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剛才說的，雖然我們曾經有過正確的認識，有過這種比較實事求是或者說比較理
性、靈活的做法，但是我們馬上就變了。像在這種事情上就是這樣，並不是完全沒有認識
到這些問題，並不是我們只能采取過激的、左的做法，左的東西從來都不是唯一的選擇。
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是非常靈活、理性的，對土地的征收是有償的，而
對極少數的惡霸地主跟一般的中小地主是有區分的，況且有大量的地主，尤其中小地主，
他們非常非常的開明，他們在抗日戰爭，甚至在國共戰爭中間都是支持共產黨的，大量的
地主支持你，當初你跟別人許諾也很好，比方說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實行的政治制度就是“
三三”制度。就是說一個政權的建立，共產黨軍隊占1/3，勞苦百姓占1/3，開明紳士，就
是這些地主、有錢人、資本家也占1/3，因為別人是全力支持你的啊，別人把自己的財產
什麼的都捐獻出來支持你，抗日戰爭也支持你，國共戰爭也支持你，我們把這些人叫做開
明紳士。而且他們在邊區政府擔任的職位也很高，比方說什麼參議長、最高法院的院長，
這些都有，這些你不能說變臉就變臉啊。所以在“五四指示”裡面就區分的很清楚，開明
紳士，有些地主是支持你，讓他的兒女鬧革命的，他們的兒女現在也當了共產黨的大干部
的，這些共產黨的干部，他們的家屬，這些開明紳士支持過你，對我們長期戰鬥有利的人
，這些人要怎麼照顧？如果農民分土地，你要給他留更多的土地，讓他在面子上過得去，
在生活上也過得去，這些都是有一整套的考慮的，是挺周到的想法。“五四指示”的主要
內容就是這樣，幾乎有償的或者不要大破壞的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同時也照顧到這些
人的利益。
但是事情馬上就起了變化，不但是毛澤東，還有劉少奇，他們覺得這場土地改革應該
是一場政治鬥爭，在這場政治鬥爭裡面應該打倒地主。如果我們用一種很平和的方法，免
工減讓的辦法，把地主的土地用有償的方式收買過來分給農民，或者因為他們以前對我們
革命有功就給他留更多的土地，最後分完土地以後，他的土地是一般農民平均占有土地量
的2-3倍。這些方式都不行，這樣搞的話，就達不到打倒地主的目的。所以中共中央反復
用的詞彙就是“要在政治上打倒地主階級”，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詞彙。第二個就是要教
育農民，要跟地主撕破臉，不能是好說好商量，把你的土地給我，因為我沒有土地，就是
要撕破臉。所謂撕破臉就是要鬥爭。因此後來取得土地的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個方法，采
取的是徹底的沒收，開鬥爭會，把這些地主全部定成惡霸地主，然後是逮捕他們、吊打他
們，而且很多是采取馬上處決的方式，干脆就槍斃。用這些方法來搞土地改革。這中間不
但是大地主，連中小地主，包括富農，甚至包括中農，都受到了吊打、鬥爭、逮捕。所以
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間，被消滅的地主、富農，甚至是中農，一共有25萬人。我念一段
楊奎松這本書具體的描述，在晉區邊區，中央發表了關於怎麼劃分成分，因為土改就是要
劃分成分，如果一個政黨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你要定一個人為地主，你必須要看他
占有多少土地，看他到底進行了剝削沒有，但是我們左的東西從來就是要擴大，很多完全
不是這樣的都劃進去。我們采取的做法，包括後面的很多政治運動，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各
種做法，都完全不按照馬克思經典定理，就是我確定一個階級成分的時候，我不是根據他
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劃，這是我們從小學就學的，而是要看他的態度和思想表現，用這樣
的標准來劃分。如果你思想表現不好，如果你對這場運動有抵觸心理，就可以把你定為地
主。這一點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經驗也是很多的。給一般人定階級屬性、定成分的時
候，實際上是根據態度和思想來定的，不光是根據他跟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來定的。所以
在土改裡面，地主、富農的人口是這樣分的，一下子這種比例就占到了25%，然後有數以
萬計的地主、富農被關起來，他們普遍遭到吊打或者其他肉刑，逼他們交出所謂的被隱瞞
的財寶。抗日戰爭其間實行“三三制”時的那些開明紳士，很多都遭到了這種酷刑拷打，
被打死以後開膛破腹，屍體被扔到黃河裡，這些人包括支持革命的人士，比如（晉區）邊
區的高等法院的院長孫連成，被審判，後來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個更著名的開明人士，是
邊區的一個議會的副議長，叫劉少白，也被鬥爭，這本書裡面還舉了一些別的例子，這些
可能你們都不太熟，但當時都是當初非常著名的，參加到革命政權裡面，擔任高級職位的
這種人。甚至有一個地主叫（劉冠英）的，他已經擔任了革命政權的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了
，他已經是革命政權的高官了，也說他是地主，也拿來游鬥。他兒子是共產黨的一個干部
，共產黨軍隊裡面的人強迫他的兒子用鐵絲串到他父親的鼻子上，像拉牛這樣的，再進行
鬥爭。事情都搞到了這種地步。我覺得這種左的東西是反復出現的，這是第一個例子。
我再講第二個例子。1950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年不到的時間，那時候
又發生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鎮壓反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新政權建
立以後，舊政權的人會跟他有鬥爭，而且有些是不滿意、不支持新政權的。當然其中還包
含了特務之類的，還要搗亂、搞破壞。所以一個新政權建立，自然會對前一個政權遺留下
來的人采取懲罰性的措施，讓新政權得以鞏固。我覺得這個做法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歷朝歷代大概都會有這麼一個做法。但是我們這種做法是不是比以前的那種做法還要過
分一些？
毛澤東在1950年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穩健的看法和估計
，他說我們不要四面出擊，不要樹敵太多，也就是說我們鎮壓的數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我
們還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廣大知識分子、廣大人民群眾來擁護我們。如果鎮壓反革命大
開殺戒，總是一個不好的事情。而且我們主要的任務是醫治戰爭的創傷，剛建立新政權，
我們最基本的任務是要在全國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要休養生息，只有這樣一
個政權才能夠維持。所以說毛澤東開始的這種認識還是很清楚的，然後就開始打算比較理
性地搞這樣的鎮反運動，就是對舊政權裡面可能搗亂的破壞分子進行鎮壓。結果就發生了
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以後，最高領導層的態度就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用毛澤東的話說，朝
鮮戰爭一爆發，這是一個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必須大開殺戒。大家不
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劉少奇就做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其實在他的心裡他當然也知道殺
人太多畢竟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劉少奇是這麼說的，為什麼是朝鮮戰爭跟我們提供了一個
千載難逢的機會呢？朝鮮戰爭一爆發的話，這種鑼鼓聲就敲的非常響，那意思就是整個輿
論轟轟烈烈要抗美援朝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殺人這件事情就被另外一種聲音壓倒了，
我們做這件事情就方便了。說這話的意思實際上就把這件事情解釋了。這件事他們其實還
是知道，可能會引起大家非議的。但劉少奇解釋的很好，我們這種鎮壓反革命的鑼鼓聲肯
定會被抗美援朝的這種巨大的鑼鼓聲掩蓋掉。用劉少奇的話說，鎮壓的鑼鼓聲就不大聽得
見了，就好搞了。
為了達到這種放開手腳、大開殺戒的目的，當初的政務院，也就是現在的國務院，頒
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就是說哪些人是反革命，是可以懲罰的。在這
個條例裡面，根本不分，你只要有這個動機就是了。它甚至都不分你的意圖跟現行，你做
沒做是可以不管的，只要你被人告發想做這件事，就是反革命了，根本不管你到底做了這
件事沒有。而且當時還用了一些詞，就是那些惡霸要懲罰，而且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
我們現在還用這些詞，我們完全沒有法治精神的，說民憤極大，哪一個人民憤極大了，用
這個理由就可以把這個人殺掉的。那時候就開始有這種做法了，用一些說不清楚的東西就
可以做這種事情。
而且毛澤東不斷下指示說，鎮壓反革命要做的事情，他特別喜歡用的詞就是“要大張
旗鼓”，“大逮捕”，一天一個城市抓多少人，大逮捕，大審判——那時候叫公審——在
一個體育場或者一個公開場合，就是大審判。五花大綁的，幾十輛車。我自己小時候就經
歷過，部隊拿著機關槍，一車一車的這種反革命分子、犯人，壓到刑場上去，一天就槍斃
上百人，這種情況就出現了，當時這種做法，對鎮壓真正的反革命當然起到了作用，但是
這種擴大化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我自己當時是在成都生活，這種事情我目睹了很多。那時還是小孩，也不懂事嘛，聽
到外面的軍車呼嘯而過，大概就興高采烈地跑去看，一路上就是十幾輛、幾十輛的這種車
，一輛車是犯人，一輛人是部隊架著機槍，犯人是五花大綁的，頭上還有一個條寫著罪狀
，然後就槍斃，第二天報上就會說槍斃了多少人。我另外有高中同學講說，在重慶槍斃的
更多，每天都在槍斃人，就在嘉陵江邊上。當時都已經槍斃到這種地步，就是很多人都沒
有打死。他給我講，我聽著都覺得心驚肉跳，他說被槍斃的人他半夜自己從草草掩埋的土
堆裡爬出來，鬼哭狼嚎地叫。比方一天槍斃兩三百人的話，很多人都沒被打死的，晚上總
有幾個沒有死的從刑場裡面爬出來亂叫，部隊知道後又去補開槍，那時候就是這種氣氛。
我現在不想評價鎮壓反革命運動本身該不該搞，反正歷朝歷代有這種事情，但是至少
這種擴大化，本來有一個比較理性的考慮，就是我鎮壓極少數的不服從新政權的人，但是
借朝鮮戰爭這種強大的鑼鼓聲來掩蓋壓制這種殺人的聲音，然後大開殺戒，這種做法對不
對？我覺得應該重新考慮的，這也是一件事。
建國前還發生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
義。大家對這件事知道的肯定比較清楚，我們結合到現在的情況，貪污腐敗，內部廉政。
當時最著名的人物，天津地委劉青山、張子善，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他們貪污的也很厲害
，最後毛澤東決定把他們殺掉。因為這樣做的話，和你一起打下天下的革命隊伍中間的人
，他自己就貪污腐敗的話…當初貪污腐敗是這樣，共產黨干部隊伍裡面貪污的人比較多，
更關鍵的是發展勢頭非常地迅猛，就是在兩三年之內百分比一下就上升了很多，甚至上升
到干部中間30%的人都要貪污。在當時的環境裡面，那簡直是非常了不得的數據了，現在
我覺得30%也許是一個相當“可愛”的事情。但是當初那30%，比方開始發現有5%，第二年
就10%多，第三年就30%的人貪污，最高領導人是絕對受不了的，所以就要反貪污。反貪污
這場運動大家擁護的程度比較高，因為畢竟是對執政者內部貪污腐敗分子的處理嘛。但是
又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之前講的左的東西，一開始有一個正確的估計，馬上就變成極左
的，沒有限制的東西。本來在土地改革運動、朝鮮戰爭以後，毛澤東要發動一場三反運動
，別人就問毛澤東，我們三反怎麼樣才算完成了任務？才算達到目的了呢？毛澤東的話特
別能代表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毛澤東是這麼回答這個問題的，就是要“發燒發熱
，上吐下瀉，不然的話火力不夠”。我們從50年代經歷過的人，就特別熟悉這句話，就是
要搞成這樣子。林彪一說到運動就是要搞的是敵人整晚睡不著覺，我們也整晚睡不覺，全
國人民整晚都睡不著覺，就是要搞成這樣子。毛澤東的話就要搞成“發燒發熱、上吐下瀉
，不然的話火力不夠。”
那種話也更代表他懂得政治思維，我們怎麼判斷有沒有完全任務呢？我們鬥爭的成績
怎麼考核？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報數字，要大的。那時候三反，貪污犯那時候就叫老虎
，大貪污犯就是大老虎，那時候說法是哪一個地區打了多少只大老虎，打了多少只小老虎
，打了多少只中老虎，都是這種稱呼。有一個標准的，比方貪污1000萬就算大老虎之類的
。但是說到這裡的時候，我要補充說明一下，那時候的錢跟現在的錢單位是不一樣的，那
時候的1000塊就是現在的1塊錢，100塊錢就是1分錢。所以我們小時候過節家人給我們錢
，給多少？給300元，就相當於現在的3分錢。所以那時候1000萬實際上就相當於是1000塊
錢，但那時候的1000塊錢也相當值錢了，當然還是值不了我們現在的1000萬。因為我們現
在的物價跟50年代初期比並沒有漲到1萬倍嘛，所以那時候一只大老虎就是貪污1000萬以
上的。
毛主席說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好，要應有盡有，他在運動時對這
些下級說，任何在報告裡面說貪污情況在他那個部門、地區不是特別嚴重，貪污的人數也
不是太多，貪污的錢的數額也不是太多的，凡是這種報告都是不真實的。所以在這種情況
下，各地各單位紛紛開始互相攀比，因為毛澤東本身就說數字要大，人數要多，數額也要
大，各地就拼命的攀比，打老虎的數字就層層增加，然後采取的方式就是打、罵、捆起凍
，就是在三九寒天裡，把你拉到戶外去，讓你站一個晚上，然後搞車輪戰、搞肉刑，只要
數字，不管證據，就這麼搞。所以那時候成績搞的非常之大。但是安子文做總結的時候做
了一個報告，說後來發現事情鬧大了，也鬧得不好的，就又開始搞復查跟甄別，看哪些是
冤枉的，哪些本身不是貪污犯。安子文的報告裡面說的，在50年代初發生的這種三反運動
中間，全國的大貪污犯，就是貪污到1000萬以上的有29.2萬千人，但是經過復查和甄別以
後，這個數字減少到原來的65%，就是說一半以上，基本上三分之二搞錯了，我們國家做
事情從來就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我是想證明鄧小平對中國的總結是非常深刻的。鄧小平那句話“左
的思想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它的根子是很深的”，我覺得我們從這些例子裡面完全能夠體
會到鄧小平這句話確實是經驗之談。由於時間的關系，我只舉了少部分的例子，你就能看
出來在建國前後，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可以追溯後來，直到現在，所謂左的東西根植
很深到底怎麼回事？大家會有這麼一個概念。
第二個問題更有趣，在中國歷史上的這種政治運動裡面，其實建國以來的歷史就是一
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史。所以我們講建國史，不可能講太多別的東西，我
講建國史，如果說要抓最重要的東西來講，抓最能說明問題的東西來講，就只能講運動史
。不斷的運動，好多運動都講不過來。比方講了“三反”以後，還有“五反”，這些我都
不可能講了，只是大體提一下。還有反對胡風的這些事情都是運動。
最有趣的是，中國這些從來沒有間斷過的運動裡面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傳統，就是百
分比的傳統。每一次運動一定要規定這次一定要揪出來的壞人，一定要打擊的人，要作為
運動對像加以處理的人，那些領導人要定一個百分比，完不成百分比就是右傾。在某些情
況下，這個數字要高，但是有的太高了，影響太壞了，比這個數字高的太多，碰巧最高領
導人頭腦又比較清醒的時候，他們就有一個說法，數字高了是左傾，數字低了是右傾，一
定要達到一個數字。這件事裡面，你們對以前的歷史如果不太熟悉的話，最近若干年，說
這方面說的最多的就是反右的時候，中央給各個單位下的百分比是5%。就是你這個單位、
地區，揪出來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數，一定要達到總人口的5%，如果達不到你就沒
完成任務，以致發生了好多特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些單位的黨委書記拼命把別人打成
右派，甚至把平常的戰友、親戚、朋友或者是下屬都打成右派，最後報上去數字還是不夠
，他更上一級單位就說不行，你是右傾，你沒有達到5%的比例，那怎麼辦呢？把你添上去
。有些人的上級單位就把他添上去，他也覺得沒辦法了，我認為只能打這麼多。甚至極個
別的，但絕不只是一例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最挖苦和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後數字不夠，他
也不知道當右派到底有多悲慘，後面情況都不知道，他覺得作為黨委書記完成數字是最重
要的，完成數字是很光榮的，右傾是很可恥的，我不能當右傾，我不能不完成上級交給我
的這麼一個數字。有人為了湊夠5%，把自己也算進去，最後嘗了大苦頭才後悔莫及。他當
初以為我湊一個數字不是就完成任務了嘛，我這個支部書記不是當的很好嘛，5%都達到了
。結果出現這麼荒謬的事情。有些是自願的，有些不是自願的，運動本身是他整人，結果
為了讓數字達標，就把自己算進去了。這件事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聽老右派回顧的時候知
道有這回事，大家會感到湊數字是一個非常荒謬跟不可信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訴你，這實
際上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源遠流長的傳統。基本上是我們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的通例
。
我跟大家舉幾個重要的政治運動，我剛才講的第一個事情，就是1949年土地改革的時
候，毛澤東下了一個指標，土地改革除了土地以外，實際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劃成分
，就是這一個地區到底有多少人是地主，還要做這麼一件事情。毛澤東自己有一個看法，
他年輕的時候在農村做了一個調查，他覺得地主應該占農村總人口的8%，其實這個說法本
身就是擴大化，是有問題的。因為在像楊奎松這種歷史學家的研究中，毛澤東在江西農村
做調查的時候，發現農村的地主普遍占總人口的4%-6%之間，只有一個地方毛澤東調查的
時候是8%，但毛澤東可能喜歡左一點吧，革命對像要多一點。他就有一個固定的概念，農
村地主應該占總人口的8%。他就取了一個上限，上限比是下限高了一倍，絕大多數是
4%-6%，他就有一個斷言，說地主占總人口的8%。然後他就用這個數字來規定，現在我們
要土改了，要劃成分的，8%的要定成地主，如果你定多了就是左傾，如果定少了就是右傾
。我們當時的傳統對左傾是必須保護的，覺得左傾是革命熱情太過分了，好像問題不大，
右傾是站在敵人的一方面。所以有的地方，在那場運動中間還突破了這個數字，有的地方
定的地主人數最高已經達到27%了，這種地方可能需要糾正的，就這麼一個說法。問題就
出現在這種地方。
1947年搞土改有很多種，一種是老解放區，老解放區以前早就經過了土地改革，地主
幾乎就沒有了，要有的話也是很少。可能有的地主特別支持共產黨，支持他們跟國民黨的
戰爭，是我們的革命戰友，這種情況還是有。另外的叫新解放區，就是剛開過去的，那裡
地主可能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正規調查的話，一般新解放區地主占的比例可能是
4%-6%，老解放區只占2.4%。但是對中國來說，我們在現在的生活中也會看到，數字是一
個非常神聖和至高無上的東西。毛澤東定的最高8%這個數字就是一個不科學的數字，所以
這種擴大化就不可避免。他不分新區跟老區，老區明明只有2.4%的地主。在那場土改裡面
，實際上定的是8%-10%，如果要完全這個指標的話，擴大化就會變成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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