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blueeric13:我先去睡覺 明天再好好看你到底寫了些什麼 04/27 00:41
※ 引述《mosmos (chen)》之銘言：
: 請大家把蔡教授的
: 中西史學地位標準
: 闡明一下吧
: 我到現在為止
: 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問題是來自我說了一句可能聽起來有點挑釁的話：
就是西洋史很難，中國史次難
在這裡我們先把話說清楚，這個「難」並非來自人性，而是
層次高低；換言之有人說考史難，有人說論史難，這些基本都可
以歸結到個性不同、或各有工夫，但並不代表這兩件事是同等程
度的事。考史的人通常無法（或不願意）論史，因為他的職業不
允許他對歷史多做推想；但論史的人通常也能考史，因為考史是
論史的必要功課，沒有知識基礎而想一步登天，一定醜態畢露。
換言之，考史與論史的工作者或許資質（才）跟工夫（學）都一
樣好，但差別當在格局的不同：以考史為職者深信歷史必須回到
史料，只有這麼做才是成就史德（或史識亦可）。他們可能不認為
光「論」能對歷史學有太大貢獻，畢竟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史家
除了嚴守懷疑、直筆、證據等立場，還能多做什麼？這已經是”do
something”了。而從考史進一步去論史的人卻不作如是想，他們以
人文關懷的立場出發，將歷史學的目的進一步昇華到直探天人之
際（by章學誠：「欲為良史，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
人」），歷史不但有其目的，所追求者更超越人事萬象。
我要說的是，這不叫做兩種平行的立場，而是不同的層次，
即論史者高於考史者。這並非是說考史不重要，而是考史只是知
識的「基礎」而非「目的」；也不是說論史者比考史者高等，而是
論史者比較高明。我這種說法背後蘊藏著「知識必有目的」的立
場，在此暫不多談；但「論史者較為高明」這件事卻常被人間亂
象所困惑，成為眾人懷疑知識的理由，因為舌燦蓮花、假借上帝
之名的壞蛋太多。這些人絕非我說的「高明」，因為他們常常不是
盡人事聽天命，而是把人間現象作為支持其個人目的的資源，「扭
曲」天命，實為人性實踐。
那這些跟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關係呢？有的，因為在我眼
裡，中國史研究相當於考史的層次，西洋史研究則在論史的層次。
首先，我不否認中國史有許多論史作品，關鍵在於這些作品跟西
洋史研究所論仍有一定距離。其次，我不是在談文化問題，如果
是則中國文化跟西洋文化是平等的；這是文明關懷展現的不同層
次。再者，這跟兩個文明各自的史料多寡、種類、豐富性無關，
我在說的是多數在台灣書店、圖書館所能見到的近人的研究。
先講第一點，為什麼中國的論史作品跟西洋史的論著仍有距
離。如果大家常去書店或圖書館，就必然能發現兩種情況：一是
中國史的書多半是論文集或考證研究，而種類以制度史研究最為
豐富；二是你想看的「申論」作品就算是中國史，也常常是外國
人寫的。這至少說明一件事，就是中國學者的研究雖然受西方史
學影響，但仍然傾向撰寫實證類的研究。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史
研究從20世紀才發展起來，批判過程仍須在紮實史實論證上爬
梳，才能有較好的成果；另一個原因或許為中西文明的本質不同，
中國史所展現的歷史脈落，所說明的問題用這種史法較為妥當。
我自己的想法是後者，因為中國史跟西洋史最大的不同就在
於中國文明非常世俗化，雖然有天道的觀念，卻較近於人事對自
然規律或法則的體會或感知，而非上帝。因此中國絕對有理性的
特質，但那理性並不來自上帝，而在人的實踐。劉知幾秉筆直書
的目的在於實踐儒家道德，他認為古代經典都扭曲歷史去支持道
德，但真正的道德是做該做的事才能真正展現。這種文明教化出
的知識份子常有實事求是的性格，雖不必然以經世致用為己志，
但把身體力行當作目的，把「道理」視為「真理」。於是，在史學
研究上便很難看見中國學者有什麼巨大知識體系，他們多半是一
分證據說一分話，寫的通史則四平八穩、章節錯落有致，從帝王
到民間順序分明，連西洋史都寫的像擴大版高中教科書。
而研究領域為何以制度史最盛呢？因為制度史研究是最有結
構跟底子去寫中國史的方法，舉凡政治制度、軍事制度、監察制
度、經濟制度、法制等等，中國史常能用這些統治結構下的制度
面去做較深刻的理解。問我理由的話，我覺得是因為中國文化常
常講的就是一套「做事方法」，這套方法掌握到了似乎便能一下子
通達世間的所有道理，無怪乎最庸俗、特別是事業成功的人特愛
強調自己喜歡讀歷史，好像這一切功成名就都是（中國）歷史教
他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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