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如何看毛澤東時代

作者SODteam (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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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錄]如何看毛澤東時代

時間Wed Jan 23 23:52:23 2008

如何看毛澤東時代 ——謹以此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4周年黎陽一．准戰爭年代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一邊倒” 六．歷史性分水嶺——抗美援朝七．咬定青山不放鬆——中蘇分裂八．最偉大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九．高手過招十．陽謀的副?品——猴與豬十一．今天來自昨天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附錄一．數學：關於“畝?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附錄二．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附錄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問題一．准戰爭年代所謂“毛澤東時代”，是指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這27年。這27年是個“准戰爭年代”——從頭至尾不是打仗就是準備打仗。主要包括：（一）．不流血的大戰—— 1．冷戰（1945—1990）——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2．反封鎖、禁運、顛覆、包圍的“超限戰”——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二）．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 1．反臺灣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沿海的封鎖破壞（1949—），其高峰時段為1949—1955，比較著名的有： ——舟山群島之戰（1949．8—1950．5）：打掉臺灣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萬山群島之戰（1950．5—1950．8）：打掉臺灣國民黨軍隊封鎖珠江口、廣州、廣東沿海的基地——上海保衛戰（1950）：制止臺灣國民黨空軍轟炸上? ——海南島之戰（1950）：制止海南島變成第二個臺灣，奠定中國收復南海諸島基礎。 ——東山島之戰（1953）：反擊臺灣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山島 ——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制海權 ——一江山島之戰（1955）：佔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打掉臺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大陸沿海地區制空權爭奪戰（1949—） ——炮擊金門（1958） ——挫敗臺灣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的圖謀（1962） ——反臺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1962—1963） ——“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國內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邊界保衛戰（1959，1962） 6．中緬邊界堪界作戰（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蘇邊界衝突（1969） 9．西沙之戰（1974） 10．對美國和臺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在這樣“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准戰爭氣氛、准戰爭環境中過來的。評論毛澤東時代，就不能脫離“准戰爭年代”這個歷史實際。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評價歷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歷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只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只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麼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麼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麼，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麼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麼多那麼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只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準來衡量才能弄清。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甘乃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史達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佔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楣：你向美國“ 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但只要冷戰還沒有結束，只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歷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蔣介石選擇了向美國“一邊倒”。在他看來只要傍上美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美國強，美國富，美國反共。世界上沒人敢惹美國。傍上美國金票大大的，實惠多多的，有美國撐腰蘇聯就不敢亂說亂動，自己就可以放手消滅共產黨，就不用擔心東北、西北出問題。實際呢？據《蔣經國自述》，史達林當面明確告訴蔣經國蘇聯為什麼一定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蔣經國問這“第三個力量”是不是美國，史達林回答說：“當然！” 史達林更特別警告蔣經國：“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史達林的這番話充分說明蘇聯的戰略圖謀和夾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的中國在冷戰中的處境。中國與蘇聯有世界上最漫長的邊境線。蘇聯面對中國的部分正是蘇聯最地廣人稀、力量最薄弱、最無險可守的“柔軟的腹部”。如果有“軍事強國”從這個方向進攻蘇聯，就可能把蘇聯橫著切開，“大卸八塊”。史達林對蔣經國說的“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並非杞人憂天。“軍事強國”即便不進攻，只要沿著中蘇邊界駐軍與蘇聯對峙，就足以?生足夠的威懾，讓蘇聯日夜精神緊張，防不勝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蘇聯向來把來自這個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視為心腹之患，從不敢掉以輕心。 1941年夏秋蘇聯在蘇德戰場那麼吃緊，明斯克戰役損兵41萬，斯摩棱斯克戰役損兵76萬，基輔戰役損兵70萬，維亞茲馬戰役損兵66萬，一線部隊幾乎打光了，預備隊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門戶洞開了，蘇聯仍然不敢動用西伯利亞的駐軍。直到獲得佐爾格的確切情報、得知日本將“南進”而不“北進”、不會威脅西伯利亞時，史達林才敢把西伯利亞駐軍西調，在“最後一分鐘”趕到前線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蘇聯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戰役中就已經把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已經知道日軍的綜合戰鬥力比蘇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對蘇聯的威脅跟德軍沒法比。即便如此，蘇聯對這個戰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輕心，仍千方百計保持重兵。可見確保中蘇邊界的安全在蘇聯的戰略思想中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蘇聯視這個方向為戰略要害，視這個方向上的軍事威脅為心腹之患，那麼蘇聯為對付這種威脅自然會不惜一切，決不會有任何顧忌，受任何束縛。蔣介石顯然沒聽出史達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就要把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其實仔細推敲一下史達林的話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看出蘇聯的戰略意圖：“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如果要靠“緩衝國”這種辦法來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光一個外蒙古夠用嗎？從中國的東北、西北不照樣可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嗎？既然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對蘇聯那麼重要，那對蘇聯而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對此蘇聯毫無顧忌：戰略利益的考量永遠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自沙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禦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並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這就是史稱“黃俄羅斯計劃”的核心內容。由此又?生了“中國邊界不過在長城”之類論調。雖然日俄戰爭妨礙了沙俄實現這個戰略，但從沙俄到蘇聯都一直沒有放棄把中國的東北、正北和西北這“三北”都變成“緩衝國”的戰略設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獨立，所以有了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滿洲國”的承認，以換取日本對外蒙古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大國裏只有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新疆也曾差一點“獨立”出去。也就是說，正當中國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奮戰的時候，蘇聯幾乎實現了把中國的 “三北”全部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戰略意圖。所有這一切都出於蘇聯極端重視確保西伯利亞安全、防範來自中國方面的任何可能的軍事威脅這一戰略總目標的需要。雅爾達協定使蘇聯有權在中國的旅大駐軍，控制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憑這兩條，加上蘇聯二戰後巨大的國際政治威望，蘇聯有能力在東北培植親蘇分裂勢力，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勢力同樣不可小視，要製造第三個“外蒙古獨立 ”也並非不可能。如果蘇聯真這麼幹，以中國1945年的國力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麼向美國“一邊倒” 能阻止得了嗎？白日做夢。當日本製造“滿洲國”的時候，美國向日本宣戰了嗎？美國能在雅爾達會議上把中國的外蒙古當籌碼送給蘇聯，同意蘇軍佔領旅大，本身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當回事，更不用說為此犧牲自己的士兵跟蘇聯開戰了。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的戰略重點始終是歐洲，中國總是排在後面。二次大戰中只要歐洲戰場一吃緊，美國總是把給中國的物資扣下轉運歐洲方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正趕上“柏林危機”，美國全力以赴保歐洲方向，對蔣介石的支援力度與此根本沒法比。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頂多保你的政權而不保你的主權，更不會為了保你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美國從來只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跟蔣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國主權問題時，比如外蒙古，“滿州國”、麥克馬洪線，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美國何曾為蔣介石“兩肋插刀”過？ “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陣，雇別人去賣命。也就是說，讓別人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國保衛你的主權，就等於要求美國為別人的主權而犧牲自己——這是美國打“冷戰”的本意嗎？這不是本末倒置嗎？更廣義一點講，國家關係再好不過如此。即便結盟，那也只管政權不管主權。除非蓄意挑起戰爭，否則決不會因為“友好國家”的主權如邊界領土糾紛之類而捲入戰爭。比如，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不管跟印度關係有多好，肯為克什米爾這樣的主權和領土爭端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戰嗎？中國能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戰嗎？蘇聯把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視為“致命的威脅”，對此將毫不猶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政治影響和壓倒的軍事實力建立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以應對，決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國。美國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視為“嚴重的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威脅 ”，對此寧願封鎖圍堵禁運而不願直接對華用兵。歷史已經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分裂並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處在1945年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向蘇聯 “一邊倒”固然沒好果子吃，向美國“一邊倒”則只能落得個國家被肢解的下場。這就是當年的現實。而蔣介石的帳卻不這樣算。他覺得自己跟蘇聯做成的那筆交易已經解決了一切：“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用外蒙古換得東北和新疆，再加上蘇聯保證不援助中共——這就去掉了“蔣委員長”最大的心病：美國已經宣佈不跟中?共產黨合作，只跟他合作。現在連蘇聯這個世界頭號共產黨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援中共，那中國境內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妨礙他消滅中共了。他的政權就坐穩了。犧牲主權保政權，這筆買賣劃得來——只是為了顯得不那麼丟人，在宋子文、王世傑1945年8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走了個“公民投票”的過場：“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國民黨政府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不折不扣“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 “公民投票”結果：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顯然，蔣介石做這筆交易時最優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反共，是個人私利，是個人好惡，是個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處——不折不扣“浙江奸商” 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開”的投機本色：聰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見小利忘大義，顧眼前不顧長遠，只知算小帳，不知算大帳。蔣介石只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卻把歷史的教訓、蘇聯的戰略意圖和史達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腦扔到了九霄雲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你既然堅持向美國“一邊倒”，還能指望蘇聯信守承諾？何況條約規定的是蘇聯“不援助中共”，並沒有規定蘇聯有義務幫蔣介石“取締中共”、“ 禁止中共進入東北”，更沒有規定蘇聯不得另起爐?、就地取材培當地親蘇勢力。蔣介石在國內一貫翻雲覆雨，縱橫擺闔，把別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上，而跟超級大國打起交道來卻如此無能。說他“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真是一點不假。看來他的聰明勁只用在“保政權”上，不用在“保主權”上。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象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中國的處境是何等險惡危急：蔣介石向美國 “一邊倒”，立刻將古老孱弱的中國置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冷戰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國將不費吹灰之力在中國取得最能威懾蘇聯要害的戰略要地，蘇聯將不惜一切兇狠反擊，利用蘇聯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蘇聯在東北駐軍的優勢，培植、支援親蘇勢力，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製，製造出第三個“外蒙古”；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將再來一次“雅爾達協定”，劃分出各自在中國的 “勢力範圍”，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第二個德國。中國的“三北”（東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將遭到毀滅性傷害，從此被分割肢解，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長堤一旦決了口，崩潰就難避免了；外來勢力操縱下的國土分裂一旦開了頭，爾後的進展就殊難預料了。在那種情況下，誰敢擔保中國不會被分裂分裂再分裂，變成又一個奧匈帝國，又一個阿拉伯世界，又一個南斯拉夫，又一次 “春秋戰國”，又一次“五胡十六國”？誰敢說屆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比今日貝魯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過？中國之所以避免了這種不堪設想的命運，原因只有一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產黨在1945年的歷史關鍵時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扭轉了歷史進程。不僅蔣介石和美國的如意算盤裏沒有中?共產黨人的位置，蘇聯也一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聽從蘇聯指揮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瞎指揮。此後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史達林在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的談話中公開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意即“代用品”、“冒牌貨”）。抗日戰爭時蘇聯給中國的一切援助都只給蔣介石，不給中共。蘇聯在與蔣介石簽定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明確承諾不支援中共，同意將中國東北交國民黨人接收。這一切事先跟中共連個招呼都不打，倒是打電報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甚至還提出要中共學法國共產黨，交出武裝去做官。如果當時中共一切乖乖聽蘇聯的，那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毛澤東被纏在重慶沒完沒了地扯皮，整個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的結果上而無所作為。蔣介石在美國支援下從容不迫調兵遣將對付中共。蘇聯趁美蔣與中共鬥得不可開交之際從容不迫在東北扶植“百分之百”聽命于蘇聯的親蘇勢力。（前蘇聯將軍、1945—1946年奉天[瀋陽]警備司令????科夫通－斯坦克維奇將軍在回憶錄中說：“1946年3月9日，我們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權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給中國人。這個命令使我們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達奉天的????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與我的談話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為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而3月9日，我們就突然接到緊急撤離奉天的命令，警備司令部全體人員撤往哈爾濱。”——注意這句話：“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可見蘇軍原來的確打算要在東北長期呆下去。）如果當真如此，那等美蔣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蘇聯在東北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的條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蘇聯並沒有違約支援中共，只是乘美蔣忙著對付中共的時候做了一點“群?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的政權不都有類似的經歷嗎？然而美蔣蘇三家的如意算盤全被毛澤東打了個稀爛。毛澤東來了個“針鋒相對”：“打的只管打，談的只管談”，“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不管蘇聯態度如何，毛澤東自有主張：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大舉進軍東北，戰略上搶到了先機——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8月11日朱德即下令進軍東北；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裝即抵達東北，抓住了蘇聯最高層對中共如此迅速進入東北毫無思想準備、來不及下達明確指示而導致蘇軍中下層官兵自行其是的機會，於8月31日佔領山海關，9月5日進駐瀋陽——這一下就使美蔣蘇三方把中共排除在東北之外“就地解決”的戰略計劃完全破?，各方馬上全亂了套，各種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勢頓時改觀：蔣介石認定蘇聯違約支援中共搶佔東北，於是不顧一切請美軍直接出動。美軍也什麼都顧不得了，於中共軍隊進駐瀋陽後不到兩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島登陸，緊接著於9月30日在天津登陸，10月1日在秦皇島登陸。美軍同時大規模為國民黨軍隊運送軍隊，親自出馬打通、搶修通往東北的交通線。美國大兵步步緊逼，美蘇間“蘇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的默契隨之破滅。蘇聯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帶來的威脅，迫不及待急於反擊。但“遠水不解近渴”，於是蘇聯不得不放棄原先 “利用中共拖住美蔣、在東北‘就地取材’培植親蘇勢力、把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 的念頭，對“不請自來”的中共從排斥轉為默認——蘇聯最高層對中共的態度在美軍登陸前後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於此。毛澤東一箭雙雕：明抗美蔣，暗拒蘇聯——利用美蘇矛盾，逼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這就不動聲色堵死了蘇聯在東北培植“第二個外蒙古”力量的機會。毛澤東就這樣未雨綢繆，連打帶消，不知不覺間便一舉消除了嚴重威脅中華民族民族利益的這一大隱患。蘇聯對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張，是因為美軍突然登陸。美軍之所以突然登陸，是因為蔣介石為爭奪東北迫不及待。蔣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搶先進了東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能搶先進入東北，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與東北近在咫尺，而蔣介石的部隊全遠在西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與東北近在咫尺，是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共堅持敵後抗戰，在華北、山東、內蒙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能建立並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因為中共的作戰目標是長期抗戰，是消耗敵人，打的是人民戰爭，沒有外援也能堅持下去。蔣介石的軍隊之所以全遠在西南，一是蔣介石的部隊在敵後呆不下去，二是因為蔣介石的作戰目標是打通對外交通線第一。打通對外交通線，是為了取得美援——說到底作戰目標是撈錢第一。結果：進入東北時中共軍隊近水樓臺，蔣介石軍隊望塵莫及，不得不求美國直接插手，引起美蘇間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讓毛澤東抓住了歷史的機遇。毛澤東之所以能抓住這歷史機遇，除了手急眼快、當機立斷之外更多的是靠了無數先前做的扎扎實實的基礎性工作：建黨、建軍、人民戰爭、持久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敵後抗日根據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時此地都得到了回報。許多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互不相干的東西，實際卻是環環相扣、因果關係嚴密的統一體。——毛澤東能抓住這歷史機遇看似偶然，實際包含著必然。沒有基礎，抓不住機遇。要抓機遇，先打好基礎。今天為臺灣而焦慮的中國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國差一點就丟掉東北和新疆嗎？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還要失去東北、新疆、國土被美蘇兩強分別駐軍佔領、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國會是個什麼樣嗎？對沒有發生的事雖然難有切膚之痛，但只要知道這種情況差一點就發生這個事實本身就夠令人震驚的了。而這一切之所以沒有發生，全虧了毛澤東在刻不容緩的千鈞一髮之際當機立斷巧妙利用了美蔣蘇的矛盾扭轉了乾坤，又歷經三年的血戰才使中國避免了這一命運。國民黨總是一口咬定自己失敗是因為毛澤東的中共得到了蘇聯的支援，這純粹是失敗者為掩飾自己的無能而編造出來的拙劣藉口。蘇聯瞞著毛澤東跟蔣介石做了交易，一點風聲都不漏，明擺著要給毛澤東一個措手不及。而後又是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又是讓毛澤東交出武裝，說蘇聯支援蔣介石還差不多。對蘇聯來說這場戰爭最理想的結果不是中共統一中國，而是國共劃江而治，再來一次“南北朝”——這樣既能防止美軍出現在中蘇邊境又能防止將來中國強大起來威脅蘇聯。如果中共真是靠蘇聯支援才能打贏，那蘇聯只要在中共打到長江邊時切斷對中共的供應就行了。實際呢？蘇聯只能“勸說”，聽不聽全在中共。這足以證明蘇聯控制不了中共，毛澤東保持了完全的獨立自主。把解放戰爭說成“國共內戰”不正確。這實際是一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抗擊美蘇兩強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抵抗把中國當冷戰犧牲品的第一仗。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和中?共產黨，而是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澤東時代先聲奪人，還沒開始就已經先消除了一場不亞於“九．一八事變” 的民族危機，為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一邊倒”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1949年，中國是什麼狀況？ ——百年積弱的農業古國，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蹂躪之餘又經歷了一場明為國共內戰、實為抗擊美蘇冷戰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實實在在已經國窮民貧、遍體鱗傷、滿目瘡痍。 ——西北、西南、東南戰事正酣。國內尚有大量土匪、殘敵在大肆破壞搗亂。 ——農業?值占國民經濟的80%。農業靠天吃飯，靠人力畜力，靠鐵?木犁，靠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力低下而不穩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鬧災，全國年年都有地區不是旱就是澇。 ——工業殘破不全，不成體系，重工業不值一提。全國大部分地區在工業、交通、通訊等方面實際處於原始狀態。一切關鍵都得靠進口：設備靠進口，原材料靠進口，石油靠進口，武器靠進口，汽車飛機靠進口，橡膠靠進口，醫藥靠進口……連造罐頭的馬口鐵都得靠進口。 ——僅有的黃金外匯全被蔣介石運走了。能創匯的只有為數不多的農副產品、土特?、原料礦產。有限的歐美海外市場大都掌握在當時親蔣親台的人的手裏。“來料加工”、“ 勞務輸出”等創匯方式更無從談起。文盲占總人口77%、被赫魯雪夫形容為“一堆肉”的中國，要資本沒資本，要技術沒技術，要外匯沒外匯，要海外市場沒海外市場，有的只是國民黨留下的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老百姓上街買菜得用麻袋裝鈔票。 ——西方國家和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封鎖禁運已經開始。《美國1949年出口管制法》規定：“那些有助於增強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有損于美國國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絕”。1949年11月22日，“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 “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新中國剛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管制”，禁止向中國輸送包括軍火、鋼鐵、車船在內的戰略物資。 1949年的中國，地面是共產黨的，天空和海洋是國民黨的。國民黨空軍隨時隨地肆意轟炸大陸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國民黨空軍轟炸了北京。上海自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解放到１９５０年２月，先後遭到國民黨空軍２６次空襲。剛進北京時毛澤東為什麼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開國大典為什麼定在下午三時而不是後來慣例的上午十時？——防空。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海軍永字型大小炮艦在天津口外炮擊英屬埃及貨輪，由此開始實施持續長達六年的對大陸港口的全面封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十六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誰“閉關鎖國”？誰“封閉半封閉”？誰 “拒絕對外開放”？） 1949年的中國儘管已經極度虛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蘇冷戰的夾縫中立即作出明確選擇：向美國“一邊倒”，向蘇聯“一邊倒”，還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國尚未解決前面所述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因此，19 49年夾在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免不了要付代價：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毛澤東的選擇是：向蘇聯“一邊倒”。理由很簡單：這是當時條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華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選擇。向美國“一邊倒”絕對行不通：這是當第二個蔣介石，而且結果絕不會比蔣介石更好：蘇聯為了確保中國方向的戰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識形態關係。史達林已經懷疑中國是又一個“南斯拉夫”——也就是說，只要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馬上就會撕破臉皮，象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公開把中共當敵人對待。而美國即便有援助，也決不會比援蔣更積極——想想美國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蔣介石在美國龐大的“院外援華集團”遊說力量就夠了。實際當時美國與其說試探著和中共拉關係，不如說是故作姿態企圖加深蘇聯的猜疑：美國國務院一面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跟中共當局接觸，一面不批准他前往北京，什麼實際行動都不幹，最後一走了之。就這麼個姿態就讓某些人喋喋不休說美國並非想跟中共對立，全是毛澤東的“一邊倒”斷送了機會，害了中國等等等等。這些人不希望中共長腦子長記性長心眼，毛澤東卻對美國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幾年前剛剛跟蔣介石合作上演過一邊“調解”一邊運兵殺共產黨的雙簧，直到當時也一刻沒有停止過援蔣反共的實際行動。現在故作姿態，無非是緩兵計加離間計，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產黨員時刻聽從美國召喚”的味道，被人家殺著頭還願意賠笑臉、三鞠躬、“一邊倒”。如果中共想當宋江，急著受招安忙著跟美國眉來眼去，結果必定是蘇聯翻臉，美國先坐山觀虎鬥，然後出來收拾殘局，跟蘇聯再做一次交易，合夥肢解中國——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國是那樣虛弱，那樣內外交困，抵擋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兩面夾攻嗎？即便抵擋得了，代價呢？ “不偏不倚”同樣行不通。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面不得罪”的結果只能是“兩面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而在1949年的具體情況下向蘇聯“一邊倒”則不同。對蘇聯而言，中國向美國“一邊倒 ”是“致命的威脅”；對美國而言，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是“嚴重的威脅”而不是“ 致命的威脅”。威脅的程度不同，反擊的力度也不同。蘇聯的冷戰需要是中蘇邊境方向不受美軍威脅。中國的民族利益是把兩個超級大國最終都趕出去。在“把美軍趕走”這一點上，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國沒有向蘇聯出讓主權，只要沒有新的蘇軍進入中國，那來自蘇聯方向對中國民族利益的威脅就不比以前更大。 1949年的冷戰形勢是美國包圍蘇聯，蘇聯處於守勢，對中國向自己“一邊倒”喜出望外，不願也來不及做危及這個大局的傷害中國的事。這就使中國解除了最大的後顧之憂，要面對的只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封鎖。這對中國民族利益的損害比被兩個超級大國肢解那樣的命運無疑小得多。“兩害相衡取其輕”，對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澤東的“一邊倒”是唯一正確的選擇。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共的態度從來都是國家利益第一，從來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實際也一樣：講意識形態，但更講民族利益，否則不會堅持獨立自主。儘管蘇聯在毛澤東打天下的過程中搗了不少亂，儘管蘇聯與中國有那麼多的歷史恩怨，但毛澤東堅持了一個原則：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超越個人恩怨，決不感情用事。毛澤東的“一邊倒”並不是無原則地一切都賴在蘇聯身上，使中國離不開蘇聯，而是堅持獨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就讓美軍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讓美國軍艦長驅直入中國長江內河。面對美蔣的海空封鎖，毛澤東幾乎從零開始，現建空軍，現建海軍，現學現用，現用現打，非不得已不求於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衛戰：1950年2月，蔣軍飛機炸毀上海發電廠，上海市電力供應下降97%，整個城市陷於癱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同意請蘇聯暫時出兵相助，但為期僅僅幾個月——1950年 2月6日蔣軍大轟炸。３月２０日蘇聯巴基斯基空軍中將率防空集團驅逐機團到達上海擔任守衛。６月１９日中國空軍第四混成旅到達上海。８月１日華東軍區空軍正式成立。９月３日，陸軍出身的華東軍區空軍司令聶鳳智向陳毅報告，他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便學會了全部空戰指揮課程，開始接手蘇軍指揮防務，蘇軍開始撤退回國。１０月１７日，中國空軍接收了蘇軍飛機裝備。１０月１９日，空４旅正式擔負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戰任務——全過程一共7個月。用一個月的時間學會空戰指揮並投入實戰——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1950年的速度。中國的海防空防就是這樣從無到有爭分奪秒建立起來的。美蔣對中國大陸的封鎖就是被這樣的軍隊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島戰役。解放軍陸軍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端掉了臺灣國民黨軍隊封鎖上海、長江口、浙江及東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萬山群島戰役。解放軍海軍第一次參戰。端掉了臺灣國民黨軍隊封鎖廣州、珠江口、廣東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島戰役。韓先楚指揮解放軍陸軍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一舉佔領中國第二大島海南島，使中國避免了第二個臺灣，獲得了收復南海諸島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國被迫將主要兵力用於抗美援朝。戰爭一結束，中國立即揮兵東南，重新開始因抗美援朝而推遲的打破美蔣封鎖的戰爭。 ——1954年：解放軍與臺灣國民黨軍隊爭奪東海制空權、制海權，擊沈“太平號”。19 55年1月18日：攻佔一江山島。2月：收復大陳島，打掉了臺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至此，臺灣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與此同時，面對金門的福建省的戰備從基礎開始有條不紊全面展開——鷹廈鐵路1953年開始勘探設計，1954年全線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車，1958年夏解放軍大舉入閩，7月與臺灣國民黨軍隊激烈空戰爭奪制空權，8月23日大規模炮擊金門。美蔣對中國大陸的海空軍事封鎖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指揮的軍隊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鎖中國的包圍圈就是這樣被毛澤東領導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別人、經過數年的血腥戰鬥一寸一寸地掃除的。（這些歷史事實足以證明一切污蔑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拒絕對外開放”的人全是恬不知恥的大騙子。）毛澤東領導中國邊打仗邊建設。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還如火如荼就已經開始裁軍。19 52年中國財政預算中軍費比例從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經濟建設開支超過軍費開支的局面。（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軍費開支一直占國家預算的80%，但基本用於“剿共”而不是建立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對外則“絕對不抵抗”。） 1953年中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年順利完成。兩年之後，1959年中蘇關係破裂， “一邊倒”從此結束——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共10年（1949—1959）。在這10年中，中國真正用於和平建設時間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1953—1959）。也就是說，毛澤東僅僅用了10年的時間、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的建設，便使中國徹底擺脫了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面對超級大國的擺佈肢解毫無反抗能力的悲慘處境，改變了中國1949年不得不夾在兩大超級大國當中“兩害相衡取其輕”的無奈地位，硬是在一個農業古國中從無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兩面夾擊的起碼實力，使中國從此能夠不再受制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開始走上擺脫冷戰主宰的坦途。（這樣的成果，這樣的效率，靠 “市場經濟”加“民營企業家”能做到否？）毛澤東的“一邊倒”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其結果不是削弱了中國的獨立性，而是加強了中國的獨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國的民族利益，而是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利益。六．歷史性分水嶺——抗美援朝中國人裏關於抗美援朝爭論最多的大致有三：1．該不該。2．贏沒贏。3．值不值。對這些爭論只有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標準，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冷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麼？——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什麼？“趕走一個，送走一個”：美軍被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蘇軍於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趕走了美軍，蘇軍也就沒有了繼續留駐中國的理由：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中國被雅爾達協定剝奪掉的這項主權從此被中國又拿了回來。這是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回報，是中國抗美援朝的一個間接的勝利果實，也是一個根本的標誌：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隱患從此徹底消除。這樣的結果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是更有利，還是更不利？有人說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所以美軍才干預臺灣。中國是幫了朝鮮，丟了臺灣。這樣說的人是瞪著眼說瞎話。朝鮮內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於兩天之後的1950年 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公開干預中國內部事務。中國於4個月後的1950年10 月19日派遣志願軍入朝參戰。美國干預臺灣在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後。這一切不是什麼機密。這樣說的人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無賴。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多餘，因為美軍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不知道這樣說的人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什麼樣的鐵哥們，對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對這樣的說法，最好的答復是薩蘇先生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評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閱讀了大量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戰爭爆發之前，日軍不但沒有打到山海關的思想準備，甚至沒有打過鴨綠江的作戰計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雖然知道它的軟弱，幾百年前豐臣秀吉在大明的炮聲中憂病而死留下的恐懼，依然使日本邁不開侵略的步伐。” “是誰讓日本軍隊殺進了中國？” “日本人的記載有些荒唐——因為在平壤繳獲了葉志超丟棄的大量裝備，日軍士氣大振。清軍陸軍的行營炮和連發槍比日軍的裝備還要先進，卻一觸即潰，令日軍對中國有了 ‘新的認識’。然而，他們還是遵令在鴨綠江停了下來，並沒有敢輕易渡江。” “這時，對岸卻來了一支清軍騎兵——這就是所謂的‘八旗鐵騎’了。日軍只有三十人的先鋒部隊隔江開槍射擊，並且就地準備掘壕防守。不料清軍幾百人的馬隊立即蜂擁而逃，丟盔棄甲！於是日軍小隊長就自作主張渡江追擊……後續的日軍隨即跟上。” “違抗命令如何？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確切地說，這些違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發現了一個事實。” “從那一刻，中國的尊嚴，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經蕩然無存了。” “朝鮮戰爭之前，這種事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而朝鮮戰爭之後，再沒有一個國家認真地準備‘征服中國’。即便對於中國的那個政府不滿，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種種制衡的辦法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面想辦法。” “要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不是比這些複雜而麻煩的方法簡單得多？” “正因為無法征服，我們才有了和這些曾被稱作‘列強’的國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平等說話的機會。” “而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這種尊嚴得到的，就是幾十年來不再有戰爭來破壞我們的家園。” 1950年統帥“聯合國軍”的麥克阿瑟就是個堅信“勝利者不受責難”、誰也不尿的主：不准越過三．八線？老子偏過。不准使用美軍佔領中朝邊境地區？老子偏用。不准把朝鮮戰爭跟蔣介石扯上？老子偏訪問臺灣。怕引起中國干涉？有什麼了不起？中國人不過一群廚子裁縫，只會洗衣做飯，哪敢打仗？如果他們敢跟美國軍隊較量，那將是一場“ 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對這樣的將領而言，“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有什麼關係？隨時制定就是了。如果中國還象“李中堂”時代那樣當縮頭烏龜、一哄而散，誰能擔保當年甲午戰爭的歷史不會重演？如果麥克阿瑟把“鴨綠江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的威脅付諸實施，當真過江入侵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軍有權出兵。最壞的結果：又一次“日俄戰爭”— —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論誰勝誰負，戰爭的破壞都落在中國人頭上。即便美軍不過鴨綠江，只是與中國軍隊沿江對峙，那又如何？中國必須隨時隨地防備美軍打過來，必須在中朝邊境處處設防，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工廠必須內遷，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都要被打亂。更關鍵的是：蘇聯便有理由長期保持在旅大的駐軍。這就使中國被牢牢綁死在美蘇冷戰的棋盤上愈陷愈深，離擺脫冷戰這個根本目標越來越遠。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第一次得出結論：“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列強如果184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如果甲午戰爭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馬關條約了。如果190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如果七．七事變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年抗戰，尤其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可見這個結論何等寶貝。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得出的卻是另一個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這個結論是列強“用鐵和血”得出來的，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決定出來的。於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戰爭，有了中國一系列的失敗屈辱，有了滿清七十多年內簽定的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差不多平均每年14個，每月攤上一個還多。百年來不知多少中國人試圖靠“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而不靠“鐵和血”來改變這個結論。無論是舉人進士出身、八股文倍兒溜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留過洋的“蔣委員長 ”，身邊都不乏能言善辯之士，“說空話”、打筆墨官司個個不外行。結果呢？“妙筆生花”和“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列強的“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了嗎？僅以1931年到1937年這6年為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請西方列強“調停”：“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列強調停建議：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國聯》通過了“多數派決議”，“不承認”日本佔領東北。結果：日本退出《國聯》，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多數派決議”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1．28事變”，進攻上海。5月5日國民黨政府簽《上海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 ——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簽《塘沽協定》，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佔領，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長城線以南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簽《何梅協定》，中國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簽《秦土協定》，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 指望“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的結果，是用“漂亮的書法”在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上簽字畫押。——“鐵和血”得出來的結論，只有“鐵和血”才能改變。中國人不是沒有試過用“鐵和血”來改變——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鐵和血”還少嗎？但是那些“鐵和血” 硬不過列強的“鐵和血”：當美軍介入朝鮮、干預臺灣、兵臨鴨綠江時，滿腦子仍然是列強1840年以來“鐵和血”的老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抗美援朝的“鐵和血”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列強的“鐵和血”的結論——從此不再是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中國人百年奮鬥、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人、不知付出多少“鐵和血”都沒能做到的，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用“鐵和血”一舉做到了——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失敗了嗎？還不止於此呢。既然推翻列強“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這就意味著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國領土上打這一仗，即便中國贏了，那中國本土也要飽受戰爭破壞。而抗美援朝卻使中國既用“鐵和血”推翻了舊結論，又使中國本土免遭戰爭破壞——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虧了嗎？中國大陸在抗美援朝之前戰亂不斷，從來沒消停過。但自抗美援朝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遭受過任何大規模戰爭。對於中國，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是“准戰爭時代”的中國，又是免遭戰禍的中國。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歷史性分水嶺。俞可平說“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以人為本”的中國，充滿“人道主義”的中國，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到嚴重的扭曲”的中國— —比起充滿戰爭的“1949年前”，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居然是沒有“以人為本”，可見俞可平不承認讓中國人民免遭戰爭苦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最大的“人道主義 ”，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也就是說，俞可平口中“以人為本”的那個“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象他那樣的“精英”。充滿殺戮、死亡和破壞的戰爭不算破壞“以人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見“精英”的幸福感比讓中國老百姓免遭戰爭苦難更重要——這條日本鬼子就能滿足：當中國普通老百姓慘遭屠殺搶掠時，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漢奸們不是過的很滋潤嗎？雖然在“太君”面前是條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卻是“高等華人”，能充分享受“以人為本”、免受戰爭苦難的“人道主義”。可見俞可平的“以人為本”中的那個“人”只包括戰爭中能免受死亡苦難威脅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小子就倆字——欠揍：如果這廝領教過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腳踢的滋味，領教過南京大屠殺的滋味，領教過戰火紛飛朝不保夕忍饑挨餓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讓中國老百姓免受戰亂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了，就知道他一臉不屑的“1949年後”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麼了。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上了蘇聯的當，為蘇聯當替死鬼，連武器都得自己掏錢，可見中國當了冤大頭。如前所述，中國抗美援朝是因為它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那中國就是在為自己而戰而不是在為別人而戰，就不存在上當受騙當替死鬼的問題。當時中國和蘇聯的利益在抗美援朝這一點上一致，蘇聯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錢的，但白給的也不是沒有。比如1951年志願軍攻佔漢城後蘇聯就一次無償贈送了米格-15殲擊機372架。不過如果蘇聯一切都白給，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國與國的關係如同人與人的關係，寧可欠債，不可欠情。欠債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變，欠債可還，欠情難纏。比如兩人戀愛，一方為另一方犧牲了一切：前途、機會、專業、工作、財?、親情……卻被對方占足了便宜後一腳踢開，那將會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蘇分裂後蘇聯人對中國雖然惱火，卻並不恨之入骨，因為當初中國並沒有虧待蘇聯，只欠債，不欠情。赫魯雪夫撕合同撤專家把事都幹絕了又有點懊悔，很有點戀戀不捨當初能從中國得到的好處。結果：對美國聯手幹掉中國核力量的建議猶豫了一陣子。就這麼一猶豫的功夫，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國打交道時一切白撈，占盡了便宜，很有點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會“寧可欠債、不可欠情”那一套，當為傍蘇聯過河拆橋跟中國翻了臉時，中國人從上到下立刻個個恨得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根本不用動員，說打就打毫不留情。兩相比較，到底誰更吃虧？最精於算計的當屬“蔣委員長”：抗日戰爭時吃定了美國的底牌是不能讓中國垮掉，只要國民黨沒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爛美國照樣得給錢給援助。這竹杠不敲白不敲。於是一天到晚向美國叫苦要援助。但東西一到手就全留著對付共產黨，不對日本動真格的。不管美國如何催促，“委員長”總是“以不變應萬變”——要東西來勁，打仗不來勁：給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軍拼命不幹。小算盤是反正美國早晚能打敗日本，自己可以穩搭“順風船”，犯不著拼命，不如趁機發一筆，留著將來消滅共產黨用— —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開”，算盤精，“拎得清”。（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回憶，“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1944年日軍到處吃敗仗，唯獨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之役大獲全勝，打得“國軍”一潰千里，望風而逃。美軍駐華代表史迪威將軍急了，要蔣介石趕緊調兵挽救戰局。蔣介石說無兵可調。史迪威說你的胡宗南有四十萬大軍正閑著呢。蔣介石說那是對付共產黨的，不能動。史迪威說既然你沒兵那何不讓我用美國武器裝備共產黨的八路軍，由我帶出去打日本。蔣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換史迪威中美兩國即無法合作”為最後通牒逼羅斯福調走了史迪威——表面上看“蔣委員長”大獲全勝：趕走了對共產黨有好感的史迪威將軍，自己繼續過“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佔便宜不吃虧，讓美國當冤大頭。結果呢？美國立馬放棄了陸地上靠中國軍隊打敗日軍的打算，轉身求助於蘇聯。蘇聯正中下懷：求我可以，得有甜頭——中國的主權。美國滿口答應（這才是最狠的報復）。於是有了雅爾達協定，有了蘇聯出兵東北。最後的結局：小算盤最精、最“拎得清”的“蔣委員長”被趕出了大陸，到臺灣小島上斤斤計較“拎得清”去了 ——只知算小帳，只知貪小便宜，見小利忘大義，總想白撈油水，有此下場奇怪嗎？整天拿抗美援朝“虧不虧”、“合算不合算”說事的人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藉口妖魔化毛澤東而已：現在中國“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貪官弄到國外的贓款每年有多少？“國有資?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國的買辦讓外國老闆從中國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麼從來也不見他們著急？怎麼從來也不見他們象對抗美援朝那樣斤斤計較、“拎得清”？有人專拿中國抗美援朝的傷亡說事。首先，戰爭的目標是勝利。看勝利與否不是看代價大小，而是看是否實現了戰爭的戰略目標。實現了就是勝利，否則就是失敗。——能說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比德國大，所以蘇聯是戰敗國而德國是戰勝國嗎？能說中國抗日戰爭的犧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國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嗎？其次，根據中國的統計，武器裝備絕對劣勢的志願軍抗美援朝的傷亡總數並不比“聯合國軍”的傷亡總數高。某些人論及中方的傷亡數位不用中國的統計而用美軍的估計，這本身就是偏見的表現。而對比傷亡數位時，故意用美國一家的傷亡總數來對比志願軍的傷亡總數，這實際在耍流氓：跟志願交手的有十六個國家（包括南朝鮮）的軍隊，這十六家的傷亡數位加在一起與中國一家的傷亡數位相比才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兵時北朝鮮的軍隊基本打光了，那些傷亡數位不能算在中國頭上。隱瞞所有這些事實，用美軍一家的傷亡數位和美軍估計的中朝雙方的傷亡數位做對比，這難道不是玩弄數位遊戲搞詐騙？有人說抗美援朝招致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禁運，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可見抗美援朝沒好處。前面已經說過，只要中國還沒有擺脫冷戰，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戰的虧。美國干預臺灣是因為冷戰。封鎖中國也是因為冷戰。這就是冷戰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是中國向蘇聯“ 一邊倒”的代價。問題的性質是這樣的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與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整個國土被美蘇肢解那樣的向美國“一邊倒”的代價孰輕孰重；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問題，而不是在“有害”與“無害”之間作選擇的問題。美國的封鎖禁運是一柄雙刃劍，能傷人也能傷己。本來美國的算盤是封鎖禁運能使毛澤東的政權即便不垮也發展不起來。但美國沒想到毛澤東的中共是在被封鎖被圍剿的根據地這種環境中長大的，自力更生慣了，封鎖禁運別人受不了，中國不但頂得住，而且摸索出經驗來了，發展的路子步伐誰也干預不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美國越來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禁止向古巴運進“進攻性武器”（導彈、轟炸機）。當時美國海軍對駛往古巴的中國輪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種無言的輕蔑：諒你中國船上沒有“進攻性武器”。但僅僅過了兩年，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1964年）。又過了兩年，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6年）。再過了一年，中國氫彈試驗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僅僅5年，美國就再也沒法對中國保持“諒你也沒有進攻性武器”那種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國不得不扒耳撓腮發愁：如果中國向“不友好國家、勢力、地區”提供“進攻性武器”如導彈甚至核武器，那可怎麼辦？（實際上，利比亞總統卡紮菲確實曾提出願意花大價錢向中國買原子彈，但周恩來總理彬彬有禮地拒絕了：原子彈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國同意不出口“進攻性武器 ”？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國會聽你的？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封鎖禁運了二十年，能施的壓力全施完了，再沒什麼可施的了。向中國開戰？又不是沒較量過。除非核大戰，否則還能怎麼樣？設法讓中國改變政策？美國與中國敵對二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幾乎是零，吃裏扒外替美國效勞的“基金會學者”一個都沒有，能指望誰說得上話？被封鎖被隔絕的中國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受任何條約規定的制約。不管是美國還是聯合國，不管是國際組織還是“民權團體”，中國可以概不買帳。誰也休想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越來越痛感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簡直不亞於對中國利益的損害，越來越急著改變這種狀況。尼克松說美國決不能讓“幾億中國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潛臺詞是：一個憤怒而孤立的中國更能給美國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還不如趕緊解除封鎖禁運，恢復美國對中國社會、對中國“精英”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美國解除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心情其實比中國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徹底：以後再也不這麼幹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希堅決拒絕對中國重新施行嚴厲的封鎖禁運。表面上說“不願意孤立中國人民”，實際是歷史的教訓領教夠了：對中國搞封鎖禁運不但無效，而且到頭來“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如果封鎖禁運管用，美國才不會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對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鎖到底，毫不手軟。）抗美援朝導致的封鎖禁運是壞事不假。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把這種壞事變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國從此以後再也沒胃口對中國用這招了。一勞永逸——1989年中國就沾了毛澤東的光——這難道不是壞事變成了好事嗎？這難道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民族利益嗎？七．咬定青山不放鬆——中蘇分裂中蘇分裂表面上是因為意識形態，實際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五十年代初，中國的民族利益與蘇聯的冷戰需要基本不衝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所以兩國關係很熱火。艾森豪威爾上臺後，變美國的戰略從“遏制”為“大規模報復”，一切跟核戰爭挂?：放棄過去認為在有限戰爭中不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決定只要軍方認為軍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讓“潛在的敵人由於確信美國將以它願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還擊侵略而受到威懾，因而不敢輕舉妄動”。面對美國以核優勢為後盾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蘇聯決定“緩和冷戰”。1954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宣佈“大規模報復戰略”。兩年之後，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總路線。這實際是要求已經當政的共產黨不要得罪美國，沒當政的共產黨別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潛臺詞：既然“一顆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戰”，那象抗美援朝那樣的麻煩今後不能沾，免得惹火燒身，為了你的國家統一把我蘇聯拖進核戰爭。這樣一來，中國收復臺灣、維護領土完整和統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蘇聯的冷戰需要矛盾了：要統一臺灣就必須反掉美國的干涉。經過麥卡錫主義肆虐、頑固堅持冷戰理論、敵視中國的美國堅決拒絕跟中國做任何妥協，甚至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只承認在臺灣的蔣介石當局代表全中國。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 ——敵視到這個份上，怎麼“緩和”？即使中國放棄統一臺灣美國都不會答應，更不用說中國堅持收復臺灣了。毛澤東面臨的問題是：是為蘇聯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放棄收復臺灣的努力，還是為中國的民族利抵制蘇聯的冷戰需要？毛澤東“咬定青山不放鬆”——咬定中國的民族利益絕不鬆口。這才是中蘇決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被毛澤東一口回絕。毛澤東為什麼發那麼大脾氣，反應那麼激烈？因為這兩個建議將嚴重危害中國的民族利益。成立聯合艦隊、平分指揮權不僅意味著中國軍權旁落，破壞毛澤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而且等於要封鎖中國海岸線：當時中國海軍力量很小。要成立聯合艦隊，中國的軍艦都得填進去。蘇聯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隨便掃掃庫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屬於自己的艦隊。聯合艦隊表面是指揮權一家一半，實際上是讓蘇聯擁有了對中國海軍的否決權——只要不符合蘇聯的冷戰需要，那聯合艦隊就甭想動。中國不管是收復臺灣、護航護漁還是收復西沙南沙之類，都得事先經過蘇聯批准。這樣一來，沒有蘇聯的同意，中國的海軍等於說沒就沒了——沒了海軍，中國的海岸線豈不等於被封鎖了？理論上中國對聯合艦隊同樣有否決權，實際那個否決權對中國沒什麼意思：當時中國沒什麼遠洋權益，當務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國近海的事跟蘇聯的冷戰沒多大關係，蘇聯卻要管；遠洋的事跟中國沒多大關係，中國怎麼否決？根據什麼理由否決？實際的結果是蘇聯說了算，讓中國當冤大頭。而且即便中國行使了否決權蘇聯也不在乎：蘇聯除了聯合艦隊還有得是軍艦可用，你聯合艦隊出不出動對蘇聯無關緊要。建立長波電臺的名堂就更大了。長波電臺是為潛艇作戰服務的。而在中國成立長波電臺只能是為遠洋作戰服務——蘇聯本土的長波電臺已經足夠蘇聯潛艇近海作戰用的。當時中國有多少遠洋權益？這長波電臺實際是為蘇聯海軍遠洋活動服務。而蘇聯海軍到遠洋活動只可能是跟美國較量，百分之百屬於蘇聯冷戰的需要，對中國的民族利益沒什麼好處。當時中蘇是同盟國。理論上，一方遭到攻擊時另一方有義務參戰。但如果一方主動攻擊別人呢？另一方就沒有參戰義務。在陸地上誰遭受攻擊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遠洋，軍艦與軍艦之間誰攻擊了誰哪那麼容易查清楚？這樣一來，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了海上衝突，不管是誰攻擊誰，只要蘇聯宣稱自己是遭到攻擊的一方，那中國就得站在蘇聯一方參戰，自己一點作不了主。當時美國堅持的是“大規模報復戰略”，又把中國蘇聯看成鐵板一塊，有了抗美援朝結的“梁子”，恨中國勝過恨蘇聯。而當時中國的防衛力量又遠不如蘇聯，萬一美國跟蘇聯衝突，十之八九“老太太買柿子——專揀軟的捏 ”，首先沖著中國來。如果蘇聯想暗中使壞借刀殺人，通過製造個海上衝突借美國的力量重創中國也不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表面上是個長波電臺，實際是一張賣身契，要中國把和、戰的選擇權拱手交給蘇聯。蘇聯關於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建議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國牢牢綁在蘇聯的冷戰戰車上，休想擺脫蘇聯陣營。這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完全對立，毛澤東為此大動肝火一點沒有錯。蘇共二十大的路線、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建議標致著中蘇關係已經走到了轉捩點：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已經不能再相容了。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竭力挽救兩國關係，試圖勸說蘇聯不要因美國的戰略訛詐而改變總路線。赫魯雪夫說美國現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戰，為小衝突把自己全賠上不值得。毛澤東說美國的“大規模報復 ”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是嚇唬人的，實用性很有限。它只立足於正面衝突、全面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鬧，特別是不牽涉到美國人的局部衝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為南越一支共產黨的遊擊隊伏擊了親美的政府軍就往那裏扔原子彈嗎？不跟美國正面衝突不等於碰都不敢碰，頂多不正面突破就是了，側面迂回仍然行得通。毛澤東如此主張並非頭腦發熱。美國提出“大規模報復”戰略後，毛澤東專門針對其搞了兩次火力偵察：一江山島之戰和炮擊金門。回顧一下這兩次戰役的大概經過，不難看出毛澤東膽識驚人，獨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美國幫助臺灣當局協防臺灣和澎湖列島；美國有“依共同協定之決定在臺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48天後，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迅速攻佔該島。艾森豪威爾馬上於1月24日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咨文宣稱：“如果臺灣和澎湖列島落入不友好者的手裏”，那就會“在西太平洋的島嶼鎖鏈中造成一個缺口”，“中共對大陳群島的炮擊是共產黨征服臺灣的序幕，美國必須對此採取行動”。美國國會?參兩院迅速於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別通過“授權總統在臺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軍隨即先後出動6個航空母艦群、400餘架飛機全面封鎖浙東海域，掌握了大陳島──臺灣──沖繩三角地帶的制空權，控制了臺灣對大陳島嶼的運輸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毛澤東針鋒相對，於1月28日接見芬蘭大使時說：“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兩天後（1月30日）解放軍空軍猛烈轟炸大陳島。當天（1月30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準備幫助國民黨部隊從大陳撤退，並通過蘇聯向中國轉達這一資訊，希望在美軍幫助國民黨軍撤退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採取行動。中國政府接到蘇聯轉達的這一資訊後指示解放軍對從大陳撤退的的美、蔣軍不要攻擊。2月5 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和其他部隊幫助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退。2月25日，解放軍佔領大陳列島中最後一個島嶼。浙東沿海全部島嶼均被解放，大陳島至金門數百公里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軍控制，國民黨軍在大陸沿海所控制的島嶼僅剩下了金門和馬祖。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對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毛澤東冒著核威脅的風險發動一江山島之戰，就是為了打破對大陸的封鎖。說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的人要臉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數日後宣佈暫停炮擊，允許國民黨軍艦向金門運送補給，條件是美國軍艦不得護航，否則立即開炮。美國無視這一禁令，公然為國民黨軍艦護航。毛澤東立即下令開炮，命令只打國民黨軍艦，不打美國軍艦。但如果美艦開火，則允許還擊。炮聲一響，美艦立即?下被護航的國民黨軍艦而去，一炮未放。這兩次戰役說明了什麼？ 1．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大陸沿海島嶼。美國只對臺灣本島感興趣。2．美國的原則是讓蔣介石替美國賣命，不是讓美國替蔣介石賣命，更談不上“捨己救人”。 3．美國人的決心並沒有表面上講得那麼嚇人，並不是稍微一碰就當真要“大規模報復” 打核大戰。美國的戰略實際是消極防守的戰略，不是主動尋釁找岔子找機會跟中國打核戰爭的積極作戰的攻勢戰略。美國雖然嘴上很硬，但並不打算主動發起對華戰爭。4．美國的那個“大規模報復戰略”太絕對，碰上小規模局部衝突這樣的“擦邊球” 的複雜情況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為難。這樣的戰略完全對付不了毛澤東最拿手的遊擊戰。5．“正面攻不動，側面迂回”。中國沒有力量硬打臺灣，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戰美國利益，讓美國沒好日子過，最後逼美國有求於中國。6．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既不准大陸進攻臺灣，也不准臺灣“反攻大陸”。其客觀效果是讓臺灣與大陸徹底隔離，最後勢必導致台獨。美國壓蔣介石放棄金門，把所有兵力全收縮到臺灣，讓大陸臺灣老死不相往來。這證明美國在圖謀製造“臺灣獨立”。而蔣介石堅持保留金門這最後的“反攻大陸”的基地，證明美蔣之間的戰略目標並不一致。7．蔣介石堅持“反攻大陸”就意味著堅持承認臺灣屬於中國，就意味著反台獨。如果大陸收復金門，蔣介石就更難以在美國人面前堅持“反攻大陸”的主張。當短期內沒有力量收復臺灣時，可以利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主張來遏制台獨，辦法就是炮擊金門，保持適當的緊張局勢，給蔣介石以“中國內戰尚未結束，不能示弱”的藉口頂住美國人要他從金門撤退的壓力。金門炮戰最後演變成“雙日不打單日打”，實際是毛澤東、蔣介石在制止台獨這個民族大義面前共同放棄了黨派私利，聯手上演的一出對付美國人製造台獨陰謀的悲喜劇，從不同的立場、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於意識形態、高於個人恩怨、高於個人好惡、高於個人私利”的共同原則。8．美國雖然口口聲聲“美國利益”，但對“美國利益”的要害所在並不清楚。美軍登陸黎巴嫩後，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臺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並不準備攻佔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里吃緊往哪里跑，證明美國的戰略雖然是“守勢戰略”，但對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點心中無數，所以全球到處伸手。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毛澤東通過這兩次戰略偵察基本摸清了美國的老底和真實意圖，心中有了底，跟赫魯雪夫爭論起來底氣十足。但赫魯雪夫根本聽不進去。他只知道按自己的冷戰需要來衡量一切：我這裏正跟美國人講緩和，你那裏炮擊金製造緊張空氣；我正要訪問美國談和平，你那裏跟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全世界都把中蘇看成是一氣的，你這一打等於讓我在美國人面前顯成了個一邊談和平一邊動手打仗的騙子，美國人對我的緩和呼籲不買帳全是你給鬧的。你再堅持就要攪黃我的和平共處的總路線。所以你中國無論如何不能打，臺灣丟了就丟了，印度要邊界領土你讓給他就是。總之我的冷戰需要高於你的民族利益。要堅持中國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對蘇聯的冷戰需要說“不”。既說了“不”，那就意味著從“一邊倒”走向“誰也不向”。當毛澤東堅決拒絕為蘇聯的冷戰需要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時，赫魯雪夫明白了：中國不再“一邊倒”了。一直以為中國除了把自己綁在蘇聯冷戰戰車上別無出路的赫魯雪夫之驚訝惱怒可想而知，立刻開始懲戒中國，再也顧不上意識形態、國家關係了。這就是中蘇關係破裂的真正原因。如前所述，處於美蘇冷戰夾縫的大格局下，中國“向這邊‘一邊倒’，那邊要收拾你；向那邊‘一邊倒’，這邊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則兩邊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國自己足夠強”。1949年的中國極端虛弱，根本經受不起“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面。然而過了十年，僅僅十年，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國建立起了足以抵禦兩大超級大國兩面夾攻的必要實力，可以向“誰也不向”、“掙脫冷戰夾擊”的總目標進軍了。八．最偉大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 1959年中蘇分裂。中國結束了向蘇聯“一邊倒”，從此對美蘇“誰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國不夠強大，中國在冷戰中就始終處於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受欺負的地位：“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中國在中蘇分裂之後遭到美蘇兩面夾攻一點也不奇怪：“ 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在一般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毫無希望：外有強敵，內乏糧草，壓力空前巨大，處境極端艱難，“黑雲壓城城欲摧”。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抗蘇聯，更沒有力量對抗美國，又沒有辦法勸說美蘇改弦易轍改變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別忘了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中國除了屈服投降還有別的出路嗎？歷史結果是：13年後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從敵對走向緩和，從聯蘇反華走向聯華制蘇。中國的“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處境被徹底扭轉，從被前後夾擊走向左右逢源。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包圍孤立從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從兩極走向“三國演義”，整個冷戰局勢徹底改觀了。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怎麼來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個大餡餅，讓中國白揀了個大便宜嗎？是美國突然良心發現，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從此跟中國講友好親善了嗎？是中國運氣太好，啥也沒幹世道就突然之間變好了嗎？如果當真如此，那這個世界就是個童話世界。然而童話不是現實。現實中的這一切變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來的，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空前絕後大較量的結果。尼克松為什麼訪華？因為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美國為什麼改變對華戰略？因為第一，美國終於認識到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中國；第二，美國有求於毛澤東——幫助美國 “體面地撤出越南”。美國為什麼會改變對中國的認識，為什麼會有求於毛澤東？因為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為什麼會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因為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為什麼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蘇論戰。第二，援越抗美——中蘇論戰使美國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援越抗美使美國認為越南是中國破壞美國利益的突破口。結論：美國必需在越南跟毛澤東較量。在越南取勝就等於打敗了毛澤東，就保住了美國的核心利益。今天的美國政要精英們一說到越南戰爭，幾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澤東。而整天絞盡腦汁標新立異的中國歷史學者“精英”們雖然連“一個章子怡頂一萬個孔夫子”這樣的匪疑所思的命題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來，但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和毛澤東的關係這個問題上卻對美國人非常“體貼入微”、“為尊者諱”，絕不在這個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發掘。中外“學者”們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計抹殺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與毛澤東的關係——否認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是毛澤東的傑作，自然也就否認了美國改變對華戰略、尼克松訪華是毛澤東的勝利這一歷史事實。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普通人以為整個中美關係的歷史性變化、中國戰略環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國單方面的恩賜，與毛澤東沒什麼關係。歷史就這樣?造出來了。判斷歷史，真正有價值的是當時的事實，而不是“事後諸葛亮”們的信口開河。判斷美國當年捲入越南戰爭的真正目的，看看當年美國政要的們為美國捲入越南戰爭辯護時的各種講話、宣言、文件、決定等等白紙黑字的事實就夠了。好在這些資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來。且看如下事實： ——1959年，中蘇分裂。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武裝統一越南。 ——1960年，“中蘇論戰”爆發。 ——1960年，中國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外電紛紛報道評論。10月17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表題為《毛想使美國成為一隻“紙老虎”》的文章，稱：“毛澤東奪取世界的計劃在要赤色中國人民學習的一本新書中作了概括的說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澤東公開接見並宴請古巴遊擊戰英雄格瓦拉。頓時，“激進的赤色中國試圖用遊擊戰征服世界”的“中國威脅論”風靡一時。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中國政府立即予以承認。 ——1961年，甘乃迪就任美國總統，將“大規模報復戰略”改為“靈活反應戰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澤東著作，尤其是遊擊戰的理論。甘乃迪親自閱讀毛澤東有關遊擊戰爭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勝強人民戰爭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對他的妻子傑奎琳說，毛澤東把軍人與人民的關係比作魚兒與水的關係，多麼巧妙。傑奎琳聽後哈哈大笑。（19 65年1月，毛澤東會見《西行漫記》作者斯諾時說：“美國總統甘乃迪為了對付亞非拉的新興力量，提出了特種戰爭和局部戰爭。有消息說，他也看我寫的軍事文章，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遠陪同歸國的李宗仁見毛澤東時，也告訴毛澤東，甘乃迪生前在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看來是要人們研究中國。） ——甘乃迪任命號稱“冷戰鬥士”的臘斯克為國務卿。臘斯克經常把毛澤東、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臘，把和平抗議者比作對納粹德國的綏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甘乃迪剛就職一個星期就向其高級顧問們表示他對越南問題有了危機感和緊迫感。不久，美國國務院通知駐西貢使館：白宮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亂”確定為美國對外政策最優先的事務之一。4月29日，甘乃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個作戰發展與試驗中心，用以發展反越共的新技術。5月，美國派遣特種部隊和軍事顧問到南越，同時向南越提供財政支援幫助西貢政權推行“戰略村”計劃。“特種戰爭”爆發。 ——1961年9月9日，甘乃迪在對NBC電視臺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說：“中國的領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個巨大的龐然之物一樣，屹立在邊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們，那將比較會為他們在馬來亞開展遊擊戰爭提供有利的地理條件，而且，也會給人們造成深刻的印象，即東南亞的發展趨勢將掌握在中國和共產黨人的手中。” ——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聲稱：“中國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戰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我們肯定不應站到中國人一邊，同蘇聯人相比，他們倡導一種至少在短期內對我們更危險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個由中央情報局、國務院情報處、陸海空參謀長、所有美國情報委員會成員組成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委員會，對中國的外交意圖做了仔細的剖析，認為：“一旦形勢適宜，北京就會以常規政治戰爭形式，支援當地的遊擊戰爭和恐怖行動，或充當後盾和幕後操縱者。” ——1961年11月3日，美國國務院智囊班子——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羅斯托（Rostow, W alt W.）和泰勒給甘乃迪的報告中認為：“南越的失陷將導致共?主義的極度擴張，使東南亞和馬來群島的其他國家處於共?主義的控制之下，其戰略影響特別是在亞洲的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如果美國軍事力量沒有實質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羅斯托宣佈，中蘇分裂顯然是“史無前例的事件”，美國應該支援共?陣營中鐵托那樣的右傾分子，而不支援中國那樣的“左傾分子”。 ——1962年2月，“美國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貢成立，直接統一指揮南越吳庭豔軍隊和美國“特種部隊”作戰。 ——1962年3月26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共?主義問題研究所所長布熱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發表文章《和平交戰的政策——我們如何能從共?主義的不團結中得到好處》，建議美國政府：因為“中?共產黨人對美國的極端敵視”，所以應該“把友好和敵視區別對待的政策應用於中國”，“至少在現階段繼續排斥中國”。 ——美國中央情報局1963年1月14日的備忘錄中指出，“因為北京的尚武和強烈反西方的路線，一個單獨在中國領導下的亞洲共?集團對美國的遠東安全利益有嚴重影響。” ——1963年10月5日，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凱南在《星期六晚郵報》發表文章《我們能同莫斯科交易嗎？》稱：“中國人的立場是不顧死活的，不負責任的，對誰都是危險的（包括中國自己在內）。蘇聯的立場卻表明它開始認識到共產黨和非共產黨國家在具體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在舊金山聯邦俱樂部發表演說《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宣佈：“中國是一個‘敵視西方、威脅鄰國的激烈的敵對力量’，美國在遠東面臨的‘最大麻煩’的問題就是中國”；“蘇聯在核時代的現實面前似乎認識到某些利益——特別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類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卻仍然堅持正統形式的共?主義，這種共?主義強調暴力革命，即使將使世界文明遭到毀滅的危險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認什麼超越意識形態的界線的共同利益。”“ 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要中國不對‘自由世界和鄰國進行顛覆或發動侵略’，這需要在中國周圍建立一個包圍圈來‘遏制’中國”。 ——1964年3月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備忘錄宣稱：“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聲稱：“中?共產黨人的利益是十分明顯的。每當蘇聯發出警訓式的調子時，他們就會公開譴責莫斯科，指責他們已背叛了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美國視為一隻紙老虎，並堅持認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務和常規防務面前，通過緩慢而卓有成效的運動，越南就可以進行其‘解放和統一’的革命鬥爭。因此，北京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時機，運用越南作為試驗品來展現自己的新戰略。北京認為，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服務。” ——1964年8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的報告結論如下：“南越和老撾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共產黨人強佔這兩個國家。失敗於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並且，在遏制共?主義在其他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他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共產黨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的共產黨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隻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的大戰，可以毫無風險地走向最終的勝利。他們早已將南越視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並大造輿論。相比于蘇聯比較謹慎的姿態而言，南越和老撾的最後結果，將更為顯著地支援了北京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立常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結果對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出現更為積極的革命運動，將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4年12月，約翰遜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組特別報告稱：“如果我們不採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致總統的備忘錄說：“共產黨中國聲明，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我堅信，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我還認為，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共產黨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裏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慄。” ——1965年2月，美國開始大規模地轟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南方峴港登陸。美軍在越人數短短數月之後已達22萬。（1966年達38萬。1967年達42萬。19 68年達52萬。）“特種戰爭”變為“局部戰爭”。 ——1965年5月13日，約翰遜說：“共產黨中國希望戰爭繼續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麼代價”。約翰遜講話後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美國?議院軍事委員會報告說，“南越是東南亞反共鬥爭的基石，是中共理論的決定性考驗的物件。” ——1965年8月，約翰遜在同高級幕僚們討論是否增派10萬美國戰鬥部隊、從而接過地面戰爭的主要責任時說，若不如此，世界各國會說美國是紙老虎，其威望將受到無可挽救的打擊，“最嚴重的打擊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無法打敗一小批遊擊隊”。威廉?邦迪在 1967年5月說，越南戰爭在“亞洲人”的眼裏是一塊試金石，美國的失敗或軟弱將使他們喪魂落魄。 ——美國前駐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題為《我們在越南能夠獲勝》的文章中指出：“ 在越南的鬥爭，是戰後反共鬥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北越勝利，中國的做法就會被證明是正確的，蘇聯也會被迫採取更好戰的立場，盟國將不再相信美國的保證，國內也將要退出世界而實行固守‘美國堡壘’的戰略。美國只要堅持下去，是能夠勝利的。” ——美國參議員蓋耳?麥吉在國會辯論越南問題時發言說，“南越如丟失，柬、泰、馬、印（尼）、菲也將丟失；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現在指揮中心正在轉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討厭、最肮髒、最難得出定局的遊擊戰’，因此，“ 必須在東亞劃一條堅定的界線並堅守之”。 ——《紐約時報》軍事編輯漢斯?鮑德溫說：“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擊我們，我們也能在南越和老撾打贏一場朝鮮式的戰爭”。 ——1965年11月7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給美國總統的備忘錄說：“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極大”“……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制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對遏制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中承認： “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 ” “我們——當然包括我——只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機，錯誤地認為，那些好鬥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於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 “共產黨中國聲明，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 “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人對其他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後，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嘗試進行暴動的滋味。” “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體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共產黨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國國務院顧問漢斯?摩根索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在越南我們是在欺騙自己》說，美國試圖在週邊對中國實行軍事遏制、結果必然導致中美戰爭，那時美國的核力量和海空優勢都不會起決定作用，勢必要派幾百萬地面部隊到亞洲去。這將是美國最大的悲劇。美國必須適應中國在亞洲的政治和文化優勢；在越南達成一個保全面子的協定；同蘇聯暗中合作來扶植一個“鐵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總統顧問阿貝?福塔斯聲稱，從南越撤軍“這是給中?共產黨人在世界上擴大影響的一劑補藥，是我們在亞洲多米諾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華爾特?李普曼著文說：“根據所謂多米諾骨牌的理論，如果美國在同中國共?主義對抗的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隻紙老虎，而不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就會喪失亞洲各國人民對它的尊敬和支援。自從2月以來的3個月中，我們越來越大力地運用這個理論。結果是什麼呢？同預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國不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亞洲每個主要國家越來越大的反對。”“亞洲人民中間的所有這種日益增長的反美情緒的根源是什麼呢？這個根源就是：他們認為我們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是一個富有的、強大的、白種人的西方國家對一個軟弱而貧窮的亞洲國家進行的戰爭，是西方白種人對亞洲非白種人進行的戰爭。”“我們可以隨意大談我們如何為越南人的自由而戰鬥。但是，對亞洲各國人民來說，這顯然主要是一場美國人對一個亞洲國家人民進行的戰爭。” …… 所有這些事實確鑿無疑地證明美國當初捲入越南戰爭確實就是沖著毛澤東來的，就是要和毛澤東“單挑”。也就是說，美國之所以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為毛澤東——“中蘇論戰”使美國認定中國是比蘇聯更危險的敵人，“援越抗美”使美國認定中國的的確確正在通過“人民戰爭”挖美國的牆角。二者合起來就使美國精英認定：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在越南的叢林中。結果：美國傾舉國之力“奮不顧身”地沖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幾十萬大軍陷在東南亞的沼澤水網山川叢林中盡情地、無止無休地耀武揚威卻又無法自拔。蘇聯則趁機大舉擴張。60年代末，蘇聯軍事力量已經與美國不相上下，在全球到處挖美國牆腳。1967年，蘇軍進駐中東。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和“國際主義義務論”。美國精英們此時此刻突然如夢方醒，恍然大悟：壞了，上當了，上了毛澤東的大當了。原來美國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東南亞的爛泥潭裏，而是在中東和歐洲；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好戰”的中國，而是美國以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蘇聯。美國敢情被毛澤東誘進了越南戰爭的沼澤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進井裏——有力沒處使，進不得退不得，眼睜睜看著蘇聯坐大而無可奈何。如果還不顧一切繼續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於自我了斷，把世界霸權拱手讓給蘇聯。不管是誰當美國總統，借他八個膽他也不敢走到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臺後宣佈美國從越南撤軍，使戰爭“越南化”，通過談判取得“體面的撤退”——不再說“打贏”而說“體面的撤退”，這實際已經是認栽了：如果能打贏還用得著談判嗎？還有什麼樣的撤退能比凱旋而歸更“體面”呢？所謂“體面的撤退”真正含義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國得走人了。我走後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沒本事就聽天由命。我真正關心的是別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國脫身後只垮掉一個南越，那就謝天謝地，就算“體面的撤退”了。而要實現這“體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澤東：得繞人處且繞人，千萬別我前腳走你後腳乘勝追擊，來個橫掃東南亞。“解鈴還需系鈴人”，我美國當初因為你毛澤東才掉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現在只好求你毛澤東高?貴手，讓我“體面”地從這泥潭裏爬出來，好全力以赴去跟蘇聯爭個高低。美國既然有求於毛澤東，那就不得不滿足毛澤東開出的價碼。最終結果：一．美國得出結論：不要在軍事上大規模捲入亞洲大陸。二．美國重新檢討對華政策。放棄敵視中國的立場。放棄“以冷戰為綱”的對華政策和理論思維方式。總統親自出馬改善對華關係。承認中國大陸的政權（從想方設法推翻的准戰爭狀態到不承認，從不承認到最終承認）。原則上停止了直接顛覆、騷擾中國的行為，停止了對流亡的西藏叛亂分子的援助。三．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承認臺灣屬於中國。同意廢除與臺灣簽定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80年1月1日正式廢除），停止了海軍在臺灣海峽的巡邏，美軍撤離臺灣。四．美國解除了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全面經濟封鎖禁運和外交孤立政策。五．美國承認中國的政治大國地位。支援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和常任理事國地位。六．美國採取聯合華制蘇的戰略——這意味著美國不僅實際承認了中國大陸的政權，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而且更進一步，承認中國已從“前蘇聯陣營的一員”上升為世界力量中的“一極”，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開始從“美蘇兩極世界”演變為“美、中、蘇”三極的“新三國演義”（如果僅僅把中國看成世界上一個普通的大國，何須如此大費周折？）所有這一切都在毛澤東和尼克松、周恩來與基辛格的會談、《上海公報》和而後的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得到了體現和證實。這一切都是戰勝國才能得到的東西——這才是毛澤東進行中蘇論戰和援越抗美要達到的真正的戰略目標，才是毛澤東自建國以來一直孜孜以求的東西：使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兩面夾擊中突出重圍，徹底擺脫美蘇冷戰的支配，變“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為“誰也不向、兩家一塊巴結你”，使中國的戰略處境從“前後夾攻”轉為“左右逢源”。也就是說，根本改善中國的戰略處境，捍衛中國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今天要問越南戰爭的失敗者是誰，幾乎?口一詞會說是美國——美國自己都不否認美國輸掉了越南戰爭。但如果要問越南戰爭的勝利者是誰，那答案就各式各樣了。有說是北越的，有說是蘇聯的，就是少有說是中國的——如今中國的官方“精英”對“越南戰爭勝利者”這頂桂冠似乎毫無興趣，那當然怪不得別人要貪天之功為己有。然而歷史自有其邏輯。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是沖著毛澤東去的，毛澤東又從頭奉陪到尾。美國失敗了，越南戰爭的真正勝利者舍毛澤東其誰耶？這個勝利是毛澤東誤打誤撞憑僥倖得來的嗎？如果真是這樣，那美國這個世界頭號超級大國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裏糊塗就破了自己號稱“建國二百年從無敗仗”的歷史記錄，輕而易舉就把有史以來頭一個“戰勝美國”的勝利桂冠拱手送給了毛澤東。世界上哪有這種美事？！這一切都是毛澤東精心策劃巧妙運籌的結果，是毛澤東跟美國鬥智鬥勇鬥力、反復較量的結果。如前所述，冷戰期間中國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擺脫冷戰，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攻。要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攻，關鍵在於美國——中蘇是為了美國而鬧翻的：對美國對中國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澤東主張堅持鬥爭，蘇聯主張中國做犧牲以適應蘇聯的冷戰需要——中蘇分裂使毛澤東可以不必再顧忌蘇聯，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斷對付美國：要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圍攻，就必須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敵視。要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敵視，就必須記住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也就是說，必須讓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使美國自己得出結論：跟中國敵對沒有好處，不得不有求於中國。然而要讓世界頭號超級大國、號稱“建國二百年從未打過敗仗”的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談何容易？當年的德國辦不到。身為超級大國的蘇聯辦不到。處於美蘇兩強的前後夾攻、處於三年經濟困難中的中國哪有這個力量辦到？怪不得國內外當時幾乎所有的 “精英”都認為毛澤東是“發瘋”。（中國今天的“精英”們不還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鸚鵡學舌嗎？）所有這些“精英”都是“智叟”級人物，有知識，懂邏輯，會算計，但算來算去怎麼算也算不出毛澤東有任何勝利的希望——當然這也不算多丟臉：從井崗山到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所有給毛澤東“算命”的“精英”“智叟” 們哪次沒得出過同樣結論？所以他們這一次算不出毛澤東能以弱勝強、扭轉乾坤也不算太低能。他們算不到的是：以弱勝強恰恰是遊擊戰出身的毛澤東的拿手好戲——我弱，那就不跟你正面較量，而是設法把你引到你的強項發揮不出來的地方，使你整體雖強，但局部為弱；我整體雖弱，但局部為強。只要在局部造成如此強弱逆轉之勢，那勝敗就由不得你了。如此持之以恒打持久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面就必將改觀——“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看透強弱的辯證關係，調動敵人為我所乘——這正是毛澤東過人之處。毛澤東經過五十年代與美國的三次大較量（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島、炮擊金門），對美國已經摸了底：美國雖強，但不是沒有致命弱點：第一，驕傲狂妄，自我迷信——世界上頭號超級大國，“上帝的寵兒”，經濟力量第一，軍事力量第一，科學技術第一，文化優勢、心理優勢，世界上沒有美國辦不到的事。難怪甘乃迪就職演說會如此牛氣沖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援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任何”、“任何”、“任何”，沒有“ 任何”限定詞。古人雲：“驕兵必敗”。美國國力再強也不是無限的。認識不到這一點而盲目妄自尊大，這正是當時美國的致命傷，為日後的失敗奠定了基礎。第二，意識形態挂帥，“以冷戰為綱”——美國當年把全世界簡單分成非黑即白的兩大類，不反共就是共產黨，不承認民族主義，不承認民族獨立，一切都是“共?主義全球擴張的陰謀”。中國內戰是“共?主義擴張”，朝鮮戰爭是“共?主義擴張”，古巴革命是 “共產黨主義擴張”，越南戰爭也是“共?主義擴張主義”。麥克納馬拉說：“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與習慣。”“對於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美國這樣簡單粗暴地對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結果只能走到與人民戰爭為敵的地步。意識形態挂帥的另一個後果是麥卡錫主義陰魂不散：當年為“誰丟掉了中國”不知整了多少人。從此誰不主張強硬、建議妥協誰就有“同情共?主義”的嫌疑。麥克納馬拉在國會流露出對擴大轟炸效果的懷疑，馬上就挨了當頭一棒：“部長先生，我對您的話感到異常失望。我認為它會令共?主義者們感到欣慰。這是對共?主義退讓的言論，這是一種失敗的言論。”結果：美國政府官員明知越南戰爭打錯了、打不贏也沒人敢反對，惟恐被戴上“誰丟掉了越南”的大帽子。第三，唯武器論——只要武器先進、訓練有素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看不到也不肯相信人民戰爭中人心的向背才是最關鍵的，持久戰才是最無法招架的。因為自持武器天下第一，所以敢毫不猶豫大包大攬往越南戰爭泥潭裏跳。第四，包袱沈重，輸不起——“歷史上從未打過敗仗”這一歷史記錄誰也不敢破。“白種人優越、不能輸給東南亞‘螞蟻之國’的鄉巴佬”的自負誰也不肯破。既然是“自由世界領袖”，那就必須有威信：有“威”別人才怕，有“信”別人才跟。打了敗仗就沒了“威”，半途溜號就沒了“信”。約翰遜說：“如果我撒手不管這場戰爭，聽任共產黨人接管南越，那麼我就會被看成是一個懦夫，我的國家就會被看成是一個綏靖者，我們和我們的國家都將發現，我們在整個世界上將不可能再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9 65年3月下旬，麥克瑙在為麥克納馬拉起草的一份備忘錄中直言不諱地分析說，美國在越南的目的70%是為了避免丟臉的失敗，20%是使南越及其鄰近地區“不落于中國人之手” ，10%是讓南越人民享有“較好、較自由的生活方式”。麥克納馬拉說：“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裏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慄。”——如同黑社會老大，無“威”無“信”今後在道上可還怎麼混？所以“面子”比天大，一旦捲入就無論如何不能容許失敗，代價再大也得硬著頭皮頂住撐下去。第五，戰略重點意識薄弱——在美國眼裏，全世界到處都是“美國利益”。結果：美國在全世界到處設防，哪里有動靜就手忙腳亂調兵去救火。面面俱到必然顧此失彼——到處都是重點結果就是沒了重點。毛澤東通過1958年炮擊金門已經發現了這點：美軍登陸黎巴嫩，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臺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並不準備攻佔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里吃緊往哪里跑，證明美國對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點心中並無成算。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否則美國怎麼會把越南的沼澤地當成美國的核心利益？毛澤東不但善於知彼，更善於知己：對付美國，最有效的辦法是人民戰爭，最有利的地方是越南的叢林——作為遊擊戰的大行家，毛澤東非常清楚什麼樣的地方最不利於現代化武器威力的發揮（蘇聯就不管這一套，跑到中東的沙漠去跟美國和以色列比試現代化武器，結果人所共知）。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統一戰爭是民族解放戰爭，地地道道的人民戰爭。只要得到中國的大力援助就能夠戰勝最強大的敵人。中國援越抗美，選擇在越南跟美國較量是“天時、地利、人和”樣樣俱全，決不會失敗。不怕美國不來，只怕美國不肯上?。結果是美國非常合作地上了?，乖乖地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1965年中國國慶時一位元西方記者如此評價當時的中國：“政府廉潔有效。外交咄咄逼人。正帶著滿意的心情地看著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美國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陽謀。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 ”+“援越抗美”。 “中蘇論戰”是虛招，“援越抗美”是實招。毛澤東一虛一實雙管齊下，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虛實結合，出神入畫，在全世界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出空前精彩的謀略大戰，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玩弄於股掌之上，把美國這個頭號超級大國的“戰略思維”拿翻在地，使其自己闖進越南戰爭的泥潭裏動彈不得，最後不得不向毛澤東認栽求和。網路小說《新警察故事》裏有幾段關於“陽謀”極為精彩的描述，不引用在此實在可惜了： ——“所謂陰謀就是設陷阱，就是無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設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過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陰謀中的致命傷。只要讓人看穿，這個陰謀就一文不值。所以說是陰謀就有破綻。而陽謀就不同了，陽謀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計謀。它沒有隱私，沒有秘密。它幾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沒有破綻。實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說它是借勢而動，推動一切必然的發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洪水決堤，誰都知道會死人，可是擋在它前面的還是非死不可，走都走不了。舉個簡單的例子，毛主席當年和蔣介石爭江山，明知道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是爭取民心的陽謀，可蔣介石卻幹看著沒有辦法。因為他當時照做的話只有死得更快。結果一敗塗地，直接逃到臺灣去了。 ” ——“真正最無懈可擊的計謀總的一句話概括就是——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計，如果再來一次的話你還是不得不往裏鑽的計謀。” ——“陽謀最可怕之處並不是它本身有多麼複雜的策劃，而是它不可猜測的方向。甚至由於它把握了世事的脈搏，所以它的去勢是不可逆轉的。這就是我前面說的明知道是計，即使再來一次的話，你還是不得不往裏鑽。” ——“陽謀就是隨勢而動。沒勢他都會去造勢，來達到他的目的。”“陽謀才是真正無懈可擊的計謀”。 ——“陽謀，策劃的滴水不漏。你根本摸不清他的底細，可以說不到事情的結局，你不知道他的目標在哪里。唉，有時候我真希望這中間有什麼遮遮掩掩、改頭換面的勾當，一個人活到我這個歲數最不怕的就是別人跟我耍陰謀。因為只要有和客觀存在相違背的行為，就會有漏洞，可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陽光下進行的，光明正大。”“這就是陽謀的可怕之處了。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裏頭鑽。因為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正因為不知道，才會越害怕。” 對照這些來回顧回顧毛澤東當年的種種舉措，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的“陽謀”的高明和厲害。在外行人看來，毛澤東搞中蘇論戰純粹是浪費口舌，徒勞無益：能說服誰呢？說服美國還是說服蘇聯？憑你一面之詞能讓人家改變對華政策嗎？（又是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即便能說服若干在野的共產黨人，那對改善中國的戰略處境又能有多大作用？毛澤東早在《反對黨八股》裏就批評過“無的放矢，不看物件”的宣傳，提出“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物件，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既然中蘇論戰的長篇大論既不準備說服美國又不準備說服蘇聯，那又是寫給誰看的呢？所以也難怪中國“精英”們現在還一口咬定毛澤東的中蘇論戰是“頭腦發熱”、“左傾冒險”、“思想僵化”、“晚年錯誤”等等等等。實際呢？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搞遊擊戰的人多的是，美國並沒有那麼在意。古巴的卡斯楚在美國的鼻子底下靠遊擊戰打得了天下，成立了共產黨政權，美國雖然也對古巴又是封鎖禁運又是雇傭軍入侵，但力度和決心比打越南戰爭差遠了。為什麼美國單單對越南的遊擊戰那麼耿耿於懷呢？中蘇論戰。不是中蘇論戰，美國不至於把這個問題提到戰略利益的高度來對待。對美國而言，中國1960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最刺激的是什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持久戰”。為什麼？因為這兩條直接刺疼了美國最敏感的神經：一旦被當成了“紙老虎”，誰也不買帳，這個霸主還當得下去嗎？美軍只學過如何打現代化戰爭，對蘇聯那樣的堂堂之陣胸有成竹：“大規模報復戰略”。但美軍還真沒學過如何對付人民戰爭，從軍事理論起就是一片空白，把人民戰爭視為“最討厭、最肮髒、最難得出定局的遊擊戰”。（美國駐越軍隊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後來回憶說，他在越南的遊擊戰面前實在是束手無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就是美國軍方編印的毛澤東的英文小冊子《論遊擊戰》。）中國又出“毛選”又援越，頓時使美國感到從理論到實踐都被打中了要害：“大規模報復戰略”對付不了“人民戰爭”，普通正規軍不知道如何對付“遊擊戰”。這一下子就使美國感到自己原以為固若金湯的“遏制共?主義”的大系統原來居然漏洞百出，對蘇聯信心十足的東西在毛澤東面前竟然一點底也沒有。“理論上講”，毛澤東可以通過“人民戰爭”一塊一塊蠶食美國的地盤而美國卻無能為力。這還不是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脅？這還了得？結果：甘乃迪帶頭學“毛選”，苦心研究如何對付“人民戰爭”；立即調整戰略，把“大規模報復戰略”改為“靈活反應戰略”，特地增加“特種戰爭”這一項以專門對付“遊擊戰”；公開接受毛澤東的挑戰，把位於中國“前沿”、深受中國遊擊戰影響的南越作為“特種戰爭”的試驗場；針對毛澤東“軍民關係是魚水關係”的論述，在南越實施“戰略村”計劃以切斷軍民的“魚水關係”；充分發揮美國的技術優勢，在南越採用“直升飛機戰術”以對付叢林遊擊戰……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和宣佈承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之後短短幾個月的1961年，可見毛澤東這兩招當真戳到了美國的痛處，確實把美國弄毛了——毛澤東的一本書、一個宣言就鬧得美國雞飛狗跳，又是調整戰略、又是增添“特種戰爭”、又是把整個南越變成“ 特種戰爭試驗場”、又是“戰略村計劃”、又是“直升飛機戰術”……這麼多、這麼大的動靜，換了別人能有此“殊榮”否？（俗話說，“說話有勁不在上糞多少，文章有勁不在牛皮多少”。如今中國的那個嘲諷毛澤東“只遊過江、沒留過洋”的“作家將軍”、“具有革新精神的解放軍高級將領” 、充滿“先進的思想理念和前瞻性”、具有“地緣戰略的眼光和獨特的戰爭視角”的“ 新銳軍事理論家”搞出的“現代化軍事戰略”及種種“特色理論”可曾讓美國正眼看一下？可曾讓美國也如此大動干戈？）現在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陽謀”的厲害了：我一點也沒有撒謊，一切都放在明處：“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威力無窮”。“支援民族解放運動，援越抗美”。這一切都光明正大，一點陰謀也沒有，的的確確實心實意地支援越南統一，確實沒打算在越南取得任何見不得人的好處。如果你美國不管，那越南的民族解放戰爭就必然取勝，自然就證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威力無窮 ”。那中國就贏得了中蘇論戰，順便打掉了世界對美國的迷信和美國的霸主地位。如果你美國管，那正中下懷：正怕你不肯往越南戰爭的泥潭裏跳呢。——如果沒有中蘇論戰，沒有毛澤東的這一整套人民戰爭的理論，沒有中國公開的援越抗美，美國未必把越南戰爭看成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頭等大事，未必會不顧一切竭盡全力捲入越南戰爭。有了 “中蘇論戰”加“援越抗美”，一切都改觀了——所以說“中蘇論戰”加“援越抗美” 是一個虛實結合的陽謀。這就是所謂“陽謀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計謀。它沒有隱私，沒有秘密。它幾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沒有破綻。實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說它是借勢而動，推動一切必然的發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陽謀才是真正無懈可擊的計謀”。“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裏頭鑽。”“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計，如果再來一次的話你還是不得不往裏鑽”。如果美國沒有前邊所述的那些致命弱點，毛澤東的陽謀未必奏效。（但那樣的美國還會那樣輕率地干預中國臺灣、使自己處於與中國的敵對狀態嗎？）然而歷史就是歷史。面對毛澤東的陽謀，美國的一切致命弱點的致命效果充分發揮得淋漓盡致： 1．“驕傲狂妄，自我迷信”——美國天下第一，所向無敵，豈能怕你搞什麼陽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援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 —你毛澤東敢在越南跟我公開叫板，我立馬公開就地接招，索性就把越南當成“特種戰爭”的試驗場，跟你當?較量——痛痛快快一下就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2．“意識形態挂帥，‘以冷戰為綱’”——“南越是東南亞反共鬥爭的基石，是中共理論的決定性考驗的物件。”“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服務”。“在越南的鬥爭，是戰後反共鬥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北越勝利，中國的做法就會被證明是正確的，蘇聯也會被迫採取更好戰的立場，盟國將不再相信美國的保證，國內也將要退出世界而實行固守‘美國堡壘’的戰略。” 3．“唯武器論”——你靠百姓，我靠“精英”，用“直升飛機戰術”對付你的遊擊戰，用“特種部隊”對付你的遊擊隊，我武器精良，訓練有素，不可能贏不了你的土槍土炮鄉巴佬……於是眼都不眨就跳進了泥潭。 4．“包袱沈重，輸不起”——“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人對其他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後，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嘗試進行暴動的滋味。”“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南越如丟失，柬、泰、馬、印（尼）、菲也將丟失；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 5．“戰略重點意識薄弱”—— “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共?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單獨在中國領導下的亞洲共?集團對美國的遠東安全利益有嚴重影響。” …… 所有這一切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美國非常自覺地配合了毛澤東的陽謀，積極主動闖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從此在裏邊越陷越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美國“精英”為順利實現毛澤東的陽謀、使美國在越南失敗而做出的“特殊貢獻”。甘乃迪、約翰遜政府薈萃了一大批名牌大學畢業、學術學歷資格優異的“學者型官員” 、“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甚至被稱為“哈佛俱樂部”。這些人用中國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精英”。而這些當年的美國戰爭“精英”跟今天的中國改革“精英”還真頗為相似，值得不惜篇幅對照描述一番。 1．都是憑“聰明絕頂”當“精英”。中國的“精英”張維迎號稱“神童”，美國的“精英”麥克納馬拉也號稱“神童”。誇耀中國“精英”“絕頂聰明”的故事滿天飛，如津津有味地描述張維迎“獲得倫敦經濟學院Lionel Robbins紀念獎學金”（還特別注明：面向全英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每次僅授一名）、“獲得華東地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特等獎（又特別注明：僅一名）”；誇耀美國“精英”“ 絕頂聰明”的故事也滿天飛。如《出類拔萃之輩》裏津津有味地描述某“精英”中學時代的得意之筆：被老師課堂點名朗讀自己的作文，於是毫不遲疑拿起本子就念，結構嚴謹，文筆流暢。老師正津津有味，突然發現其他同學擠眉弄眼，表情古怪，趕忙追問。同學答曰：他作文本上什麼也沒寫，是對著一張白紙現編呢——出口成章，何等聰明。總之都靠“絕頂聰明”撈世界：“你們個人聰明的腦袋與無數顆同樣聰明、充滿好奇的腦袋相連接，形成了一個智慧之網。” 2．都是只管理論不管實踐，只管“邏輯推理”、“想當然”而不管實際後果。中國“精英”：“我是一個由邏輯驅動的人，好證理論道”。“如果沒有了邏輯，這還是社會嗎？”“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麼…’，講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比如說，‘如果我們不削減政府的權力，腐敗現象就不可避免。’” 美國“精英”：整個越南戰爭都是這種“邏輯驅動”、“證理論道”、“如果……那麼 ”之類“事物的因果關係”等“想當然”的“邏輯推斷”“推導”出來的—— “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如果美國不堅決有力地在東南亞同共?主義戰鬥，並且取得成功，菲律賓、沖繩和臺灣等海島基地就沒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將成為“紅色海洋”，美國就不得不退守西海岸。”“如果我們不採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如果美國在同中國共?主義對抗的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隻紙老虎，而不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就會喪失亞洲各國人民對它的尊敬和支援”……（如果、如果、如果）戰略上如此，戰術上亦如此：“美國的司令官們也像許多人那樣，喜歡沈溺於一廂情願的思維之中。”“根據合理的推測……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獲勝”。“美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能夠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規軍在戰場上進行常規戰爭。這樣，美軍的機動性和強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轟炸切斷來自北越的供應和增援，定會迫使他們尋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軍隊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不打常規戰爭，而是採用遊擊戰術，我們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在安民計劃的強有力支援下，能夠進行有效的反遊擊作戰。”“事實證明這些假定都是錯的。”“我們驕傲自大，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是陸軍士兵或海軍陸戰隊，我們能贏。但事實證明那是錯誤觀念”……（“一廂情願的思維”、“合理的推測”、“想當然”）具體的過程更充滿了這種“邏輯推理”“想當然”——既然毛澤東說遊擊戰的成敗關鍵是“軍民魚水關係”，那“合乎邏輯”的推論就是“反叛亂”的關鍵是將遊擊隊從普通村民中分開，斷掉這“魚水關係”。要把“魚”與“水”分開，“合乎邏輯”的辦法就是建立“戰略村”，把全體南越農民都遷入“戰略村”，這不就斷了“魚水關係”了？一連串“合乎邏輯”的結果：對全體南越農民搞“強迫搬遷”：毀了你的家園，抄了你的家產，銷了你的“農村戶口”，統統“進城”，搬到“戰略村”去。這是“改革代價 ”——不，“建設自由民主新越南”的“代價”。膽敢反抗格殺勿論：“合乎邏輯”的罪名是“反對改革”——不，反對“自由民主新世界”。——這一系列“合乎邏輯”的結果是“適得其反”，“火上澆油”，“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激起了越南人民更激烈的反抗，“特種戰爭”徹底破?。 3．都是頑固不化，死硬到底中國“精英”：改革出問題是因為改革措施不徹底，必須深化改革。美國“精英”：戰爭沒取勝是因為戰爭升級不到位，必須加速升級。中國“精英”：“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美國“精英 ”：“誰說撤軍只配坐著撒尿！”（即娘們）中國“精英”：“倒退沒有出路”。美國“精英”：“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裏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慄。”“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 ” 中國“精英”：“不爭論”。美國“精英”：“沒分歧”。（記得1965年面對國內一片抗議，約翰遜告訴記者：美國社會對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沒有分歧，只對具體作法有不同見解。《人民日報》就此發表了方成的一幅漫畫，還配了一首打油詩，開頭幾句是：“ 下有天，上有地，月亮落東日出西。示威抗議遍全國，美國國內沒分歧。任何國家任何人，誰都不准有懷疑！君不見臘斯克發脾氣，向輿論表示感激。白宮官員忙著向指責道謝，高興得有點歇斯底里……”） 4．最後都頂風臭十裏諷刺美國“精英”的書《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直譯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用中國現在的時髦話說就是“精英”）在美國大受歡迎，幾十年暢銷不衰。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一開頭也承認：“這些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 （後來我們發現這種稱謂具有諷刺和貶低之意）”。可見“精英”、“學者型官員”、 “聰明絕頂”、“哈佛俱樂部” 這些東西在美國早臭了。“精英”這個詞在中國現在同樣臭不可聞，也算“國際接軌”——見識了中國“精英”的德行，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出類拔萃之輩》在美國如此受歡迎了。看來“‘精英’不是好東西”還真是個規律，不分國家文化背景，“放之四海而皆準”，“英雄所見略同”——不，人民所見略同。有人說毛澤東一邊“中蘇論戰”一邊“援越抗美”是同時向“兩強開戰”，是“冒險” 、“孤注一擲”、“冒核戰爭風險”，實際呢？恰恰相反。正是“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才使中國不但有驚無險，而且穩操勝卷。毛澤東通過五十年代跟美國的屢次較量已經發現，美國對中蘇的戰略不管是“遏制”也好，“大規模報復”也好，“靈活反應”也好，連同整個“冷戰”在內，基本思路就是個“守勢戰略”：既要打仗又怕死，能不直接上陣就決不上陣。只要自身不受到攻擊就不主動進攻。“中蘇論戰”開始時，美國認為這是兩個共產黨巨人在爭論用哪種方法搞共?主義，對中蘇的分裂高興還來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使這兩家和好的舉動。當時赫魯雪夫雖然跟中國鬧翻了，但還不敢公開走得太遠。美國惟恐如果直接攻擊中國會反而逼得中蘇和好，再加上抗美援朝的教訓記憶猶新，美國不想冒這個險，只敢在南越舞刀弄槍搞“特種戰爭”。而中蘇論戰的核心是中國指責蘇聯背叛馬克思主義，對美國搞投降。這種指責本身就使蘇聯清楚中國沒打算和美國聯手對付自己。如果放著越南不管卻跟美國夥在一起收拾中國，就沒法證明自己是“正統馬列主義者”和“國際共?主義運動的領袖”，所以既下不了決心也沒有藉口立即進攻中國。 “中蘇論戰”+“援越抗美”其實是一箭雙雕，一下子同時戳到了美蘇兩家的痛處：美國蘇聯都是在自己陣營裏當老大的主，最怕的是鎮不住台。美國惟恐被看成“紙老虎”而 ?叛親離，決心不讓南越垮掉，馬上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從此越陷越深。“特種戰爭 ”一輸美國登時急眼了，不顧一切擴大戰爭轟炸北越。這下蘇聯也坐不住了：袖手旁觀、任憑美國肆意欺負“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北越，那“龍頭老大”的面子何在？威信何在？那還不?叛親離？還保得住“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的地位？於是不得不援助越南對抗美國。而且為了證明自己才是正牌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不但援越，而且專給中國當時給不了的先進武器如導彈、飛機等等。——抗美援朝時中國的先進武器都得自己花錢向蘇聯買，買回來自己學著使用，然後再自己費盡心血送上前線去拼命。現在倒好，毛澤東一個“中蘇論戰”就讓蘇聯一個子不要還卯著勁地白給，給的還淨是當時中國給不了的好玩藝，還不勞中國人冒險，由老毛子親自出馬送貨上門把著手教越南人使用，或者直接派人操作——這等於無償幫著中國實現“讓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使美國自己得出結論：跟中國敵對沒有好處，不得不有求於中國”的戰略總目標。這下中國可省大發了：有人心甘情願倒貼著白幫忙還不用領情——我不謝你，你也不覺得是在幫我，連“聒噪”兩字都省了，代價不過是“中蘇論戰”的一通筆墨官司——世界上還有比毛澤東的這招陽謀更巧妙更合算的買賣嗎？蘇聯這一上勁，美國更不敢無限制擴大戰爭了：要擴大，是擴大到中國還是擴大到蘇聯？結果：戰爭一直老老實實局限在越南，使越南戰爭變成了一場符合毛澤東理想的時間、理想的地點、理想的方式的理想的人民戰爭，沒有擴大到中國。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美蘇矛盾，限制了戰爭擴大，爭取了時間，使中國得以加速備戰、加快“兩彈一星”、開展三線建設，使自己的安全有了切實的保障。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對美國來說如同鬥牛士的紅幡，就那麼三幌兩幌便引得美國如同紅了眼的蠻牛，一頭撞進了毛澤東為它選好的戰場；對蘇聯來說則如同趕牛鞭子，就那麼輕輕一揚便鞭策得蘇聯格外賣力，為毛澤東實現根本的戰略目標——使中國擺脫美蘇冷戰支配——而使勁拉犁。中國抗美援朝是被動出戰，一切不由己，時間、地點、作戰方式全是被動的。援越抗美則是中國主動出擊，一切自己作主，完全按中國的胃口選擇時間、地點、作戰方式。抗美援朝時中國被逼上了第一線，直接承擔了巨大的人員傷亡。援越抗美時中國除了高炮部隊、工程部隊外基本處於二線，傷亡比抗美援朝小得多，而戰果卻大得多：在越南給美國辦了個“思想改造學習班”，專門改造美國社會的“冷戰思維”、狂妄自大和反華意識：只要你堅持“以冷戰為綱”，堅持目空一切不認輸、死要面子活受罪，堅持敵視中國，堅持“中國威脅論“，那你就必然心甘情願乖乖呆在越南盡情用腦袋撞牆，直到你“思想改造”成功、放棄那些立場為止。而蘇聯也非常配合，及時抓住這個機會全球到處挖美國牆腳，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從反面教訓美國：到底誰才是美國利益的真正威脅。美國硬著頭皮死死撐了幾年，最後實實在在撐不住了，終於大徹大悟，徹底認栽，決心改弦更張，從越南戰爭脫身。 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後蘇聯領導人試圖聯和美國一同襲擊中國。這反而幫了中國一個大忙：打掉了美國對根本改變對華戰略的最後一點顧慮，促使美國下定決心，改變對華戰略。美國尼克松政府此時已經明白對美國根本利益的真正挑戰來自蘇聯，已經決心從越南戰爭脫身，已經明白美國在越南真正的對手是中國——沒有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後勤、人員等方面的全力支援和“不准美軍越過北緯十七度線”的警告，貧窮落後的北越根本撐不下去，十個武元甲也抵擋不了美國的五十多萬如狼似虎的現代化軍隊的進攻和空中的狂轟濫炸。美國要從越南“體面地撤退”，就不能不求助於毛澤東，就不得不改善對華關係，就不能不走聯華制蘇的路子。但美國又擔心中蘇會重歸於好，讓美國竹籃打水一場空。中蘇在珍寶島武裝衝突，蘇聯試探與美國聯合襲擊中國，這等於向美國證實：中蘇同盟關係不會再恢復，中國不會再向蘇聯“一邊倒”。美中蘇的關係不再是兩極而是三極。三角政治的規律立刻開始發揮作用：美中蘇三家中，中國最弱。正因為如此，美蘇兩家最關心的都不是中國目前會威脅自己，而是不要把中國推向對方，或被對方一口吃掉，尤其不能陷入跟中國的長期衝突消耗自己的實力，讓對方坐收漁翁之利的情況。所以蘇聯一定要拉上美國一起對中國下手而不肯自己單幹。美國則立即打消了最後一絲顧慮，馬上通知蘇聯：美國認為中國的安全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警告蘇聯不要對中國下手，並開始認真設法改善對華關係——這意味著毛澤東的陽謀成功了：中國被美蘇兩強任意支配的戰略處境已經改變，三角政治的規律已經起作用，毛澤東追求的“打破美蘇兩面夾攻”的戰略目標已經成功在望。尼克松訪華意味著毛澤東的陽謀大獲全勝：美國徹底改變對華政策，從敵視走向緩和。這也意味著整個美國社會對華認識都被毛澤東徹底改造了：在毛澤東的“越南戰爭思想改造學習班”學習及格，准予畢業。鄭必堅跑到美國苦苦哀求美國人“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 ”。其實哪用得著他脫褲子放屁？毛澤東幾十年前早就做到了——尼克松訪華本身就證明美國對中國和蘇聯的“根本區別”一清二楚，否則何必那麼積極跑到沒有外交關係、相互敵對幾十年的中國來？正因為毛澤東把整個美國社會的對華認識都徹底改造了，所以尼克松訪華消息一宣佈，美國社會一片叫好：“美國國會參?兩院專門通過一項聯合決議，要求規定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為支援尼克松訪華的紀念日。美國新聞處的電報稱，尼克松訪華受到‘美國人民壓倒多數的支援。兩党所有的政治領袖實際上都和尼克松總統一樣，具有同中國重新建立聯繫的願望。’”——如果美國社會對華的主流意識沒扭轉過來，象鄭必堅那樣只知道圍著少數幾個美國“精英”打轉，即使能改變個把官員的對華態度又有什麼用？當年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的人如謝偉思等向美國國務院如實反映了中共實情，結果還不是都被清洗了？同樣讓美國人認識到中國和蘇聯的區別，毛澤東用的是“越南戰爭思想改造學習班”。結果：美國總統親自訪華——到一個沒有外交關係、敵對隔絕了二十二年的國家來談和平，並同意了中國政府的要求：有史以來破天慌頭一次，在中國領空上美國總統不乘坐美國總統專機而乘坐中國飛機。不僅如此，尼克松訪華是單方面訪問，沒有回訪——也就是說，不對等。（按中國的老習慣，對此是什麼個說法？——“來朝求和”。）而鄭必堅呢？七老八十了還梳妝打扮送上門去發公嗲、賣老騷、吊洋膀子、撒媚嬌：“面對這樣的中?共產黨，美國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 結果呢？“熱臉貼上個冷屁股”——人家答曰：“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相比之下，誰偉大？誰令人作嘔？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是有史以來最精彩絕倫的謀略傑作。美國號稱戰無不勝，打遍天下無敵手，偏偏兩次在亞洲跟毛澤東交手，兩次都栽了大跟頭，而且一次比一次慘：朝鮮戰爭開了個先例：“第一次沒有取得勝利”。但美國好歹保住了南朝鮮半壁江山，還可以勉強用“沒有失敗”來自慰。而越南戰爭則連這樣聊以自慰的藉口都沒撈到，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失敗了。朝鮮戰爭還可以推說中國有蘇聯為後盾，越南戰爭則連這樣的藉口也找不到，完全是毛澤東的傑作。越南戰爭使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嘗到了戰敗的滋味：經濟衰退、沮喪迷茫、信心危機、國內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一切戰敗國的特徵幾乎都占全了。美國建國兩百年，什麼時候吃過這麼大的虧？尤其令美國精英們憋氣的是：明明知道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幹的，偏偏還沒法報復。魯迅說：“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 —如果承認美國這場史無前例的慘敗是因為上了毛澤東的大當，那就屬於“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必定群情激憤，堅決要求追究責任。那樣一來誰也承擔不起這戰敗侮國之責。況且毛澤東的陽謀的特點就是毫無隱瞞，一切都放在明處，是你自己心甘情願往陷阱裏跳，能怪得了誰？所以美國只好說是“歷屆政府的錯誤”導致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你錯我錯大家都錯，一推六二五，“老虎吃天——沒處下嘴”，最後不了了之——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美國連敗於毛澤東都不敢承認，那還有什麼理由報復中國？如果中國跟美國打堂堂之陣，打不過不說，犧牲無算不說，即便打贏了，也得防備美國會捲土重來變本加厲地報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不就是個例子？二次大戰後德國被分割佔領，目的不就是防備復仇主義東山再起？這條中國能學嗎？而毛澤東的陽謀卻讓美國吃了虧還有苦說不出，根本不存在報復的問題。整慘了你，還用不著擔心你報復，不但一點後遺症沒有，還讓你從此不得不心甘情願地跟我套近乎——世界上還有比這幹得更漂亮的活嗎？還不止於此呢。毛澤東的陽謀讓美國史無前例地吃了個大敗仗。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打贏了一場“隱形世界大戰”，而且自己還幾乎沒怎麼流血。美國壓倒一切、舉世無雙的優勢居然毫無用武之地，戰死五萬，傷殘無數，耗費無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卻一敗塗地，而且輸得莫名其妙：打贏了每一仗，卻輸掉了整個戰爭。而中國付出的代價呢？援越200個億，算上戰略徉動——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個億，總共耗費400個億。援越部隊有傷亡，但比抗美援朝傷亡小得多。就中國的國力而言，這一切代價的確不小。但用400個億加這些傷亡打敗了世界頭號超級大國、徹底改善中國的戰略地位，打破了美蘇的圍堵，使中國從此成為世界大國，成為“三角政治”的“世界一極”，掃清了阻撓中國大崛起的最後的外在障礙。這樣一算帳，中國贏了還是虧了？跟這個大帳相比，後來越南跟中國鬧翻對中國雖然不是好事，但二者哪個更值？（為什麼有人一提援越抗美就只看得見中越鬧翻這個戰爭後果而看不見中美接近、中國變成“世界一極”這個戰爭後果呢？）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兩千萬、物質財?損失不計其數才當上“世界一極”。德國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犧牲無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沒當成“世界一極”。日本更是“偷雞不著賒了米”，沒撈著“世界一極”還吃了兩顆原子彈。中國以弱勝強贏了一場“隱形世界大戰”，成了“世界一極”，傷亡代價不但少於上述任何一個國家，而且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以至於中國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隱形世界大戰”中 ——這水平世界上還有第二家嗎？儘管德國日本經濟實力比中國強得多，但仍算不上“ 世界一極”，因為它們屬於美國陣營。而中國當時雖然實力弱得多，卻硬成了“世界一極”，憑的就是政治上跟美蘇誰也不尿，自成一家。想想1945年的中國是什麼個地位，想想1949年的中國是個什麼地位，再看看尼克松訪華後中國又是個什麼地位，誰能否認毛澤東徹底改善了中國戰略地位？看看建國後毛澤東經手的幾場對外戰爭：抗美援朝、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援越抗美、中蘇邊界衝突、西沙海戰——每打一仗，中國的國際地位就穩步上升一級，一次都不例外。中國就這麼從“任人宰割”一步一步上升為“世界一極”。而其他一些國家呢？兩伊打了那麼多年，中東打了那麼多年，不知付出多少代價，打出了什麼名堂沒有？“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一比就能看出毛澤東的陽謀有多了不起，毛澤東有多了不起。毛澤東的陽謀的勝利不僅僅是有形的，並不僅僅是根本改善了中國戰略地位，更深遠的意義是讓西方精英對中華文明從此刮目相看，由輕蔑轉為敬畏；使中國人對中華文明的信心倍增，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文明的“軟實力”和凝聚力。這種改變在尼克松訪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尼克松來華途中路過關島時，透過媒體表示，他期望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而不是只集中討論眼前的問題。”“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讀了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尼克松不是學哲學的。身為美國總統，越南戰爭就夠他焦頭爛額的了，加上歐洲、中東……全世界不知有多少麻煩讓他手忙腳亂，每日每時不知道有多少事等著他急辦。在這種情況下，他卻要花整整一周，不遠萬里跑到沒有外交關係、互相隔絕、相互敵對了二十多年的中國來，特意提到毛澤東的詩詞，而且還專門想跟毛澤東談哲學——怎麼那麼閑情逸志？難道尼克松真那麼悠閒？開玩笑。誰不知道美國人最講究實際，哪肯為不著邊際的事浪費這麼多時間？何況還是美國總統？真正的含義是：第一，美國明白在越南戰爭的真正對手是中國——如果對手是北越，美國與北越正在巴黎會談。如果對手是蘇聯，那尼克松直接訪問蘇聯就是了。無論是兩種情況的哪一種，尼克松都沒必要繞個大圈子跑到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來。第二，尼克松和基辛格真正明白了毛澤東的陽謀的厲害：美國跟中國主要不是在較量實力，而是在較量謀略。而與謀略關係最密切的不是兵力兵器導彈飛機，而是哲學、文化、文明體系等精神因素。基辛格也許是當時美國為數不多的能不從字面上理解毛澤東的人。比如，1970年毛澤東發表了《5．20》聲明，譴責美國入侵柬甫寨。“讀過毛澤東的聲明後，尼克松愁眉不展，滿腹心事，以為剛見縫隙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又將重重封閉，自己為此所作的努力，將要付之流水。他心煩意亂，立即讓基辛格研究毛澤東的聲明，基辛格很快便送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聲明。……它沒有提出什麼威脅，沒有承擔什麼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從策略上看，毛的聲明是要達到這麼幾個目的：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動大肆宣傳。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援。’” 同樣的東西在甘乃迪政府的“出類拔萃之輩”們眼裏是“中?共產黨人對美國的極端敵視 ”、“中國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戰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而基辛格卻能看出這許多別人看不出的東西，堅持改善中美關係的既定方針，可見他確實領悟了毛澤東的陽謀。明白這一點，也就比較容易理解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的這一段談話了：毛澤東用手指著基辛格說道，“‘只爭朝夕’。我覺得，總的說來，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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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斤，都順著劉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H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瞭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乙、毛澤東同期的言論和中央的決議 A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頁）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吳冷西：《憶毛主席》）： 1 　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 　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說一年實現的，有的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 ，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 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 　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方向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裏。 4 　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 　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後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70、72頁） D 毛澤東說：我們爭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些時間，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品上趕上或超過英國（中國確實在鋼鐵?量上，用十五年的時間，在七十年代初超過了英國。見薄一波的書）（劉少奇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年三年就行。明年後年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劉少奇講：我國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 E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業、農業、商業、學校、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劉少奇說：共?主義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淨種地，作工的淨作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兵學商。）F毛澤東說：公共食堂、託兒所等社會性的服務組織，過去已經有了。（即在舊社會的中國、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經有了，不是什麼新鮮事……。）（劉少奇說：公共食堂、託兒所、縫紉組，是共?主義生活方式的萌芽。）二、在大躍進中、後期（1958年9月以後）的言論比較甲、劉少奇的言行和當時的報道 A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佈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於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闢地說明了生 ?計劃安排的複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裏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後，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複雜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面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人員和非生?時間儘量減少。報導說：少奇同志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後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面的話“生之者?，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恒足矣！”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設法使非生?人員和非生? 時間儘量減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後備；並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後，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第四，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第五，少奇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由於少奇同志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餘，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青年一代不懂什麼叫“共?風” ，不知道什麼叫“窮隊和富隊拉平”，“搞平均主義”，“刮共?風”等等，看了劉少奇在河北徐水縣搞的“共?主義公社試點”的經驗情況，看了李先念的簡要介紹，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目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這是當時辦人民公社急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劉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強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那麼，要創造那些條件才能過渡到共?主義呢？人民日報將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的指示，提綱式的歸納為以下幾條：－－－每個人都應當參加體力勞動；－－－對小孩子必須強調社會教育；－－－要由低級到高級實行供給制；－－－工廠辦半工半讀到大學；－－－工廠也可以實行半供給半工資；接著人民日報詳細的報導了少奇同志具體闡述過渡到共?主義的條件：第一，使社會上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進行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每個人都應當擔負起力所能及的勞動，體力勞動是搞吃穿的，每個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負擔，別人就要加重負擔。少奇同志特別強調說，毛主席說過，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這是過渡到共?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第二，搞好食堂、幼稚園、縫紉廠，把婦女從家務勞動解放出來，參加生?。（按：在這之前，劉少奇把辦食堂、幼稚園、託兒所、縫紉組放在第一條，說它是“共?主義萌芽，現在放在第二條，把它當作過渡到共?主義的條件之一了。－－－筆者注）第三，要搞技術革命，我在河北看到兩個小高爐煉鐵廠，一個廠要五百人砸礦石，另一個廠一部礦石粉碎機解決了問題，搞技術革命就能節約大量勞動力。第四，改進社會的勞動組織，也能節省很多勞動力。（按：這條很要緊，現在報紙上只登一句話作提綱，到19日，少奇同志視察江蘇時就具體闡述了。－－－筆者注）第五，要提高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報導說，少奇同志十分稱讚河南的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當吳芝圃談到許多公社都實行供給制時，少奇同志說：這要由低級到高級，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很好的。報導又說：少奇同志說，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也是過渡到共?主義的一個條件。少奇同志指示，要採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他說，你們建立新工廠，不要照搬老工廠那一套，目前，公社實行勞動工資加獎勵，除了吃糧食等以外每月發幾塊錢，社員就高興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這樣做，那麼按這個辦法，工廠為什麼不可以呢？工人也是農民，農民也是工人，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呢？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這裏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是學校，學校即是工廠。半工半讀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學。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時勞動，二小時上課，要比較穩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學畢業，這樣學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將來出來，即是大學生，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主義的一個條件。《人民日報》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彙報，並作了重要指示。”具體作了哪些指示報導沒有具體講。但從毛澤東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後果：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 C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D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主義生活呢”？劉少奇指示“應該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第二，徹底把婦女從繁鎖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第三，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第四，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第五，發展多面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做好這五件事，不僅可以解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而且將會使整個社會的勞動制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乙、毛澤東同志同期的言論和中央的決議 A 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但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位，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少奇7月14日到那裏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後，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主義”的口號，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品極為豐富，否則怎麼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劉少奇，下同）要“窮過渡”，這樣的共?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 也叫“五鬥米道”，農民交五鬥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於向共?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主義過渡。談到這裏，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佈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佈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佈向共?主義過渡。”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雪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雪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 年內準備向共?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那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少奇）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雪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 年版111－112頁。以下應用簡稱《憶毛主席》） B 毛澤東1958年10月對田家英、吳冷西說：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 ?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主義社會》，一本是史達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這麼辦。毛澤東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騾，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於共?主義說過什麼有個大致的瞭解，U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C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毛主席還璆N，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隊長就找生?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灠悒[；要找群?談話時就不要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芵傽N有顧慮（同級幹部如此，上級幹部更加如此），找群?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A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밊{較少。總之，要瞭解各種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吳冷西：《憶毛主席》） C 毛澤東聽取了田家英和吳冷西調查劉少奇去過的七裏營等地回來後的實情報告後，發表評論說：〈一〉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毛主席談到一縣一社時提出，一縣一社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麼多具體事，而且全縣各地生?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的就幹，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的就不幹。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幹稀搭配，農忙農閒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搞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制了。〈二〉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於鞍鋼，?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縣裏的?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裏的需要調撥給生?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品極端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麼，生產關係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衊幫了忙嗎？當我們彙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衊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援群?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按：所謂搞“集體住宿”即劉少奇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體住宿， “搞軍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就是共?主義 “家庭革命”的辦法，這就是劉少奇鼓吹的主意－－－筆者注）〈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談到群?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 －－－103頁）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導，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104頁） D 1958 年11月22日，毛澤東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吳冷西長談，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採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理。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誇，這要引以為戒。毛主席講了上面這些話後，又歸納為三個意見。他說：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按：毛澤東的意見非但不聽，就連寫上中央《決議》的話也敢刪掉，可見這位政治局委員非同一般，實權在毛之上－－－筆者注）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麼多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瞭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吳冷西：《憶毛主席》108－113 頁） E 毛澤東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採取一系列措施力糾“五風” 第一節　鄭州會議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以後，從9月開始，毛澤東相繼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覺在人民公社運動中，由於受劉少奇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窮過渡”等講話的影響，出現了一大堆混亂思想。有許多人急於宣佈向共?主義過渡，急於實行全民所有制，主張消滅商品經濟等等。針對這種情況，他於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著重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講話，帶頭提出了一些糾正“五風”的意見：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原則界限。對於澄清混亂思想，遏制嚴重泛濫的“共?風”是有積極作用的。（毛澤東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主義，一提商品生?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的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儘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他說：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佈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麼經濟聯繫，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繫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繫，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三、實事求是，不許說慌虛報；堅持走群?路線，不許強迫命令。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幹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 ?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幹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採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共?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 11月9日）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中，反復倡導讀馬列的書，力求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武裝黨員幹部的頭腦，以統一思想和行動，這是一種高屋建瓴的領導藝術。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後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 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儘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五風”錯誤開了一次頭。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 　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徵求意見。? 　討論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毛澤東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他問題以此類推。儘管毛澤東辛辛苦苦力糾“五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進行耐心的溝通，然而他們在意麼？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　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增加2.2倍。“共?風”、“ 高指標風”，他們照舊鼓吹，有增無減。第二節　武昌會議為繼續糾正“五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關於糾正“五風”的意見，有以下要點：一、批評搶先過渡到共?主義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國現階段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劉少奇），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二、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他說這一句，在我腦子裏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裏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三、強調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明年　3000 　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量為　2700－3 000 　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裏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於生?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麼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辦法，把指標減低？”他還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裏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裏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劉少奇）由於當時許多領導幹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壓縮工、農業生?主要指標仍然偏高。但毛澤東在會議上講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他當時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四、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要求經濟事業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他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面的。（毛澤東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五、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六、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 ”的殘餘，現在還有用，不能破除，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乾淨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第三節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五風”錯誤的認識成果。一、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主義等等。接著《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少奇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共?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主義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的發展，不利於社會?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佔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複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後，由於社會?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制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力性質，只有生?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國的經濟面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8年12月人民日報有關劉少奇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主義”的論調，請參閱本論著前面的有關文章）二、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三、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緻，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像。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儘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 ，降低生?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量由　2700－－－3000 　萬噸降為　1800 　萬噸左右，仍沒有足夠的能量抵抗劉的熱情並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位。全會期間，毛澤東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只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對繼續糾正“五風”提出了以下意見：－－－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是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面貌，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我的意見就是說，我對這個口號有懷疑，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我曾經是有懷疑的，在4月武昌1 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時間拖長一點，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幹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佈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佈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餘地，讓群?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裏的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一下，要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要低一點，讓群?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臺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臺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楣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臺，共產黨垮臺、崩潰、分裂，剩下一些遊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楣，儘管怎麼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面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準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耳發聵的指導作用。第四節　第二次鄭州會議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澤東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風”的問題。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刮起了一股共?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臺！”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 共?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實際上是搶?，向富隊共?。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風’上綱為‘左’ 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風”問題。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劉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按：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三、指出“共?風”的實質就是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後刮起了 ‘共?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採用贖買政策，我們怎麼可以無償佔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 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 E 　為反“五風”，毛澤東向省、地、縣、社、隊致公開信（《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第一個問題，包?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密植問題就得由生?隊、生?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地，不勝光榮之至。三、遇到困難後（1960年以後）的言論比較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同志同期的言論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薄一波）“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會上國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躍進期間的一線領導人劉少奇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１月３０日毛澤東在會上就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２月６日下午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問題，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周恩來講了國內經濟問題，從國務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的問題?br> 械Ａ嗽鶉巍? 附錄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以為蘇聯已經是共?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 ○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 :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党的領導，群?路線，實事求是。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幹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麼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史達林認為在蘇聯生?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 ?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進入共?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一方面發展商品生 ?。現在要利用商品生?、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史達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隻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品只是一部分，多數?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範縣提出兩年實現共?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主義。二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裏糊塗，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史達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面的同志正確，那我服從。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於群?，也有些昏昏沈沈。於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2]的寫法就是證據，儘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係到幾億農民的事。史達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記，不敢宣佈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佈土地國有，而是宣佈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進入全民所有制。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之勢。他們向往共?主義，一提商品生?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後，商品生?、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例如畜?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肯幹嗎?把七裏營[3]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佔有了生?資料，商品生?就將被消除，而?品對生?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 ]?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制作用的。史達林對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史達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 ?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5]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佔有生?資料和社會?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資料都佔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史達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的中小生?者。[6]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佈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徵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裏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徵購，只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後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只徵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品所有權。不知道什麼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商品生?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麼怕商品生??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做什麼?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麼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史達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商品生?，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繫，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商品生?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 8]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麼“血流漂杵”[9]，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誇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10]在奴隸時代商品生?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史達林說，商品生?“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11]史達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方式。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12]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制地任其泛濫。從一九五○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史達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13]，我們已經完全有了。史達林說:“試問，為什麼商品生?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14]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幹部中進行討論。勞動、土地及其他生?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願意用他們生?的?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同志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注釋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等錯誤主張。本篇節選了毛澤東講話中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問題的內容。其一選自十一月九日的講話；其二選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講話。[2]指《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時重新改寫的第三十六條，內容是：“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既要增加自給性的?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品。?品的交換，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間可以繼續採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制度過渡到調撥制度。”這個綱要後來沒有形成正式文件。[3]指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 [4]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 3頁）。[5]見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 79年版，第546頁）。[6]見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並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者，把他們的生?資料公有化。”（《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47頁）[7]見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8]紂王，又稱帝辛，商朝最後的國君。秦始皇，即嬴政（西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9]見《書經?周書?武成》。 [10]見《孟子?盡心下》。 [11]見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12]七屆二中全會，見本卷第98頁注[8]。 [13]指生?資料公有制的建立、雇傭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見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14]見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 9頁）。原文發表在旗幟網 http://mao9.70.7871.com/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1&id=317027 -- 詠長夜攀北斗蝶戀花夢難留書翻千秋史談盡古今愁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58.4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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