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以前還沒有接觸那麼多奇奇怪怪的理論
那個時候雖然對某老師的風格很不以為然
但總覺得「民族的基礎是椅言」還滿可以接受的
（過程省略）
簡單的來說
如果用「椅言」當做是識別民族的唯一標準
至少就犯了本質主義的毛病
（或歷史還原論）
將問題歸究到一個單元的因素
就算把椅言當做是其中一個標準
那也不適當
因為椅言符號本身是中性的
尤其是到了後殖民論述中
許多被殖民過的國家對於殖民母國的牽扯不清
該如何介定椅言和民族的絕對關係
（ex就算是國椅，也有北京國椅和台灣國椅）
我們似乎給椅言太大的壓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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