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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arlMarx (可惡的落枕)
標題: [轉錄]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1)
時間: Tue Mar 1 00:51:3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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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備忘]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1)
時間: Tue Mar 1 00:47:39 2005
作者: Yute (南方的風) 看板: YuteArea
標題: [備忘]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1)
時間: Mon Feb 28 16:53:56 2005
轉載自香港先驅社勞動民主網站（http://98.to/pioneer/）
http://www.xinmiao.hk.st/trad/intereasia/ea014.htm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1)
作者：夏楚
在亞洲，尤其是東亞，韓國勞工運動之在八十年代興起並為全世界所矚目，是
非常特別的一個事件。到今天，韓國工人階級仍然是最具戰鬥性的工人階級，儘管
在這樣一個反動、倒退和混亂的年代裏不可避免地帶上諸多缺點，但依然昭示著被
壓迫者改造社會的希望。
1997年1月，300萬工人為反對新勞動法（內容包括：讓雇主可以解雇工人、雇
用臨時工和拒絕參加罷工者；在同一工作場所已建立工會之後的幾年裏不許再組成
不同的工會）發動了長達三星期的罷工，迫使政府同意修改新勞動法。這場總罷工
既代表藍領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領工人的利益，獲得了公眾的廣泛支援。它表明韓
國勞工組織化程度之高，也體現了很高的鬥爭水平：爭取的是長期的工作穩定，不
只限於企業層面，而是由經濟進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問題，鬥爭的物件
是國家而不是單個資本家。它「讓人們想起了19世紀歐洲工人階級的形象，具有反
叛、不妥協、充滿激情的階級意識。」(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23）
今天的中國，正以官僚與民間資本合謀，大舉鯨吞國有資產作為一個反動時代
最後的完成。國企工人的團結意識不斷增進，對社會發展的本質及現狀的認識也提
升到一個新的水平。遼陽鐵合金廠工人跨廠聯合行動，大慶油田下崗工人的示威，
雖然被統治者以欺詐和暴力手段鎮壓下去，但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和積極
成果。這證明了只有鬥爭，才會有真實的收穫。當上訪行動遭到越來越大的挫折以
至鎮壓，並且因為腐敗與黑暗之普遍，中央政府根本無法解決（「鐵合金廠的職工
說，世界這麼大，根本就沒有工人說理的地方，北京信訪部門對像我們這樣送的信
件，每天燒掉幾麻袋。」——老嚴《遼陽鐵合金廠的改制過程和工人的反腐維權鬥
爭》），必然促使工人通過自己組織起來進行鬥爭。舊意識形態所冠予國企工人的
「主人翁」稱號，一方面混淆著工人的階級意識，另一方面也為鬥爭的正當性提供
了一定的道德訴求的力量。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則更為低劣，中國大地上每天每天都
發生著大量的勞動糾紛，但是由於政府不斷加強警察機器的力量，迫使工人處於一
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所以工人的集體鬥爭還相當困難。以地域進行組織（類似同
鄉會之類）還只是相當初級的形式，有待從基層的獨立工會發展到跨廠的行業、地
區等方式的組織。「外部力量」，尤其以改良主義為宗的中國勞工通訊之類的組織
，不可能為中國的勞工運動找到出路，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影響。同時，除了和權貴
階級緊密結合的上層知識份子之外，深陷個人主義迷津的一般知識份子或是沈醉在
發展和進步的迷夢中，寄希望于「自然」和「必然」的社會進程，或者視資本主義
和自由市場為中國的理所當然的出路，以為「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會帶來政治體制的
改革，會帶來言論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和權利」，因而既沒有密切和有力的組織，
沒有改造社會的願望，甚至根本就不關心社會現實。波蘭團結工會曾經由於同知識
份子結合而發揮出巨大的力量，韓國工人鬥爭和民主鬥爭的歷史同樣表明了這一點
（教會的幫助、學生深入工廠、知識份子的介入與聯合）。在缺乏外部力量及知識
份子結合的情況下，工人階級仍然不斷自發組織起來鬥爭，證明了工人階級自身的
巨大潛力，反駁了那種「階級鬥爭是少數知識份子挑拔起來」的資產階級御用文人
們的陰險謬論。誠然，在沒有真正的言論、集會、結社與組黨自由的社會裏，「組
織」是最為統治者所避忌的，風險也相當大。從郎咸平事件所引發出來的爭論和民
意表態（絕大部分網友贊同郎咸平）以及國資委的頑固和傲慢的答復，也許可以推
斷，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丟掉對統治者以至「民間資本」的寄望，而與下
層的勞動人民相結合，從而更有力地推動反抗與社會改造的進程。今天，歷史已走
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深陷於萎縮、波動、蕭條，必須通過
環境的不斷惡化和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加速破壞我們生存的星球，更無情地榨取工
農的血肉來搶渡危機。
本文主要依據韓國學者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註１)
一書，並結合其他資料，敘述韓國工人階級直到近期的成長史、鬥爭史，希望可以
給中國工人階級以某些借鑑，並有助於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現在和將來的社會鬥
爭。
從日據時代到1961年：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第二時期
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晚期（1910－1945），因為戰爭需要，在採礦、化工、
鐵路建築和水電廠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和迅速的工業化。到1930年，韓國工人
達到10.2萬。1920年代初，不僅作為經濟鬥爭，而且作為獨立運動的一部分，工人
不斷捲入針對日本和管理者的勞動衝突。1929年近2000名工人發起的持續三個月的
元山大罷工是一個高峰。到1930年，勞動爭議達 160起，涉及1.89萬人以上。但隨
之而來的大力鎮壓迫使勞工運動轉入地下。這一時期，勞工運動同共產主義運動有
著密切的聯繫。
1945年八月，朝鮮光復。有著強大的組織與領導的勞工運動浮出水面，三個月
內，在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之下形成強大的左翼工會，接管了很
多日本工廠。勞動衝突迅速增加，不時與警察和美國佔領軍發生對抗。
1946年三月，右翼集團在美國支援下建立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大韓勞總
），聯合警察與美國軍事政府破壞「全評」。1947年一月的鐵路大罷工期間，數百
名共產主義勞工領袖被殺死或處決，數千人被監禁。三月，美國軍事政府宣佈韓國
共產黨為非法，從而結束了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個時期。
1960年，發生了反對選舉操縱的學生起義，李承晚的腐敗政權因此垮臺，代之
以軟弱、同樣腐敗而短命的張勉「民主」政府。這期間，勞工活動和工會運動有所
復蘇，發動了街頭示威。工人建立起315個新工會，並取得15－50%的工資增長。左
翼白領工人工會，尤其是以「反對國家對學校的課程控制、強調在統一問題上的自
由取向」的教職員工聯盟的興起，標誌著早年勞工運動左翼遺產的復興。
1961年六月朴正熙的軍事政變給第二時期的勞工運動劃上一個句號：解散舊的
韓國勞總，建立一個新的幾乎有名無實的韓國勞總；逮捕勞工活躍分子；禁止罷工
；修改勞動法，限制勞工的法律權利，使工會發展組織和集體行動難以進行，同時
擴大國家干預勞動關係的範圍；阻止有組織的勞工與政治團體建立聯繫，等等。
踏著被打折的工人運動的脊骨，朴正熙開始了他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為
特點的快速工業化，伴隨著韓國農民向城市遷移和大規模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城市
工人的人數從1960年的130萬增加到1966年的210萬，到1970年增至340萬。
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
落後而腐敗的舊統治階級無力甚至不願推進大規模的工業化，是二戰之後第三
世界國家的普遍特徵。在韓國，這種落後性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張勉政府後期
甚至無法控制社會局勢，最後導致軍隊介入，以保證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
，國家力量被強化，擔負起這個任務。
由於最初兩三年的進口替代性工業化戰略未能成功，朴正熙政府轉而踏上了出
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還可以分為1960年代的輕型製造業和1970年代中期之後重工
、化工業的發展）。南韓採取「發展型國家」策略，即國家掌控總體經濟規劃，並
扶植財閥（家族擁有的大企業集團）。即一方面，發展國營企業來控制國內主要的
產業，同時對於配合國家計劃的私人企業，政府給予投資國家重點專案的許可證，
並利用其控制的銀行機構給與低利率貸款以協助其擴大規模。財閥積極參與重化工
業，擁有進出口壟斷權，從事土地投機和其他商業投資，積累起龐大的資本。但是
大量從事土地投機和私人借貸的結果，使大多數企業的財務結構非常之糟，企業負
債比例太高，尤其是財閥。銀行對信貸沒有控制導致，大量的呆賬。投資者的興趣
集中在發現新的細分市場上，對發展公司福利、培養工人技能和生產力沒有興趣。
勞工的培訓通過國家管理的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來承擔。
在經濟上，這個戰略取得了很大成功。韓國工業出口額從1963年的8700萬美元
躍至1970年的8.35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0%，製造業部門年增長率達19%。
1960年代末，由於嚴重的收支平衡問題，以及很多外國投資公司的失敗，導致了第
一次重大危機。裁員、欠薪及關廠使得勞動糾紛開始變得頻繁。朴正熙採取了壓制
性的勞工政策，1969年，政府頒佈了一項特別法，禁止外資投資公司工人的罷工，
同時實施種種限制性措施來處理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糾紛。
危機增強了反對朴正熙政府的力量，使得1971年大選朴正熙險些敗給金大中。
1971年尼克松訪華，接著從韓國撤軍（朴正熙一再強調必須借助美國的力量來抗衡
共產主義），面對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挑戰，樸正熙在1971年12月宣佈實行緊急狀態
，頒佈「國家安保特別措施法」，停止了憲法規定的三項工人基本權利中的兩項：
集體討價還價的權利和集體行動的權利。1972年三月，又頒佈了「國家緊急狀態下
處理集體交涉措施」，把更多企業列入屬於公共利益的範圍，禁止工會在這些企業
活動，對行業性工會活動也做了進一步限制。1972年10月，「維新」憲法封閉了所
有的政治空間，賦予樸正熙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的終身總統地位，確立了官僚獨裁
體制。
為了淡化公眾的不滿，朴正熙極力以經濟成績購買政治合法性，承諾到1970年
代末迎來 「100億美元出口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0億美元和『我有轎車』的時
代」。為了發展軍事防禦能力，同時也由於輕工產品出口市場受到國際貿易保護主
義限制並喪失比較優勢，朴正熙轉而發展重化工業。通過新的產業升級計劃，政府
把鉅額的政策性補助貸款投入六個戰略性行業：鋼鐵、電子、石油化工、造船、機
械、有色金屬。整個1970年代，韓國經濟年增長率達7.8%，製造部門年增長率為
14.8%，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間，越
戰和某些國際經濟的特別因素也促成了韓國經濟的成長：政府從國外金融機構獲得
大量貸款；韓國公司從繁榮的中東得到龐大的建設專案；參與越南戰爭帶來了巨大
利潤；在越南服役的韓國士兵彙回大量匯款；韓國商人從美國得到很多有利可圖的
合同，並享有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優惠待遇。然而，強行推動重化工業發展的結果也
導致了大量的重復投資、設備過剩、非生產性投機盛行和沈重的債務負擔，並使原
已畸形的經濟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經濟和赤字財政政策使韓國患上了「通貨
膨脹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貨膨脹率高達29.1%。
1980年代末，朴正熙幾乎實現了自己的許諾，但是，韓國的社會矛盾、階級矛
盾恰恰在這段經濟騰飛的過程中累積起來，並達到劇烈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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