到40%
。這裡他講的是可能﹐因為杜老他是從他參加土改過程的感性認識出發的﹐他沒有具
體的進行統計計算﹐但是土改的時候﹐他走過很多地方﹐對各地的情況很了解﹐他認
為綜合各地的情況看﹐很可能還達不到40%。
那麼這些地方﹐當然情況有千差萬別了﹐其中有的地方這個數字更少了。在我研
究的范圍內﹐我覺得可能最少的就是陝西的關中地區﹐我在關中曾經工作過十幾年。
那麼這些地區﹐關中的土改﹐我是專門做過研究的﹐關中地區應該說是當時土地分散
的一個典型地區﹐根據土改時的調查﹐關中東部的渭南地區和西部的寶雞地區﹐土改
前地主佔有土地的比重都很少﹐分別隻有5.93%和7.58%﹐也就是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土
地可以分﹐地主佔有的土地可以說微不足道的﹐因此土改時當中有一個說法叫做“關
中無地主”﹐當然這個說法後來曾經受到過批判﹐主持關中土改的習仲勛同志﹐大家
知道﹐在1949年之後﹐尤其是彭德懷同志出事之後﹐他也被打倒了﹐這個說法就成為
習仲勛的一個所謂反動論點。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論點實際上是有一定根據的
。
在土改的時候﹐參加過土改的同志都知道﹐土改時各地都要做很多工作﹐什麼工
作呢﹖各地都要批判所謂當地特殊論。當時在北方搞土改的很多同志提出一種﹐存在
著一種叫做“北方特殊論”﹐很多北方的同志認為我們這裡地廣人稀﹐而且土地很貧
瘠﹐大家知道北方是比較窮的﹐那麼這些人說土地不值錢﹐又比較貧瘠﹐而且土地也
比較多﹐地廣人稀﹐因此地主不屑於兼並﹐所以我們這裡自耕農很多﹐要說地主嘛﹐
說主要是在南方。可是在南方搞土改的同志﹐也碰到一種“南方特殊論”﹐其中在廣
東這種南方特殊論就比較流行﹐而且在土改的時候導致了很嚴重的事情﹐大家可能都
知道﹐廣東在五十年代初﹐曾經有一場叫做反對地方主義的鬥爭﹐反對地方主義的由
頭就是從土改來的。
那麼南方的特殊論﹐認為我們這裡是地狹人稠﹐和北方正好相反﹐北方是地少人
多﹐地少人多土地不值錢﹐所以地主不屑於兼並﹐而我們這裡地少人多﹐農民惜地如
金﹐地主難以兼並﹐所以出不了幾個象樣的地主﹐大地主據說都在北方﹐因為北方的
土地比較多﹐南方的土地很少﹐而且農民都不賣地﹐所以出不了什麼大地主。這麼一
說就搞的很奇怪﹐其實我們仔細看一下當時的情況﹐即使在一省之內﹐人們也經常說
本地特殊﹐比如山東﹐大家知道抗戰的時候我們黨在山東的根據地都在山區﹐膠東﹐
沂蒙山區﹐那麼這些地區當時人們就發現土地比較分散﹐自耕農比較多﹐地主和佃戶
都很少。當時我們黨的北海區委財政部長﹐就是後來很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先生﹐
他就曾經說過﹐他說我們現在住在落後的山區﹐這是一般大地主所不肯住的地方﹐所
以土地比較分散﹐但是在省內比較發達的地區和大城市附近﹐大地主是相當多的。這
個時候﹐我們黨還沒有進入這些地區﹐這是薛暮橋同志當時的一個估計。
可是等真正山東全省解放之後﹐當時中東濟南市委在搞土改時有過一個報告﹐其
中說到我們濟南比較特殊﹐濟南郊區、濟南屬縣由於地狹人稠等特殊原因﹐反倒是城
市附近的農村土地佔有比較分散。這麼一來就搞的很奇怪﹐到底什麼地方特殊、什麼
地方不特殊呢﹖大家知道在土改的時候﹐有一些地方特殊論曾經招致嚴重的黨內鬥爭
﹐像我前面說到的南方的反對地方主義事件﹐上至當時中東的南方局第一書記葉劍英
﹐下至廣東很多縣一級﹐甚至區一級的幹部﹐隻要是土生土長的南方幹部﹐幾乎全部
﹐至少是很大的一個比例﹐受到了沖擊﹐包括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的馮白駒同志、方
芳同志、古大存同志等等﹐這些人都是在反對地方主義的鬥爭中被整了的﹐其中有一
些像馮白駒﹐大家都知道那是在瓊崖縱隊堅持敵後二十幾年紅旗不倒的老英雄﹐但是
在解放以後﹐土改的時候被認為是右傾﹐被整下去了。
但是到了改革之後﹐這些所謂特殊論大多得到了重新評價﹐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到底是這些地方真正特殊﹐還是我們對全局的判斷﹐恐怕都有一些問題呢﹖我想從一
個新的角度﹐如果我們談地主佔有土地多少﹐應該說這是涉及到一個彈性很大的問題
﹐什麼叫地主﹖這個劃地主的政策界限不同﹐你可以劃出相差很遠的數字。比如我前
面講到﹐在習仲勛同志當年搞關中土改時﹐他對政策掌握的比較好﹐當時關中的地主
劃的很少﹐所以地主佔有的土地隻有6%左右。但是後來習仲勛垮台了﹐到“四清”的
時候﹐陝西就搞了一場叫做“民主革命補課”﹐認為習仲勛搞的土改是黑土改﹐有大
量的地主漏網了。於是按照當時的標準﹐大抓了一批所謂的漏網地主﹐把關中地區找
出來很多地主﹐這麼一統計﹐關中地主佔有土地的比重當然就大大上升了。那麼這裡
就有一個問題﹐什麼叫做地主﹐這是一個政策性很強的問題﹐而且各地的標準可能不
一樣。
到底中國過去的土地問題怎樣﹐最好我們采取一個中性的指標﹐也就是說不管你
怎麼劃地主﹐不管你這個政策界限怎麼掌握﹐這個數字都不會受影響。那麼這個數字
是什麼數字呢﹖大家都知道﹐我們最近討論貧富分化﹐最常用的一個統計指標﹐就是
基尼系數。這個基尼系數﹐不管你怎麼定義地主﹐我們現在不管地主到底佔有多少土
地﹐我們隻談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是多少。如果基尼系數是零﹐那就是絕對平均﹐如
果是1﹐那就是絕對不平均﹐0和1之間﹐數字越小表明越平均﹐越大就越不平均。比
如現在很多人提到我們國家最近這些年貧富分化比較厲害﹐九十年代初中國的基尼系
數已經達到0.4以上﹐現在據說已經超過0.5了﹐於是人們就說已經超過警戒線了﹐因
為聯合國的統計部門說0.3以上那就是屬於很不平等的社會﹐到0.5以上那就是已經達
到一種社會危機局面等等。
那麼這個基尼系數它是一種客觀的統計數據﹐它和你怎麼劃分地主是沒有關系的
﹐你按照這個標準劃分﹐它也是這個記住﹐你按照那個標準劃分﹐它也是這個數字。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按基尼系數直接統計土地分配的不均度﹐那麼我們可以真實
的看到傳統時代中國地權的分配到底是什麼樣的。根據三十到四十年代中國各地進行
的一些土地調查﹐我們現在看到的有47份這種不同地區的土地調查﹐根據這些調查的
結果﹐我們進行基尼系數的計算﹐我們曾經算了這麼一張表﹐這張表從47個案例中統
計出來的基尼系數﹐當然高低不一﹐高的基尼系數大於0.7﹐小的低於0.4。這47個基
尼系數的平均值是0.53﹐這0.53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全國范圍內的平均數﹐因為它沒
有進行加權﹐沒有進行除權﹐我們不知道每一個案例所包含的樣本數﹐所以從統計的
意義來說﹐你是很難精確的進行加權的。但是應該說﹐盡管這樣﹐這個數字還是大體
能夠代表中國一般的土地分配狀態。
我們橫向比較看一下其他民族不同時代的狀況。我們看到世界上很多國家﹐其中
有發達國家﹐有不發達國家﹐從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這些國家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
普遍都要比中國高得多﹐也就是說傳統時代中國的土地分配當然不是平均的﹐這一點
應該肯定。但是﹐這個不平均的程度不是很嚴重﹐在世界各民族中做比較的話﹐應該
說土地不均度是比較低的。
我們比較兩組數據。
這個A是一些國家土地改革前後土地分配不均度﹐也就是基尼系數的變化。大家
知道墨西哥是當時世界上土地最集中的地方﹐全部都是大莊園﹐1930年它的土地分配
基尼系數高達0.96﹐經過後來幾十年的土地改革﹐到了1960年下降到0.69。
我們中國的台灣﹐那是中國境內﹐這裡說的是日據時期的台灣了﹐傳統中國境內
土地比較集中的地方﹐台灣由於種種原因﹐土地比大陸要更顯得集中。台灣在日據時
代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數是0.65。經過國民黨的土改﹐國民黨49年跑到台灣﹐也搞了一
場土改﹐這個土改雖然基本上是和平的﹐沒有用暴力的手段﹐但是基本上也實現了平
均地權﹐現在在國際上公認這個土改是相當成功的﹐實現了台灣的自耕農化﹐消除了
台灣的租佃制。但是即使在土改以後﹐台灣在1960年﹐它的土地分配仍然不是絕對平
均的﹐基尼系數仍然有0.46。
可是大陸的很多地方﹐在土改前土地分配的不均度就已經低於我剛才講的這些國
家﹐台灣當然不是國家了﹐我們中國的一個地方﹐就已經低於這些地方土改以後的水
平了。比如無錫﹐三十年代地權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544﹐到了四十年代由於種種原
因下降到0.329﹐低於台灣土改以後的水平。常熟從0.423降到0.400﹐也低於台灣土
改以後的水平。
關於這些數字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我這裡就不詳細講。改革之後我們雖然沒有
搞土地私有制﹐但是由於土地使用權的流轉﹐由於征地、圈地造成的無地農民﹐還由
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聯產承包制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中國土地的分配﹐當然這裡講的
分配﹐不是所有權的分配﹐我們現在還沒有搞土地私有制﹐農民所有的是使用權﹐我
這裡講的是使用權的分配﹐也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差異。如果用基尼系數來衡量的
話﹐到1990年農民土地使用權分配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1﹐有些地區另外的統計﹐
說是0.47。這個不均度﹐可以說已經高於我前面講到過我國土改前47個樣本中的八個
﹐也就是說我們中國當時1/5的地方。
我剛才所講的這些數字﹐是什麼意思呢﹖這些分析並不想否認傳統中國土地制度
是有缺陷的﹐也不想否認某種形式的土地改革有它的正面意義﹐但是顯然這個分析至
少可以說明把所謂的土地兼並、土地分配的不均﹐當成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首要問題、
當成是最嚴重的導致社會爆炸的弊病﹐從而把平均地權說成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手
段﹐甚至是根本改變中國社會性質﹐我們以前經常說土改就是反封建、就是民主革命
﹐是一種根本性質的變化﹐甚至是根本改變中國社會性質的這樣一種變動﹐恐怕是有
問題的。這裡我並不是說土改就沒有意義﹐但是這個意義﹐我們現在應該有一種﹐就
象我前面說到的杜潤生先生的說法﹐有一種新的理解。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講土地地權千萬不能給農民﹐最大的理由就是
一旦農民有了土地﹐他們就會自由買賣、兩極分化﹐很快我們就會受二遍苦、吃二茬
罪﹐就出現土地兼並、出現無地農民﹐將來就要發生農民戰爭了。從現在的情況看﹐
即使在傳統時代﹐恐怕這種說法也不太正確﹐何況現在。傳統時代﹐第一它的土地並
沒有那麼集中﹐不平均是肯定的﹐但是這個程度遠遠沒有那麼大﹐第二我們還要討論
一個問題﹐那就是說如果有一定程度的土地不平均﹐這個不平均是怎麼形成的呢﹖是
由於土地私有﹐因此這些人自由買賣就造成了不平均嗎﹖還是因為別的呢﹖以前我們
的學術界、理論界經常說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就造成了土地不平均﹐而且他們引了很
多古代的說法﹐其中有一個說法﹐就說傳統時代在土地私有制條件下﹐土地買賣非常
頻繁﹐那時候很多人都引一句話﹐叫做“千年田、八百主”﹐還有的人說“十年田地
轉三家”﹐說傳統時代土地買賣很多。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傳統時代的土地買賣是
不是那麼活躍﹐第二總算有土地買賣﹐這種土地買賣是使土地集中起來了﹐還是使土
地分散了﹖這應該是兩個問題﹐當然﹐第三﹐假如說有一定的土地集中﹐那麼這個土
地集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其實如果我們看一下史料就會知道﹐關於“千年田﹐八百主”的說法﹐根本這個
理解就是錯誤的﹐因為這句話出自南宋著名的詞人辛棄疾﹐大家都知道這是很有名的
人﹐不但是詞人﹐而且是抗金民族英雄。這個人原來是山東人﹐金朝攻陷山東以後﹐
他是忠於宋朝的﹐然後他在他的家鄉發動抗金起義﹐投奔了南宋。在南宋﹐他原來是
雄心壯志要收復中原﹐可是在南宋官場鬥爭中感到南宋的官場很黑暗﹐最後心灰意冷
﹐最後就要退休了。他要求提前退休﹐不願意在官場混下去了。當時他的兒子就極力
反對﹐他兒子說﹐老爸你千萬不能退休﹐我們家現在土地還沒有佔夠呢﹐你要是退休
了﹐你不當官了﹐我們就撈不到土地了﹐所以你千萬不能退休﹐你要在任上給我們家
把土地撈夠。辛棄疾很生氣﹐就寫了一首詞罵他的兒子﹐“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產未
置止我﹐賦此罵之”﹐他的兒子以我們家沒有撈夠土地為由﹐想勸說我﹐我就罵他。
他這首詞講的什麼呢﹖ “吾衰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說這個官場很
險惡﹐你不要以為你當了官了就什麼都可以撈到﹐搞不好你今天是貴人﹐明天你就成
了階下囚了﹐宦途是風險莫測的﹐所以他說歷史上很多聰明的人都是看到這樣﹐他們
就隱退了﹐像是穆先生、陶縣﹐陶縣令指的就是陶淵明﹐穆先生指的是《漢書》中說
的穆生。這個故事講起來很有意思﹐據說楚元王是漢朝的一個諸侯王了﹐他很器重兩
個學者﹐一個叫做穆生﹐一個叫做什麼生﹐史記中已經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了﹐隻知道
他們的姓﹐很器重他們﹐有一個表現就是楚元王舉辦宴會的時候﹐知道穆生不喝酒﹐
總要給他在席上擺一瓶飲料﹐叫做“醴”﹐今天有人考証說大概就是類似於醪糟一樣
的﹐度數很低﹐不會喝酒的人也能夠喝的一種飲料。穆生就覺得我很受重用﹐我的前
途很好﹐可是有一天他就發現了﹐好幾次楚元王擺宴席時就沒有擺醴﹐然後有人提醒
他說你怎麼沒有擺﹐他說哦我忘了﹐這個穆生他就很敏感的感到我失寵了。他趕緊就
宣布﹐就跟楚元王說我身體不好﹐我現在不能幹了﹐我要退休。楚元王客氣了幾句﹐
也就放他走了﹐另外一位不這麼明事理的﹐由於失寵很快就被殺了頭了。於是後人就
說穆先生很能幹﹐真的是很明智﹐知道官場很險惡﹐很早就怎麼樣了。
辛棄疾就說﹐“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說你看官場那麼險惡﹐有什麼可留
戀的呢﹖你以為當官的可以撈大量的土地﹐可是你一旦倒了霉﹐這些土地就被人拿走
了﹐所以“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說你不要貪得無厭﹐當官是非常危
險的﹐你想通過當官來撈土地﹐那是不可靠的。從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這裡講的“
千年田八百主”﹐講的根本就不是土地買賣﹐而且這首詞很清楚的反映一個事實﹐當
時的土地兼並主要是靠政治權利為槓桿的﹐而不是靠所謂的民間自由交易為槓桿﹐主
要都是權貴佔地﹐中國的大地主都是權貴佔地造成的﹐民間自由買賣也可能產生地主
﹐但是一般來講隻可能是很小的地主。那麼現實生活中土地買賣應該說即使在傳統時
代﹐也是頻率很低的。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局部的案例﹐在陝西一個地方﹐我們考察過42年間的土地流轉
﹐如果按照這42年間的情況﹐當地全部土地平均周轉一次的周期﹐要在400年左右﹐
和所謂的“千年田八百主”實在相差的太遠。因此說土地一旦私有化﹐很快就會兩極
分化等等﹐這個說法可能是有問題的。最近有一個朋友﹐也可以說是在農民問題中研
究很有名的一位專家﹐出國了一趟﹐到了印度、拉美﹐回來講了一個觀點﹐說土地千
萬不能交給農民﹐為什麼呢﹖因為土地一歸農民私有﹐農民很快就會土地私有、自由
買賣、土地兼並、兩極分化﹐就造成今天的印度和拉美的那種情況。按照他的說法﹐
印度和拉美的土地非常集中﹐很多農民沒有土地﹐因此造成嚴重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這裡我要講﹐印度和拉美的確有比較突出的無地農民問題﹐但是這個無地農民問題
是怎麼產生的呢﹖這就很值得研究。
當然印度和拉美有土地的農民還是不少的﹐而且所謂拉美的無地農民﹐老實說是
按照他們的標準﹐不是按照我們的標準。巴西有一個無地農民協會﹐這個所謂無地農
民是什麼概念呢﹖那就是有地在七公頃以下的農民﹐他們叫做無地農民。七公頃是什
麼概念﹖那就是一百畝左右。有土地不到一百畝﹐他們就認為是無地農民﹐這當然是
因為這些國家人少地多了。但是他們的確土地佔有是不均的﹐而且也因此引起了一些
社會問題﹐我覺得這是沒有問題﹐的確是這樣﹐關鍵在於這是怎麼造成的﹖是不是農
民私有了土地﹐他們就自由買賣、兩極分化、產生兼並﹐因此造成大量的農民沒有土
地了呢﹖
其實了解印度和拉美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過去研究印度和拉美史的學者﹐包
括馬克思﹐大家可以看看馬恩全集中馬克思講印度問題的兩篇文章﹐《不列顛在印度
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及其後果》﹐這兩篇文章都提到﹐說印度在英國政
府之前沒有小私有土地﹐也就是說沒有農民私有制的﹐那個時候傳統印度的土地私有
制是農村公社制度﹐也就是說土地都是歸農村公社的﹐實際上也就是歸政府的﹐因為
農村公社是當時印度傳統王朝的一個統治方式。後來英國人征服了印度﹐他們用強制
權力來劃撥公社的土地﹐於是印度出現了兩種制度﹐一種是柴明達爾制﹐也就是英國
人把那些公地劃撥給有權有勢的包稅人﹐讓那些人為英國人征稅。還有一種叫萊特瓦
爾制﹐也就是說殖民當局直接把村社土地收歸國有﹐然後使農民成為國家佃農﹐那當
然他們就沒有土地了﹐這樣就形成了印度的地權集中。
而拉美的地權集中其實也是一樣﹐也是殖民征服過程中以暴力奪取土地形成大莊
園的結果﹐基本上和所謂小農的自由買賣完全沒有關系。按照過去學者通常的看法﹐
印度和拉美在殖民時代以前根本就沒有土地私有制﹐土地都是農村公社的﹐因此農民
無地根本就不是農民私有了土地把土地賣掉造成的﹐而是土地原來就是公家的﹐所謂
公家就是國王後來是英國人﹐然後英國人把它劃撥給當時的權貴了﹐講的簡單一點就
是這麼一回事﹐但是這是以前的說法。
印度獨立以後﹐印度很多歷史學家重新研究了他們國家的歷史﹐他們就指出上面
的這個說法﹐是英國政府印度之後一些歐洲人的印度史觀﹐實際情況是怎麼樣呢﹖實
際情況是傳統印度並不見得就是像這些殖民時代的史學家說的一樣﹐就是公社世界﹐
按照他們的說法﹐傳統印度﹐就是殖民時代以前﹐還是有很多私有小農的﹐並不是隻
有農村公社﹐但是英國人很壞﹐他們存心把傳統印度描繪為沒有土地私有制的公社世
界。為什麼他們要把傳統印度描繪為隻有農村公社的世界呢﹖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
要便於奪取農民的土地﹐顯然如果你承認印度農民的土地私有權﹐那麼你就要通過土
地買賣的方式來兼並他們﹐那很麻煩﹐如果他不賣怎麼辦呢﹖如果他漫天要價怎麼辦
呢﹖那太羅嗦。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把農民的土地說成原來就是公地﹐或者是官地﹐本
來就是國王的﹐那麼現在英國人繼承了國王的權力﹐那當然就是英國人的﹐那英國人
當然就有權力把它劃撥﹐這裡圈一塊地給那個人﹐這裡圈一塊地給這個人﹐很快產生
一些大的地產主。如果要靠自由買賣﹐向無數的小農買地﹐恐怕要買到猴年馬月才能
買到那麼多地﹐但是現在把它說成是公家的﹐公家再把它﹐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叫做批
地﹐批給一些人﹐那當然就要簡單的多了。後來的柴明達爾制、萊特瓦爾制等等﹐都
是根據這個說法搞出來的。
那麼也就是說後來印度農民之所以會無地﹐當然我這裡講不管是印度還是拉美﹐
所謂無地﹐就是土地佔有不平均﹐當然也還是有農民有土地﹐隻是他們那裡的確存在
著一定的無地農民問題﹐而且比我們解放前還要嚴重。那麼印度農民為什麼會無地呢
﹖這並不是因為官府承認了他們私有而任憑他們自由買賣、兩極分化﹐恰恰相反﹐就
是因為英國人借公有的名義剝奪了他們的地權。我們不是搞印度史研究的﹐我們不知
道兩種說法那一種說的對﹐但是無論那一種說法﹐也就是說如果按照舊的說法﹐傳統
印度本來就隻有公社﹐而沒有土地私有制﹐如果按照新的說法﹐本來印度是有私有制
的﹐但是被英國人硬說成是公有。不管按照那一種說法﹐印度農民的無地都是以公有
的名義剝奪他們的結果﹐而絕不是私有小農自由分化的結果。我覺得﹐我們在觀念上
﹐恐怕要弄清楚﹐這裡我並不是說土地私有就沒有問題﹐但是土地私有到底有什麼樣
的問題﹐我們不能想當然。
我們是不是說耕者有其田﹐把土地交給農民絕對不行﹐因為他們不懂得愛護土地
﹐給了他們就會導致耕者失其田呢﹖印度殖民時代以後﹐土地的確是私有化的﹐拉美
也是﹐而且我們也知道印度和拉美都有很多社會弊病﹐但是所謂小農私有、自由買賣
、兩極分化﹐這個說法卻根本是子虛烏有﹐印度和拉美的弊病很多﹐但是這一種弊病
是沒有的。我們知道印度和拉美都沒有搞我們中國49年以後搞的激進土改﹐因此他們
過去的那種土地集中現象﹐在殖民地時代他們的土地就已經很集中了﹐我前面已經說
過﹐那是英國人用公有的名義剝奪了他們﹐然後又把這個所謂的公地批給了一些有權
有勢的人﹐在他們獨立之後﹐土地已經非常集中了。由於他們沒有搞激進的土改﹐因
此他們的土地沒有很快的分散化﹐但是在獨立以後的土地私有制下﹐他們的土地也沒
有進一步的加劇集中﹐相反那裡的土地在私有制下還是呈分化、分散確實的。這裡我
要講﹐中國民國時期也是這樣﹐我前面講到過﹐民國時期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土
地也是不斷分散的﹐不是不斷的集中﹐雖然是買賣﹐但是這個買賣不是越買越集中﹐
而是越買越分散。
以印度為例﹐1954年這個國家土地分配基尼系數是0.63﹐到了1961年就下降到了
0.59﹐今天大概是0.5左右﹐也就是說在私有制條件下它是不斷分散的。而拉美我們
知道﹐前面講到過墨西哥﹐在殖民地時代它的土地是全世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基尼
系數達到0.96﹐可以說幾乎達到了極點﹐但是到了 1960年就降為0.69﹐0.69也仍然
是很不平均﹐仍然相當集中﹐但是比起過去﹐還是相對分散了。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在
沒有搞激進土改的情況下﹐他們的土地分散過程很緩慢﹐因此也導致了批評﹐主要是
來自左派的批評﹐印度和拉美也有左派﹐也有共產黨﹐他們的左派都為農民呼吁﹐要
求政府搞激進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但是他們所講的分給農民﹐指的
是分給農民私有﹐而不是把土地收歸官府﹐他們左派的這種批評隻是針對地主土地私
有制的﹐不是針對農民土地私有制的﹐相反這些批評者恰恰是為農民的私有制而奮鬥
的。因此﹐要說農民的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土地兼並的原因﹐這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實際上不僅印度、拉美﹐不僅傳統中國﹐我要說古今中外沒有任何地方的土地集
中是由初始平均的小私有者買賣導致的。如果它原來就很不平均﹐那麼私有制下當然
它不會很快平均﹐但是如果它原來是很平均的﹐就象我們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或者
土改以後﹐每一個人都有一塊土地﹐那麼通過小私有者的自由買賣﹐就使土地集中起
來﹐這樣的例子可以說古今中外﹐我們沒有看到。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都是相反的
例子﹐很多人說小農私有制它的弊病﹐就在於妨礙兼並﹐而不是說促進兼並。比如以
前很多人講法國大革命之後形成了小農制度﹐這個小農制度據說是頑固延續﹐使得在
法國很難搞英國式的圈地運動﹐因此有人說這是法國資本主義現代化長期發展不如英
國的一個原因﹐因此他們說小農私有制不好﹐妨礙了兼並。
我要說﹐這個指責對不對﹖當然你可以討論﹐是不是妨礙兼並﹐你就應該指責呢
﹖是不是你應該站在兼並者的立場上去講話呢﹖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是小農在法國
頑強延續﹐並沒有被兼並﹐並沒有在自由買賣中土地集中起來﹐這是一個事實。其他
一些國家也是一樣﹐我們知道東歐有一個農業國家﹐就是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在1920
年出現了一個農民政府﹐當時是斯坦伯利斯基領導的農民聯盟政府﹐在保加利亞執政
。當時他也是搞了一場比較激進的平均地權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當然是農民的
私有制。
後來斯坦波利斯基被推翻﹐保加利亞從1920年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共產黨在保加利亞掌權﹐保加利亞後來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現在又劇變了。
可是﹐1945年共產黨在保加利亞掌權的時候﹐他們就發現保加利亞的農民佔有的土地
仍然很平均﹐那是一個沒有地主的地方﹐共產黨也沒有在保加利亞再搞土改﹐因為不
需要﹐那個地方的土地還是很平均的。也就是說﹐1920年的時候﹐實現了農民的土地
私有制﹐一直到1945年保加利亞並沒有產生什麼土地集中。
實際上我們看到歷史上一些實現了起點平等的小農私有制﹐此後又在憲政制度下
保証了自由小農的地權不受專制權力幹預的地方﹐雖然隻要有土地買賣﹐肯定絕對平
均的狀況會被破壞的﹐因為隻要你有買賣﹐肯定一些人就會把自己的地賣掉了﹐有一
些人買進了更多的地﹐他就有了更多的地。這個平等的起點在市場的交易下﹐不可能
永遠的保持﹐但是地權集中的程度和速度都是極為有限的﹐而且地權集中和分散的趨
勢也是同時存在的。因此這些地方倒是有很多人在抱怨農民土地私有制不好﹐不好在
什麼地方呢﹖不好不是說它引起了兼並﹐而是說它妨礙了兼並。
我們前面那位看到印度和拉美﹐就說不應該讓農民擁有地權的朋友﹐實際上他也
談到這個問題﹐比如他談到印度人很羨慕中國﹐印度連高速公路都很難修﹐你要用地
就得向農民買﹐那很羅嗦﹐因此非常難辦。這位朋友在這樣講的時候﹐實際上他就是
在責怪農民的土地私有制妨礙了兼並﹐而不是說農民的土地私有制促進了兼並。
其實在很多會議上我們都聽到這樣的說法﹐老實說這個說法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
的﹐我剛才已經講了﹐我不認為農民的土地私有制沒有問題﹐隻是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首先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是土地私有制不利於農民﹐會使農民失去土地嗎﹖還是
說土地私有制太利於農民了﹐以至於使農民可以漫天要價呢﹖這恐怕是兩個完全不同
的兩回事。
我這裡倒不是說這不是一個問題﹐也許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認
為我們的土地制度就是要方便我們征地﹐那麼我們就不要把這個表述變成是說我們擔
心這個土地交給農民﹐會使農民反而更容易被兼並。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
。事實說﹐對小農私有制的批評歷來有相反的兩種理由﹐有的人指責小農私有制促進
了兼並﹐有的人指責小農私有制妨礙了兼並﹐如果不談價值判斷﹐而隻談事實判斷而
言﹐那麼顯然後者更有根據。
實際上我們現在很多部門﹐之所以反對把土地所有權交給農民﹐實際的理由﹐也
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用一些學者的話來講﹐就是在小農私有制條件下﹐國家和農民
打交道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我覺得鐵的事實表明﹐在包括印度、拉美和傳統
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地方﹐導致地權集中的主要因素都是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而不
是小私有制自由買賣。農民沒有土地是不是就會造反﹐這是另一個問題﹐這是我們接
著要討論的一個問題﹐但是農民為什麼會沒有土地呢﹖你不能說農民沒有土地是因為
他們原來有土地﹐所以他們自由買賣﹐就把它賣掉了﹐你不能這樣講。
以前我們把中國傳統時代的土地制度演變﹐描繪為一個王朝循環﹐說王朝初年土
地是比較平均的﹐然後由於土地私有制、自由買賣﹐土地越來越集中﹐到了王朝末年
﹐土地太集中產生社會危機、農民戰爭了﹐這個說法我覺得恐怕是有問題﹐是得不到
統計資料証明的。我們可以找到統計依據的各代﹐當然了﹐在歷史學上古代的材料不
是那麼好找﹐我們不是說每一個朝代都有所謂的地契統計﹐讓我們去查的﹐我們可以
看到的隻是很少的一些數字。
但是我們看到的這些數據中﹐情況都是相反﹐像北宋﹐北宋沒有土地的統計﹐但
是有課戶的統計﹐所謂課戶就是沒有土地的農戶。如果按照當時的統計﹐北宋初年戶
口中有41.7%是課戶﹐也就是說無地農民佔到40%多﹐到了北宋末年﹐就下降到32%﹐
也就是說無地農民是逐漸減少的﹐從王朝初年到王朝末年是逐漸減少的。清代沒有全
國性的數字﹐但是有一些地區性的數字﹐我們看到江南蘇州府有一個地方﹐康熙時期
有土地冊﹐根據這個土地冊可以算出那個時候的土地相當集中﹐基尼系數達到0.8。
而到清末民初﹐這個地區的指標已經下降到0.5左右﹐民國後期﹐這個指標繼續下降
﹐這一點我前面已經講過﹐無錫、常熟都是這樣。
郭德宏教授曾經分析過﹐民國年間﹐從20年代到40年代的狀況﹐我前面已經講過
﹐他認為地權在舊中國幾十年間是趨於分散﹐不是趨於集中﹐而且如果隻計封建性佔
有部分﹐這裡我要講所謂封建性佔有部分﹐就是我們過去講的﹐地主把土地出租的那
個部分﹐如果這個地主是不出租的﹐是自己種的﹐把這一部分的土地刨除。如果隻計
出租部分的話﹐那麼這種分散趨勢就更加明顯。這是我們看到郭德宏先生書中描繪的
兩個曲線﹐也就是說地主土地佔的比重越來越少﹐農民佔有土地的比重越來越多﹐而
農民和地主自耕的土地加在一起佔的比重增加的更快﹐地主單純用來出租的土地減少
的也更快﹐就是這個意思。
既然這樣﹐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王朝末年會產生社會危機呢﹖王朝末年的社會
危機是因為農民沒有土地嗎﹖農民沒有土地他就要造反嗎﹖農民有土地他就不會造反
嗎﹖這恐怕又是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要講的是﹐如果你看看歷史的發展你就
會知道﹐在每到一個王朝﹐王朝末年的時候﹐我們經常看到的景觀﹐不是說很多農民
沒有土地、很多地主積極在兼並土地﹐不是的﹐很多地主積極在買地﹐那是在王朝初
年﹐可能是這樣﹐但是在王朝末年﹐社會發生嚴重問題的時候﹐你會看到的一個情況
是大量土地被拋荒﹐大量農民有地不耕﹐棄地出走。我這裡要走﹐不是他們把土地賣
掉﹐而是他們把土地拋荒了﹐自己跑掉。
在每個王朝末年產生社會危機的時候﹐一般來講很少看到地主買地﹐很少看到所
謂土地兼並的﹐因為那個時代﹐老實說沒有人喜歡擁有大量土地﹐所以那個時候產生
的一個現象﹐你想賣都沒有人買。那個時候出現的現象﹐就是所謂受田者與田為仇、
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二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那個時候的農民想把土地送給
人﹐都沒有人要﹐大量的土地被拋荒﹐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農民負擔太重﹐種地不
劃算﹐種地不能糊口﹐不是說當佃農不能糊口﹐當自耕農尤其不能糊口﹐因為國家的
各種苛捐雜稅加在一起﹐比地租還要高。這是我們國家每年王朝末年﹐快要出現農民
戰爭時﹐經常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看到的情況不是說農民沒有地種﹐但是當時的農民﹐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邏輯
是我們很難理解的﹐農民沒有地種﹐他為什麼就不能去當佃農呢﹖寧可造反也絕不當
佃農﹐隻要我沒有土地我就造反﹐中國的農民是這樣的人嗎﹖顯然農民造反不是因為
沒有土地﹐而是因為他們活不下去﹐而活不下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
農民無法種地﹐而不是說他們無地可種﹐說的簡單一點﹐就是農民的負擔太重。而我
們知道中國從宋以後﹐農民的負擔就是以土地為征收對象的﹐中國從“兩稅法”以後
﹐朝廷向農民征收的各種東西﹐主要是計畝而征的﹐也有人頭稅﹐但是比重不大。
既然是計畝而征﹐那麼當然是征不到佃戶的頭上﹐隻能征到自耕農和平民、地主
的頭上﹐也就是說不是權貴﹐如果你是權貴你就可以規避﹐你是權貴你就有優免權、
你就有特權﹐你是不納稅的。但是如果你不是權貴﹐你是老百姓﹐那麼你按照土地的
面積要納稅﹐這個稅越到王朝末期﹐各種各樣的夾帶﹐大家知道傳統時代我們中國一
直有這樣的毛病﹐明稅輕、暗稅重、集資攤派無底洞﹐這種現象不是最近幾十年才有
的現象﹐傳統時代我們國家名義上的稅並不高﹐但是各種各樣的夾帶特別多﹐這種夾
帶累計到一定程度﹐農民就沒法種地了﹐農民就會大量的拋荒土地﹐跑到外面當流民
。這個時候朝廷再去迫害一下他們﹐他們走投無路就要造反了。
因此傳統社會末期的社會大危機﹐可以說和地主和佃農的矛盾並沒有太大的關系
﹐但是和農民﹐乃至平民﹐我這裡講的平民﹐包括平民、地主﹐和平民與官府的矛盾
卻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有一個看法﹐傳統時代中國的基本矛盾不是地主和佃戶的矛
盾﹐而是官府和平民的矛盾﹐或者說朝廷和平民的矛盾﹐這才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大
規模農民戰爭那麼多﹐而且這些農民一旦造反﹐他們往往不是沖著地主﹐而是沖著官
府﹐甚至是沖著朝廷﹐就象我們在《水滸傳》中看到的﹐李逵說的﹐殺到東京奪了鳥
位﹐動不動就要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種現象是其他國家也很少有的﹐其他國家在地主和佃戶很多的情況下﹐一般佃
戶和地主如果發生矛盾﹐佃戶是不會提出要推翻朝廷那種願望的。你可以想﹐這個道
理很簡單﹐按照中國原來的制度﹐各種各樣的農村負擔主要是按土地來征收的﹐不是
按照人頭征收的﹐佃戶他是不納糧的﹐他隻交租﹐自耕農和平民、地主才是納糧的對
象。如果佃戶要抗議﹐他隻能抗租﹐如果發生抗糧﹐那肯定是有土地的人﹐因為沒有
土地的人就沒有糧可抗﹐我們國家皇糧國稅在傳統時代都是以土地為征收對象的。
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主要都是有地不耕、棄地出走、把土
地拋荒﹐沒法在官府的壓迫下﹐當然也包括天災﹐我們國家的農民戰爭和天災也有關
系﹐有時候也不能都說都是官府﹐或者是統治者的罪過﹐自然災害也是一個因素。由
於這些因素﹐農民種地所得不夠繳納這些負擔﹐他們活不下去就要造反。造反他們提
出的口號﹐往往就是沖著官府來的﹐“不納糧、不當差”就是他們的訴求。
在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中﹐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我們沒有看到一例不納地租
的訴求﹐他們提出來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說明末農民戰爭﹐有一句話“迎闖王、不
納糧”﹐這一句話一聽就知道不是佃戶的口號﹐那是自耕農的口號﹐因為佃戶納糧不
納糧與他們沒有關系﹐如果是佃戶應該說 “迎闖王、不納租”才對﹐但是那時候沒
有這個口號。
那個時候有一種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是所謂的官逼民反﹐歷史上經常把它叫做民
變。民變的直接原因有很多﹐歷代的民變如果歸納起來大概有這麼幾種。第一﹐朝廷
濫用民力﹐比如秦末、元末、隋末﹐都是因為朝廷搞大工程﹐修長城、修阿房宮、修
始皇陵﹐把農民抓去做苦力﹐搞的農民不堪重負﹐結果就造反了。或者第二種情況﹐
是由於朝廷嚴厲的經濟統治斷絕了農民的生路﹐比如說當時的政府搞很多壟斷﹐把茶
壟斷起來﹐把礦壟斷起來﹐把凡是能夠賺錢的東西都壟斷起來﹐農民謀生的道路都被
禁絕了﹐於是發生反壟斷的農民起義﹐像王小波、李順起義就是反對茶葉壟斷﹐參加
王小波起義的這些農民都是茶農﹐他們為什麼要起義呢﹖就是因為他們原來把茶葉賣
給私商﹐可以賣的比較高的價錢﹐但是後來宋朝要搞壟斷﹐規定國家可以用很低的價
格把茶葉全部拿走﹐農民忍受不了就造反了。當然那個時候的政府茶葉收購﹐不是我
們今天所講的保護價收購﹐是比市場價要低得多的。
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政府經常搞各種各樣的專賣﹐食鹽專賣、酒專賣等等﹐很多
農民起義就是從這裡來的。大家都知道唐末的王巢、王仙芝﹐他們是什麼人呢﹖他們
都是私鹽販子﹐講的簡單一些﹐這些人是沖擊當時食鹽專賣的。由於朝廷的經濟統治
、經濟管制﹐斷絕了老百姓的生路而導致的變化。
第三種﹐就是由於官府嚴厲的戶口控制和流民潮發生沖突﹐包括官府強制強迫這
些人遷徙﹐或者強制阻止這些人遷徙﹐都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比如說官府
強制大量的移民﹐那些人不願意遷移﹐就有可能發生沖突。也有可能是這些農民﹐本
來他們是要移動的﹐他們本來就是大量的外出打工的﹐或者是要到一個地方開荒﹐然
後官府禁止﹐和他們發生沖突。
那麼構成流民的來源是什麼呢﹖大規模民變通常都是和流民潮有關。但是流民潮
是由什麼人構成呢﹖我們以前都想當然的認為他肯定是由無地農民構成的﹐主要就是
由佃戶構成﹐但是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的很多農民外流﹐也並不是因為他們
沒有土地﹐或者說他們沒有責任田。過去也有這種情況﹐承重的負擔、惡劣的吏治﹐
乃至種種天災人禍﹐使農民有地不種、棄地而逃﹐這是導致流民潮的原因。另外﹐農
業的比較收益下降使得農民棄農經商﹐或者去搞別的﹐比如開礦﹐比如下海做生意等
等﹐也是造成流民潮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我們對城裡大量的打工農民﹐過去這十多年一直有兩種聲音﹐一種聲
音認為我們要阻止﹐說大量的農民流動是一種不安定因素﹐後來有一些學者就提出﹐
說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開明一些﹐今天的農民流動和以前的農民流動是不同的﹐今天
的農民是解決了溫飽以後﹐他們流動是為了發財﹐他們解決了溫飽﹐他們求發財而流
動﹐而以前的農民流動是為了糊口﹐他們在農村活不下去﹐他們死裡求生﹐他們要流
動。所以這些人說﹐我們今天的農民流動要比以前理性得多﹐因為現在的農民是飽而
求富﹐以前的農民流動是死裡求生﹐死裡求生就容易鋌而走險。而飽而求富﹐按照這
些人的說法﹐是比較理性的。
這裡我要說﹐這一種說法是比較同情農民的﹐主張對農民工要有善意的理解﹐不
要認為農民流動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可是這種說法﹐有時候也會被反過來用。就曾
經有人說﹐既然我們今天的農民流動不是沒有飯吃而流動的﹐而是為了發財而流動﹐
那麼我們把他們趕回去﹐或者堵住不讓他們流動也是可以的﹐因為如果是死裡求生﹐
你堵住他們他們就要造反﹐既然他們在家裡就有吃有喝﹐溫飽不成問題﹐他們跑出來
隻不過是為了發財﹐我們不讓他們出來也是可以的。同樣的一種判斷﹐可以得出兩種
截然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這裡要說﹐這樣的一種事實判斷﹐究竟是不是合乎事實﹐這恐怕也是一個
問題。應該說今天的農民肯定比以前的農民日子要好過得多﹐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
我們也不能絕對的講﹐今天的農民都是飽而求富的﹐也就是說如果你不讓他出來﹐他
在農村的確是糊口有問題的﹐有一些地區他土地已經沒有了﹐他已經是無地農民﹐甚
至是所謂三無農民﹐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保障的農民﹐你不能說現在的農民都
是所謂的飽而求富的。
反過來說﹐你也不能說傳統時代的農民都是死裡求生的﹐其實傳統時代的農民也
和今天的農民一樣﹐如果比較收益有差距﹐種田虧本﹐搞其他的收益更大﹐那麼他們
也會﹐就是我們以前講的背本棄末﹐就是把土地撂了﹐出來幹別的事﹐那麼這也是造
成流民的一個原因。以前的事情我們就不講﹐即使在民國年間﹐當時遍及南北的逃荒
者和流民中﹐也仍然是以有地農民為主的﹐而不是以佃戶為主。
根據1931 年到1933年對22個省離村農戶的調查﹐在這些離村農戶中﹐無田產的
人隻佔17%﹐半自耕、半佃農佔35%﹐完全的自耕農要佔到29%﹐而地主﹐這裡所講的
地主﹐是指不租種土地﹐而隻是出租土地的這些人﹐當然這裡講的地主中﹐有一部分
自己也是種地的﹐但是他也出租一部分的土地﹐可是他絕對不租種土地﹐這種人也要
佔到19%。在所有的這些人中﹐有地五畝或者更多的要佔到3/5﹐特別有趣的是其中有
1.8%的人﹐也就是說50個人中有一個﹐居然佔地超過百畝﹐這些人也跑出來。
而且當時的統計表明﹐土地分散自耕農比較多的華北農村﹐農民的流出率明顯高
於土地集中、租佃率也更高的長江流域的農村﹐ 1925年華北農村農戶的出走率達到
5.49%﹐而江、浙、皖﹐南方那些比較富的﹐租佃率比較高的﹐租佃關系比較發達的
那些地方﹐隻有3.85%。到了三十年代﹐我們知道當時農民外流最多的省份是哪幾個
呢﹖就是甘肅、綏遠、察哈爾和陝西﹐這四個省都是自耕農比較多的省﹐而當時農民
外流比較少的省﹐是浙江、江西、江蘇和四川﹐這四個省恰恰是租佃率比較高的省。
因此所謂流民﹐他不是無地農民﹐而是沒法種地的農民﹐由於天災﹐當然也由於
官府的處理不當﹐傳統專制時代的橫征暴斂、苛捐雜稅﹐使得這些農民被迫造反﹐這
些人造反就成了所謂的流寇﹐因為這些人老實說他們比較窮、比較弱勢﹐所以他們無
牽無掛﹐就象李自成、張獻忠、王巢等﹐這些人都是在全國大范圍內﹐用我們以前的
話來說搞運動戰﹐成為這樣的一種狀況。那麼這些人是流寇﹐當時的佃戶一般來講是
不會參與這種反政府的民變﹐他們會有和田主的矛盾﹐我後面會講這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們如果卷入反政府的鬥爭﹐你會看到在歷史上有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往往是地主
帶領佃戶來造官家的反。這方面大家不用看多少專業的書﹐大家看看《水滸傳》就會
知道﹐《水滸傳》中描寫的場景﹐往往都是所謂的莊主帶領一幫莊客在那裡造反。什
麼叫莊主﹖那就是地主。什麼是莊客﹖那就是佃戶。都是莊主帶領一幫莊客在那裡造
官家的反。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這就是因為我前面講到過的﹐在中國平民﹐包括自耕農
和平民、地主﹐和當時政府的各種負擔﹐各種征斂﹐皇糧國稅﹐納稅當差都是這些人
﹐這些人最容易和政府產生矛盾。一旦莊主和政府產生矛盾﹐往往首先可以利用的就
是他所謂的莊客。那麼這些人﹐他們往往在當地是有財產的﹐因此他們不可能到處流
動﹐因此他們就成了佔山為王的﹐設立各種土圍子的﹐那麼這些人就是所謂土寇。
當時的佃戶和地主有沒有矛盾呢﹖當然有。最近我們興起了一股所謂文化保守主
義風氣﹐很多人在那裡大講儒家﹐大講傳統時代中國如何美妙﹐於是很多人就講以前
傳統時代地主和農民關系不像我們以前講的那麼壞﹐說以前的地主和農民都是親如一
家的﹐說地主經常很關心佃戶﹐逢年過節請佃戶吃飯﹐佃戶也很尊重地主﹐他們都打
的火熱等等。這個話有沒有道理呢﹖應該說的確鄉村中是有一些這樣的例子﹐但是老
實說我們把過去的地主和佃戶的關系講的你死我活﹐這可能有一點偏差﹐但是把他們
講的那麼和諧﹐這恐怕也是有偏差的。
這裡我要講﹐不管是對立還是和諧﹐都應該要有一個參照系﹐因為世界上無矛盾
的地方是沒有的﹐完全和諧的地方和你死我活的地方都沒有。和諧不和諧﹐隻是相對
而言﹐那麼相對於什麼呢﹖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地主和佃戶的關系﹐和比如歐洲領主農
奴制條件下﹐主人和農奴的關系做一個比較﹐我們知道在歐洲像中國這樣的農民戰爭
不可能有﹐不僅是歐洲﹐就是我們中國除了漢族地區之外﹐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實行
土司制度的那些地區﹐比如說維吾爾族、傣族、壯族﹐我們都知道這些地區是有領主
、有農奴的﹐那麼領主和農奴之間的關系﹐當然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不自由﹐領主
是世世代代統治農奴的﹐農奴是不能離開領主的﹐領主也是不能解雇農奴的﹐這和老
板和工人的關系不一樣。
包括歐洲中世紀也是一樣﹐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和農民之間也是有這樣的關系。這
種關系如果說不好﹐就是不自由﹐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正是因為這種關系
是累世相成的﹐誰也不能離開誰﹐農奴不能逃跑﹐你是地主家的人﹐你是對他有依附
關系的﹐你沒有自由的﹐領主也不能開除農奴﹐因此他們之間的這種關系﹐從不好的
角度來講是不自由﹐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這種關系比較容易形成一種﹐我們經常講的
溫情脈脈的那樣一種狀態。因為你一輩子長期都在一起嘛﹐你這個關系顯然不能鬧的
很僵的﹐但是中國的租佃關系不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租佃關系和領主農奴制關系最大的不同點﹐第一說的好
他比較自由﹐地主和佃戶是契約關系﹐雙方都可以解除契約的﹐但是說不好﹐那就是
這種關系很難﹐或者相對而言﹐溫情脈脈的東西就不是很多﹐相對而言溫情脈脈的東
西比較少。我們經常說經濟人理性﹐也就是說雙方互相算計的那種成分會比較大。那
麼這麼一來﹐中國的主佃之間發生糾紛的幾率遠遠超過西方的領主和他們農奴之間發
生糾紛的可能。所以我要說﹐所謂溫情脈脈、親如一家這種說法﹐主佃和諧論﹐恐怕
也是不太對的﹐中國傳統時代主佃糾紛是相當多的﹐至少比其他民族鄉村中的﹐比如
說領主和農奴之間的糾紛﹐比那種糾紛多得多。但是這種糾紛從歷史上看﹐一般來講
他們都沒有﹐也很難表現為佃戶和官府的沖突。道理很簡單﹐我前面說了﹐佃戶和官
府沒有什麼利益關系﹐官府不向佃戶征收什麼東西﹐隻有地主向他征收什麼東西。納
糧當差那都是有土地人的事﹐佃戶隻是對主交租﹐佃戶可能抗租﹐但是不會抗糧也不
會抗差。
那麼為什麼佃戶和地主發生矛盾﹐他就要造朝廷的反呢﹐這個農民活的不耐煩嗎
﹐他不知道朝廷很厲害嗎﹖有一些人說了﹐那是因為隻要地主和佃戶發生矛盾﹐官府
肯定站在地主一邊來鎮壓他們﹐因此佃戶和地主的矛盾勢必就要升級為﹐據說是代表
了地主的官府和佃戶的矛盾。但是這樣的說法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沒有代議制
的條件下﹐我們憑什麼認為傳統時代的朝廷﹐它就必然代表地主的利益呢﹖它在主佃
沖突中就必然隻是站在地主一方呢﹖我覺得這的確是很難講。
什麼叫做代表啊﹖代表就是代理人﹐我為你爭取利益﹐我為你爭取利益我就是你
的代表﹐那麼我為什麼會為你爭取利益呢﹖說的最簡單一點﹐就是我委托了你﹐比如
說在訴訟中﹐當事人委托一個懂法律的人﹐替他去爭利益﹐那個人是一個律師﹐就是
他的代理人﹐也就是他的代表。在近代的代議政中﹐有所謂階級代表這種理論﹐這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近代代議政治就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我們進行一場選舉﹐那
麼左派主要依靠窮人的選票﹐右派主要依靠富人的選票﹐比如說在西方各國就是這樣
。因此我們可以說左派代表窮人﹐右派代表富人﹐這是可以說的﹐因為的確窮人委托
了左派、富人委托了右派﹐但是在傳統專制時代並沒有這種委托代理關系﹐那麼它憑
什麼就要去代表地主呢﹖
我們知道歷代的皇帝﹐如果從他的嘴裡講出來﹐他講的都是好話﹐他從來沒有說
我代表地主﹐他從來說我是萬民之父母﹐我們知道所謂的父母官﹐那是所謂萬民的父
母﹐從來不是說我隻是地主階級的父母﹐當然那隻是說的好聽了。實際上他想的是什
麼呢﹖實際上他想的是家天下﹐也就是說我的統治就是為了維護我一家人的利益﹐我
絕對不會把所謂階級的利益置於我一家之上的。假如不存在委托代理關系﹐皇帝的權
力既不來源於佃戶的授權﹐也不來源於地主的授權﹐憑什麼他會為地主著想呢﹖當然
﹐同樣﹐他也不會為佃戶著想﹐他隻能為自己的他一家人統治著想﹐在主佃沖突中﹐
你能夠設想他隻站在一方的立場上嗎﹖
正如當年黃宗羲所講﹐說傳統的王朝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是家天下﹐皇上主要
考慮的是維護他一姓的統治﹐“於兆人萬姓中﹐獨私一人一姓”﹐他考慮的不是全國
人民的利益﹐當然也不是某一個階級的利益。那麼在社會上不同的利益集團發生沖突
時﹐他不是為某一個利益集團著想﹐而是為自己的統治著想﹐那麼他肯定就要在這種
鬥爭中采取一種實用主義的對策。事實上中國歷代朝廷對待民間主佃關系和主佃糾紛
﹐總是從維護家天下出發﹐而是從維護主佃任何一方的利益出發﹐他們一般采取的都
是實用主義的態度。因此我們看到歷史上一個現象﹐佃變和民變不是同一種性質的社
會事件﹐我們以前經常講佃變越鬧越大就會變成民變﹐在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例子﹐沒
有一場民變是由佃變發展而來的。我們也沒有看到那一場佃變﹐不斷的擴大﹐成了一
場民變。
我們知道陳勝、吳廣﹐一開始造反的時候就是民變﹐並不是因為和地主發生矛盾
﹐然後官府幫了地主﹐他就要去造官府的反﹐不是這樣的。我們在歷史上可以說沒有
看到過一次由佃變發展為大規模民變的﹐通常我們講農民起義﹐說比較低級的是隻反
貪官不反皇帝﹐比較高級的那就是改朝換代殺到東京奪了鳥位。可是我們在歷史上真
正看到的佃變﹐往往是連貪官都不反﹐相反他們經常采取的一個方法﹐就是向朝廷控
訴﹐要朝廷來為他們作主。
因此﹐這個佃變和民變在傳統的中國﹐應該說都存在﹐但是這兩種現象性質不一
樣。傳統農村是經常會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但是這一種社會危機﹐它的根源是什麼
呢﹖它的根源不是主佃關系﹐而是官民關系。其實傳統中的佃農處境未見得像一些著
述中那麼絕望﹐但是同時自耕農的處境﹐也未見得像過去的一些著述說的那麼值得羨
慕。通常我們知道﹐傳統時代對於自耕農和佃戶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佃戶是要交租的
﹐交的什麼租呢﹖通常一種說法交的十五之租﹐也就是交一半﹐那麼自耕農不要交租
﹐他是要交朝廷的皇糧國稅﹐交多少呢﹖通常我們說這是十一之稅﹐也就是交10%。
這兩個數字比起來﹐自耕農顯然比佃戶幸福﹐因為隻交10%﹐而佃戶要交一半。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兩種交性質是不一樣的﹐佃戶如果不是權貴的佃戶﹐而是一般
平民地主的佃戶的話﹐那麼與他打交道的地主﹐本身也是老百姓﹐並不是官府﹐那麼
老百姓之間當然有貧富、強勢弱勢之別﹐真正發展到有權有勢我可以把你抓起來。而
且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現象﹐就是在平民、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這種租佃關系﹐你可以看
到雖然租佃契約上寫地租是多少﹐但是有一個實征率的問題﹐就是最後到底能夠征到
多少呢﹖往往這個實征率都不會是百分之百。根據現在的一些研究﹐明清時代平民、
地主在契約中規定的地租額﹐最後實征率一般來講隻有百分之七八十。
相反﹐我們看看賦稅。皇糧國稅就不一樣了﹐如果看檔案我們就會知道﹐官府一
般來講你抗租﹐地主把你告到官府﹐官府經常不理的。但是如果你抗糧﹐那就不一樣
了﹐皇糧國稅這個東西抗不得了﹐你抗就是犯了王法﹐你抗了官府就要把你抓起來。
因此皇糧國稅你不能拖欠﹐地租你是可以拖欠的﹐因為地租你是欠的老百姓的﹐當然
也有惡霸地租、也有權貴﹐但是那是少數﹐大部分的地主還都是平民。但是如果你是
欠的官府的﹐那你就很危險。
而我們知道傳統時代一直有一個現象﹐中國賦稅一個特征﹐就是前幾年提到過的
黃宗羲定律﹐各種各樣的夾派特別多﹐正稅並不多﹐但是夾派很多。因此賦稅的實征
率往往都超過百分之百﹐就是所謂的明稅輕、暗稅重、集資攤派無底洞﹐這樣一來就
會產生一個現象﹐雖然說名義的地租率要達到50%﹐名義的賦稅率隻有10%﹐但是往往
50%是征不到的﹐而10%往往是大大超過的。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現象﹐二者結果差
不多﹐甚至前者反而重於後者﹐就是一個可以想象到的情況。很多王朝到了末年就會
出現這樣的一種狀況﹐那麼這樣一種狀況﹐就是產生中國傳統時代社會危機的根源。
到了近代﹐我們說對於近代的土地問題﹐我們也應該有一種新的認識﹐土地改革
對於中國的確有很大的意義﹐但是這個意義﹐是不是一定要通過地權的分配來判斷﹐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在這裡我隻想講一點﹐民國時期﹐我們都說國共的鬥爭主要是圍
繞打土豪分田地進行的﹐但是這個說法很難解釋一個問題﹐大家知道國民黨內的派別
很多﹐有些派別土地改革的態度很激進﹐有些派別比較保守﹐其中國民黨內對於土改
最激進的一個派別﹐就是陳立夫、陳果夫兩兄弟所在的CC系﹐但是CC系他並沒有因為
在土改問題上態度很激進﹐和共產黨的觀點比較接近﹐就比較親共﹐我們知道CC系恰
恰是國民黨內極端反共的一個派系。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民國年間中國的政治鬥爭描繪為土地改革派為一方﹐反對
土地改革派為另一方﹐那麼我們就很難理解土地改革觀點比較激進的CC系﹐會比國民
黨內其他派別更加反共。相反﹐當時中國在土改問題上最保守的、最不感興趣的是什
麼派別呢﹖國民黨當然在土改問題上要比共產黨保守﹐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時的
中國最保守的並不是國民黨﹐國民黨就它的意識形態而言也是主張平均地權的﹐這是
孫中山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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