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文，雖然義淞已經先回了，不過我還是把後半段po上）
外國人（此指西方人）寫中國史則不然。我不敢說自己看過
多少外國人的論著，但是我所見到的以制度史或考證類的書籍較
少，而以文化、思想、社會經濟等類的書籍較多。外國人寫中國
史有一定困難度，其中最大隔閡應來自漢字、天下觀等直接展現
的文化差異，實無法強求；但其為書本所下的標題和書中論證方
式，較之中國學者所寫的書，卻顯得較為生氣躍動、問題意識「深
刻」。本文無須列舉任何特定書名，事實上國外學者的書名常有
「xxx的起源」、「轉變的xxx」、「分裂的xxx」等等特色，相信有
識者皆能認同。這種知識的探討模式跟中國學者有很大差異，西
方學者似乎傾向從本質面來研究歷史，對他們而言，存在雖然先
於本質，但所有問題最後還是要回到本質面。
這種知識論在中國學界並不容易看見，中國學者的研究也另以問
題意識清楚、就事論事而自豪，但正因此而短於沒有夠大的宇宙
關懷，讓他們所關注的問題深刻化、進入人文層次。我不知道能
不能大膽地說，或許這就是中國學者「少有」思想史或文化史作
品的原因？我並非意指這類作品沒有中國學者寫，因重點不在那
些書是哪國人寫的，而是寫出來的模樣會有什麼差別？顯然，中
國學者所寫的思想史或文化史仍然很容易變成紀錄細碎知識、引
史料論述等等局面；反之，西方學者的寫法看似較為散亂，時而
夾敘夾議、時而湊上圖片註解，但整體所要傳達的「觀念」卻不
斷試圖跟特定的書名呼應（或對話），不會只是把書名裝上「文化
史」或「思想史」的尾巴後，卻忘記告訴讀者從歷史上看整個文
化和思想，什麼是真正重大的問題意識？
我這麼說並不是在暗示兩種文化的研究方式各有所長，而是
試著闡述中國學者的史法何以導致如今中國史的著作常常流於制
式化或細碎化，即便不是思想文化史的寫作亦是如此。以我自己
的買書心態，其實中國史常把我逼入一種絕境，即我常為了「充
實知識」才買中國史，而較少為了「求知」動機。舉個例子，當
你對「正義到底存不存在」產生關懷時，你是會去買一本「規訓
與懲罰」，還是「中國法制史」？答案想必很明顯的，難道我們非
說這是「學術文化特色」不同嗎？
第二點要說明的是為何「我覺得」西洋史比中國史難。我要
先說的是，「我覺得」只要是歷史研究都很難，因為任何從歷史出
發去思考的問題，一定只會把問題複雜化、深刻化、然後精確化。
思考當代問題或許有可能忽略歷史，但思考歷史問題大概不太可
能忽略當代現象，因為隨時都要做觀念重整。而中國史和西洋史
對我們而言，同屬知識資源，何以後者較為困難？由於大家都有
自己的興趣，所以我僅就考史與論史的層次來說這件事；況且，
我也不是為了證明西洋史比較難才念西洋史的。中國史的部分我
基本已經說完了，大致而言就是雖然聰明厲害的人很多，但有深
刻關懷的學者並不多，而雖然我們的研究傳統有其特色和優勢（如
較看重史料），但卻錯把這個尚未提升的層次當作中國史學的理想
跟驕傲之處。常覺得史家的關懷應該是全人類，中國學者卻總是
非常謙虛地只讓自己成為學院派，而不敢論述超越民族、文化、
單一地區範疇等的人文課題。
反之西洋史研究則「較」不容易如此，並非因為如前所述是
洋人史法作風，而是西洋史本身的特質。中國文化即便如今論述
成東亞文化，仍然帶有「某種民族」的地區性特質（否則韓國何
以一直跟中國搶文化鋒頭？）；閱讀西洋史卻不如此，發端於希
羅，擴張歐亞非，雜合超越性信仰，直至理性拾回、天人與自由
等普世性關懷成為少數菁英的使命、邁入民族國家紀元等等，都
表明西洋史發展本身便具有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性質，而
不只是單單歐洲蠻族學穿衣服和交往的過程而已。研究西洋史者
似乎「較容易（或願意）」認知全人類為歷史關懷的對象（反之有
此認知者也較會去研究西洋史），好比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人，是個
社會主義者的機會遠大於法國愛國主義者；研究啟蒙運動的人，
是個自由主義者的機會遠大於歐洲中心論者。這些特點即能說明
西洋史所帶來的歷史課題有相當程度的深刻性與沉重性，雖然這
並不暗示研究西洋史的人都會走上這條路。以「學術研究」而言，
中國史和西洋史研究做的或許是一樣的事，但是一個人做不做得
到某件事，不代表那件事的重要性會因為這個人而提高或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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