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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理工大學談蔣介石的民族主義觀
2009年7月20日香港理工大學“中歐論壇”上的發言提綱
2009-9-27 來源：作者個人網站 作者：高華
研究現代史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可以獲得一些對中國民族主義發展脈絡的啟示，
那麼研究一下蔣介石還是有意義的，他所處的年代內憂外患，戰亂不已，蔣究竟以何種思
想應對局勢，其成敗得失如何，頗值得研究。
蔣的思想資源以中國傳統為主，他的民族主義是防御性的，涉及到政治、文化與種族
。在幾十年間，他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依靠，應對極其復雜的內外形勢，不管所處的二十世
紀各種思潮學說如何花樣翻新，蔣自己堅定不移的信條就是《大學》中的三大綱領，八項
條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所謂‘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內在的道
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說是本末兼賅，體用合
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
他進而認為，大之救國救民，小之個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這些就可以了。
蔣非常感嘆：這麼好的思想，“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
，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中國文化大學
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65頁。）。
（原先以為蔣就是說說而已,近年來蔣日記解密,始知蔣真是宋明儒學的信徒,他就說
過，他從“8歲時讀大學中庸，9歲讀畢四子之書。在18歲的時候，大學中庸，不知道念過
多少遍，但是並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為革命思想發達，以為這些陳腐的東西，
完全無用。直到28歲的時候，聽到總理說大學中庸的重點，自己還不甚注意。到了38歲，
自己一切閱歷經驗增加了，再拿這部書來研究，才覺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
實踐道理，統統在內。以後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覺得其中有無限的道理，無窮的奧蘊
。直到48歲……自己深覺有得於心，可以自信”。）
可見，他除了是行動家，還是一位道學家！
如何解決中國在那個時代的兩大問題：
外患是日本；
“內患”---蔣認為是共產黨，
蔣開出的藥方還是：振興中國固有文化。
對日本：
1932年5月，蔣氏在一次講演中稱陽明心學為中國的立國精神。他說：“要知道日本
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
，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
，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
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
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國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
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
，拿住在我們手裡。”（（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
出版，第628—629頁。）
對中共：
我們今天對共產黨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復民
族的精神，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著重心性修養與公眾道德之協調一貫、良知
良能的啟迪，與心、物、群、己關系的調和。其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體，我們既不
偏於唯物，也不偏於唯心，對事物的觀察，是物質與精神並重；對人生的理解，是思惟與
存在合一”（（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二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
1894頁。）。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結合歷史事實來評價，先說外交方面：
蔣所處的時代，列強環視中國，最主要的是面對日本侵華，蘇俄壓力，英美對華，也
是各有企圖。蔣自知中國為弱國，青年時代在日本辦《軍聲》雜志，提出對中國最大威脅
的國家是日。俄，英，提出應特別關注：西藏、滿蒙；
對日本：1928，“濟南慘案”，蔣采取“不抵抗主義”，“忍辱負重”；1931，“攘
外必先安內”，後堅持抗戰，直到勝利；
對蘇聯：對蘇擴張有警惕，但希望拉蘇牽制日本。1943，蘇侵新疆阿拉山口，蔣抗議
，後蘇收斂在新疆的擴張，壓蔣在外蒙問題上讓步。戰後蔣對蘇犯的一大錯誤，是為了表
明對美友誼而拒絕訪蘇，而失去了與斯大林博弈的機會。
對英美：聯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國權益，蔣有時在內部還大罵英帝國主義。
蔣在1951年罵英，他說，中國人所惡者乃英人在亞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黃人
耳（1951，7，15日記，大事長編初稿，卷十，頁195）。他還說，英對中華民國國民
革命的力量特別仇視（卷十，頁198）。同時擔心美犧牲中國，私下對美有尖銳的批評，
批美辱華，侵華權益。1951，7，26，日記中記：美國以美援要挾，要蔣的軍、經做不合
理的緊縮，“悲憤憂傷，竟至夜夢泣醒，此種污辱刺激實為近年來未有之現像（卷十，頁
235）。蔣並大罵美駐台顧問團欲謀台之軍、財統治權，是新殖民主義，有“控置黃種之
狂妄野心”（卷十，頁241）。
總結起來：在遠東和亞洲，蔣完全不起主導作用或主要作用，對幾個大國，無能為力
，受制於列強，只能因勢利導，盡量保衛中國的權宜。
對內部，蔣用“新傳統”整合中國，所謂“新傳統”：就是大量吸取傳統價值和原素
，對三民主義進行新解釋，服務於現實的政治目標。
1，以國民黨為中心，走軍政、訓政、憲政之建國三階段道路，其實質是維護國民黨
一黨專政。蔣政權類似於凱末爾式的民族主義政權，但蔣在文化方面非常傳統，較凱末爾
保守。
2，蔣也建立了新的行政、軍事和經濟管理機構，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陸時代，初步
網羅技術官僚，在抗戰中動員民眾，舉國一致），更有其失敗之處（任用親信和親戚，忽
視社會基層改革，沒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潔政府等）。
蔣的悖論：
A，對軍閥，國民黨是新的。
B，對共產黨，國民黨是舊的。國民黨意識形態在30年代被儒學化，蔣說的那一套，
過於疏空,甚至可以說，完全不著邊際，思想制高點被中共占領。
C，對社會：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識分子，自由派游離在外，左派另有旗幟。
D，對普羅大眾，對社會底層，沒有關懷，沒有改革措施。
這裡還要講一講蔣的少數民族觀：
堅持省治：綏遠，新疆，西康，青海；
不設省治的，歸蒙藏委員會，由行政院轄，籠絡上層人士，警惕英帝國主義，但力不
能逮，對於邊疆地區，采安撫政策，盡量優容寬厚。
對小民族不關心，不尊重，蔣在日記罵龍雲是未開化的裸裸。
對新疆：
1943年前，國民政府力量不能進入新疆。
蘇德戰爭後，蔣開始考慮解決新疆問題：
1，派吳忠信考察西北。
2，1942，派其兩子去大西北考察三個月，也是為解決新疆問題探路。
3，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當時都沒有對外宣傳。
1943年盛世才歸順重慶後，中央軍入疆，把新疆從蘇聯勢力中解托出來。
小結：
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有其重大成就：
1，1929，改定新約，1943，列強廢除不平等對華條約，領導抗戰勝利，1945，中國
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國。
2，1943，新疆回歸中央。蔣對盛有安排，為農林部長，派張治中宣慰新疆。
3，收回台灣，在重慶，籠絡“半山”，為台灣回歸准備人材，如謝東閔、連震東、
黃國書、黃朝琴、吳三連等。
4，運用傳統價值於民族復興的動員，對知識分子較為尊重和禮遇，對馮友蘭、對馬
一浮，對賀麟等，對胡適，對竺可幀。
不足的方面：
蔣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他的所作所為有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
他無力創造新敘述，尤其融合西方價值，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蔣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
主義資源，以復興國家，但資源貧乏，說來說去就是：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用之於“剿
共”，也用之於“新生活運動”，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容，甚至提出以傳統“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來治軍和整軍，表現出與時代脫節的嚴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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