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議會政治，我們是會議政治
本來是反左，毛澤東一次的講話，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毛澤東身邊
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外國的政治是“議會政治”，中國政治是“會議政
治”，“議會政治”是民主制度，而“會議政治”是專政制度。所以“會議政治”就是通
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
”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的幫腔起
哄，沒有“多數人專政”，皇帝要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很多人還會說情，。會議制度
下，連求情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彭德懷挨批評以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所有的將軍沒有
一個人為彭德懷說好話，解放前，他們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
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凶惡的
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打擊。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
將1959年春向農民讓步的三個文件打成右傾。繼續大躍進，堅持高指標。
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采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從1959年11
月至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
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時，繼續擴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糧食
416萬噸，相當於1958年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糧食庫存不斷增加，1960年6月，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
，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
；安徽7．05億斤；四川41．61億斤。當時餓死很多農民，農民在糧庫旁邊看著糧食，一
邊喊毛澤東主席救救我們，很多人餓死在糧庫旁邊，有搶糧的，但多數地方都是在等著政
府放糧，但政府就是不放糧。皇權社會還開倉放糧，在共產黨執政下，餓死了這麼多人，
還不放糧，可見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庫存糧食在增加，而且還在出口糧食，1958年出口
288.34萬噸，1959年出口415.75萬噸，還出口花生油、鮮蛋、活豬、凍豬肉，活牛、家禽
、凍家禽、水產品，還有各種水果，這些看都看不見的東西，卻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
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扣飯”是各地公共食
堂比較普遍的情況。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
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
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
民進行“專政”。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這有很多例子，比如說四川省敘永縣長江
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
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公社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70多歲的蕭星階老人，1927年曾是鄉農民
協會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
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
吃一頓”。
江蘇省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占，誰對他的行為流露
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復。社員蔔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蔔吃飯，還
用棍子打蔔，蔔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
”謝說：“死就死，死了少一個吃飯的！”蔔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
”保江大隊勤勞小隊60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為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
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一到食堂打飯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
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裡的東西，又挨了一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1959年
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裡。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
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喊同樣的
口號，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在同
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裡，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
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
“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裡，飢民連逃荒都沒有。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裡
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
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社會結構裡，社會成員的
個人自由完全消失。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
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這是講具體的制度，人民公社、統購統銷、公共食堂等等。
從根本來說，還是制度問題。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講：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飢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
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飢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裡最近的飢饉
，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飢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飢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
失敗後的飢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飢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
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
飢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飢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飢饉中最大的一次，在
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飢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
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
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
，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各種
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
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諾貝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
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
共產主義本來就是烏托邦，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
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
。莫爾的這本小冊子名傳千古，在這本小冊子裡，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裡廢除了
私有制度，一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
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簽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麼黃金干什麼用呢？“
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
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
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19
世紀初期，歐文、聖西門、傅立葉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恩格斯說，說馬克思把社
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實，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
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
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
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
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
然如此”，是一個規律。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
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世界上幾乎所有相信共產主義的國家都發生過大飢荒：蘇聯發生過兩次大飢荒。蒙古
，柬埔寨，越南，朝鮮，都發生過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國家控制了一切資源，全社會變成了一架聽命於中央的大機器。個人不能通過自己的
努力改善生活，企業不能夠通過改善經營得到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扼殺，首創精神被
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這樣，經濟機體就失去了向前發展
的內在動力。它只能靠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從外部去激發熱情和施加壓力。
既然全社會成了執行最高當局的指令的大機器，就不能有“噪音”和“雜音”，全社
會只能有一個聲音，就是最高當局的聲音。輿論必然一律，言論就沒有自由，民主就成了
奢侈品。
既然每個人的勞動、生活、消費都受最高當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麼從上到下，
就是一層奴役一層。因此，每一個人都是兩面人：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專制
者。這就是專制制度的國民性。
大飢荒帶來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
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飢荒；沒有大飢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
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改革開放。共產主義
信仰在這個歷史邏輯鏈條的演變中，信眾越來越少，信仰完全崩潰。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出現了共產主
義信仰危機以後，執政者不敢對這個信仰提出質疑，不敢放下共產主義旗幟，這不僅是“
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
則進行統治。”如果放下了共產主義的旗幟，共產黨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於是，就用“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理想被擱置以後，維
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者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
目標，如果執政者把維護自己地位當成最高目標，沒有理想，這個政權還有希望嗎？
雖然以保衛執政者自我利益為目標的制度沒有希望，但從這裡產生了中國的新希望：
現代民主制度將在極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然而，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需要足夠的耐心、勇氣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們，用你們睿智的大腦、用承擔千
斤道義的鐵肩、用飽含愛國熱情的巨筆，全力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及早地用現代民主制
度告慰3800萬餓死的英靈！
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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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遺言:"我永遠擁護毛主席!" 彭德懷遺言:"我沒搞過陽謀!"
周恩來遺言:"我不是投降派!"
毛澤東遺言:"我好難受,叫醫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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