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秀娟／（圓神出版集團社長特助）
在《台灣論》引起的爭議中，始終未見出版社和書店角色的討論，本文則從國外的一些案例，佐證了我們距離開放社會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魯西迪《魔鬼詩篇》的痛恨者對書店扔炸彈，《台灣論》的痛恨者則是在書店門口燒書，用意都是要書店下架停售。魯西迪是受英國布克獎肯定的當代小說大師，小林善紀則是史識缺乏深度的政治漫畫家，兩者本不該有類比可言，可是，《魔鬼詩篇》和《台灣論》風波卻有以下的共同點：第一，二者的內容都傷害了特定族群的感情；第二，二者原本都銷售平平，卻都拜激烈譴責之賜，立時洛陽紙貴，供不應求。
例１《魔鬼詩篇》
早在一九五三年，美國圖書館協會與出版協會就共同簽署了一份「閱讀自由聲明」，解釋出版社、書店、圖書館三者的角色都是知識中介，根本沒必要宣示自己是否同意所出版、陳列的書裏面的論點。如果出版社、書店都自我設限，只選擇立場自己可以接受的書出版和陳列，受到傷害的將是公眾利益。因此一九八九年，美國三大連鎖書店雖曾先後為顧慮店內員工及客戶的安全，暫時將《魔鬼詩篇》下架停銷，但在作家蘇珊宋妲等人「炸彈誠可怕，自由價更高」的呼籲下，仍不得不讓《魔鬼詩篇》堂堂回到架上。
所有的自由都有它的限制，那麼，出版和閱讀自由的限制應該在哪裡？絕大部份的出版商都會拒絕去碰《殺人指南》這樣的書。內容如果直接教唆犯罪，即使在自由意識最高的國家，也不見得可受法律保護。《台灣論》的問題卻不是如此黑白分明，它的爭議是在於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認定，在書店中，只要它有被需求，就該有屬於它的陳列區，而不該迫於壓力，擺到服務台後面去。
以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不禁納罕，如果《 台灣論》中文版的出版者在閱稿時有多一些斟酌，是否可以減少出版後的社會爭議？例如，也許可以在出書前去信許文龍，請問他是否願為中文版多做補充，這是做法之一。另一種做法，則是整段刪去。可是，過度的編輯處理也可能有損公眾的閱讀自由。
例２《華氏四五一度》
英國十九世紀有位鮑德勒博士，編了一本《家庭版莎士比亞》，把莎翁作品中稍涉風月的段落盡情刪削，於是他的名字就成了編輯亂改亂刪的同義字(Bowdlerize)。布萊堡利一九五三年的科幻經典《華氏四五一度》就是被「鮑德勒」最反諷的例子。這本小說假託某閱讀無自由的烏有之邦，以男主角從愛燒書到愛讀書的蛻變過程，闡揚閱讀之無價。美國百蘭丁出版社的一位編輯竟然為青少年指定讀物的市場，未經作者同意，就擅自做七十五處「鮑德勒」處理。如果《台灣論》中文版的編輯也是看到觀點不符台灣主流的部份，就通通「鮑德勒」，雖然今日的風波可免，但中文
版讀者就讀不出日本右翼青壯代錯綜複雜的戀台情節，與老一輩台籍菁英的懷日情緒了。
例３《戈培爾傳》
《魔鬼詩篇》日本譯者當街被刀砍死，挪威出版者被人從背後打了四槍，嚇得台灣取得版權的出版者臨時取消出版《魔鬼詩篇》。《魔鬼詩篇》在中文世界的命運，頗似《戈培爾傳》的美國版。
在內容上，《戈培爾傳》正像是《台灣論》的異國表親。《台灣論》認為慰安婦是心甘情願，《戈培爾傳》作者大衛厄文則一貫主張猶太人被屠殺是自做自受。《戈培爾傳》在美國原訂九六年春季由聖馬丁出版社出版，卻引起猶太社群公憤，不只紐約時報以「甘願做真理的劊子手」痛批聖馬丁，編輯也接到一連串的血光恫嚇，還有書店以取消訂單的方式抵制聖馬丁的出版品，逼得聖馬丁取消出版。雖然猶太社群一片過癮之聲，開明派評論家卻認為沉默、恐懼與無知才是真理的最大敵人；只有公開辯論，才能把被扭曲的歷史扶正，永保受害者再無受害之危。
沒想到，開明派所求之不得的公開辯論，卻在去年的英國成真。原來，有個學者在著作中稱大衛厄文為「大屠殺史實的抹滅者」，竟惹得大衛厄文一狀把作者和出版者都告到法院。於是「大衛厄文控告李普斯達暨企鵝出版公司」的毀謗案訴訟，就成了第三帝國史界的盛事。企鵝出版公司動員了大批的歷史學家和目擊者，佐以充分的物證，在法庭上與大衛厄文激辯數十日，只為了還大屠殺的青史真面目。結果，法官宣判大衛厄文敗訴，大屠殺史實俱在，大衛厄文在著作中曲解史實的斧鑿也俱在，全在辯論中畢露無遺。
一家出版社拒出《戈培爾傳》，只是歷史真實的片面勝利，辯論過後的塵埃落定，才算全面勝利。真理 越辯越明，也許我們該慶幸，《台灣論》的燒書者沒有在出版前就以性命要脅出版者不准出版，也沒有以炸彈逼書店下架。如果在燒書、拒買、向書店、出版社抗議的激情過後，《台灣論》的正反雙方卻不能擺出人證物證，進行通徹的理性辯論，不只阿嬤還不算有真正的出頭天，我們離真正的開放社會，也還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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