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外債以前的漢冶萍公司從漢冶萍公司看舊中國引進外資的
經驗教訓
汪熙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一八九四年）﹐在漢水之濱崛起了一座新式
的鋼鐵廠──鐵廠。它是中國也是遠東最早的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它
的出現引起了歐洲人士的震動﹐招來了東鄰日本的覬覦。經過三十多
年的風風雨雨﹐這個被張之洞稱為“創地球東半面未有之局”1 的漢
冶萍公司終於以失敗告終了。比漢冶萍公司遲辦兩年的日本八幡制鐵
所主要依靠漢冶萍應礦石與生鐵2 ﹐卻發展成日本第一流的鋼鐵企業。
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三三年﹐八幡制鐵所的鋼產量佔日本鋼產總量的
一半左右﹐生鐵產量則佔將近60% 的比重3.直到今天它作為日本最大
的鋼鐵企業──“新日本制鐵會社”的一個組成部分﹐繼續在發揮作
用。漢冶萍是失敗了﹐但是它所經歷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卻給我們留下
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值得人們總結和深思。
在舊中國﹐漢冶萍是一個以借取外債而聞名的企業。它曾經不斷
地向英、法、德、俄、日等資本集團借款。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
年﹐它的外債積累總額達58﹐383 ﹐672 兩（海關兩）合42﹐044 ﹐
836 美元（參閱表五）。一個企業同時向這麼多國家的資本集團借債﹐
這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少見的。這一點常為史學家所詬病﹐認為“漢
冶萍的不幸結局﹐就是因為大舉外債的結果”。然而漢冶萍為什麼要
借外債﹖該不該借債﹖外債究竟對它產生了哪些正面的和反面的作用﹖
有沒有可能避免這一“不幸的結局”﹖這些問題似乎都還值得進一步
探討。
一、借外債以前的漢冶萍公司
漢陽鐵廠從一開始就遇到困難。它的創辦人張之洞在籌建階段就
邊疆走錯了好幾步棋。
首先﹐采購了錯誤的煉鋼設備。張之洞在任兩廣總督時（一八八
五──一八八九年）﹐為了“開利源﹐塞漏卮”4 ﹐向英國訂購了煉
鋼設備。承辦單位要求首先化驗礦石和焦炭的性質以便決定采用哪一
種類型的煉鋼爐﹐張之洞拒絕了﹐下指示說﹕“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
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份可耳。”5 英國
廠家隻得照英國酸性煉鋼供應了貝色麻煉鋼爐﹐另外配備了一個型馬
丁爐。張之洞調湖廣總督時（一八八九年）﹐機器在英國尚未啟運﹐
他就把這套設備改運到湖北漢陽裝配。湖北的礦石（大冶礦）含磷較
高﹐用酸性貝色麻爐煉鋼﹐去磷能力較差﹐煉出來的鋼﹐含磷0.2%﹐
不符合路軌鋼材含磷0.08% 以下的要求。於是漢陽鐵廠的鋼材銷路壅
塞﹐成品積壓﹐機器擱置﹐數以百萬兩的設備投資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造成了巨大的虧損。因此《清史稿》說張之洞“蒞官所至﹐必有興作。
務宏大﹐不問費多寡”6.
其次﹐選錯了廠址。關於漢陽鐵廠的廠址﹐許多人（包括洋工程
司）都建議設在近煤或近鐵的地點﹐以減輕運輸成本。但是張之洞
“屢諫不從”（盛宣懷語）﹐力排眾議﹐一定要把廠址設在漢陽大別
山下﹐以便就近監督。漢陽距鐵礦基地大冶約一百二十公裡﹐距萍鄉
煤礦約五百余公裡。每噸生鐵為此要多耗用運費六十九元左右7.而且
漢陽是一個低窪地﹐為了防洪﹐在建廠前召雇了數以萬計的民工﹐填
土九萬余方﹐耗銀三十萬兩。所有這些都為後來漢陽鐵廠無法與烊軌
競爭埋下了不利因素。
再次﹐燃料問題沒有解決。煉鋼須耗用大量焦炭。籌建鐵廠時﹐
張之洞心中有一個“中國之大﹐何患無煤”的朦朧概念。建廠以後張
之洞先後花了幾年的時間派礦師沿長江中下流探測煤礦﹐足跡遍歷數
省﹐“訪尋兩年有余﹐試開窿口數十處”8 ﹐結果一無所得。由於燃
料缺乏﹐漢陽鐵廠無法政黨生產﹐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開
爐煉鋼﹐但焦炭供應不上﹐同年十月就閉爐停產了。不得已隻得用高
價購買開平煤﹐甚至日本、德國焦炭。當時生鐵市價每噸才二十兩﹐
而開平煤的漢陽到岸價格每噸已達十七、八兩﹐洋煤則更貴。漢陽鐵
廠的煤焦成本幾乎為當時外國鋼廠的三倍﹐煉出來的生鐵與鋼﹐在市
場上沒有競爭能力。開爐煉鋼既要虧本﹔閉爐不煉﹐每月固定開支也
要七、八萬兩﹐同樣要虧本﹐真是進退維谷﹐走投無路。
同日本人八幡制鐵所對比﹐可以看出日本對鋼鐵事業所采取的鄭
重的態度。一入九五年底﹐第九次帝國會議決議設立八幡制鐵所後﹐
就責成商務大臣組織專人對鐵礦、生鐵、鋼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
生產費用、廠址的選定等經過十一次的反復試驗和調查﹐最後才確定
預算與計劃9.這與張之洞那種坐在衙門裡以意為師的一套完全是兩種
做法。
二、借外債中的漢冶萍公司
到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在機器、廠址、燃料等問題上幾
次反復後﹐張之洞的日子很不好過。當化鐵爐無煤供應﹐償爐七、八
個月後﹐他訴苦說﹕“若爐久不開﹐每月徒有工費﹐而無出貨﹐成何
事體﹖每月總需七八萬金。以後用款無從羅掘﹔以前欠債無從籌還。
鄙人實無顏再向朝廷請款﹐亦無詞以謝讒謗之口﹐是死証明矣﹗”10.
張之洞經過估算向海軍衙門請領的辦鐵廠的官款是2 ﹐468 ﹐000 余
兩11﹐事實上全部工程裝配完竣已用了5 ﹐586 ﹐416 兩12. 超支部
分都是東拉西扯挪借來的。開工以後﹐不但還款無期﹐而且月月坐虧
幾萬兩﹐廷議與諭旨交相指責。這時張之洞最大的願望已不再是“開
利源﹐塞漏卮”了﹐而是如何千方百計把包袱摜掉﹐越快越好。他先
是想把整個廠包給洋人去辦﹐催促他的下屬“分電比國、德國各大廠﹐
速派洋匠前來估包”13. 結果無人承應。於是轉而看中了盛宣懷。張
之洞素來鄙視盛宣懷的人為﹐但這時也顧不得了。他寫信給李鴻藻說
﹕“盛之為人﹐海內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鐵廠一事﹐
戶部必不撥款﹐至於今日﹐羅掘已窮﹐再無生機﹐故不得已而與盛議
之﹐非此則無從得解脫之法﹐種種苦衷﹐諒蒙垂鑒。”14盛宣懷的算
盤也很精明﹐他提出的條件是﹐要接收漢陽鐵廠就必須兼辦鐵路﹐因
為掌握了鐵路就掌握了鋼材的銷售市場。張之洞力求“解脫”﹐明知
盛宣懷有所挾制﹐也隻得隱忍不發﹐會同王文昭奏保盛宣懷為鐵路總
公司的總理。接著盛宣懷就接收了漢陽鐵廠這個爛攤子﹐由他任督辦
負責招收商股﹐籌還官款。從此漢陽鐵廠由官辦轉為官督商辦。時間
是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漢冶萍外債對生產的作用
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後﹐主要著手解決兩個燃眉之急的問題﹕一
是招收商股解決資金問題﹔二是解決燃料供應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成效很少。據鄭官應（當時任漢陽鐵廠總辦）
說﹐鐵廠的生產效率隻有當時英、德鋼廠的半﹐美國鋼廠的三分之一
左右15﹐根本無法與洋鋼競爭﹐年年虧本。自一八降六年官督商辦起﹐
到一九○五年已虧折2 ﹐259 ﹐216 兩16. 正是“煤礦未成﹐分鐵甚
少﹐外狀顛危﹐人情觀望”17. 在這種情況下﹐要吸收商人資金是很
困難的。不得已﹐盛宣情隻得利用他兼任輪船招商局、電報總局、通
商銀行等官督辦企業督辦的職權﹐從這些企業裡抽調了二百萬兩﹐算
作“商股”﹐投入到漢陽鐵廠和萍鄉煤礦。但是杯水車薪﹐那裡濟事﹖
事實上燃料問題不解決﹐生產不上軌道﹐不能轉虧為盈﹐不但商股招
不到﹐連漢陽鐵廠的存在都有成問題。折騰了幾年﹐盛宣懷決定還是
先解決燃料供應問題。但是要對長二十裡、寬十裡的萍鄉煤礦實行新
法開采﹐就需要巨額投資﹐而且還得修築鐵路把煤從山溝裡運出來。
在官款奇缺﹐商本無著的情況下﹐盛宣懷乃於一八九九年向千商□和
洋行借款四百萬馬克（合2 ﹐680 ﹐965 海關兩）﹐又於一九○及一
九○七年向日本大侖組借款四百三十萬日元（合1 ﹐1 ﹐776 ﹐010
海關兩）。利用這筆資金對萍鄉煤礦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建設﹐包括開
鑿平巷三條﹐直井一口﹐安裝礦軌﹐煤車、起重﹐抽水等機器﹐建立
大小洗煤機、煉焦爐﹐還有棧房、碼頭、醫院等基本建設。總共耗銀
五百余萬兩﹐其中約三百萬兩是依靠德﹐日借款﹐其余則是股款（約
一百五十萬兩）和到處挪借來的債款。采用新法開采以後﹐逐步見到
效果。一九OO年它的煤產量已足供漢陽鐵廠的需要18. 萍礦的煤﹐每
噸售價十一兩﹐遠比每噸十七、八兩的開平煤便宜。單是煤焦一項每
年就可為漢陽鐵廠節省約三百萬余兩19. 漢陽鐵廠的烯料問題總算是
解決了。
但是漢陽鐵廠的根本問題還在於酸性貝色麻煉鋼爐不適合於煉制
含磷進高的大冶礦石。這就涉及到煉鋼和相應設備的改造問題。所以
盛宣懷說﹕“逮甲辰年（一九○四年）萍礦告成﹐醴路已通﹐煤焦不
虞其匱乏﹐然後可以擴充鋼廠”20. “擴充鋼廠”﹐談何容易。歷年
虧損﹐已經使漢冶萍台高築。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四年﹐它的華洋
債款總額已達三百十六萬兩21. 要擺脫這個困境﹐除了增加投資、改
造設備、擴大銷路以外﹐別無出路。當時的情況是相當緊迫的。盛宣
懷說﹕“漢廠機爐舊而且少﹐不能足用﹐顛復即在目前。官款無可撥﹐
商股無可加﹐洋債無可抵﹐數年以來焦頭爛額”22. 在這種情況下﹐
他一方面與日本興業銀行洽借日金三百萬元﹐同時﹐派漢陽鐵廠總辦
李維格帶了兩位洋礦師出國考察﹐先到日本八幡制鐵所﹐再到歐美各
國。在英國請專家化驗了大冶的鐵和萍鄉的煤﹐認為都是上品﹐問題
是礦石含磷過高﹐若改用鹼性馬丁爐可以煉出優質鋼。李維格回國後
就利用日本興業銀行的三百萬日元貸款著手煉鋼爐的改造和擴建工程﹐
包括拆去原來的貝色麻爐和十噸的小馬丁爐﹐安裝三十噸馬丁爐四座、
一百五十噸大調和爐一座﹐又拆掉已廢舊的化鐵爐﹐添建二百五十噸
化鐵爐一座﹐馬丁煉鋼兩座﹔另外還建立了軋鋼、鋼軌、鋼板廠﹐擴
充了機修廠和電機廠。這一浩大工程於一九○八年全部竣工﹐耗銀三
百余萬兩23.
漢陽鐵廠經擴建與改造後﹐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上有顯著的改
進。到一九O 九年﹐盛宣懷已經敢於自稱鐵廠的出品是“貨美價廉”
了。他說﹕“總之﹐‘貨美’二字﹐工程司自有公共之法試驗﹐不容
假借﹔‘價廉’二字當可與外洋鋼價比較。”24這時正是我國大規模
興建鐵路的時候﹐需要大量的鋼軌和鐵路器材。漢陽鐵廠適逢其會﹐
供應了粵漢、京漢等路的鋼軌。當時的訂貨是如此之多﹐甚至有應接
不暇之勢25. 到一九○九年﹐漢冶萍公司的帳面上開始出現盈余﹐雖
然隻有一萬五千四百元﹐但畢竟是一個轉機（參閱表一）。
不過也不能因此認為漢冶萍已經立定腳跟了。一九○八年盛宣懷
把漢陽鐵廠、大冶鐵廠、萍鄉煤礦合並成一個機構──漢冶萍煤鐵廠
礦公司以後﹐原來打算招足股本二千萬兩﹐還清所有華洋錯款並進一
步擴充設備。但是商情不踴躍﹐反應微弱。到一九一二年四月﹐漢冶
萍的資本實有940 萬兩（合13﹐160 ﹐009 元）﹐但華洋債款卻達24﹐
407 ﹐600 兩26. 這一年七月﹐盛宣懷寫信給樑啟超說﹕“漢冶萍所
負中西[ 債務] 本息兩倍於資本金﹐皆屬股東肩任”27. 這時漢冶萍
所面臨的局勢是﹐要麼宣布破產﹐全軍覆沒﹔要麼再擴充生產﹐還有
一線希望。盛宣懷選擇了後一條路。
一九一三年國內局勢已較穩定﹐盛宣懷又自日本正金銀行洽借日
金一千五百萬元的借款。以日金六百萬元還清以前所欠大小債務本息﹐
以日金九百萬元在大冶添設新熔鐵爐兩座﹐並改良了漢陽鐵廠、大冶
鐵礦和機電廠的設備。由於設備改善﹐礦石、生鐵、鋼、煤和焦炭的
產量都有較大的增長（參閱表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世界范圍
的鋼材供應很緊張的情況下﹐漢陽鐵廠的生產有了較大的躍進﹐應當
歸功於這次搶在大戰前的設備更新和擴建。
若以漢冶萍一九○○年的產量為基數（鋼產量的基數是一九○七
年）﹐到一九二○年（焦炭為一九二四年）漢冶萍的礦石產量增長12.8
倍﹐生鐵增長3.8 倍、鋼增長3.4 倍、煤增長31.9倍、焦炭增長3.4
倍（參閱表二）。當然﹐這些產量同先進工業國家比較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二○年漢冶萍的生鐵產量隻佔同年英國產量的1.47% 、德國的1.88%、
美國的0.31% ﹐但卻佔日本的22.22%. 假使我們把漢冶萍的生產情況
作一個縱的考察﹐就會發現它的主要產品（礦石、生鐵、鋼、煤和焦
炭）在一九○三年、一九○九年、一九一三年都有有較大的躍進（參
閱表二）﹐這都與這些年代引進外資、引進技術﹐進行大規模的設備
投資分不開的（一九一三年以後的外債﹐大多用於企業的應急費用﹐
很少設備投資）。因此﹐我們可以說﹐漢冶萍的外債對它的生產發展
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二）漢冶萍負債的殖民地性
漢冶萍公司借取的外債具有明顯的殖民地性。在同日本的往來中
表現得尤不突出﹕
（1 ）借款具有很強烈的政治意圖。漢冶萍的對日歷次借款﹐表
面上是由三井洋行和橫濱正金銀行出面﹐實際上背後完全由日本政府
在主持其事。早在一九○五年﹐日本外務大臣桂太郎給曾彌大藏相的
公函中就宣稱﹐日本的貸款目的是借“表面上的商業關系”逐步達到
攫取萍鄉和大冶的采掘公﹐並在時機成熟時“控制整個漢冶萍的管理
權”28. 當然﹐這是他們插手於英國勢力范圍──長江流域的好機會。
這種侵略性的政治目的支配了它們的貸款條件（貸款時間長、隻準以
原料償還貸款、以礦山為抵押品等）。在洽商一九○四年的日金三百
萬元的貸款進﹐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就密電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
壽之助﹐要他把貸款期限拉得長一些﹐以便根據合同享有的權利﹐較
長期地控制大冶的資源﹔當張之洞建議取消借款合同中以礦山為抵押
的條款時﹐小村壽太郎指令日本方面的談判代表說﹕“刪去這一條款
的建議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這一項規定正是我們貸款的主要目的。”
29結果這一條款非但沒有刪掉﹐反而規定得更加嚴格了。一九一二年
日本力主漢冶萍中日合辦﹐一九一五年在二十一條中更提出要把漢冶
萍直接置於日本政府的控制下。這些﹐都是侵略意圖的具體表現。
（2 ）控制購銷和價格。在借款合同中（特別是三井洋行的借款
合同）總是附有獨攬購銷的條款。一九一五年漢冶萍擬委托別家行號
購買機器時﹐日本人就宣稱﹕“查漢冶萍擴充資本系由日本政府招致
資本家集合而成﹐……欲購各種機器均應由東洋行家承攬。”30至於
礦石、生鐵的供應﹐日本也采取獨佔購買的政策。一九一○年﹐當漢
冶萍擬將多余大理石售於美國西方鋼鐵公司時﹐日本就提出“除售[
予] 制鐵所外﹐能否兼售他國”的質詢31. 在洽商一九一○年十一月
十七日正金銀行貸款時﹐日方迫使盛宣懷向若鬆制鐵所保証在借款合
同期內（十五年）若有多余的生鐵、礦石“當盡先貴所購買﹐如不願
買﹐敞公司即售予他人可也”32. 更嚴重的是﹐售予日本的礦石與生
鐵的價格不是以國際市場的價格為為標準﹐而是以“制鐵所購入價值
為標準”﹐由公司與制鐵所協商行事33. 這一條規定使漢冶萍在歐戰
期間鐵價大漲時﹐吃了很大的虧。
（3 ）控制貸款來源。日本政府為了達到全部控制漢冶萍的目的﹐
千方百計地保持“獨佔貸款人”的身份。因此﹐在一九一三年的一千
五百萬日元的貸款合同中就規定漢冶萍今後不得以“非中國自有的資
本”去借款。甚至中國政府要代漢冶萍償清債款時﹐也得根據這一原
則辦事﹐必須是“確在本國內提得中國自有之資金”（《盛檔》一九
一三年貸款“別合同”的附件）。日方還迫使漢冶萍公司向日本制鐵
所和正金銀行作出如下承諾﹕“如敞公司要借大宗長期外資時﹐在本
合同期內﹐必先與貴所、貴行相商也。”34日本方面的談判代表小田
切萬壽之助更把這一問題提到兩國政治“交涉”的高度﹐說“若同一
借款﹐何以不要借日本之款。深恐商業變為交涉”35. 一九一四年和
一九一五年漢冶萍打算向英國制造師協會和通惠公司（中國公司）洽
商借款還清所有華洋債務。日本屢加阻撓﹐最後甚至威脅說﹐漢冶萍
若堅持向通惠公司借款﹐則“在實業即無聯絡之道﹐在邦交業開反目
之端”36. 商業效竟變成了政治恫嚇。後來在漢冶萍多次與北洋政府
商洽改為國營和官商合營時也受到日本的強行幹預。一九一三年借款
後﹐漢冶萍一度醞釀官商合辦﹐日本政府即以債權人身份威脅稱﹕
“惟自日本方面視之﹐借款合同成立後﹐未經幾時﹐並無知照或協商
於債權者﹐而匆率決定之事甚唐突﹐不免有漠視債權者為門外漢﹐置
之不理之議﹐似稍抱忿懣者。”37控制貸款來源就是控制抵押品（礦
石、廠房、機器及其他財產）和控制馮冶萍的管理權﹐從而控制日本
鋼鐵業的原料供應。
（4 ）使漢冶萍成為日本鋼鐵工業的原料基地。日本是一個鐵礦
資源非常貧乏的國家﹐隨著本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對礦石和生鐵的需
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鐵所在創立初期的全部礦石、生鐵供應幾乎都取
自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參閱表四）。自一九○四起﹐八幡制鐵所采
用高爐煉鋼。改進了煉鋼技術並完備了壓延工序﹐開始建立鋼鐵合企
業38﹐對漢冶萍生鐵與礦石的需要更加迫切。一九○四年三百萬日元
的借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洽談成功的。從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
八幡制鐵所輸入礦石總量的41.95%取自漢冶萍（參閱表四）。而盛宣
懷為了貪圖預付價款的取給方便﹐也樂於向日本保証﹐“貴國所需鋼
鐵年盛一年﹔……敞廠正在決議推廣化鐵爐”39. 在官督商辦的麼二
年﹐盛宣懷就說﹕“去年與桂太郎談﹐系我專售生鐵與彼﹐由彼多加
馬丁爐煉鋼﹐供通國用”40儼然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就鋼鐵與原料的
生產進行了分工。這機關報業務方針自然完全適應了日本的需要。於
是﹐漢冶萍礦石產量的56.40%（一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生鐵產
量的54.87%（一九○三到一九一一年）都輸往日本（參閱表三）。漢
冶萍生鐵與礦石的供應對日本的軍事鋼鐵工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
俄戰爭時﹐日本的軍艦和武器所需的煉鋼原料﹐大多來自漢冶萍﹐沙
俄為此提出強烈抗議﹐而日本政府則向中國堅決主張漢冶萍的生鐵與
礦石不能作為中立國的“戰時禁運品”禁止出口41.
（5 ）深入企業內部控制財務與生產。早在一八九九年的“互聯
煤鐵合同”中就規定日本得派入駐礦“經理購買礦石等一切事宜”。
其實這些日本駐礦代表都是探聽情況的“代表”。他們經常將漢冶萍
的情況﹐特別是其他外國資本摻入漢冶萍的情況向日本外務省匯報。
一九O 四年大借款的前夕﹐日本對德國工程師在漢冶萍的實力地位表
示極為關切﹐說“德國方面的競爭異常激烈”﹐於是關於所謂德國
“競爭”情況的匯報源源湧向外務省。提供消息來源的就是日本駐礦
代表西澤公雄42.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借款合同中﹐更明確規
定漢冶萍必須聘用日本“最高顧問工程師”﹐“公司一切營作改良修
理工程之籌計及購辦機器等事﹐應先與最高顧問工程師協議而行”﹔
些外﹐還要聘請日本“會計顧問”﹐“關於公司所有收入﹐支出之事﹐
應與會計顧問協議而實行”43事後証明﹐這位會計顧問（池田茂幸）
原來是大藏省的一位官員﹐假充為正金銀行（債權人）的職員派到漢
冶萍代表日本政府實行監督44. 在會計顧問監督下﹐漢冶萍所有契約
及抵押品單據和地契等都得存放在一個保險櫃裡﹐它的鑰匙要備一式
兩份﹐一份交日本會計顧問保存﹐“非經雙方同意不得將此地契取出”
45. 從此﹐漢冶萍事實上成為日本八幡制鐵所在中國的派出機構﹐而
兩“顧問”則是成了太上皇。
隨著日本貸款的金額越來越大﹐期限越來越長﹐對抵押品的控制
越來越嚴﹐漢冶萍要想擺脫日本的控制也就越來越困難了。
（三）漢冶萍喪失了擺脫外債桎梏的機會
一九四一年歐戰後﹐由於戰爭的刺激﹐世界鋼鐵（包含礦石與生
鐵）的價格迅速猛漲﹐到戰爭結束時生鐵每噸市價最低一百六十元﹐
最高二百六二十元46. 但是由於一九一三年與日本簽訂的借款合同規
定漢冶萍在四十年內應供給日本礦石和生鐵兩項共三千余萬噸﹐每年
產品須盡先供應日本。在大戰高潮期間（一九一七年）漢冶萍生產的
礦石有四分之三都輸往八幡制鐵所（參閱表四）﹐留給自己生產生鐵
和鋼的原料就所剩無幾了。特別是受合同的限制﹐礦石與生鐵都不能
按國際市場價格調整﹐吃虧很大。一九一六年雖經日本同意把生鐵價
格提高到每噸一百二十日元47﹐但也隻有日本東京生鐵市價的四分之
一﹐有人計算﹐漢冶萍在歐戰期間售予日本生鐵三十萬噸﹐損失三千
萬元﹐若與礦石合計﹐公司於歐戰期貢獻給日本的達華銀一億一千五
百五十萬元48. 歐戰時期鋼鐵價格猛漲﹐是漢冶萍還清日債（當時約
日金三千五百三十萬元）49﹐打一個翻身仗的好機會﹐但是它喪失了
這一千載難得的良機。從一九一六年出現的盈余象曇花一現﹐沒有幾
年工夫又一虧到底了（參閱表一）。從一九二一年起﹐戰爭繁榮已經
過去﹐世界鐵價猛跌﹐隻有一九一八年的六分之一50. 漢冶萍從此更
是一蹶不振了。
三、結論
任何一個後進的國家要迅速實現工業化都有一個引進資金的技術
的問題。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比英中遲一步﹐它也曾大量引進英國醬
的技術﹐這都是盡人皆知的事了。至於日本那更是如此。一八九六年
建立八幡制鐵所時﹐日本僵的外債總額不過四十六萬日元﹐一九○四
年興業銀行貸款三百萬日元給漢冶萍時﹐日本外債總額上升到四億二
千萬日元﹔一九一三年正金銀行貸款一千五百萬日元時﹐日本外債已
達十九億七千萬日元51. 當時日本在中國是一個債權國﹐但在歐洲市
場﹐它卻是一個大債務國。除向國外借款以外﹐從中國掠奪的甲午戰
爭賠款約合三千八百萬英磅﹐這筆無償收入﹐使日本有了充足的準備
金轉變為金本位制﹐因而更有利於引進外資。從一八九六年八幡建廠
到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引進的外資總額（國際收支
相抵以後的總額）佔這一時期日本生產領域資本的20%52.沒有這些借
貸的與掠奪的資本﹐日本要在明冶維新以後迅速實行工業化投資二千
八萬到三千萬日元﹐而建立一個紡織廠隻需要投資二十五萬日元就夠
了53. 八幡制鐵所一開始就是國營﹐主要也是因為在當時隻有依靠國
家的力量才能把這個投資巨大的工業發動起來。
考慮了以上的一些歷史對比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
的九十年代﹐張之洞和盛宣懷敢於“務宏大”把鋼鐵事業搞起來這是
很了不起的。這麼大的一個企業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又招不足商人
資金﹐要支撐下去﹐維持生的﹐隻有在外資上找出路。一九一三年﹐
漢冶萍由於挪借無著﹐無可開支﹐面臨閉爐仃工的危險。要仃工每天
僅利息的負擔就要賠七千兩﹐盛宣懷向日本人告急說﹕“特是西江之
水不及蘇涸轍之魚﹐若無急救之法﹐轉瞬即入枯魚之肆。”54盛宣懷
為了免於“枯魚之肆”的命運﹐借外資以增添設備﹐改建工廠﹐想從
擴大生產中謀求出路。他回憶當時利用外資改造萍鄉煤礦﹐解決了燃
料問題後的情景說﹕“萍焦冶鐵﹐初試新硎﹐居然京漢鐵路﹐除蘆保
一段外﹐二千余裡﹐皆屬漢廠自造。雖不免虧折﹐數年得得軌價四百
數十萬兩﹐練成一班工匠﹐萍礦亦借此歲月﹐以竟全工”55. 這是符
合事實的。盛宣懷在臨死前兩年說﹕“鋼鐵有富強關系﹐已經辦到七
分﹐隻有三分﹐何忍半途而廢﹐一息尚存﹐此志實不容少懈。”56在
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鋼鐵事業的重要性有此認識﹐並立志不懈的﹐
尚不多見。
當然﹐盛宣懷借外債也有其怎自私的目的。他常以外債作為保護
自己的工具。辛亥革命後﹐為了保存他的財產﹐免被革命黨人沒收﹐
力主中日合辦﹐借取巨款57﹔一九一三年為了反對“國營”﹐他還力
圖挾日本外債以抵制北洋政府﹐急不可待地密電高木陸郎“能否出於
迅速﹐出於迅速﹐以免夜夢多”﹐“鄙見總以秘密速辦為第一要義”
58. 盛宣懷的這些弱點自然被日本人充分利用。正金銀行一向把盛宣
懷引以為知已﹐保持著“親密關系”59. 辛亥革命前夕﹐日本很注意
盛宣懷的健康情況﹐估計他“肺病咯血﹐今後隻能活五後”﹐恐怕五
年以後﹐“別以取代﹐關系突然變化﹐購買鐵礦石的事就要落空”60.
所以力爭在盛宣懷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把貸款一筆一筆地敲定。具有個
人打算的盛宣也就一步一步地套進了日本圈套﹐最後終於使漢冶萍陷
於日債而不能自拔。
漢冶萍之所以失敗﹐帶有殖民地性的外債固然是一個原因﹐但這
是外因。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起作用。漢冶萍的失敗黨政軍有其深刻的
社會經濟、制度結構、文化傳統和國勢力量等原因。沒有這些內因﹐
外債也不會對漢冶萍構成那種災難性的後果。
漢冶萍時代的中國已經喪失了主權國家的地位﹐處於落後挨打的
狀態。由於關稅不能自主﹐漢冶萍無法享受國家保護關稅的庇護﹐幼
稚的工業產品──鋼軌﹐無法與工業先進國家的洋軌競爭（一八九六
年漢陽軌每噸五十四兩﹐而洋軌的中國到岸價格僅三十五兩61）。漢
冶萍的總辦李維格曾痛切陳詞說﹕“各國保其本國鋼鐵事業﹐加重進
口稅﹐使外鐵不能侵入。中國則不但不能加重[ 稅] ﹐且併值百抽五
之輕稅亦豁免﹐一若故欲洋軌之來與漢廠鬥者。”62沒有國家保護﹐
漢陽軌被“鬥”得一敗塗地。一八九六年以後﹐日本更挾其戰勝國的
余威對清政府極盡恫嚇、威脅之能事。一九○四年的貸款三百萬日元﹐
年息六厘﹐為期三十年﹐而且黨政軍附有很多苛刻條款﹐但終於強使
中國接受﹐也是因為中國當時處於一種挨打的地位﹐沒有什麼選擇的
余地。在一九一二年的三百萬日元貸款合同中﹐甚至訂明在必要時日
本制鐵所與正金銀行可“暫作代理人”接收整個的漢冶萍公司（合同
第七款）。隻有殖民地才會接受這種漠視國家主權的強制性條款。漢
冶萍也曾謀略掙脫日本人的外債桎梏。一九○一年試銷礦石與生鐵於
美國市場並擬以體貨價的一部分投資於美國的西方鋼鐵公司63﹔辛亥
革命以後﹐多次擬議借用英國資本或由國家擔保發行公司債券64等﹐
都是這種企圖的嘗度﹐但每次都被日本以有礙“邦交”﹐將引起“交
涉”等危詞要挾的警告﹐嚇得不了了之。
漢冶萍誕生於中國多事之秋的年代﹐戰亂連綿﹐政局極不穩定。
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使蘆漢鐵路仃工﹐漢冶萍的生鐵無法煉軌﹐隻得
向日本尋求銷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仃工和直接所受炮火損失達
三百七十余萬兩65. 民國以後﹐南京臨時政府向日本借款二百五十萬
日元的應急弗﹐後來也劃歸漢冶萍承還66. 北洋政府時期﹐漢冶萍地
區成為湘、鄂、贛、黔諸軍的戰場﹐礦工拉為壯丁﹐廠房充作兵站。
漢冶萍的一些負責人如張謇、趙風昌、時景葵等組織統一黨內反對同
盟會想投靠袁世凱﹐有所結托﹐結果整個企業差一點被袁氏手下的新
交通系財團一口吞掉67. 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要發展生產是很
困難的。漢冶萍由於不完全是它自己的過錯喪失了外債的償還能力﹐
於是日本人借口保護“債權人”的權益﹐兵艦遊戈在大冶江上﹐兵士
則荷槍實彈登陸﹐陳兵在大冶山麓。國家積弱與動亂的悲慘處境給漢
冶萍帶來了窮途末路的命運。外債﹐作為一種國際信貸﹐也隻有在這
種條件下才能成為侵略者肆虐的工具。
晚請政府的昏庸統治和腐朽透頂的官僚政治以及它所推行的封建
文化傳統﹐也給漢冶萍帶來無窮的災難。漢陽鐵廠的創辦人張之洞從
一個“由文儒致清要”的清流派68轉而辦鋼鐵廠﹐這不能不是一個進
步。但是他是力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鋼鐵廠當然是“西
學”﹐“體”則是四書五經、三綱五常、封建政治。對於西學﹐張之
洞有他自己的解釋﹐但是不管他是怎麼想的﹐“西學”最後總歸要導
致資本主義的來臨。“體”與“用”的矛盾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
矛盾﹐是目的與手段的矛盾。這樣﹐張之洞就提出了一個他自己也無
法解決的矛盾公式。他本事來想把辦鋼鐵廠這個“西學”納入封建的
模式﹐搞成官辦。讓“體”與“用”統一起來。但是辦到後來﹐焦頭
爛額﹐才力求招股商辦。結果理與願違﹐辦出了一個資本主義（股份
公司的商議）。搞資本主義﹐就必須允許“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
私其鄉……商願專利﹐工願高價”﹐但是張之洞卻說這將是“子不從
父﹐北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滅人類不止”69.
真是勢不兩立﹐矛盾得很﹐張之洞的解決辦法是在商辦前面加一個
“官僚”﹐變成“官督商辦”。這樣他就把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
盾引進了企業內部。官督商辦的企業實際負責人是督辦﹐督辦由總督
奏請皇帝任命﹐督辦聽命於總督﹐有“用人、理財”之權70. 這個權
很大﹐盛宣懷就是靠一系列官督商辦企業的“督辦”起家﹐成為晚清
富甲中國的第一代的官僚資本家。至於真正的商人呢﹖張之洞說﹕
“蓋國家所宜與商民公之者利﹐所不當聽商民專之者權”。71商人無
“權”﹐自然無“利”。誰願意來投資﹖漢冶萍辦了幾十年﹐商股從
來就招不足﹐其原因就在於“商情疑惑﹐何肯出貲”72﹐而“商情疑
惑”的根本原因在於商人在官督商辦企業中既無“權”又無“利”。
張之洞用卡住“權”、“利”的辦法來維護他的“體”﹐使封建體制
不致於墜落﹐但是卻使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變成了官府衙門﹐把
漢冶萍辦得奄奄一息了。當時鐘天緯正在漢陽鐵廠當文案﹐他以親身
的體會說﹕﹐張之洞辦廠“每出一差﹐則委員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
並駕齊驅﹐以致事權不一﹐互相觀望。仰窺帥意﹐事事喜用官派﹐故
不喜聞商辦之說。”73這樣﹐爵秩相等﹐並駕齊驅“地辦衙門則可﹐
辦企業必虧本。因為是辦衙門﹐所以”公司職員﹐漢、冶、萍三處﹐
統計不下千二百人﹐大半皆盛宣懷之廝養﹐是其妾之兄弟﹐純以營私
舞弊為能“74. 漢冶萍人雖多﹐因為大都是”廝養“﹐所以並不頂用﹐
一任洋礦師擅權營私﹐”十數年來[ 賴倫] 大權在握﹐購不急之料﹐
弗無用之工。礦中各項機器﹐悉彼經手﹐惟回用是圖﹐多購舊式。…
…賴富而公司負債重矣﹗“75當時上海有一洽頗有名氣的商人經元善
謁見張之洞以後﹐感到”官氣之濃甚於滬上﹐最是商情所大忌“76.
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卻為資本家年”大忌“﹐這個企業還辦得
好嗎﹖但是漢冶萍卻被清政府看成是一塊大肥肉。由張之洞奏請請帝﹐
自國家定購鋼軌之日起﹐漢冶萍每出一噸生鐵抽銀一兩歸還前墊官款
（5 ﹐586 ﹐416 兩）﹐甚至還清官款以後”仍永遠按噸照抽﹐以為
該商報效之款“77. 這種不計盈虧的”報效“﹐表明清政府事實上把
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鐵廠變成了封建皇室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金庫。
到一九○○年時﹐實際報效數已六七倍於當時按噸抽銀一兩的數額﹐
搞得漢冶萍”勺水無源﹐其涸立待“78. 所有這些都使漢冶萍成為一
個生產效率低、成本高的衙門企業。八幡制鐵所遠自外洋從漢冶萍輸
入礦石﹐但它每一噸生鐵的成本隻有漢冶萍的77%79.在漢冶萍年年虧
損的情況下﹐日本的若鬆制鐵所從一九○○年到一九一二年卻年年盈
余﹐累積的凈盈利達六百萬日元80. 身負重債而不講求投資效果﹐這
是漢冶萍的致命傷。追溯它的根源﹐就是腐敗的官僚政治﹐昏□的衙
門式的管理﹐腐朽的封建文化之”體“。
同日本相比正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明治政府對﹐工業的發展采
取了加意扶植的政策﹐由國家給予大量的補助金。他們一心搞資本主
義﹐沒有什麼“用”與“體”的矛盾。自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八一年﹐
從農業稅中撥支了三千四百萬日元投資於工業部門。這一數字相當於
政府稅收的5.5%﹐佔政府支出的13%81.對於鋼鐵事業舉國上下都作為
一件特等的大事來抓。一九○○年八幡制鐵所第二高爐尚未建成﹐日
本皇太子和伊滕博文首相都新臨視察。一九○一年八幡點火開爐在當
時被日本看成是“本邦創始之大事業”82舉國矚目。為了簽訂一九○
四年的三百萬日元的興業銀行貸款﹐日本外務大臣同日本駐中國公使
和駐上海總領事函電往返達五十六次﹐反復推敲商議﹐而中國方面隻
有盛宣懷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對陣83. 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的五百多萬
兩銀子﹐由於衙門辦企業﹐用於廠地、機爐的隻須二百多萬兩﹐“余
皆系浮費﹐於公司毫無利益”84八幡制鐵所的四百多萬日元的預算﹐
用於固定資產和基本建設的就達78.84%（3 ﹐229 ﹐100 日元）85.
在日本政府的積極支持下﹐到二十世紀初﹐後起的八幡制鐵所的生的
產量已為漢冶萍的一倍半（一九○一年到一九○九年）﹐鋼產量為漢
冶萍的三倍（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年）86. 日本繼八幡制鐵所以後﹐
吳工廠兩套西門子電爐投入生產（一八九九年）﹐大阪工廠的四噸平
爐也開始投產（一九○○年）了。當漢冶萍在外國、侵略國內動亂、
政府勒索、衙門下瀕於破產倒閉時﹐八幡制鐵所卻日益擴充﹐走上了
日本鋼鐵自給自足的道路﹗
* * *
漢冶萍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但漢冶萍的某些經驗教訓至今仍對
我們有用處﹐其中最主要的兩條是償﹕還能力與投資效果。
償還能力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引進外資的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經濟証明﹐第三世界在引進外資與技術的基
礎上﹐確能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有些國家在其經濟迅速發展中的外
債總額佔其國內總產值（GDP ）的很大比重（如巴西一九五七年到一
九六一年佔14.5%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佔22.3% ）87就是一個
明証。但是償還能力仍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仍以巴西為例﹐一九七
九年它的外債總額已超過四百億美元左右88.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來﹐
第三世界非產油國家的外債總額已達其出口額的一倍半﹐或相當於這
些國家官方儲備的四倍了89. 現在一致公認隻有用不斷提供新貸款的
辦法才能避免它們債務的總垮台90. 這個問題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從歷史上看﹐漢冶萍陷於外債而不能自拔也吃虧在沒有認真地考慮償
還能力。如一九一三年借款合同規定漢冶萍在四十年內供應日本礦石
三千萬噸。據地質學家翁文灝的估計﹐大冶鐵礦的蘊藏量為漢冶萍公
司所有的總共不過二千萬噸﹐所以即使把漢冶萍賣盡了﹐還倒欠日本
人一千萬噸91. 又如一九○四年三百萬日元的借款﹐周息六厘﹐每年
利息十八萬日元﹐因此每年至少須輸往日本六萬噸礦石（按合同規定
每噸三元）才能償清利息。但一九○四年實際隻輸出了38﹐703 噸。
若再加上一九○八、一九一○、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的
借款合同﹐須輸往日本礦石一千七百萬噸和生鐵八百萬噸。很明顯漢
冶萍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履行這些合同要求的。最後的結果是無力償還
92. 因而就必須承擔不能償還債務的一切後果。
償還能力又與投資效果有密切的關系。這裡所涉及到的問題不僅
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引進外資的成敗常常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文
化傳統、技術基礎、教育水平有密切關系。引進的外資當然要歸還﹐
但伴隨引進外資而引進的技術則是不應“歸還”的。而要求在自己的
國土上生根開花。漢冶萍雖也曾零零星星地派出技工到國外培訓但從
未認真抓過﹐因此幾十年中隻培養出一個象樣的中國工程師（吳健）﹐
一切技術大權都操在洋人手時﹐洋人一走﹐技術也就“歸還”了。二
次戰後日本的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迅速發展起來﹐除引進資金與技術
外﹐是同他們自己擁有雄厚的技術基礎分不開的。日本的鋼鐵工業每
引進一元技術就要投入二至三元的研究費用﹐加以創新提高。新日鐵
（它的前身是八幡制鐵所）擁有的三個研究所的研究費用佔營業客的
1.3%（即一億美元）。日本每年有一千六百多名冶金專業的大專畢業
生﹐比英、德多七倍﹐比美國多一倍93. 隻有積極提高科學技術的水
平才能充分保証引進外資的投資效果﹐否則就要走漢冶萍公司的老路。
勞動生產率是取得投資效果的關鍵問題。漢冶萍的產品由於勞動生產
率低﹐無法與歐美和日本的產品競爭﹐隻能靠賣原料（礦石）過日子﹐
到後來甚至連這一點陣地也保不住了。假使引進外資的投資項目（或
企業）勞動生產率低﹐產品沒有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我們的產品不
能關起門來稱大王）﹐就無法償還外債。今天﹐封建主義的傳統、衙
門式的官僚主義在有些部門仍然是我們的大敵。不滌盪這些﹐隱患無
窮。漢冶萍封建衙門式的管理在這一點上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是一個
沉痛的教訓﹐我們應該引以為戒。
注﹕
[1] 《張文襄公全集》（以下簡稱《張集》）奏稿﹐卷二八﹐頁
二。一九○八年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事並為漢冶萍煤鐵廠
公司。
[2] 小林正彬﹕《八幡制鐵所》1977所年東京版﹐第206-207 頁﹐
參閱本文附表四。
[3] 威廉。洛克伍德《日本的經濟發展1868-1938 》（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1868-1938 ）1955
年倫敦版﹐第109 頁﹐注3.
[4] 《張集。電稿》卷一二﹐頁五O.
[5] 盛宣懷檔案資料（以下簡稱《盛檔》﹐藏上海圖書館）﹕葉
景葵﹕《漢冶萍史》。
[6] 《清史稿》卷四三六﹐列傳二二四﹐中華書局版﹐第一三三
八O 頁。
[7] 全漢升﹕《漢冶萍公司史略》1972年香港版﹐第66頁。
[8][10] 《張集。奏稿》卷二一﹐頁五﹔電稿﹐卷二三﹐頁十四。
[9] 小林正彬前揭書第182 頁。
[11]《張集。公牘》卷九﹐頁三三。
[12]《盛檔。戶部責成湖北鐵政局按期歸還官本折》（1900年8
月）﹐全漢升（前揭書第41頁）計算為6 ﹐097 ﹐865 兩。今從《盛
檔》。
[13]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張之洞致蔡勇錫電（抄本﹐張
之洞電稿）。《中國近代史工業資料》﹐第一輯﹐不下冊﹐第819 頁。
[14]光緒二十二年張之洞致硯齋中堂函（北京大學經濟系藏件）﹐
轉引自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史工業資料》第二輯﹐上冊﹐第471-472
頁。
[15]《盛檔。鄭官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一
八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16]《盛檔。漢陽鐵廠財務報告》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愚齋存稿》卷十四﹐奏疏﹐頁十二。
[18]《礦務檔》（四）第2289頁。
[19]全漢升前揭書﹐第90頁。
[20]《盛檔。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注冊商辦第一屆紀略》。
[21]《盛檔。財務報告》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五
年十二月十四日）。
[22][24]《愚齋存稿》卷六十二﹐電報﹐頁七﹔卷一四﹐奏疏﹐
頁二二。
[23]《漢冶萍煤鐵廠礦概略》載《東方雜志》第6 年﹐第8 期﹐
第15頁。
[25][46][47]《盛宣懷未刊信稿》1960年中華書局版﹐第93頁﹔
第265 盛裝﹔第266 頁。
[26]《盛檔。李維格致八幡制鐵所長官中村雄次郎函》一九一二
年四月三日。
[27]《盛檔。盛宣懷致樑啟超函》一九一二年七月七日。
[28]一九○五年八月二日﹐兼外務大臣桂太郎致曾彌大藏臣函。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8卷﹐第2 冊﹐第1117號。
[29]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及十二月二十四日﹐小村壽太郎外務大
臣致上海小田切總領事函、電。《日本外交文書》第36卷﹐第2 冊﹐
第1015、1075號。
[30]《盛檔。高木陸郎致李維格函》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31]一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西澤公雄致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函。
《日本外交文書》第43卷﹐第2 冊﹐第644-653 號。此事經往返辯詰﹐
盛宣懷認為“查照合同無不符之處”。
[32]《盛檔。盛宣懷致若鬆制鐵所長官函》一九一○年十一月七
日。
[33][45]《盛檔。盛宣懷致若公司董事會議事秘錄》一九一三年
十二月十日﹔七月十八日。
[34]《盛檔。盛宣懷代表漢冶萍公司復日本制鐵所、橫濱正金銀
行函》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35]《盛檔。張謇致楊廷棟函》一九一三年。（函內引用小田切
來函）。
[36]《盛檔。小田切萬壽之助致孫寶琦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
日。
[37]《盛檔。高木陸郎致盛宣懷函》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38]永野真孝﹕《海外貿易振興會國際經濟課》載[ 日本] 《海
外市場》1977年11號。
[39]《盛檔。盛宣懷致井上謦函》宣統元年三月六日（一九○九
年四月二十五日）
[40]《盛檔。盛宣懷致李維格函》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一九○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41]一九○四年月二十二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致日本駐華公
使內田康哉電、《日本外交書》第37卷﹐第二冊﹐第916 、917 號。
[42]一九○三年六──八月﹐上海小田切總領事致小村外務大臣
函。（日本外交文書）第36卷﹐第2 冊﹐第1021──1025號（按小田
切的情況來自於西澤公雄）
[43]《盛檔。聘請最高顧問工程師及會計顧問職務規程》一九一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44]《盛檔。高木陸郎致盛宣懷電》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原
電為“昨電會計顧問現任大藏省官吏之事﹐請保嚴重秘密。因該員陽
稱系正金銀行之人以受聘顧問之故。”
[48]侯厚培﹕《中國近代經濟發燕尾服史》一九一九年版﹐第129
─130 頁。
[49]據高木陸郎及小田切萬壽之助在提出二十一條前對公司財產
的調查﹐轉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1916年版﹐
第228 ﹐332 頁。
[50]全漢升﹕《漢冶萍公司史的研究》載《中國近代史叢刊》﹐
第二冊﹐第344 頁。
[51]洛克伍德前揭書﹐第255 頁。
[52]侯繼明﹕《外國投資與中國的經濟發展﹐1840─1937》（chi-ming
Hou ﹕ Foreign Inve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一九七三哈佛大學版﹐第101 頁。
[53]洛克伍德前揭書﹐第19頁﹐注31.
[54]《盛檔。盛宣懷致高木陸郎電》一九一三年九月十日。
[55]《盛檔。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注冊商辦第一屆紀略》
[56]《盛檔。盛宣懷致所廷棟函》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57]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辛亥革命前後》﹐一九七九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章“關於漢冶萍公司。”
[58]《盛檔。盛宣懷致高木陸郎密電》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日及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日。
[59]富川康編﹕《橫濱正金銀行史》﹐一九七六年東京版﹐第232
頁﹔又見《橫濱正金銀行史資料》第三集﹐第二卷﹐第二回﹐第63─
67頁。
[60]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日﹐北京小田切董事致高橋正金銀行總經
理電。《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二冊﹐第220 、223 頁。
[61]《盛檔。鄭官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九日（一八
九六年九月十五日）。
[62]《盛檔。李維格開送曾使述肇、王參議治昌為漢冶萍創辦概
略》一九一四年元月十二日
[63]《盛檔。漢冶萍公司向美國西雅圖西方鋼鐵公司出售生鐵及
礦石合同》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漢冶萍進入美國市場後﹐商情
踴躍﹐盛宣懷也信心百倍到處招股﹐他寫信給李偉侯勸購漢冶萍股票
說﹕“試買千股﹐計五萬元﹐如不漲價可以罰我。”《盛宣懷致李偉
侯函》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一○年四月七日）。同樣函件也
寄往呂海寰、楊俊卿、李經羲等。
[64]《盛檔。盛宣懷致高木陸郎函》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65]全漢升前揭書﹐第153 頁。
[66]《盛檔。漢冶萍董事常會紀錄》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67]《盛檔。陶湘致盛宣懷函》一九一五年四月一日。
[68]《清史稿》卷四三七﹐列傳二二四﹐中華書局版第一二三七
七頁。
[69]張之洞﹕《勸學篇。正權》光緒戊戌年兩湖書院刊本﹐頁二
三躍。
[70][71]《張集。奏稿》卷二八﹐頁八﹔頁八﹔卷四三頁十。
[72][78]《盛檔。盛宣懷致張之洞函丁未七月二十一日月（一九
○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一九○○年八月二日）。
[73]《盛檔。鍾天緯致盛宣懷函》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74]《時報》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
[75]《盛檔。孫德全致盛宣懷函》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76]經元善﹕《居易初集》卷二﹐頁三九。
[77]《盛檔。戶部折》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一八九六年六
月二十六日）﹔又參閱《張集。奏稿》卷二七﹐頁六。
[79]《盛檔。王勛致盛宣懷函》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制鐵
所生鐵每噸成本二十三
元﹐漢冶萍為三十元。
[80]《盛檔。中村男爵關於若鬆制鐵所情況的說明》附件﹐一九
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81]弗偉凱﹕《中國早期的工業化》（A. Feuerwerker﹕ China
‘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58
年哈佛大學版﹐第40頁。
[82]小村正彬前揭書﹐第208 頁。
[83]《日本外交文書》第36卷﹐第二冊﹐第1013號至1078號。
[84]徐珂﹕《清稗類鈔》一九二○年第四版﹐第17冊﹐工藝類﹐
第12頁。
[85]小村正彬前揭書﹐第208 頁。
[86]參閱本文附表二及小村正彬前揭書﹐第221 ─222 頁。
[87]羅斯貝恩等編﹕《關於巴西經濟與政治發展的時論選集》
（H.J.Rosenbaum ﹕Comtemporary Brazil Issue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iopment ）﹐1972年倫敦版﹐第97頁。
[88]《泰晤士報》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89]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與反兩霸的鬥爭
》（講議）第9 頁。
[90]魏格堪斯編﹕《通貨膨脹的威脅》（G.C.Wiegance﹕ The Menace
if Inflation）﹐1977年康涅狄克版﹐第74頁。
[91]全漢升前揭書﹐第194 頁。
[92]費偉凱﹕《中國十九世紀的工業化──漢冶萍公司》（A.Feuerwerker
﹕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Hanyehping Coa 1 and Iron Co.Ltd.）載柯文編﹕《中國和日本
的經濟發展》（C.D.Cowan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1964年倫敦版﹐第108 頁。
[93]《日本鋼鐵工業的現狀》（油印稿）第5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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