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最後了....）
我們在學校應該頗常見到一種現象，就是教台灣史的老師多
半很不怕別人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場；教中國史的老師次之，有的
有有的沒有；教西洋史的老師則更不容易讓人察覺到他的民族立
場、政治立場等區別異己的意識。這不是老師性格的問題，因為
各種研究都有各種興趣的投入；我說的是這些科目本身就有關懷
課題的層次差異。好比說談起民族主義，這三個領域都能侃侃而
談，但哪個領域所提供的知識能最超越地域特殊性和文化相異
性？你看到的一定是教台灣史的會說有台灣民族主義，教中國史
的則說中國民族主義（假設兩個老師都教很好，則教中國史的一
定講得比教台灣史得好），而「共向面」的批判卻很難出現，通常
是教西洋史的老師在談。（我不是談個別老師的問題，而是談一個
現象）
有人說這個例子根本是天生不公平，因為「民族主義」的觀
念本就是西方引進的，套在中國史的脈絡上一定出現謬誤，何不
聊聊朝貢體系？那我要說，這正好說明朝貢體系這類的論述來自
一個文化的殊向，其價值作為對照、批判等功能，都勝過作為普
世性問題來思考。當我看到台北變成台灣的政經社文中心時，我
會跟外國朋友說，這來自中國人「天下觀」的內聚性，「核心與邊
陲」的文化觀念到現在都還看的見。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台北這個
城市變成如今這副模樣到底是「好或不好」？因為它就是這樣嘛！
文化告訴你的不就是「尊重觀點」？但如果是像民族主義、自由
主義、革命等等「西洋史」衍伸出來的課題，你卻很容易知道要
批判取捨，例如你會說民族主義很愚蠢、民族主義是必要的、xx
國還沒出現民族主義浪潮、xx文化沒有民族主義的脈絡等等；但
你會說天下觀很愚蠢、天下觀是必要的、或「至今日本還沒出現
天下觀浪潮」等話嗎？這些都說明文化與文明的課題研究層次有
其根本性的不同，而且中西史學領域的不同也將使兩方學者有意
識地面對不同程度的問題。
我一定要再次強調，我不是說做西洋史研究的人一定比較高
干或比較客觀，事實上西洋史研究要做成文化層次也是可以的─
─而且也很多。反之中國史研究要超越文化、進入到文明層次的
批判，卻比較容易遭遇到挫折，因為一旦如此就得面對我們幾千
年的歷史發展，卻沒有把一個民族帶出兩千年前思想家就遇到的
困境。弄到現在的局面是，像梁漱溟敢寫《中國文化「要義」》的
人已經幾乎快沒了；錢穆的《國史大綱》到現在還是以一家之言
獨霸一方，但是我不知道已經在他多少本書裡翻到一個老者對一
個文化快被消滅的民族的沉痛呼喊；許倬雲的《萬古江河》似乎
是要拾起這個艱鉅的任務，他想站在「中國史是人類的共同經驗」
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最後卻還是說：「長期獨霸的西方文化，在
走向全球化的今日必須有『他者』提供不同的思想與行為，以匡
救其數百年澱積的缺陷。」…到底站在全人類面前，中國史研究
者該怎麼定位自己？
最後我要說，這篇文章不是在嘲笑考史學者的深度，也不是
在嘲笑中國文化的價值，更不是在推廣某個特殊文化領域的研
究。我謂中國史研究只在考史層次，不是說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都
去考史了，而是他們做的事情最多是文化關懷，卻不太想面對「全
人類」。因此，他們把科學史學當成目的，卻不知這只是史家的基
礎工作；他們把文化價值轉變為自我認同，而非自我批判；他們
把史學當成不同種類或不同領域的工作，而非普世問題的知識泉
源。同樣的問題在西洋史領域一定也有，但是從書櫃上就能發現
「還好」，你總是能找到考史層次的作品，也能找到論史層次的作
品；更令人驚訝的是，西方學者的歷史著作什麼領域都有，什麼
問題都敢談（或想談）。
我所謂論史的層次，是指那些解決廣泛知識問題或普世性課
題的作品，而不只是專門領域的歷史詮釋工作；至於作者能不能
解決那個問題並不重要，因為人的能力有限。然而，在中國史的
論著中，這種作品少之又少，多半是西洋史研究佔了八九成，不
然就是那些中國史的作品常是西方學者寫的（有趣的是，你從書
名不一定能判別是不是西洋史作品，但中國史的書本一定一下就
能認出──此即說明中國史研究的狹隘性）。如果說我作為一個中
國人、長期接觸中國文化多過西方文化、研究生身分、住在台北、
享有中英兩種語言能力和電腦瀏覽能力，都還不夠資格說這種
話，那就更證明那些論史的事情都是跟我們不熟的人在做的。我
的文章並不是在說某些少數人，前言已經說了是以逛圖書館和書
店的經驗，對近人研究的粗略認識。我相信某些「少數人」一定
正默默地作那些了不起的事，而事實上我們期待的也是那些人。
有人說一切歷史說到最後都是世界史，這不是在說所有的歷史都
一樣重要，難道歷史學是繁星計畫嗎？這應該是一種普世關懷，
特別是中西文明的長期發展與對照更能促進這種理想。然而，有
「世界史」關懷的「中國史」學者多嗎？
考史者絕對對歷史學有貢獻，像李澤厚就覺得先秦思想的研
究仍然必須依賴偏重考證的史家。何炳棣也說，最根本的問題在
於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可見考史者和論史者所具備的工夫
是一樣的，但我說的問題是治史目的，而非治史原則。治史目的
一定是人文追求，理由很簡單，我們研究「人」而不是「機器」，
我們注重「知不知道」而非「能不能動」；換言之，「科學」史學
本身就有邏輯上的毛病，當不必多談。如果你說，這件事都沒做
好如何去做下一件事？那當有一個人說他已經做好了這件事而要
去做下一件事，你何苦阻止他或嘲笑他？好比一個學生拿到課本
不翻台灣史先翻西洋史，你何苦罵他身為台灣人不知台灣事，念
什麼外國史？如果他的格局已經超越做個台灣人了呢？於此，事
有輕重的道理，怎會因為職業或專業領域不同而有差異？認同考
史者何苦將視其為「次要」者皆打成視其為「不重要」？雖然不
畫龍身，龍睛從何點起；但難道意味史家的工作是一輩子畫龍嗎？
余英時曾以孔子的「天地之性人為貴」說明中國的「人權」
觀念，因奴隸作為一種制度，從來沒有被儒家接受為合法。他在
這個歷史脈絡中找到了心得，就是中國的「道」是我們脫離西方
詞彙、從中國文化上談「所謂」基本價值的路徑。這是一個思想
史家累積很多的中西知識心得，試圖從中國史上論述「文明」的
努力，無論他是不是借力使力；然而，那只是一篇講詞，而不是
書名。如果說因此而說中國史比西洋史難，那也是錯誤的，因為
那並非難在更高價值的批判，而在中國「人文」的重建或拯救實
在是浩大工程──因為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病入膏肓了，而現在又
是個價值多元且混亂的時代。
到底是蓋梯子難還是爬梯子難呢？或許都很難吧。但看到不
同文化和時空的人思考著共同的問題，那種喜悅一定是所有史家
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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