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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許多農民不得不在沒有飯吃的情況下成天幹活。
1961年1月的第一周，天津的地方官員查出了大約8千件黑市交易。有時候，在一個黑市中
有8百多人賣東西，週圍看貨的數千名客戶甚至阻塞了交通。據一位調查員聲稱，「黑市
交易的物品無所不有」。街道上的巡邏警察不可能戰勝黑市；在1962年7月，當局最終決
定將幾十個他們沒法消除的黑市合法化。到了年底，在天津銷售的一半水果和四分之一豬
肉，來自7千多名小商販。小商販的收入幾乎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一倍。自由市場的聲譽，
每天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專程從北京到天津。
由於饑荒和饑餓逐漸削弱了日常生活的社會結構，人們開始向內發掘。一切都變賣。任何
東西都可以交換，比如磚，衣服和燃料都可以換成糧食。湖北的一個大廠，三分之一的工
人靠貸款生存。欠債太多的人只能賣血。在四川重慶的一個單位每20個中就有一人賣血。
在成都，職工靠賣血養活家人的比例更高。幾個醫院都知道建築工人汪玉廷，因為他在7
個月內賣了1.3升血。
賣兒賣血一切都賣
農村的情況更嚴重。從湖北黃陂一個區，就有3千個家庭把他們的備用衣服帶到乞討的武
昌去賣。在河北滄縣，三分之一的村民出售各種各樣的傢俱，有些甚至賣掉了房梁。四川
長壽縣，人們脫下身上的衣服換東西吃。
在自己餓死前，人們會把自己的孩子賣給不能生育的夫婦。山東的閻西之在把他的三個女
兒送人後，把5歲的兒子以15元的價錢賣給了鄰村的一個男人。他最小的兒子，一個10個
月大的小孩，賤賣給了一個幹部。吳敬西把9歲的兒子以五元賣給了一個陌生人，這點錢
只夠買一碗大米和兩公斤花生。吳敬西傷心欲絕的妻子一提孩子就哭，兩眼紅腫視力衰退
。兩個孩子的母親王維同把一個兒子賣了1.5元和4個發麵饅頭。但是還有許多人沒能為自
己的孩子找到買主。
在集體化的外衣下，在武裝民兵的公開支持下，黨的官員開始剝奪人民的一切私有財產─
─特別是在農村，面對貪婪的幹部，農民只有任人宰割。這是一場對付人民的持久戰，因
為每次新一輪的掠奪，都會把擁有私人財產的微弱希望扼殺在萌芽狀態。在湖南湘潭，當
地人民不會忘記在當地刮過的六次「共產風」。第一次是在1957-1958的冬春，為了進行
「資本積累」，金錢、瓷器、銀器及其他貴重物品必須上交。第二次發生在1958年夏天，
成立人民公社的時候。第三次是為了大煉鋼鐵，「共產風」吹走了人們家裡的壺、鍋和鐵
製的廚具。然後，在1959年3月，省銀行凍結了所有的儲蓄。第五次，秋季，由於大辦水
利再次啟動，工具和木材被無償徵用。最後，1960年春天，地方領導為了建立大豬欄，奪
走了農民的豬和建築材料。
大多數人對公開的掠奪幾乎毫無辦法。但他們不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創造了一系列的生
存方法。最常見的做法是遵循自然惰性的怠工。高音喇叭要大家鼓足幹勁，牆報在歌頌勞
模完成生產計畫，但在工廠車間裡，瀰漫著一片漠不關心的氣氛。在冬天的北京，一個典
型的四十多人的車間裡，五六個工人會習慣性地蜷縮在爐前取暖，而其他人則溜出去排隊
買東西或看電影。幹部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每一個工人和懲治一切違反紀律的行為。
中宣部更全面的研究顯示，在上海，多達一半的工人不遵守工作紀律。有些人會晚幾個小
時上班，其他的人花很多時間聊天。有幾個懶人不做任何工作，只等吃下一頓飯。在收工
前，許多工人已經走掉了。
國家越是陷入饑荒，人們越是偷懶。1961年，上海一個工人的平均年產值比1959年減少百
分之四十，工人更多了，生產出來的商品反而更少了。磨洋工，當然只是生產率大幅下降
的許多原因之一，正如我們在第18章看到的；問題在於到了1961年，工廠的工人已經成了
磨洋工的老手。
冬眠幾天度過饑餓
1959年，許多農民不得不在沒有飯吃的情況下成天幹活。消極怠工，除了是營養不良的結
果，也是求生之必需；為了度日，人們必須學會保存每一點能量。在幹部巡視的時候，農
民會努力耕地，但只要幹部從視線中消失，他們就放下手裡的農具，坐待收工。有的地方
的農民，會在關鍵的十字路口站崗放哨，以便其他的人睡上一個下午。如果幹部管得不嚴
，當地一半的人就會逃避勞動。有些村莊，領導比較寬容，家家戶戶就蜷縮在一起，一連
幾天不起床，用真正冬眠的方式度過嚴冬。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黑市，不合作，怠工，盜竊，都屬於反抗行為，是莊稼人這樣的弱者
用來對付國家的武器。但社會各個階層都有類似的生存本能；如果真的存在著什麼「反抗
行為」，共產黨可能已經垮台了。面對由政權造成的饑饉，許多人沒有選擇，只好無視傳
統的道德標準，能偷多少就偷多少。
人吃人案件統計表:http://ppt.cc/sRln
當時節約糧食的宣傳畫:http://ppt.cc/Np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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