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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02 中國時報
知識如何改變社會
◎張鐵志
五十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或譯高伯瑞）在幫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史帝文生競選時，指出三○年代新政自由主義的政治想像已經逐漸耗竭，
但民主黨二十年來都提不出改革的替代方案，現在也看不出任何新的理念，所以他們要
為此而戰。
他和他的候選人沒有贏得這場政治選舉。但是，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透過政治參與和
著書論述，他用他的理念為民主黨提出一個新的政治視野-──他是甘迺迪總統的顧問
，且協助詹森總統提出「大社會」政策，而把民主黨更往社會民主邁進一步；他更深深
改變好幾代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他不斷地憑藉熱情與犀利的筆鋒在媒體
寫文章，並出版了數本在許多國家的大眾市場都很暢銷的著作，如《富裕社會》、《不
確定的年代》（均有中譯本）等。也難怪柏克萊大學經濟學者狄榮說，世上如果有正義
的話，加爾布雷斯絕對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者。
日昨，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過世了。雖然如今越來越少人讀他，但是他卻為世界留下了
兩大遺產，而沒有一個時刻比現在的美國更迫切需要這些遺產。
第一，是加爾布雷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他始終在探索什麼是不同經濟體系的主導
力量和制度，他們如何互動，以及要如何改善這些力量？對他來說，不受節制的市場經
濟不可能帶來公共利益。他嚴厲批判大企業對於社會和市場的過度控制，強調私人財富
的過度累積會犧牲公共利益，深信國家必須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呼籲環境與資源
保護和一套完整社會福利的重要。五十年來，他始終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民主派。
第二，加爾布雷斯告訴我們知識與理念如何可以改變社會。他證明了知識可以被轉化為
有效的、進步的政治方案，更可以影響一般公民對當代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滿足極少
數人的抽象理論：他是最不像經濟學家的哈佛經濟學者，因為他對當前數學和模型主導
經濟學思維深感不安，認為這是讓經濟學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
進入八○年代，加爾布雷斯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因為雷根的保守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
；民主黨也開始放棄大政府的角色，他的社會民主政治觀變成不合適宜，他強調理念和
與大眾對話的寫作方法更在經濟學中徹底被邊緣化。
但是，二○○○年之後的美國，卻是戰後歷史最需要讀加爾布雷斯的時刻。一方面是金
權政治前所未有的熾烈，大企業主宰了從白宮到國會，從共和黨到民主黨的政客。另方
面，美國的民主黨始終提不出一套有效的進步理念和方案，自由派知識界也無法如保守
派般為政治行動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
台灣的這兩個病徵似乎不遑多讓。金權政治已經無庸贅述了；而加爾布雷斯五十年前對
民主黨的批判讓人覺得彷彿是批評我們的執政黨──當舊的進步論述耗竭後，卻無法提
出新的改革想像。他的這句話聽起來更不啻是暮鼓晨鐘：「在政治場域中，有些時候你
必須堅持那些即使會輸掉一時、但卻是正確的立場」。
但問題是，台灣似乎沒有出現加爾布雷斯的契機。政治人物不重視論述與價值、媒體和
公共領域缺乏理念的辯論、規範日益狹隘的學術界也似乎難以容得下讓知識公共化的知
識生產方式。
加爾布雷斯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個進步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當前的美國人將會在加
爾布雷斯的文字中重新找到新的進步力量，但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出現一個加爾布雷斯？
（作者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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