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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地區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回顧
杜繼東
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是近代中自關係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長達30多年的
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先後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駐留時間累計達9年6個月，是
他整個革命生涯的近1/3。他與日本的關係時而親近，時而疏遠；他對日本的
態度時而友好，時而排拒；他對日本的援助滿懷希望與期待，又對日本的侵華
抱有疑慮和警惕；他既羡慕日本的繁榮強盛，又批判日本的侵略擴張；與他交
往的日本朝野人士既有肝膽相照的真朋友，也有居心叵測的陰謀家；與他有關
的一些中日關係文件真偽難辨，是非難斷。正是由於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這種
廣泛性和複雜性，孫日關係成為中國近代史和中日關係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之
一。
就中國大陸地區的情況而言，1949年以後，孫中山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熱
點課題，但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卻處於停滯狀態，研究
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思想方面，專門研究孫日關係的文章
幾乎沒有，只是在論述其他問題時偶有涉及。（注：例如，有學者在討論孫中
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時，曾論及他的“大亞洲主義”。參閱李光燦《論孫中山的
民族主義》（《新建設》1956年第12期）；宋質奎、張定榮《孫中山與亞洲民
族的解放運動》（《史學月刊》1957年第1期）；張磊《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日本學者山本四郎在《辛亥革命與日本
的動向》（《史林》1966年第1期）一文中，曾談及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
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加強、歷史資料的陸續發掘和研
究者視野的不斷拓寬，孫日關係研究逐漸成為孫中山研究和中日關係史研究中
的一項重要內容，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在若干問題上聚訟紛紜，引起了學
術界的廣泛關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這些年來發表論文約70餘篇，出版專著
、資料彙編約10種，成績斐然。對中日關係素有研究的俞辛焞成果最豐，除大
量高品質的論文外，還出版了數種專著：《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與王振鎖
等編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依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對1913年8月
至1916年4月孫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動進行了梳理，為研究此一時期的孫日關係
奠定了基礎；《孫中山宋慶齡與梅屋莊吉夫婦》（與熊沛彪合著，中華書局
1991年版）詳細?述了孫氏夫婦與梅屋夫婦的交往；《孫中山與日本研究》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全面論述孫日關係的一部專著，全書分上下兩篇，
上篇系統地闡述了1894-1925年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與日本的關係，並以政治、
外交為重點，?述了孫日關係建立和變遷的歷史過程，探討了孫日關係的內在規
律。下篇由11篇論文組成，就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與日本關係中的若干重大專
題進行了深層次的討論，以國際關係理論及比較法、考證法等歷史研究方法考
析孫日關係中的種種矛盾及其原因，並評析了孫日關係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產生
的雙重性意義；《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
中日關係的大背景下，以較大篇幅深入探討了辛亥革命時期孫日關係的方方面
面。
廣東學者對孫日關係也傾注了不少心血，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不但在關於孫中
山生平和思想的相關論著中對孫日關係多有涉及，而且有兩部專著先後出版：
段雲章編著的《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取材廣泛
，搜集範圍包括日本官方檔案，孫中山本人及有關人土的著作、書信、日記、
傳記，當年的報紙雜誌，當時和後來學者們的有關論著等，採擷的圖書報刊達
300多種，其中僅中、日文報刊就有約70種。書中凡有所引，皆注明出處，便
於研究者進一步追尋和探索。作者把孫日關係的有關史事扼要地按年加以記述
，並儘量引述原文或關鍵字句，不僅梳理了眾多零亂的資料，而且挖掘出不少
罕見的新史料，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礎性工作。李吉奎的《孫中山與日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是全面論述孫日關係的一本專著。作者認為，
對孫日關係，應當而且只能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去加以考察，既不能神化，
也不能回護與掩飾，因為孫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義者，但在實踐中卻往往表
現為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明乎此，就能理解他在對日關係中為何會留下不少
令後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此外，值得重視的專著還有李聯海《孫中山與宮崎滔
天》（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趙金鈺《日本浪人與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王俊彥《浪人與孫中山》（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等。
關於這項研究，一些學術綜述文章已有所涉及（注：吳乾兌：《孫中山與歐美
日關係研究述評》，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
評》，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63-473頁；王傑：《孫中山研究》，曾業英主編
：《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529頁；
李玉、夏應元、湯重南主編：《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世界知識出版杜
2000年版。這些成果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一些參考資訊，謹此說明，並向諸位
作者表示感謝。），但相關內容在文中所占篇幅都較小，涵蓋的面比較有限。
本文擬選擇幾個比較重大的問題加以全面和詳細介紹，希望有助於海內外學者
瞭解學術資訊，掌握研究動態，把這一課題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進而對
中日關係史的總體把握有所助益。不當之處，敬請識者指正。
一、孫中山的對日觀
關於孫中山的對日觀（即他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學者們發表的相關論著
比較多，看法頗見分歧。
早期對日觀。論者多認為，孫中山早期對日本抱有幻想。有學者以孫中山與
明治維新的關係為題探討孫中山早期的對日觀，指出，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
了富強之路，孫中山對此非常嚮往，認為中國要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所以他不但自己注意學習日本的“富國強兵之道”，而且鼓勵留學生“吸
取日本之文明”，積極學習先進科學。他把日本視為“天然同盟者”，對日
本抱有幻想，希望在日本的援助下，完成中國革命。（注：王弋：《孫中山
與日本明治維新》，東北地區中日關係研究會編：《中日關係史論文集》，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12頁。）有論者謂，1897年以後，孫中
山把“尋求援助的眼光”主要“集注於日本”，期待著“日支提攜”，共同
振興亞洲，曾多次提出“聯日”主張，“對日本抱有莫大的幻想”。（注：
尚明軒：《孫中山與日本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
有論者分析了孫中山形成這種日本觀的思想背景：(1)模式論——主張學習
日本，仿效日本維新建設中國；(2)同文同種論——提倡在同文同種基礎上
的中日聯合，與他反清革命的目標相輔相成；(3)命運共同體論——為對抗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孫中山寄望于亞洲各民族的聯合，特別是寄望於中
日兩國的聯合；(4)對日本的期待——孫中山長時間裏一直認為，日本人為
了其自身的利益，定會實現中日聯合，支援中國革命。（注：李廷江：《日
本財界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9頁。）
孫中山為什麼對日本抱有特別的期待呢？有學者認為有如下原因：(1)日本
為中國近鄰，且多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可就近謀劃中國的革命；(2)中日兩
國關係源遠流長，歷史文化一脈相承，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基因，易於相互瞭
解；(3)孫中山十分嚮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視其為中國爭取獨立和解放的
典範。（注：尚明軒：《孫中山與日本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
1994年第3期。）日本學者藤井升三也提出了三點看法，一是中日在地理上
接近，使日本成為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絕好的根據地；二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
和民間人士支援中國革命的動向和孫中山對他們的親近感、信賴感；三是
孫中山基於黃白人種鬥爭觀的“亞洲主義”思想。（注：〔日〕藤井升三
：《孫中山的對日態度》，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25-2526頁。）
關於對日觀“飛躍”說的爭論。國內外都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認
識和態度，以1919年為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出現了“飛躍”：在此
之前，由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軍部
的支持和援助，對日本沒有進行深刻的批判；在此之後，他認清了日本帝
國主義的本質，拋棄了對日幻想，抨擊日本的對華政策，其對日態度發生
了根本性的變化。
有學者明確指出：“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政策的
本質，認識愈來愈深刻，思想上出現了飛躍。”（注：尚明軒：《孫中山
與日本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另外參閱趙矢元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中日關係史論
文集》，第190頁。）另有學者指出，五四前後，孫中山公開批判和尖銳
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為，對日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次轉變
和飛躍的實現，則為他接受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並最終提出反對帝國
主義的方針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認識和實踐基礎。”（注：孫邦華：《“五
四”前後：孫中山對日觀的轉捩點——兼與俞辛焞先生商榷》，《華東師
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自五四運動以後，孫中山對日本政府已經
失去了信心，認識到日本為謀求其在中國的特權，不可能平等對待中國，
更不會支持他領導的反對軍閥的民主革命，因而“認為日本不必聯，也不
可聯”（注：林家有：《試論孫中山聯俄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中山大
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1集（1983年），第33頁。），開始“對
日本政府的政策持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注：陳錫祺：《孫中山與日本》
，《中山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
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觀的轉變始於護法戰爭。孫中山第一次護法戰爭
（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失敗，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奉行援助段祺瑞
的政策。經此失敗，孫中山對日本當局有了新的認識，在五四時期“不
斷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並愈來愈猛烈”，最終“將外交重心
轉向蘇俄，逐漸形成聯俄政策”。（注：李吉奎：《護法戰爭時期孫中
山與日本》，《中日關係史論文集》，第169-182頁。）
有日本學者也認為孫中山對日依存態度的基本的改變，“是一九一九年
六月以後孫中山對日本帝國主義從正面批判開始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從這個時期開始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注：藤井升三：
《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孫中山與〈中日盟約〉》，李吉奎譯，馬寧校，
華南師範大學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編：《國
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5輯，1986年8月，第139頁。）。那麼，是什
麼原因促使孫中山“根本改變了對日態度呢”？一是孫中山對日本政府
及軍界依舊支援北方軍閥政權的方針感到失望；二是五四運動及俄國十
月革命帶來的影響。（注：藤井升三：《孫中山的對日態度》，《紀念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第2525-2528頁。）
對學界的這一主流觀點，部分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孫中
山對日本的態度從親日到反日的演變，經歷了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
認識的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00-1914年，
從求援日本朝野到幻想聯合日本政府；第二階段是1915-1919年，從對日
本的局部的感性批判到全面的理性批判；第三階段是1920-1924年，從對
日本的公開抵制到堅決反對。孫中山對日態度的轉變是由他20多年同日
本交往的實踐和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際所決定的
。“我們不應簡單地歸結為從聯日到批日，也不應該籠統地將1919年作
為劃分孫中山從聯日到批日的分界線。”（注：劉恩格：《孫中山的對
日態度及演變》，《貴州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有論者對1922年華盛頓會議之前孫中山的對日觀進行剖析，認為此時期
孫的對日觀既不能用對日本從依靠到批判來概括，也不是直線的、簡單
的反侵略進行曲，而是常常表現為幻想與策略運用交織、正確與失誤並
呈、前後相互矛盾的情形。總的行進方向，則是逐步朝著聯合包括日本
人民在內的世界被壓迫人民，共同反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帝國主義的
目標前進。（注：段雲章：《孫中山與山東問題——兼探孫中山的對日
觀》，《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第
135-152頁。）有學者更指出，孫中山思想中聯日是主線，“直到1924
年新三民主義思想形成以後，才真正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完成
了他一生根本性的轉變”（注：王立榮：《談孫中山對日外交思想的轉
變》，《遼寧師專學報》2001年第1期。）。
有學者不但不同意以1919年劃界，而且認為孫中山始終對日本帝國主義
的本質有清醒認識，籠統地把孫中山是否對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當作判
斷他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是否有明確認識的標準，並不妥當，因為這有
兩種情況：“一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盲目地寄希望
於日本，二是有清楚認識，從策略上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爭取日本的
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認識問題，後者是策略問題，不應混為一談。”孫
中山1919年使用“帝國主義”一詞對日本進行批判，雖有對日認識提高
的因素，但更為主要的是日本對北京軍閥政權和孫中山及廣東政府的政
策轉變所致，而不是他“對日認識的飛躍，更不是對日態度的根本轉變
”。實際上，1919年前後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並沒有發生根本性
的變化，而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變化。（注：俞辛焞：《孫中山對日態度
再認識》，《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運用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把
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放到國際關係層面進行考察，下面的問題就容易找
到答案了：為什麼孫中山明確認識到了日本的侵華本質，還對日本抱有
幻想和期待呢？一般來說，認識與行動應當是一致的，但在國際關係上
，認識與行動往往並不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正是由於孫中山對
日本侵略中國有明確的認識，所以才利用圍繞侵華而產生的日本、歐美
列強與中國三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來達到革命的目的”（注：俞辛焞：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304、309頁。）。
晚年對日觀。有學者認為，從孫中山1922-1923年的言論看，他在華盛頓
會議後的一段時間，“雖對日本侵華行徑猶懷憤慨，深表疑慮，但抱有
聯合日本以對抗歐美列強的明顯意向”。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後
，孫中山雖然採取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但由於蘇俄對他
的援助有限，他對外仍力圖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他在高呼反帝、不
斷譴責和反對日本軍閥侵華行徑的同時，對日本仍寄予希望。1924年11
月他在北上途中往訪日本，宣講“大亞洲主義”，爭取日本朝野的支持
，就是這種對日觀的具體體現。直到臨終時，他“仍對日本朝野人士尤
其是對日本人民寄予厚望”。（注：段雲章：《1923年後孫中山與日本
的關係》，《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二、“滿洲租借”問題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曾同意將“滿洲”租借給日本，“滿洲租借”問
題遂成為此一時期孫日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注：相關資料可參閱
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孫文的資料——森恪關於“滿洲問題”的
書信》，《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
第118-126頁。）較早對此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學者山本四郎、久保田文
次、藤井升三等人。（注：參閱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61頁注釋。）在此基礎上，國內有
學者將當事者之一的森恪留下的函電和相關人士的回憶材料結合起來加
以考察後指出，這些材料“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即孫中山確曾同意把“滿洲”租借給日本。（注：楊天石：《孫中山
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2月8日森恪致
益田孝的長函，是“三井派出人員向其最高幹部的工作彙報，從史料價
值說，它是無可懷疑的真品”（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第326
頁。）。
論者指出，早在1898年，孫中山就曾對內田良平說過，中國革命的目的
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
與日本，當亦無不可”。此後，他一直有以出讓“滿洲”爭取日本支持
的想法，直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行聯俄政策之後。（注：楊天石：《孫
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1912年
2月3日，財力處於枯竭邊緣的孫中山在南京與三井物產社員森恪就日本
“租借滿洲”一事進行了商談，其主要內容為：“滿洲保全”對於日本
的安全和東洋的和平是必要的，中國政府不能單獨實現“滿洲保全”，
所以將“滿洲”委託給日本，日本則給予革命政府以“特殊援助”。孫
中山對此表示贊成，並希望日本及早用現款支付1000萬日元借款。（注
：藤井升三：《孫文與“滿洲”問題——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亞洲主義”
之間》，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
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以下簡稱《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上冊，中華
書局1989年版，第661-663頁。）會談之後，孫中山於2月5日和6日致電
森恪催促日本方面對此做出答復。在2月6日的電報中說，與袁世凱的媾
和協議延至2月9日，懇請日方在2月9日前給予答復。（注：藤井升三：
《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從對日依靠到對日批判》，《紀念辛亥革命七
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第2535頁。）孫中山的這一舉措“與
當時國內鬥爭的形勢有關”。由於南京臨時政府財政極其困難，“使孫
中山幻想從日本獲得鉅款，以鞏固南京政府，停止與袁世凱的和談”。
（注：賀躍夫：《試論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對外活動》，《中山大
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1集（1983年），第163-164頁。）
此事何以未成？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主要原因在日本方
面。有學者說這個計畫因遭到日本內閣和元老山縣有朋的反對而未實行
。（注：藤井升三：《孫中山與“滿蒙”問題》，朴成昊、丁賢俊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
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頁。
）另有學者指出，日本方面最終沒有貸款，主要還是“高層意見不一致”
（注：李吉奎：《孫中山的生平及其事業》，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86頁。），“日本政府沒有支持”（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
，第325頁。）。
有學者則認為，此事未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孫中山的態度：
(1)從表面上看，2月8日森恪致益田函似乎表明孫中山同意租借和割讓
“滿洲”，“可是再仔細分析一下此函的內容，便知孫的態度前後矛盾
，含糊不清”，並沒有明確表態；(2)“滿洲”租借和割讓的要求是益田
孝、井上馨等人提出的，“是想借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窮乏之際
，趁火打劫，以提供貸款為名，圖謀租借和迫使中國割讓東三省”；(3)
孫中山和森恪在會談中的主張是對立的。孫始終強調優先提供貸款，力
圖先得資金，然後再談“滿洲問題”。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在
‘滿洲問題’上的抵抗心理。如果沒有此種抵抗心理，若孫同意先赴
日締結‘滿洲契約’的話，‘滿洲租借和割讓問題，也許變成現實了
”；(4)孫中山對當時的形勢判斷有誤。他把獲得貸款的日期限於2月
9日，其原因與舊曆年有直接關係，是為了在節前給幹部和軍人發賞金
，以免“軍隊離散、政府瓦解”；(5)日本不提供貸款還與以英國為首
的歐美列強的牽制有關。（注：俞辛焞：《試探孫中山對“滿洲租借”
問題的態度》，《南開學報》1996年第5期。另外參閱俞辛焞《孫中山
與日本關係研究》，第501-516頁。）
孫中山在早期對“滿洲問題”為什麼持這樣的態度呢？有論者認為有如
下原因：第一，認為要想獲得日本對革命的援助，有必要滿足日本帝國
主義力圖支配“滿洲”、“滿蒙”的極強的野心；第二，覺得對於革命
後的中國來說，“滿洲”並不是絕對必要的；第三，對於發展、形成中
的日本帝國主義認識不足；第四，認為“滿洲”或“滿蒙”即使一時處
於日本的統治下，只要將來革命成功，革命政權鞏固了，可以收回“滿
洲”的主權和支配權，並對此充滿自信和樂觀。（注：藤井升三：《孫
文與“滿洲”問題——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亞洲主義”之間》，《孫中
山和他的時代》上冊，第666頁。）
另有學者指出，要理解孫中山關於“滿洲問題”的主張，須從他的思想
和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加以分析：(1)辛亥革命是一場反封建的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但它同時又是一場披著民族鬥爭外衣的革命，狹隘的民族
主義情緒曾使當時的大多數革命家錯誤地稱滿族為“異族”或“異種”
，從而將“滿洲”視為不屬於中國的“化外之地”。孫中山的主張顯然
與這一錯誤認識有關。(2)辛亥革命是一場反帝鬥爭，但這一鬥爭又披
著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鬥爭的外衣。日本與中國同為黃色人種，歷史上
素有“同文同種”之稱，這使當時的革命黨人產生了強烈的親日傾向，
幻想聯合日本，抵禦西方侵略，振興亞洲。孫中山更長期有著“大亞洲
主義”思想，其在“滿洲問題”上的主張，顯然與此有關。(3)作為資
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有其特殊的軟弱性，把希望寄託在列強，尤其是
日本的援助上。他同意租讓“滿洲”，正是為了爭取這種援助。（注：
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
期。）
對於此事，論者多持批評態度：孫中山此舉對中國的主權來說，“要招
致重大損失的，不能不說是對中國獨立的巨大威脅”，“不僅必然要引
起革命派而且必然要引起一般國民的強烈反對，同時還有招來帝國主義
列強干涉中國的危險”（注：藤井升三：《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從對
日依靠到對日批判》，《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
冊，第2536頁。）；孫中山不瞭解，“如果真這樣做了，將不僅不能換
取他所期望的中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將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注：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
第6期。）；孫中山“或許認為東三省事實上已處於日俄控制之下，軍
部與浪人又在積極策劃‘滿蒙獨立’，主權喪失是遲早的事，所以才接
受這種‘特殊援助’。但是，這種確定以領土主權的提供，去換取帝國
主義援助的辦法，不管動機如何，都至少不能認為是正當的辦法。”
（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第326頁。）
三、二次革命時期的孫中山與日本
1913年2-3月，孫中山訪問了日本，歷時40多天。有學者對孫此次訪日
的緣由、目的、經過和結局等進行研究後指出，孫此次訪日的目的有二
，一是“宣傳開放政策，爭取日本援助”；二是“結成中日同盟，加強
亞洲各國團結，抵制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列強的侵略，維護東亞與世界和
平”。“由於國際國內的矛盾錯綜複雜，孫中山的訪日言行，既要實現
他堅持開放主義，又要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的方向，還要受世界和中日關
係現狀和他主觀認識的制約，這就使得這些言行充滿願望與現實的矛盾
，以及正確判斷與錯覺、策略運用與幻想的交織。”（注：段雲章：《
評1913年孫中山訪日》，《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有的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孫中山此次赴日的目的有三：一是與故交
重溫舊誼，並對他們以往援助中國革命的活動表示感謝；二是促進中日
友誼，確立中日聯合；三是考察日本鐵路及其他實業。而中日聯合“是
指作為同文同種的聯合和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孫中山提出中日聯合的
“目的在於對抗俄國”而非抵制歐美列強。（注：俞辛焞：《孫中山與
日本關係研究》，第157頁。）
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孫中山急返上海主持大局，有學者對這
一時期孫中山的反袁策略與日本的關係分為6個階段進行了詳細分析：
(1)3月25日至3月31日，孫中山想通過國會解決袁世凱辭職問題，未對
日本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2)3月31日至4月上旬，孫中山希望依靠日
本和列強對袁的勸告和壓力，迫使袁辭職；(3)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孫
中山準備武力討袁，並希望日本在經濟和軍事上給予支持；(4)6月下旬
至7月上旬，由於日本不積極支持，孫中山又考慮利用國會多數倒袁；
(5)7月中旬至7月底，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並關注日本和列強對二次
革命的反應；(6)7月底至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赴日，希望日
本政府允許他以日本為基地進行新的革命活動，並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
軍部的經濟、軍事援助。（注：俞辛焞：《二次革命時期孫中山的反袁
策略與日本的關係》，《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四、孫中山與“中日盟約”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中的一大懸案是1915年的“中日盟約”問題。這
個問題涉及三份文獻的真偽：該年2月5日孫中山和陳其美與日本民間人
士犬信太郎和山田純三郎簽署的“中日盟約”及同年3月14日孫中山致
日本外務省政務局局長小池張造的密函及其附件“盟約案”11條，上有
“孫文”簽名，還有一張王統一的名片。關於這些檔的真偽，目前有絕
對肯定說、絕對否定說和暫時存疑說三種觀點。
絕對肯定說。有日本學者分析了盟約的內容和締結的背景，認定盟約確
實存在，“中國方面由孫中山與陳其美（中華革命党總務部長），日本
方面由犬塚信太郎（前滿鐵理事）與山田純三郎（滿鐵社員）簽名蓋章
”。孫致小池的密函和“盟約案”也是真的。孫中山這樣做，為的是獲
得日本援助以實現推翻袁世凱政府的目的，“明顯有權謀術數的一面”
。（注：藤井升三：《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孫中山與〈中日盟約〉》，
《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5輯，1986年8月，第139、153頁。）另
有日本學者指出：“由於以後再提不出反駁的有力證據，可以認為，其
真實性等基本已成定論。”（注：〔日〕松本英紀：《二十一條問題與
孫中山》，《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上冊，第651頁。）
大陸地區也有部分學者認同此說。有學者寫道：1915年2月5日，孫中山
“與陳其美、山田純三郎、王統一擬訂並草簽《中日盟約》”；3月14日
，孫中山“致函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提出中日盟約案十一條”
，其內容與2月5日孫中山、陳其美同“犬信太郎、山田純三郎所簽盟約
基本一樣，該函附有王統一名片，估計該函由王統一遞交小池張造”。
（注：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
933、941頁。）另有學者也認為確有其事（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
本》，第404-408頁。），並強調指出：“此事不必否認。孫中山之主張
以主權換取外人（尤其是日本）的支援，可謂是一貫的做法，決非孤證。”
（注：李吉奎：《歐戰期間的孫中山》，“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廣州，2001年3月）。）到1915年，犬塚信太郎和山田純
三郎根據小池張造和曾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的秋山真知的意圖，“以為
孫中山反袁計畫尋求經濟援助為名，行乘機迫使孫中山承認革命成功後
由日本控制中國之實”，乃於2月5日簽署了盟約。（注：段雲章、邱捷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69頁
。另外參閱段雲章《孫中山與山東問題——兼探孫中山的對日觀》，
《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第141-144頁
。）此外，此事“在中華革命黨內部，只有極少數人知悉”，且為日方
在“與北京政府談判時所利用”。（注：段雲章：《孫文與日本史事編
年》，第436頁。）
絕對否定說。有學者著文力指這些檔是偽造的，理由如下：(1)盟約的
出處不明；(2)盟約上蓋的“孫文之印”和“陳其美之印”都是偽造的
；(3)盟約上的“孫文”簽名是描摹的；(4)“2月5日不是簽署‘中日盟
約’”；(5)所謂孫、陳、犬塚、山田四人締結盟約，根本沒有可能；
(6)盟約是日本軍政方面的一些人編造的，意在陰謀要脅孫中山。孫中
山是堅決反對“二十一條”的，“他決不會以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作抵押
條件，去放棄國家主權，更不會接受日本軍部所提出的與‘二十一條’
相匹敵的所謂‘中日盟約’案”。“中日盟約”、“日中盟約”以及給
小池張造信和“盟約案”均為日本軍部策劃侵略中國的陰謀。（注：王
耿雄：《孫中山與“中日盟約”的真相》，《歷史檔案》1997年第3期。）
1998年1月藤井升三在臺北“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上仍強調
：“‘中日盟約’不是偽造文書，在山田純三郎回憶錄中，有不可動搖
的證據。即山田在秋山真之彙編的回憶錄中談到‘中國方面是孫先生和
陳先生，日本方面是犬先生與我，秘密締結的’。”（注：藤井升三：
《孫文的革命與日本》，“國立國父紀念館”編印：《孫中山與現代中
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8年，第74頁。）他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說，三份檔上的孫文簽名“雖然確實和大部分孫文簽名不一樣，但是
經過本人詳細對比，發覺和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山田良政先生墓
碑’上的孫文簽名非常相似”（注：馬西屏記錄整理：《孫中山是否簽
了“中日密約”》，1998年1月17日（臺北）《中央日報》，第16版。）
。針對此論，有學者再發文章加以辯駁，並根據史實澄清如下問題：
(1)1915年2月5日孫中山“打電話，請陳其美持印速來”，不是簽署
“中日盟約”，而是要在頒給鄭炳垣、邵元沖等5人的委任狀上簽名
蓋章；(2)“中日盟約”日本方面的主導者有軍部的影子，是“日本
軍部在背後耍陰謀，企圖要脅孫中山”；(3)“中日盟約”、“日中
盟約”、“致小池張造密函”的執筆人是王統一，可證山田純三郎回
憶錄中所言三個檔都是“秋山將軍執筆”是在撒謊；(4)孫中山不識日
文，也未寫信，更沒有命王統一“擔任傳達之工作”；(5)“山田良政
先生墓碑”是仿造的，非孫中山親筆，不能以上面的孫文簽名作證據；
(6)山中峰太郎與王統一聯合偽造了三個文件，他的回憶不可靠；(7)所
謂孫中山要“給予日本當局好感”是無依據的；(8)孫中山曾對當時的
“密約”謠傳進行駁斥，說那是“陰謀家倡言”。論者重申：所謂“中
日盟約”、“日中盟約”及“致小池張造密函”均為日本軍部策劃侵略
中國的陰謀，其目的是嫁禍孫中山。（注：王耿雄：《再論孫中山與
“中日盟約”的真相》，《歷史檔案》2000年第4期。關於山田良政碑文
的真偽問題，余齊昭曾專文探討（《孫中山手書山田良政碑文真偽辨》
，《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此外，臺灣學者陳在俊也連續發
表文章反駁絕對肯定說，參閱陳在俊下述論文：《中日關係史上一樁重
大疑案的辨正——所謂“孫文密約”真相》（上、下），（臺北）《近
代中國》第83、84期，1991年6、8月；《孫文密約真偽之探究》，“中
華民國建國八十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
十周年”學術討論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確定〈孫
文密約〉系日本人偽造的補充證據》，《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暫時存疑說。有學者指出，“中日盟約”問題“是關係到國家主權的重
大問題，而且直接涉及對孫中山的評價，因此，應慎重對待，認真考訂
。真物或偽物之說雖然提出了重要的線索，但尚缺許多直證和旁證及完
整的考訂，下真或偽的結論為時尚早。”《孫文動靜》中的有關記載、
山田純三郎的回憶、山中峰太郎的記述真偽參雜，疑點頗多。絕對肯定
論者以孫中山當時沒有公開批判“二十一條”，從而認定孫中山與日方
訂立與之內容較為相似的“盟約”是完全有可能的，絕對否定論者則強
調，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家和愛國主義者，從政治思想上來說，他不會
做出簽署“盟約”的舉動。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論者主觀上的推理，
是沒有說服力的。正反雙方都以檔上的“孫文”等簽名和圖章的真偽作
為支持自己立論的重要證據之一，而現在常見到的“盟約”是影本、縮
小的影本或者兩次影本，有的是用攝像機或照相機拍攝的，與原件大不
相同，有的甚至明顯變形，以上面的簽名和圖章為據進行考證和比較，
只能是相對的比較，得不出絕對的結論。因此，這些檔的真偽問題，有
待循著已有的線索，進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考訂。（注：俞辛焞：《孫
中山的中日盟約問題辨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關於
盟約與密函的事，目前尚不可能定論。”（注：《廣東學者討論〈中日
盟約〉真偽問題座談會紀要（2000年12月26日）》，“孫中山與世界和
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州，2001年3月）。）
對於此事的評價。部分學者對此事持批評立場，但不少學者採取寬容和
理解的態度。
有學者較為含蓄地指出，孫中山同意“租借滿洲”，簽訂“中日盟約”
等行為，“無不具有損害國家尊嚴和主權的性質”。“面對虎視眈眈的
日本侵略勢力，孫中山的所思所為，一經付諸實踐，其後果是不堪設想
的。”（注：苑書義：《理想、策略與現實的衝撞——孫中山亞洲和平
觀論綱》，“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州，2001年
3月）。）即使盟約是偽造的，“孫中山願意以巨大的代價換取日本的
援助，則還有他的言論為證”，這反映出“孫中山缺乏深思熟慮的靈活
的謀略，從而政治謀略僵化、簡單化。這對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是極為
不利的。”（注：茅家琦：《一代偉人：思想的光輝和局限》，茅家琦
等著：《孫中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46、950頁。）
有論者雖以列寧為例為孫中山開脫，但也指出應該吸取教訓：“列寧為
了保衛新生的革命政權，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對方獲得大量
權益，但我們不能說這是賣國。為了革命，他不得不這樣做，不然就不
能拯救俄國的革命。孫中山當時在日本所處的環境同樣十分危險，不這
麼做就難以繼續推進中國革命，所以，對孫中山也不必過於苛責，但要
指出這是不足為訓的。”（注：《廣東學者討論〈中日盟約〉真偽問題
座談會紀要（2000年12月26日）》，“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廣州，2001年3月）。）
有學者則更嚴厲地批評說，這個十一條盟約，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
，頗有相類之處。“如果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訂立的條約，其害將不
可勝言。孫中山尋求日本援助不惜以主權為代價不是孤例，但《中日盟約
》與小池函件之性質則比較其他尤為嚴重。”無論如何，“這是處於極端
困頓中的孫中山，救國乏術，出此下策，是他奮鬥不懈的革命生涯之一大
敗筆”。（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第408頁。）
另外一些學者則沒有譴責孫中山之意。有論者認為，不能把孫中山此舉與
袁世凱媚日相提並論：(1)袁世凱是以承認“二十一條”來換取日本對其
稱帝和鎮壓革命黨的支持，而孫中山則是“為了反對袁世凱軍閥統治，最
終實現其既定的建立獨立、民主、富強的中國的目標”；(2)袁世凱是中
國全國政府的代表，與日本簽約，是有法律效力的，而孫中山是以在野的
身份和日方非官方代表簽訂盟約，其“主要目的顯然是出於策略考慮，即
拆散日袁聯盟，增強反袁力量，以達到去袁目的”；(3)與袁世凱“一味
仰帝國主義鼻息以自存不同，孫中山通過實踐，逐漸對日本政府和浪人的
侵華野心有所察覺”。（注：段雲章、邱捷：《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
，第167-169頁。另外參閱段雲章《孫中山與山東問題——兼探孫中山的
對日觀》，《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
第141-144頁。）
有學者也強調指出：“孫中山簽訂盟約是服從革命事業需要而採取的革命
策略，既不賣國，也不是背叛革命原則，與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雖在
條約內容上相似，但在根本性質上不能混為一談。”（注：《廣東學者討
論〈中日盟約〉真偽問題座談會紀要（2000年12月26日）》，“孫中山與
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州，2001年3月）。）
還有一些學者對孫中山的評價絲毫不受此事的影響，如有學者說，即使這
個盟約是真的，“也無損孫中山的偉大，與袁世凱賣國不同。孫中山即使
開初有意簽訂此一盟約，也完全是為了中國革命，為了取得日本朝野從經
濟上乃至軍事上的支持，以達到倒袁、維護民國的目的。”訂立“如此內
容的《盟約》或其他條款，也無損于孫氏的高尚品格和光輝形象”。（注
：《廣東學者討論〈中日盟約〉真偽問題座談會紀要（2000年12月26日）
》，“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州，2001年3月）。）
五、孫中山1924年訪日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到上海
後，未繼續北上，而是先行赴日，對日本進行了訪問。關於此次訪日，孫
中山本人曾說是因為“由上海到天津的船位已經定滿了，再過十五日之後
的船位，也是定滿了。所以在上海等船，還不如繞道日本。”（注：廣東
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
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
局1981年版，第367頁。）孫中山逝世後不久，他的秘書黃昌谷在滇軍幹
部第二屆畢業典禮上講話時也說：“及19日下午，知道了由上海直往天津
在兩個禮拜以內都沒有船位……那日晚間，便立時決定由上海繞道日本往
天津的路程。”（注：《大元帥北上患病逝世以來之詳情》，尚明軒等編
：《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3頁。）從上
述言論可知，孫中山取道日本，主要是因為沒有船位，火車不通，而且是
在19日晚上才定下來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學者們都沿用這種說法。
1991年，有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孫中山訪日“並非臨時突然之
舉，是在廣州時就有了準備的”。11月17日到上海後，從日本返國的李烈
鈞極力勸說，堅定了孫中山赴日的決心，“乃定取道日本之計”。其主要
目的有二，一是謀求建立以中、。日、俄三國聯盟為基礎的“東方同盟”
（亦稱“東洋聯盟”、“亞細亞聯盟”，“亞洲大同盟”），來抵抗歐美
列強的侵略，以救中國；二是謀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強與皖、奉軍閥談判
的地位。但是，由於北京政變後日本政府採取的是勾結歐美列強扶持段祺
瑞、張作霖，排斥孫中山，建立一個以皖、奉軍閥為主體的親日派政權
的政策，致使孫中山的日本之行一無所獲。（注：劉曼容：《1924年孫
中山北上與日本的關係》，《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另有學者也認為舊說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孫中山取道日本之事，日
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在18日就曾和李烈鈞談及，並於19日報告了日本外相
；(2)據李烈鈞記載，孫中山決定繞道日本，是在李18日返抵上海後決定的
；(3)蘇聯人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書中記述孫中山在廣
州時就決定繞道日本去會“舊友”。“史實表明，他對與日本朝野人士會
晤的希望，是繞道日本之行的主因。”（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
，第582-585頁。）
六、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
1924年11月28日下午，孫中山在神戶發表了“大亞洲主義”演講，全面闡
述了他的亞洲觀和革命戰略。由於演講題目與日本流行的大亞洲主義相同
，不但在當時引起爭議，後世學者的看法也多有不同。
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不是大亞洲主義者，“大亞洲主義”不是孫中山的
思想。有論者指出，孫中山從來不是大亞洲主義者，他的大亞洲主義，不
僅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獨霸亞洲的思想——“大亞細亞主義”、“大陸政策
”以及“建設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是對立的，就是和明治維
新以來日本一般的“大亞洲主義”也大不相同，其基本思想是“反對日本
侵略亞洲、妄圖獨霸亞洲的‘大亞洲主義’”。（注：趙矢元：《孫中山
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中日關係史論文集》，
第183-193頁。）孫中山雖曾談到“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人是亞
洲的主人”，但這些是解放亞洲民族、反對西方侵略的主張，並不是“大
亞洲主義”，也不是亞洲門羅主義。（注：蔣翰廷、趙矢元：《略論孫中
山“大亞洲主義”與日本“大亞洲主義”的本質區別》，《東北師大學報
》1982年第6期。）孫中山雖然說了些過分頌揚亞洲悠久歷史文化及某些
推崇日本的話，並借用過“大亞洲主義”之類的詞語來表達其復興亞洲的
思想，但“我們不能依此而論斷他是主張或提倡大亞洲主義的大亞洲主義
者”（注：周興樑：《孫中山復興亞洲思想略論》，《中山大學學報論叢
》1995年第5期。）。儘管孫中山構想的“大亞洲主義”對日本充滿幻想
，但它同日本妄圖稱霸亞洲的“大亞洲主義”侵略政策有本質上的不同，
不能把它視為“貓鼠同籠”。（注：林家有：《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特
徵——兼論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產生的文化因素》，《中山大學學報論叢
.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第10、11合集（1994年），第1-17頁。）
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有“大亞洲主義”思想。有學者斷言，主張亞洲各
國聯合起來的“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的思想，這是“無可置辯的”。孫
中山產生這種思想，乃是歷史的必然：其一，近代亞洲人民的共同厄運為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產生提供了肥沃而濕潤的土壤；其二，當時
的中國留學生耳濡目染了日本人所謂“日本同中國如兄弟一樣，唇齒相依
，大家共保黃種才是”的宣傳，這必然會影響孫中山，而宮崎寅藏的“支
那革命主義”對孫中山影響尤深；其三，黃白種族之分也是導致孫中山產
生“大亞洲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注：黃德發：《孫中山的“
大亞洲主義”問題平議》，《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有學者指出，早在1897年僑居日本時，孫中山的一些言論就有了後來“大
亞洲主義”的思想成分，後來漸漸形成一種完整的思想。孫中山“大亞洲
主義”演講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要點：(1)日本的強盛與近代化，使亞洲
民族產生了希望；(2)以東方的王道文化，對抗西方的霸道文化，以東方
文化作為“大亞洲主義”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3)
亞洲民族聯合起來與西方帝國主義鬥爭；(4)“大亞洲主義”的目的是要
為被壓迫民族打抱不平；(5)亞洲民族應與蘇俄攜手，因為蘇俄是講公理
的，是為弱小民族打抱不平的；(6)希望日本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勿做西
方霸道的鷹犬。顯然，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核心，是聯合亞洲被壓迫
民族反對西方列強，是以公理反對強權。（注：陳錫祺：《孫中山與日本
》，《中山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第6頁。）
有學者指出，“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的
政治理念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於“以中、日合作為基礎，並聯合亞洲其他
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謀興亞的亞洲區域主義”。（注
：吳儀：《孫中山先生的國家統一思想與大亞洲主義》，徐萬民主編：《
孫中山研究論集——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
版，第270頁。）
有論者認為，孫中山是年擺脫了日本“大亞洲主義”的消極影響，摒棄“
同文同種”一類狹隘的民族偏見，提出聯合亞洲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共
同反抗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政策和霸道行為，將“大亞洲
主義”改造成了反映亞洲各國人民共同願望的真正的大亞洲主義。（注：
吳劍傑：《從大亞洲主義走向世界大同主義——略論孫中山的國際主義思
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不少學者注意到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有著不同的
內涵。有學者認為，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主張以日本為中心，聯合
亞洲諸民族以對抗歐美的思想，強調日本的指導地位，並且在把亞洲從歐
美侵略下解放出來這一名義下，使日本在亞洲的侵略合理化。而孫中山的
“大亞洲主義”卻主張中日聯盟，並以中日聯盟為中心聯絡亞洲其他民族
共同反對歐美在亞洲的侵略，反對任何強權（也包括日本）在亞洲的侵略
，並且表現出國際主義傾向。（注：章揚定： 《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87年第3期。）
有學者指出，日本的亞洲主義強調黃、白色人種的種族鬥爭，而孫中山的
亞洲主義則摒棄了以往的黃、白人種論，強調無論亞洲的“黃色人民族或
歐美的白色人民族”，都存在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公理與強權之間的
鬥爭，主張被壓迫民族在鬥爭中聯合起來；日本的亞洲主義是為了解決帝
國主義國家間的問題，孫中山的亞洲主義則是為了解決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民族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注：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
285-286頁。）
有學者對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政府的“亞洲門羅主義”和汪精
衛解釋的“大亞洲主義”做了比較，認為它們之間有本質的不同。1934年
日本政府借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為名而炮製的“亞洲門羅主義”及隨後
鼓吹的“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圈”，只不過是“日本法西斯從政
治、經濟、軍事到思想文化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國家與民族實行殘酷的
殖民統治的代名詞。這與孫中山所弘揚的‘大亞洲主義’謀求亞洲被壓迫
民族的獨立與自由不可同日而語。”在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也利用孫中
山的威望，以“大亞洲主義”來掩蓋其投降主義的本質。汪說，孫中山
“大亞洲主義”的核心在於“中日合作、共存共榮”，而“中日提攜”
是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真諦”。實際上，汪對孫中山“大亞洲主義”
的理解是“斷章取義的、居心叵測的，是刻意地為日本法西斯的行徑作
辯護，為他自己賣國求榮作粉飾。他從根本上歪曲了孫中山‘大亞洲主
義’的精神，拋棄了孫中山的反帝原則。”二者的本質大相徑庭，“前
者是從民族投降主義立場出發，後者則是從爭取亞洲被壓迫民族早日獨
立自由的革命立場出發；前者的合作是無原則的妥協，後者的合作則是
有原則、有前提、有條件的。”（注：王逍：《論孫中山“大亞洲主義
”的精神實質》，《浙江師大學報》1999年第6期。）
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與日本“大亞洲主義”早期的“亞
洲聯盟”論和“中日提攜”論思想，以及由此演繹出的文化亞洲觀基本
近似，但對日本“大亞洲主義”最後異化為侵略主義理論是排斥的。（
注：張軍民：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再認識》，《學術研究》2002年
第10期。）
有學者對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發展變化進程做了考察，認為在
日本的那篇演說反映出來的孫中山對“大亞洲主義”和對日本的態度，
既是他“以往對大亞洲主義以及對日本態度的合理延續”，又是自1919
年之後他在“民族主義”方面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結晶。（注：趙軍
：《孫中山和大亞洲主義》，《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上冊，第682-683頁
。）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11-1916年，孫中山大力提倡中日“提攜”、合作
，相信通過自己的熱誠宣傳，日本可以被說服，大亞洲主義完全有可能實
現；第二個階段是1917-1918年，孫中山“對日本大亞洲主義思想表示懷
疑、失望同時又採取隱忍、忠告的態度”；第三個階段是1919-1924年，
孫中山形成並提出了自己的“大亞洲主義”。（注：趙軍：《“吾人之大
亞洲主義”辨——再論孫中山和大亞洲主義》，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辛
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下冊，
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196-1212頁。）
部分學者對孫中山提出“大亞洲主義”持讚賞態度。有論者謂，孫中山在
當時提出“大亞洲主義”主張，“目的是為了利用日本與英美等國的矛盾
，以瓦解帝國主義聯合對中國的侵略，是一種策略”。他提出“大亞洲主
義”口號，不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其著眼點是對日
本人民的呼籲與聯絡”。（注：張翠娥、孫石煌：《試論孫中山的“大亞
洲主義”》，《廣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它是孫中山從當時的具
體歷史背景出發，“基於亞洲廣大民族被奴役的悲慘事實，針對‘歐洲文
化中心論’，以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眼光而提出的獨特的文化觀，
革命性與戰鬥性是其本質與主流”（注：王逍：《論孫中山“大亞洲主義
”的精神實質》，《浙江師大學報》1999年第6期。）。孫中山的大亞洲
主義雖然是一個尚未成熟且存在某些缺陷的思想體系，但它“作為當時反
對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推動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政治主張，仍有
其進步的時代意義”（注：吳劍傑：《從大亞洲主義走向世界大同主義—
—略論孫中山的國際主義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參閱
吳劍傑《孫中山及其思想》第11章“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世界大同思想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383頁。）。
另外一些學者的評價要低一些。有學者分析了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局
限性，指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是亞洲被壓迫民族要求聯合的
反映，又是他對日本存在幻想的折光，二者奇妙地糅合在一起而組成一複
合體”，既不能因其後來被汪精衛集團及日本軍國主義歪曲和利用而對其
苛求貶損，也不能為避尊者諱而對其局限性甚至謬誤加以溢美褒贊。（注
：黃德發：《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問題平議》，《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1987年第1期。）“大亞洲主義”雖是孫中山興亞思想的核心，但它不
是一個“完整的、嚴密的反帝國主義理論體系。它在本質上有別于日本國
權主義者的興亞思想或大亞洲主義，但它同時存在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兩
個方面，因此，對它的評價要實事求是。”孫中山在晚年並未對其早年的
“大亞洲主義”思想進行改造，而他在日本的演講，則是國民黨一大宣言
立場的後退。（注：李吉奎：《試論孫中山的興亞思想與日本的關係》，
《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第87-88頁。）
七、孫中山與大陸浪人
孫中山在革命活動中，為得到日本方面的援助，頻繁與日本各界人士往來
，與大陸浪人交往尤多。這方面的情況在孫日關係研究中也佔有重要地位。
有學者對大陸浪人基本上持批判態度，認為除極少數外，他們“大都是些
為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服務的冒險家和投機家，他們一心想吞併中國，
將中國變為其殖民地”。內田良平等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反滿革命，目的
在於利用中國的革新勢力為日本謀取所謂“滿蒙”權益。由於革命黨人早
期不正確的“滿蒙觀”最終導致了“滿蒙放棄”思想的產生，孫中山曾向
日本浪人許諾革命以後在長城以南建國，而“滿蒙則任憑日本獲取”。所
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滿蒙問題”是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前後援助孫中
山革命的直接動因。不應孤立地看大陸浪人的援助活動，因為他們“作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卒，在本質上和政府當局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一個
侵華目的”。他們同日本政府和軍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由於他們
披著“民間革命家”的外衣，其侵略行徑具有更大的蒙蔽性和欺騙性，
“使他們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活動中一個不可缺少的工具”。（注：
任余白：《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前後日本大陸浪人對孫中山的援助》，
《東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第66-74頁。）除個別民間人士之外
，大部分大陸浪人以至“社會名流”們的所謂民間外交活動，究其實質
不過是對日本大陸政策的“更為隱蔽、更為強硬也更具欺騙性的實踐，
不足倚為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奧援”（注：趙軍：《辛亥革
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民間外交》，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
中國》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0頁。）。
有學者則認為對日本大陸浪人不能一概而論，對具體人應做具體分析。
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大陸浪人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民權派浪人，他們人
數較少，其代表人物是宮崎寅藏。他們深受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希望
在中國實現在日本未能實現的自由民權理想，進而實現世界革命。第二
種是玄洋社、黑龍會系統的浪人，其代表人物是頭山滿、內田良平等人
。他們是想以“幫助”革命為代價吞併“滿蒙”。他們還“鼓動財閥侵
入中國南方”。（注：俞辛焞、李埰畛：《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
策》，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中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23-1425頁。）他們一方面在精神上、
物質上和財政上支援了革命派，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這些支援及其
與日本政府、軍部間的微妙關係”，給予清政府、袁世凱和歐美列強“
以日本支持孫中山和革命派的強烈印象”。（注：俞辛焞：《辛亥革命
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頁。）另有學者也
指出，大陸浪人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幫助存在兩種情況：“極少數人
真正同情並熱忱支持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黨，如宮崎滔天、山田良政、
萱野長知和梅屋莊吉等人”；“大多數人雖然在金錢和生活上熱情援助
和接待過留學或流亡到日本去的中國革命黨人，如孫中山、黃興和宋教
仁等，但他們懷有以此手段來獲得中國利權的長遠目標”。（注：趙金
鈺：《日本浪人與辛亥革命》，第1頁。）
研究孫中山與大陸浪人的論著還有不少，擇要羅列如下：週一良《孫中
山的革命活動與日本——兼論宮崎寅藏與孫中山的關係》（《歷史研究
》1981年第4期）；吳乾兌《孫中山與宮崎寅藏》（《江漢論壇》1981年
第5期）；何燕俠《試論宮崎滔天與孫中山關係的特點》（《東北師大學
報》1987年第5期）；姜義華《日本右翼的侵華陰謀與孫中山對日觀的變
遷——孫中山與內田良平關係述評》（《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日〕伊原澤周《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論與宮崎民藏的土地均享思想》（
《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周彥《孫中山與近代中日關係》（《學習
與探索》1993年第5期）；〔日〕井上桂子《宮崎滔天支援孫中山和中國
革命原因初探》（徐萬民主編：《孫中山研究論集——紀念辛亥革命九
十周年》），等。
八、結語
1.從總體來看，大陸學者對孫日關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主要體
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多數論著都擺脫了以往孫中山研究中簡單化、
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注重史料的發掘和運用，注重專題研究和實證
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在海內外學術界處於領先水準。(2)多數論著都以
扎實的中日文檔案資料為基礎，破除學術禁區，對以往的一些史實錯誤
進行了訂正，對一些舊說提出了質疑，對一些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不
但對孫中山與日本以至歐美關係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對全面認
識和評價孫中山的一生產生了重大的啟示意義。(3)資料方面也有不俗
的表現，俞辛焞等《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和段雲章《孫文與日本史事
編年》是資料方面的代表作，為此項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廣東學者目
前正在編纂《孫文全集》，相信這部大書的出版定能為孫日關係研究提
供更多的新史料。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還有進一步挖掘的潛力。
2．就研究方法而言，多數論者只是從認識論出發，以孫中山對日認識
的發展、變化為線索，縱向研究和解釋孫日關係。孫中山對日認識“
飛躍”說即為其典型。率先打破方法束縛的是俞辛焞，他把孫日關係
作為一個革命團體與一個國家的關係來把握，認為孫中山代表中國革
命党，他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是革命黨與日本之間的國際關係，所以應
以國際關係的研究方法來觀察孫日關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俞
氏之後似未見到新方法的運用。以後之研究者應著意于研究方法的突
破與創新，以進一步拓寬孫日關係研究的範圍，並對孫日關係做出新
的詮釋。
3．關於孫日關係的研究範圍，學界目前多注意政治、外交和革命活動
等實踐層面，對思想等其他層面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正如李吉
奎所言，孫中山思想受西方影響較大，但“究竟他的思想中有無受日
本人影響，或透過日本學到了什麼，至今難言其詳”（注：李吉奎：
《孫中山與日本》，“序”，第2-3頁。）。林家有也只是注意到，ꄊ妙]中山學習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精神”，對明治維新“成功的意義
給予肯定，並從中獲取教益”。（注：林家有：《孫中山與中國近代
化道路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頁。）但具體情況如
何，未展開論述。還有論者注意到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受到
了日本“大亞洲主義”思想的影響。（注：吳劍傑：《從大亞洲主義
走向世界大同主義——略論孫中山的國際主義思想》，《近代史研究
》1997年第3期。）但從總體上看，論者對孫中山思想中的東學背景還
缺乏系統研究。鄭匡民傾數年之力研究日本對梁啟超思想的影響，著
成《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專
刊之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對我們研究孫中山思想的東學
背景不無啟發意義。
4．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從“反清排滿”的立場出發，在較長時期內將
滿族視為“異族”，將“滿洲”視為“化外之地”，形成對於“滿洲
問題”的錯誤認識，從而在對日交涉中屢有把“滿洲”“讓與”或“
租借”給日本的意願和言論。對於孫中山與革命黨人的這一群體性的
認知，雖有學者在相關論著中有所涉及，但尚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
對其形成的根源、演變以及在對日關係中的實際危害，似有加以系統
清理的必要。
5.對孫中山欲以國家和民族部分權益為代價換取日本支持和援助的設
想和言行，部分學者持嚴厲批評的態度，部分學者則網開一面，抱持
“理解之同情”。就拿“中日盟約”問題來說，或以列寧簽訂《布列
斯特條約》的成例為之開脫，或以此舉“完全是為了中國革命”和“
倒袁、維護民國”而為之辯護。這就引申出一個如何客觀公正地評價
歷史人物的問題。（注：關於這個問題，楊奎松的一段話可作參考，
他在對“滿蒙權益”和“中日盟約”等問題進行考察後指出：“我們
也許可以肯定地說，孫中山並非不愛國，只是需要具體界定他觀念中
國家的內涵，並要瞭解他對近代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曾經有過一個
認識的過程。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簡單地拿我們今天對國家及主權領
土之類的觀念，來評判歷史上的是非對錯。同樣的情況，我們也不應
當把歷史人物、黨派暫時的妥協、退讓，乃至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簡單
地斥之為不愛國，甚或是賣國”（《孫中山出讓滿蒙權益問題的再探
討：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臺北，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2003年版，第262頁）。）此外，關於“中日盟約”的真偽，
還需要繼續探討，以明真相。
6．溫故而知新，鑒往而知來，在目前中日政治和外交關係處於低迷
狀態之際，尤其是“中日關係新思維”引起學術界就中日關係進行激
烈討論和深刻反思之時，重新考察和總結孫中山與日本關係中的經驗
教訓，對我們觀察中日關係的當下本質，預測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
都將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資料來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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