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東亞高速增長，為這種產業／科技中心論提供了新的養分，並成為頗
具影響力的“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之確鑿依據，為新一輪的發展主義信念打了補丁
。不過，過去十多年東亞地區較快的經濟增長，其實並非是由於政府以干預金融市場，來
集中龐大的資金對工業作高強度投資，以達到所謂“持續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而
導致的，反而，更多是當地的大企業合政府壟斷或操控了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
等環節有關。以日本的對外投資為例，1981年至1994年間，投資於工業的總值約是1150多
億美元，而投放在服務、金融、保險和商業的總值，則達1760多億美元，若加上運輸、地
產、農業和礦業等非工業部門，非工業的對外投資總值差不多是工業投資的三倍：而這些
地區近日陷入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也並非所謂品質圈和看板管理等技術受到限制，更
主要是由於這種壟斷結構造成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消弱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費能力，從而
導致消費不足所引起的生產“過剩”危機。
以備受議論的日本經濟為例，強調工業和生產領域的話語，把討論的焦點放在高科技之上
，完全漠視日本的大企業集團（特別是其中的商社）在戰後長時期獲利和高速擴張，很大
程度上是依賴它們所建立的廣泛貿易網苗和與政權的良好關係，從而得以壟斷或部分壟斷
交換、流通和消費等市場環節，包括貨運、保險、金融服務、資訊、廣告、百貨連鎖店等
。掌握了這些交易和政治網絡，日本大企業便能控制工業產品和各類勞務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企業之一。直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80年代初直
接的或與其他企業合作的對外投資中，超過一半是以少數所有權（minority ownership）
的形式出現。換句話說，日本商社在外國的合資企業中，通常佔有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
權（大部分更是低於百分之三十），而外國的政府或企業才是最大的股東。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難理解。除了受到當地政府的投資法律（特別是想保護本土工業的
第三世界國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動以不擁有多數所有權的身分與外國企業
合作，因為全資擁有雖或可能較保障產權，但卻同時會成為某種負擔，特別是在世界經濟
不確定的情況下，“綁在產業上”便意味著資本的流動性減低、風險增大。相反，作為擁
有少數產權的合資者，日本商社能夠較靈活地利用它們的投資，一方面可減少初始的投資
成本，另一方面亦可降低日後營運所面對的經濟和政治風險。
再者，放棄全權擁有合資企業，並沒有導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權力下降；事實上，由
於日本商社的經營主要以貿易為主，關心的是商品的流動（flow）而非固定資產（stock
）或實際生產，所以他們情願把資金投放在建立廣泛的貿易網絡上，特別是在重要的世界
經貿金融中心（如紐約、巴黎、倫敦、香港等）建立各種“商業基礎設施”，包括倉儲、
海運、金融服務、技術資訊等，以控制世界市場。只要能掌握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的供求
渠道和資訊，以及生產者所需的金融和商業服務，日本商社便不難控制合資企業的生產和
經營方向，並能獲得遠比生產／工業活動為高的利潤（參閱Kojima and Ozawa 1984）。
20世紀下半葉的日本並非特例。回顧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可以看到領先者往往在一些環
節（不一定是工業）的技術或組織中佔有優勢，因此獲得壟斷的位置。而所謂發展競賽，
就正如華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創造或保持自己的壟斷優勢，或破壞別人的壟斷優勢”
。各種發展策略：18世紀的重商主義、19世紀的工業化、進口替代、出口導向、創新科技
等等，基本上只在利用政權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企圖削弱對手的競爭能力，以確保
自身的壟斷位置。
對生產領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於對18─19世紀歐洲（主要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的誤解，
以為工業（技術）革命確曾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事實上，英
國工業革命對經濟增長（以人均國民收入計算）的貢獻並不十分大。斯努克斯指出，與過
去的經濟增長率比較，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增長並不突出。根據他的估算，在1086
年至1170年的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1801-1831年工業革命高峰期基本
上差不多，而在16世紀上半業的增長率，更是工業革命高峰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
此外，牛津大學經濟史范斯坦（C. H. Feinstein）教授最近重新估算英國工業革命時期
中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對工業革命時期工人生活水平的樂觀估算，
存在不少問題。他綜合了一些新的資料後指出，在1778-1782至1853-1857這75年間，英國
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少於百分之三十，而在1830年以前的50年間，工人的平均工資基本上
沒什麼實際增長。人口增長導致工人需供養的人數增加，伴隨著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所導
致的居住環境變壞和公共衛生惡化，在加上社會福利補貼的減少，使得工人在工業革命這
75年間的實際收入增長，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換句話說，工業革命並沒有大幅地為
大多數英國工人帶來美好的物質生活。而1810年間此起彼伏的工人抗爭運動，正好從側面
反應工業革命對工人的負面影響（Feinsyein 1998）。
不論是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均以19世紀英國作為模型，而看不到更長時段（自
16世紀甚至更早）和更大範圍的資本主義歷史，因而看不到18─19世紀英國的工業化，只
是資本主義歷史長周期過程中，資本家在特定歷史背景中把資金投放到工業了一個結果。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由於世界性貧富差距的擴大，造成消費不足，再導致工業生產“過
剩”，進入了另一階段的經濟長周期低谷，對低收入國家來說，工業化不僅不是增長的靈
丹妙藥，更可能掉進─發達地區把生產過剩和環境污染的危機轉嫁給貧困地區─的陷阱。
（節錄自《發展的幻象》，文，許寶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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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市與鄉間流浪/因為我無法消解我內心的鄉愁/而飄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質/
哪怕抵達的是世界的盡頭/主流是什麼/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囂的外表下只是孤獨/
而我始終都是異鄉的浪子/於是乎/當邊緣是我選擇生活的價值/
我成為社會上一屢幽靈/遊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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