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NTULabor 看板]
作者: KarlMarx (可惡的落枕)
標題: [轉錄]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2)
時間: Tue Mar 1 00:52:02 2005
※ [本文轉錄自 KarlMarx 信箱]
作者: KarlMarx.bbs@ptt2.cc (KarlMarx.bbs@ptt2.cc)
標題: [備忘]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2)
時間: Tue Mar 1 00:47:39 2005
作者: Yute (南方的風) 看板: YuteArea
標題: [備忘]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2)
時間: Mon Feb 28 17:30:32 2005
轉載自香港先驅社勞動民主網站（http://98.to/pioneer/）
http://www.xinmiao.hk.st/trad/intereasia/ea014.htm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2)
作者：夏楚
新一代工人階級的成長史
大規模的、快速的工業化必須伴以相應大規模的、快速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
說，必須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勞動。勞動力來源主要是農村。1950年代後期，
韓國全部勞動力的五分之四分佈在農業，大多數是小自耕農和佃農。30年的工業化
把農業勞動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這個歷程在韓國，不是如歐洲早期原始積累
時期那種「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而是通過政府的政策造就農村的不斷貧困化
來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數幾個年份之外，在整個1960－1970年代，農民被迫
按大約為市場價格85% 的低價出售糧食。同時，用於購買農藥、機械的成本提高，
消費品和子女的教育費用不斷增加。1965年，平均每戶農戶的收入只夠開支的88.4%
，1974年達124.4%，但到了1985年則降為78.9%。只有耕種面積達到2公頃以上的農
戶才能實現自給自足。工業集中在城市地區，尤其以大城市為主，而政府關於「農
村工業化」的承諾僅僅是紙面上的政策而已。這使得農村缺乏非農業性收入的機會
。從1970年代中期起，從事農業的家庭越來越深陷於債務之中。那些離鄉背井前往
城市進入工廠的年青人，絕大多數沒有返回農村的意圖與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
在城市裏了。由於1960年代朴正熙政權割斷了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的傳統，當新一
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業中時，他們是沒有組織的，「原子化」的。
韓國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國際標準來說是較高的。美國的援助機構在戰後曾制
訂的計劃，使韓國的教育得到恢復和發展。1960年代初韓國製造業所吸納的工人，
都得到過小學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們也不像早期的歐洲無產階級那樣難於適應
工廠的紀律，1950年代後期，韓國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經接觸和加入了「城市工
資性就業」。朝鮮戰爭使人口流動加劇，接觸城市生活的機會增加，一定程度上令
傳統的社會結構有所鬆動。由於韓國法律規定每個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培養了
服從權威、命令和紀律、對個人自由的嚴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時性等等習慣
。而對“軍事化”組織的借鑒和引入是韓國工廠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徵。總的來說，
這一代從農村進入到城市的韓國工人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對勞動法沒有什麼瞭解，
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艱辛視為正常。
一如在當代中國，長時間的勞動、惡劣的生產環境、危險的工作條件、高度的
權威和等級制，這些，都是韓國工人每天所面對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經低估的
數位，1980年，韓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工作周為53.1小時。不論在什麼行業，也不論
企業大小，長工時都是一樣的。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縮短工時，反而使之穩步加長
到1986年的54.5工時，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鬥爭之後才開始縮短。
加班是強迫性的，工人根本就無權選擇。但是，以 8至10小時正常工時所能得
到的報酬是那樣低，使得許多工人不僅「自願」加班，而且競相領取加班任務。這
成了管理人員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業的工資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
如此。甚至許多工人在就業方面希望能進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機會的工廠。1970－
1980年代，製造業藍領工人的加班收入占工資的1∕5。當然，這並不等於加班時間
和正常工作時數的比例，因為很多加班時間並未給予相應的報酬。這在當時是勞工
抗議的主要內容之一。
由於勞動力尤其是半熟練工人供應的充足、工人的順從，經理和管理人對工人
的權益和狀況都極度漠視，常常在滯銷時隨意裁員，訂單多時就不顧工人身體承受
力，逼迫工人趕工，甚至達到三四個通宵。當時的韓國工人只好經常服用一種叫作
「定時」的防瞌睡藥片。不僅閒暇時間被剝奪，連休息和恢復體力的時間都不夠，
正如工人們自己所說，耕牛晚上還能睡覺，機器在維修期間還能休息，他們還不如
機器和耕牛。結果是工人的身體迅速耗竭和毀壞。即便如此，工資常常還是不夠維
持生計。據韓國勞總計算，1970－1980年代中期，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只能滿足維持
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業事故的高發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6年的工傷事故發生率為美國和英格蘭
的5倍，日本的15倍。1978－1980年，每年發生12625起工傷事故，涉及127641名工
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勞動保護措施的缺乏，加上營養和休息不足，使各
種惱人的職業病往往在幾年之內就摧垮了工人的身體。健康問題一直是工人們最為
關注的問題，甚至超出了經濟和職位保障問題。總之，韓國製造商在工廠安全措施
方面的投資少得不能再少了，因為他們不須承擔責任，還因為，資本對勞動的原則
就是：用完即棄。
對無組織的工人來說，假如不滿於低工資以及工作場所中所受的欺淩，能夠選
擇的也只有更換工廠和職位。1980年，韓國製造部門離職率為每月5.6%，是很高的
。但是，勞動力的供求市場對他們卻相當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術工人
和熟練工之外，勞動力從未短缺過。事實上工人最怕離職，而雇主也最喜歡以除名
來威脅工人，尤其是對付那些參與教會資助的勞工組織活動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著某些經濟文獻所顯示的「經濟增長和平均分配同步」的樂觀圖景
，另一方面卻存在著大量工資不足以維生的工人。造成這種反差的一個原因是體力
與非體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
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註２)
最後，在家長制專制權威盛行的工作場所中，工人們必須遭受極大的屈辱。這
種家長制，除了國家封賜的「產業戰士」的廉價勳章和「你們年輕的時候越努力工
作，年齡大一點的時候就會生活得越好」的欺騙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闆們「一
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嚴的等級，上司的大聲叫喊、點名、呵斥、咒罵、粗言穢
語，是無條件服從和經常性的言語和身體暴力，是對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時間乃至個
人空間和身體的嚴格控制，包括屬於私人生活範疇的穿著、髮型、人際關係以至上
廁所的時間和權利，都處在工頭和監管人員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論在大小企業，也
不論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團企業甚至更為嚴厲。這種兵營式管理——而且
深受日本軍隊及朝鮮戰爭影響——的獨裁、嚴苛及暴力傾向，因韓國企業往往由單
個家族擁有和控制而更為強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韓國企業才開始建立起
專業化的人事部門來系統處理人事問題和產業關係。
社會對工人，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冠以羞辱性的稱呼：臭工人。男工被稱為「
孔順尼」，女工被稱為「孔多裏」（類似於中國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
視程度更重），其含義近於卑賤的僕人。這種鄙視甚至跟來自所謂中產階級對藍領
工人「缺乏紀律和不道德」的指責無關，因為韓國工人當時普遍不存在這種問題，
而是社會利用儒家學說的等級制施加的壓力。這使得——用具海根的話說——工人
們不是傾向於「表達」（積極的階級認同和自豪感），而是「脫離」：離開工廠的
悲慘世界，擺脫工人地位。他們缺乏自信，認為自己之所以處於被虐待的非人狀況
是因為自己受的教育不夠，到了工廠外他們就盡可能掩飾自己的工人身份。較為積
極的反應則是選擇上夜校，事實上，絕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盡的工作之餘參加
過夜校學習，儘管這些努力並沒有給他們的普遍境遇帶來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
動漸漸轉變成了提高階級意識的場所。
低工資、害怕失業，使得單個工人對資本家的欺淩無能為力。當經濟發展不斷
創造出新的工作職位時，他們就設法更換工作。這表明了韓國工人對公司或工作的
態度或「倫理」。和年功序列工資制及終身雇傭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們並沒有
產生對公司和工作的虛幻的「歸屬感」，更沒有身為工人的自豪。他們刻苦地投入
工作，忍受壓迫欺淩，也不是因為所謂的「儒家倫理」，而是為了他們那貧困的家
庭。
1970－1980年代：韓國工人的鬥爭史
新一代韓國工人的鬥爭，是悲壯的。1970年11月13日漢城西南部服裝工業區發
生的小規模抗議中自焚的，22歲的裁縫全泰壹，在韓國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
的種子，成為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的強大象徵，並且極大地衝擊了知識界，使他們看
到了經濟奇蹟之下的黑暗與苦難，從而把他們的政治鬥爭範圍擴展到勞工問題、經
濟平等問題。全泰壹一直極為關注該加工區兩萬多工人的工作條件：低矮的房間，
沒有陽光也無通風設備，每天工作14小時，勞動隊伍90%為婦女，三分一為平均年
齡15歲的、工資甚至不夠養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這些年青的工廠女童「成為肮髒
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奮地研究勞動法，給勞動局、報紙甚至總統寫過請願書
。他渴望結識知識份子，常說：「我多麼希望有一個大學生朋友啊！」他在小勞工
團體「三棟會」會員的幫助下進行過相關調查，並將證據提供給當局。但一切努力
都是白費，「主流社會」根本聽不到工人的呻吟，國家領導人為出口行業的繁榮、
國民生產總值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洋洋自得，認為國家經濟的餡餅做大之後，工人們
現在「暫時」的投訴抗議自然就會消失。於是全泰壹選擇了這條極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勞動標準法》的小冊子高喊：「我們不是機器
！」「讓我們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勞動標準法》！」「不許剝削工人！」臨
死前，他囑咐同伴們：「請不要浪費我的生命！」給母親李小仙留言：「媽，請完
成我沒有成功完成的任務。」很多學生參加了葬禮，漢城幾所主要大學的學生發起
示威，成立「人權保護大學生聯盟」，並在校內舉行祭奠。當時的反對黨新民黨領
袖金大中則把「實現全泰壹精神」寫進他的競選誓言裏。各類勞資糾紛從1970年的
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後，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鬥爭中又出現多起工人為抗議工作中的虐待而企
圖自殺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現代公司蔚山船塢3000多名憤怒的工
人因反對新的分包制度而破壞了公司大樓，放火燒毀了管理人員的汽車和其他公司
財產。但這一切並不能促成產業關係的變化。在鬥爭歷程中，通過工會這種更系統
和集體性的手段來改善工人狀況的意識開始進入了工人先驅者腦中。
工會化鬥爭既包括創建新的獨立工會（比如「清溪被服勞組」），也包括掌握
公司領導下的黃色工會的控制權，將之改造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比如1972年發
生在兩大紡織公司元豐和東一公司的女工們爭奪工會控制權、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
敗的工會官僚的鬥爭）。當然，他們得飽受來自沆瀣一氣的老闆與政府的侮辱、欺
騙、誹謗、阻撓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鎮壓。工人的工會經常受到監視，領袖不斷
被騷擾、毆打和監禁。公司極力對工會活動分子和普通工人進行隔離和分裂，脅迫
工人退出工會，組織黃色工會並挑動暴力對抗，利用性別歧視意識，動員男工破壞
女工所領導的獨立工會，等等。像清溪被服勞組在1980年甚至被迫關閉。但是會員
們從未屈服於壓力和威脅利誘，而是繼續發起和展開鬥爭。
工人需要自我組織，但他們還太弱小，缺乏經驗和知識，他們必須廣泛宣傳他
們的鬥爭和遭遇，獲取社會的聲援，從而給管理方施加壓力，或者迫使政府釋放被
捕的工會領袖。由於「維新」體制下官方工會組織同政府的合謀，工人們還需要外
部的幫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給他們聚會的社會空間，有時還需要避難所。而在
1970年代，知識份子的組織過於薄弱，這個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義的、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免遭「共產主義」標籤審判的進步教會組織來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
教勞動青年會」和新教組織「都市產業宣教會」。他們從1960年代就開始了面向勞
工的佈道，發展「工廠牧師」，在工業城鎮設立宣教場所。在工廠的體驗使得教士
們自己受到教育，發生了轉變，從空洞的精神修煉轉向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進行集
體鬥爭，為此開辦了有關勞動法和工會組織的課程，贊助種種文化和社會活動，提
高產業工人的社會意識，以小組活動的形式培養工人的團結精神，並且最終造就一
批將要領導基層獨立工會運動的勞工活動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鬥爭主要集中于漢城—仁川地區，工廠區的集中為工人的聯合
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女工的領導作用至為突出，這是輕型製造業加勞動密集型的
工業模式造成的，在紡織、服裝、電子等行業中，女工占多數。1970年代為工會化
而發生的勞動糾紛絕大多數就發生在這些行業中。她們深受資本主義制度和家長制
傳統文化的雙重迫害，但這些女工表現出遠勝於男工的決心、團結和反抗精神，完
全打破了亞洲工廠女工的順從、被動和不關心工會活動的形象，讓人驚異和欽佩。
女工會活動家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參加了教會領袖組織的小組活動和工人夜校，學習
組織和管理工會。不過，由於當時的組織者，包括知識份子，對女權問題的認識水
平還比較低，或者尚未達到自覺，所以，性別歧視雖然是她們的日常體驗，但是在
運動中還沒有單獨提出過婦女權益的問題。(註３)
朴正熙時代被稱為「資本家的天堂」，工商業被抬舉為「民族英雄」。國家露
骨地維護資本的利益。由於政府、全國性工會和老闆的三位一體，工人不可能只反
對老闆和寄希望於「中立」的國家的仲裁，在不斷強化的鬥爭中他們不可避免地日
益政治化，從而招致國家的進一步鎮壓。當老闆們頻繁地動用國家暴力將勞工活躍
分子列入「禁止僱用」的黑名單，趕出產業領域，他們也同時造就了一批鐵了心的
工運分子和民主工會運動的地下網路，並加強了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
以及民主化運動之間的聯繫：而這是國家極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東一公司女
工爭取複職的延續數年的鬥爭。她們在1978年領導的跨企業的工人團結鬥爭，標誌
著勞工運動新模式的出現，並成為1980年代的主要趨勢。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黨總部舉行的抗議活動也具有重大意義，雖
然抗議被警察鎮壓下去，金泳三被開除國會議員職位，但引發了釜山區大規模示威
，並且蔓延到鄰近的工業城市馬山。參加者包括了學生、工人、失業者和不滿於獨
裁政府的普通市民。當政治抗議力量增強並擴大到全國，經濟衰退加劇了政治騷亂
，促成統治者內部分化，最終導致朴正熙於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報部首腦暗殺
。
朴正熙死後，在被稱為「漢城之春」的幾個月的政治自由時期，新一輪工潮開
啟了。勞動糾紛的數量從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針對欠薪、要求
加薪、工廠關門或裁員等經濟問題，工人的目標還包括解散御用工會和組織獨立工
會。工潮的行動方針是經濟工會主義，具有高度情緒化、暴力性、無組織和歷時甚
短的特徵。1980年 5月17日軍官接管政權，在殘酷鎮壓了全羅南道光州市民起義之
後，全斗煥再次恢復對市民和勞工的控制，一個一個地廢除工會，驅逐勞工活躍分
子，並對知識界和新聞界加強打擊和控制。雇主們借機開除工會積極分子，政府則
將之列入黑名單，禁止其他企業錄用。進攻持續到1983年。
儘管被迫陷入沈默，韓國工人階級運動卻變得更加強大和成熟了。勞工活動家
們開始思考韓國社會形態、民眾運動的歷史使命和美國捲入韓國的問題，很多學生
、知識份子受到了馬克思主義、依附論（不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
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學的強烈影響，接受了以集體行動實行激進社會改造的思
想。在這個群體思想迅速提升的時期，教會溫和的人道主義方針已經不能滿足工人
鬥爭的需要，其影響開始減弱。被開除的勞工分子成為了職業勞工活動家，他們組
織大規模示威，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基層工會活動分子日益增多，已經
不必依賴外部組織了。他們不斷加強的外部聯繫不再是因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為
意識到自身力量，並且作為自覺戰略的結果。這一時期，學生活動家起到了重大作
用。在全斗煥統治的頭幾年，所有的反對派都被封殺，學生們發展起「勞動現場論
」，從1970年代的人道主義關注進步到1980年代的視勞工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認
識到「勞動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必須開發和動員在歷次罷工鬥爭中顯示
出來的潛在的巨大力量。他們為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思想和戰略展開激烈的爭論。大
量的——據估計到1980年代中期達3000名以上，一半為女性——學生離開學校（輟
學、畢業或因參加示威被開除），隱瞞自己的學歷進入工廠工作，試圖提高工人的
階級意識並幫助他們組建工會，最後把勞工鬥爭引向結束軍事獨裁和實現社會激進
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標上。一部分個性較為被動或具投機心理的人，以及僅僅抱著
人道主義關懷的學生，在這場鍛煉中由於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對工人產生懷疑和失
望情緒。大部分學生在經過一段艱苦的適應過程後，得到了工人的信賴，並開始吸
收工人組成小組，這些小組由7~12名工人組成，定期聚會，討論勞動管理問題，研
究勞工史、勞動法和組織工會的基本原理，通過學習、討論和娛樂活動培養工人的
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學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勞工活動家，在分
屬不同企業的小組之間形成密切的社會網路。學生勞工戰略家們主要分為「小組運
動」陣營，和「以地區為基礎的勞工運動」陣營。前者強調基礎建設工作，是全斗
煥高壓政權下頭幾年的運動主流。後者更強調政治，試圖把鬥爭提高到產業區域的
層面，以地區為基礎建立企業間的政治組織，此一潮流在政治壓制鬆動後更加流行
。
政治鬆動發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煥感到有必要擴大支援其政權
的社會基礎；為1985年的大選和即將來臨的亞運會、奧亞運會做準備；經濟自由化
和福利社會的目標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經濟的強勁增長使全斗煥對公眾的支援
有了自信。
總之，有著更強大組織力量和高度政治覺悟的勞工運動開始爆發，迅速組成許
多獨立工會，奠定了以工人與學生聯盟為基礎的新的勞工鬥爭模式。1985年四月發
生在大宇汽車公司的組織良好的罷工，標誌著鬥爭擴展到重工業部門，以及男工成
為工運主導的時期的到來。政府則選擇了暑期（六月份，學生開始放假）發動對工
會和勞工領袖的進攻，引發了九老地區民主工會的團結罷工，鬥爭直指壓迫性政權
：「釋放我們的工會官員！」「保證勞動三權的實施！」「停止鎮壓民主工會！」
「防暴警察滾開！」「大宇，戰鬥！」，等等。總共有八家企業2500名工人參加了
長達六天的鬥爭。幾個宗教團體也給予了支援。公司給罷工工人的父母發電報，聲
稱他們的孩子被「共黨分子騙走劫為人質」，或是破壞了公司財產，需要父母賠償
，通過這種惡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後是數百名暴徒的進攻，他們用木棒和鐵管殘
酷地毆打罷工者，幾乎把學生們打死。鬥爭失敗後，工會領導人或是被捕，或是離
開本區，幾個工會解散，勞動監督則加強了。雖然如此，「九老團結鬥爭是極其有
意義的鬥爭，它通過既打破過去消極被動的傾向、經濟主義和僅僅是做準備性工作
的方針，又打破工會主義的局限，從而成為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關鍵歷史短時段」
（Kim Moon-soo 1986，154）。勞工活動家更有志於超越企業工會建立更廣泛、更
面向政治的勞工組織，開始合併工會，組建了「漢城勞工運動聯合會」（首勞連）
和「仁川勞工運動協定會」（仁勞連），克服企業層面上的經濟工會主義，並把勞
工抗議轉化為更廣泛的政治目標。這兩個激進組織，都把自己定位為工人反對「法
西斯主義國家」的革命鬥爭中的先鋒政治組織。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韓國知識份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國外進步思想的影響
，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韓國人的傳統文化，名之以「民眾」文化。民眾文化頌揚
團體合作精神，民主參與，對社會不公正的批判意識，為了變革而集體戰鬥的激情
。工人階級的文化也不斷成熟，範圍從作文與報告擴大到詩歌、歌詞、戲劇和小說
，出現了幾位元職業工人階級作家和顯示出高超寫作能力的工人作家，並且刺激知
識份子對過於寬泛含糊的「民眾」文學的「小市民」或者說小資產階級傾向進行反
省和批評。「面向民眾的文學」向著「民眾領導的文學」轉變。到1980年代中期，
每個勞工工會都建立了農樂樂隊、農樂舞小組和面具舞小組，這些文化活動增強了
工人的團結，階級意識和認同感，激化了他們對管理方和政府的態度，其效果勝過
演說家的雄辯。直到今天，精彩的民眾文化仍然是韓國社會運動極具特色的一部分
。
由工會和面向工人的教會組織定期出版的工人報紙也出現了。此外還有簡報和
小冊子。這些報刊內容豐富，由工人階級中最激進、政治取向最明顯的部分掌管著
，報導當前工人抗議的新聞，反擊官方對現實的說法，登載有關勞動法和工人權利
、對政府經濟政策進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讀者來信、短文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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