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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arlMarx (可惡的落枕)
標題: [轉錄]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3)
時間: Tue Mar 1 00:52:1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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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備忘]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3)
時間: Tue Mar 1 00:47:39 2005
作者: Yute (南方的風) 看板: YuteArea
標題: [備忘]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3)
時間: Mon Feb 28 18:09:14 2005
轉載自香港先驅社勞動民主網站（http://98.to/pioneer/）
http://www.xinmiao.hk.st/trad/intereasia/ea014.htm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3)
作者：夏楚
1987年韓國的勞動衝突大爆發
1987年六月初，全鬥煥試圖通過間接選舉把權利轉移給他的軍校老同學、執政
的民主正義黨主席盧泰愚，以維持政治安定。他單方面取消了與反對黨就修憲問題
的談判。當一名示威學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審訊警官對女學生勞工活動家施暴的消
息被揭露出來，公眾的憤怒被點燃了。越來越多的店員、白領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
了學生組織的街頭抗議。革命的幽靈迫使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做出讓步以避免危機
。這期間，產業工人尚未被組織起來，而僅僅作為個人參加到街頭抗議中。工會所
起的作用還很小。
但是當全斗煥宣佈了政治自由化計劃後，產業工人馬上大規模地動員起來，從
製造業開始，蔓延到採礦、運輸、碼頭和一些服務部門。七－九月間，發生了多達
3311起勞動衝突，包括停工、自發罷工和示威，數量超過1960年以來勞動糾紛數量
的總和，約有 120萬工人捲入。這場大規模鬥爭幾乎席捲了所有地區和產業部門，
使得幾乎每一個大型行業的工業生產都陷於癱瘓。不過，這次鬥爭的中心不再是漢
城－京仁地區，而是從重化工業中的大企業發端，從幾乎沒有什麼民主工會組織的
、現代集團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業城市蔚山開始的。鬥爭來得如此突然，而且
完全自發，無計劃，無組織，令知識界勞工活動家都茫然失措。但是建立工會組織
以保護長期利益卻是工人們優先考慮的大事：工人鬥爭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會組
織和自己的領導人，一年內組建了4000個工會，共70萬工人加入。大多數公司所控
制的黃色工會被民主工會所取代。在很多企業，工人爭得了20%以上的加薪。 全斗
煥被迫舉行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並放鬆政治管制。
這場勞工大攻勢具有非常激進的特徵，幾乎所有的罷工都是違法的，工人們有
意忽視官方規定（某一企業罷工時另一企業不能再罷工，以造成強制冷卻期，以及
其他規定），採取具有戰鬥性的行動，如佔領公司大樓，舉行街頭示威，將管理人
員扣為人質等。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資，頒發更多獎金，縮短工時，終
止實行由工頭武斷進行的評價體系，取消引起公憤的工人工資競爭制度，消除藍領
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身份區分，改善飯菜質量，撤消對服裝和髮型的限制，終止
實行強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會，改善工資及工作條件之外，工人的反抗
集中在軍事式獨裁主義管理上。積極參與團結鬥爭並爭取到實質性勝利，使得工人
的階級認同從少數「先進勞動者」擴大到整個工人階級，並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擁有
「關閉工廠，令整個經濟癱瘓，讓資本家跪倒在腳下」的強大力量，這使他們獲得
了作為工人的尊嚴和自豪感，以及相對于雇主與管理者的權力感，積極地「表達」
出作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敗主義、逃避主義，不再試圖「脫離」和忍耐。
工人的團結從同一工作場所向同一企業集團、同一地理區域延伸，建立各個地
區的勞動組合協定會，成為勞工運動的洪流。不論在蔚山，在馬山－昌原地區還是
漢城－京仁地區的工業城鎮，每一次罷工都伴隨著鄰近其他工廠工人的同情罷工和
示威，小企業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這樣的團結增強自身的力量。
這一時期，白領工會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發展起相當活躍的工會運動，組成各
種職業聯合會和行業聯合會， 並於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製造業工人組織聯
合建立了全國性的全勞協（「全國勞工運動團體協定會」）。由於產業升級和深化
，低級別白領工人數量急增，事務性工作因不斷採用自動化技術和「流程合理化」
而消失，白領工人的地位和處境都越來越糟。工會是他們用以對付不斷惡化的工作
市場的最佳途徑。同時，他們還面臨著和藍領工人相似的長工時、專斷的工作任務
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式，等級制的壓制，糟糕的產業關係。新聞工作者、教員和
研究人員則積極反抗國家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進行了富於進攻性的工會化鬥
爭。
1987年的勞工鬥爭是韓國當代工人運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標誌著韓國工人階
級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由於罷工以重化工企業為主導，男工在工運和工會中起到
壓倒性的領導作用。(註４)
1990年代：國家、資本的攻勢和工運的進退
在1987－1988年的勞工戰鬥中，國家第一次從產業領域撤出。資本家不得不對
工人做出讓步，這種讓步由於當時的低利率、低油價和低美元對韓元匯率而得到補
償。隨之而來的卻是韓國經濟的下滑，國家恢復干預勞動關係，以及資本的反攻。
1988年末，盧泰愚宣佈了「關於國內安保的特別聲明」。1989年春，警察鎮壓
了鳳山金屬公司、漢城地鐵站和現代重工的罷工。政府對激進領袖和全勞協領導人
進行監禁，拒絕承認其合法地位，並通過稅收審計和其他措施騷擾其團體成員。小
企業受到經濟下滑的打擊，使得全勞協在成立一年內失掉了一半成員。
在新的攻勢中，國家從露骨的親資本立場轉而塑造其中立形象，從粗暴的壓制
轉而通過複雜的法律和行政處理以及加強產業和平與秩序的教育宣傳來操縱工人。
1987年12月，國家修改了勞動法，允許企業組成工會，進行集體的討價還價，但阻
止工會在不同企業間的團結，不讓他們組成全國性中心組織，以與政府控制的韓國
勞總相抗衡，通過設置許多限制性條款以掣肘工會的行動：禁止在同一企業成立超
過一家的工會（以此保護國家支援的黃色工會），禁止第三方捲入勞動糾紛，禁止
工會從事政治活動，禁止教師和公務人員組織工會（前兩項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罷
工之後廢除，後兩項在1998年三月由金大中政權廢除，以換取「允許公司在緊急狀
態下裁員」的協定）。總之，政府力圖把工會活動限制在原子化的各個企業內部。
資產階級則在1989年12月組織了經團協（「全國經濟團體總協定會」），針對
工會普遍的經濟困難，以「不工作不給報酬」的策略來限制罷工行動。儘管工會提
出了強有力的反對意見，但是這項政策在1990年代初開始制度化。大型企業積極借
鑒日本和美國的管理辦法，實施「新管理戰略」——新的人事政策，彈性用工制度
，勞工－工會戰略，公司文化：
一、在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許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規章，減少產業關係中引起工
人強烈憤恨的獨裁主義的內容，儘量不激起對抗。另一方面，建立單獨的人事（人
力資源）部門，將年功工資制度改為以功勞或業績為依據的工資制。
二、在鋼鐵和汽車等重工業領域推廣自動化，以機器人取代人力勞動。大型企
業雇傭更多的臨時工和兼職工，擴大分包生產體系以增加彈性。小型製造商則雇傭
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廠管理、團隊工作生產體系也非常盛行。
三、當工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雇主便試圖馴化和拉攏工會領導人，並
通過對雇主有利的法律來限制其行動。
四、通過具保守傳統的媒體，把勞資糾紛和不斷攀升的工資視為韓國產業競爭
力下降的主要因素，為政府壓制戰鬥性勞工製造藉口。「公司文化運動」致力於利
用家長制語言給工人灌輸虛假的家族意識，培養團隊精神。國家則宣傳具有強烈的
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色彩的「多勿」思想，通過教育課程將之與傳統音樂、藝術和
武術課程相結合，公司則從中錄取學習成績較佳者。
從表面上看，從1989年勞工運動的高峰至1997年，工會會員人數和集體行動的
數量減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會選擇溫和的領導人並採取實用主義的而非戰鬥性
的策略；在制度改革領域，工人的多次集會和請願也沒能達到目標；中間階級脫離
了勞工運動，政黨由於擔心失去中間階層的支援而不願與勞工結盟。不過，詳細的
考察表明，工會會員減少主要出現在衰落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小型企業，大型企
業的工會人數一直保持穩定，白領工會在迅速增加並且把目標指向促進公司民主化
、擺脫國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控制等領域。1991年10月，民主工會陣營的三大
團體利用韓國加入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契機形成全國性聯盟。1993年6月，該聯
盟發展成全國工會代表大會。在此基礎上，民主工會的全國性中心全勞代（「韓國
工會代表會議」）終於在1995年11月形成，包括862個工會， 42萬名會員，一年後
發展到50萬人。
1980年代後，韓國遭遇到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日漸攀升的工資受到東南亞低廉
工資的壓力，不斷地喪失競爭力，大型財團日益顯得無效率：過分擴張並背負著鉅
額債務；低水平的技術開發；過時的財務制度；官僚文牘主義；高昂的生產成本和
下降的生產率。
1996年，南韓以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的身分加入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
，南韓財閥以此為由，要求按國際慣例修改勞動法。金泳三政權決定，在集體勞動
法方面放寬限制，而在個體勞動法方面，則放寬雇主的裁員條件，允許雇傭臨時工
代替罷工工人。12月26日，執政黨在反對黨議員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鐘時
間通過新勞動法和「國家安全企畫廳法」。
消息傳出，民主勞總（KCTU）領導人立即開會並決定號召總罷工。當天下午，
在現代和起亞兩大汽車廠工人帶動下，約14.5萬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韓國勞
總在基層工人壓力下向 120萬名會員發出有限期罷工的號召。韓國汽車、造船和其
他大型行業處於停產狀態。令人吃驚的是，新年假期過去之後，工人罷工的熱情非
但不減，反而擴散得更加廣泛。保險、銀行、醫院和廣播服務業中的白領工人也加
入罷工，前後持續了三周多，動員了總共 300萬名工人。這場大罷工還得到了國際
上和各個國家勞工組織、人權組織的有力聲援。1997年 1月21日，金泳三會見了反
對黨領導人，表示撤回新勞動法，並加以修改。
但是，修改後的勞動法僅僅承認民主勞總為合法組織（之後，有大量勞工離開
韓國勞總，加入激進的民主勞總），允許在一個企業裏組織多個工會。其餘改動很
少。和罷工的巨大的規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當微小。由於經濟自由化和金球
化迫使韓國企業暴露在全球競爭之下，而賦予資本對付勞動以更大權利的彈性化策
略正是經濟競爭的要求和自由市場的邏輯，並已成為國際潮流，這使得國家不可能
顧及勞工關於經濟公平的呼聲。當民主勞總試圖再次發動罷工之際，金融風暴席捲
韓國，情勢急轉直下。
在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570億美元貸款並實施了作為貸款條件的開放國內
市場和經濟緊縮政策之後，企業破產數量驚人地增加，歐美跨國公司大舉收購南韓
大企業。破產與合併重組的結果是失業人數從1997年12月的65.8萬上升到1998年12
月的 170萬，稅負增加，薪酬劇減，大量的家庭破裂。1996年，韓國「絕對貧困家
庭」比例為5.92%，到了2000年，增至11.47%，吉尼係數達0.358，貧富分化程度高
居OECD成員國中的第三位。青年失業率高漲，社會面臨著嚴重的金權腐敗問題，金
泳三、金大中和盧武炫都有親信或家屬涉及金權醜聞。
1998年一月，金大中按社會合作主義模式，由勞工－管理方－政府組成「勞使
政政治委員會」，2月6日達成「三方協議書」，規定允許公司在緊急狀態下裁員，
作為補償，也批准了組建公務員和教員工會，以及工會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該協
定遭到民主勞總的譴責和抗議。因為工會的地位雖然提高，權力增大，卻被納入合
作主義框架，要求接受制度變革，安撫勞工，從而與先進工業國的勞工運動局面趨
同。
韓國工人階級與政黨政治
儘管韓國工人在工會運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黨化方面仍然經歷了
許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後，很多知識界勞工活動家和其他政治家組成「民
眾之黨」和「韓國民主黨」，試圖尋求城市工人階級、貧苦農民和中間階層中的進
步分子的支援，但選舉上屢屢失敗，在整個1990年代都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安保意
識形態的持續影響、保守的政治文化、對小黨不公平的選舉程式、法律對工會活動
的苛刻限制，以及勞工領袖的內部分裂，都是造成嘗試失敗的原因。1997年，民主
勞總結合其他社運團體，推舉媒體勞動者出身、前民主勞總委員長權永吉參選總統
，並為此組成了「國民勝利21運動」。1999年成立了進步政黨準備委員會，著手組
黨工作。2000年一月，終於成立了自稱為代表「勞動者、農民、城市貧民、小企業
主、女性、學生和進步知識份子」的第一個勞工政黨「民主勞動黨」。今天，民主
勞動黨擁有5萬黨員，黨內成份包括了親北韓的民族主義左派（NL，占40%），87到
89年鬥爭中湧現的因反對北派而集結起來的泛左翼的力量（約占25﹪），社會民主
主義傾向的「國民派」（約占6-10﹪），激進左派團體“All together”。
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勞動黨現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援，2004年四月15日
在國會選舉中一舉獲得了十個席位。該黨的競選政綱涵括四十項要求，包括透過降
低工時、擴張公共投資等來達成充分就業、課征富人稅和裁減軍購預算、創設議員
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將財閥轉變為民主和參與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務私有化、非
正式員工任職一年後自動轉變為正式職、反對派兵伊拉克以及關於女性、農業、媒
體、住房、環境、性少數等各方面的要求。
國際資本，韓國資產階級和媒體一方面已做好準備將民主勞動黨納入體制，一
方面給以警誡和勸誘，力圖使之踏上選舉主義道路，並遵從議會制的遊戲規則。民
主勞動黨何去何從，是踏上各國社會民主黨的老路，還是為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改造
體制而奮鬥，尚有待進一步的觀察與考驗。（關於韓國民主勞動黨的更詳細的報導
與說明，參看楊偉中《韓國民主勞動党的奮進與前途》，見勞動民主網及臺灣連結
網站）
當前韓國工人運動狀況和問題
1990年代末韓國工運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女性工會的興起。由於女權意識在婦
女活動家中有了很大提高，加以婦女在全球化下相當不利的處境，以及在改造原有
工會內部家長制等級制、爭取發言權方面變革的緩慢，組織婦女工會提上了日程。
1999年初， 9個地區成立了婦女工會，包含不同行業和不同職業的正式工、臨時工
、兼職工和分包工人，並于同年組成全國性庇護組織「全國女性勞動組合」，不僅
處理就業問題，還處理工作方面的性別歧視、性騷擾和缺乏產育服務等問題，比男
性工會更明顯地介入社會。
今天，小企業工人，尤其是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工人無力抵抗公司的遷廠或結構
重組。強大的工會一般集中在大集團企業。工會忙於保護會員的工作，防止會員減
少，沒有精力考慮工人所面臨的更廣泛的問題。此外，工會及工人運動的發展還存
在著一些重大的問題：
一、民主工會運動還局限於工作場所，沒有同更廣泛的勞動群眾相結合，沒有
對貧困社區進行援助的抗議活動，換言之，沒有發展成廣泛和激進的「社會運動工
會主義」。大部分工人的視線還局限於工作場所。這裏存在著各種因素的制約，而
國家一直竭力阻止工會運動走出工廠大門是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軍事統治結束
之後，進步知識份子領導的以市民為主的「新社會運動」同工人鬥爭在1990年代相
分離，並為常規政黨政治所吸納，這也限制了勞工運動的範圍。
二、工人階級內部在發生分化，大型企業工人獲得了較大的工資增長，越來越
從1987年的激進、具有反抗性和階級覺悟變成實用主義、個人主義、不問政治為主
，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認為屬於廣義的中產階級。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務（
住房補貼，上下班接送，醫療保險，孩子的學費補助，喪葬費等）以換取工人的合
作與忠誠。中小企業雇員則落在後面。而資本大量利用臨時工、日工、兼職以至家
庭勞動的策略造成了勞動隊伍中得不到保護的非正式（週邊）部分日益擴大，婦女
則是彈性就業策略的主要受害者。核心工人越來越走實用的工會主義路線，代表邊
緣工人的全勞協則堅持政治工會主義。
三、從工會方面來說，戰略落後是個嚴重的問題。當資本採取了更先進的「新
管理戰略」，對工人進行「感化」、金錢引誘、加強監控工人並促使工人加劇競爭
的時候，工會卻沒有提出相應的長期的對策。
四、家長式統治和家族意識形態的影響仍然嚴重，即「雇員和雇主同屬一個家
庭」的態度，社會上仍然普遍存在著對「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於政府來改善
經濟地位、認同「勞資合作」的工人比例和贊同工人對雇主進行積極鬥爭的工人比
例同樣高。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勞動解放」主要保留在工會活動家和「
先進勞動者」當中。
五、民族主義一直是韓國社會主要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戰後至今，每一任
統治者都要拿來揮舞一番。朴正熙的「現代化」和專制訴諸民族和國家振興。1980
年代韓國的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也從自己的「民族性」中尋求反抗的依據與象徵。
雖然當時的知識份子接受了大量國外的進步思想——以解放為取向的神學，尤其是
拉美解放神學；依附論；流行於學生中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他們堅持自己
最終的思想啟示源泉是得自韓國本身的歷史與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義色彩的「
多勿」思想教育不僅作為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企業也樂於錄取接受該教育的工人
。對於工人運動的國際團結，這是仍待克服的極大的障礙。
要求工人階級在「正常時期」始終保持高度的階級意識和戰鬥性，這是不現實
的。韓國的工人階級在組織、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仍然弱小和易受傷害，階級意識也
較為粗淺並帶著種種矛盾，但他們已經在多年的史詩般的鬥爭中為自己爭得了在政
治上和工作場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且具備了高
度的權利意識和反資本主義的感覺，對階級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有著鮮明的意識，具
有高尚的團結情操。鬥爭還鍛造出大批激進的工會活動家和先進工人，這些，都是
未來的社會鬥爭寶貴的起點和財富。
＿＿＿＿＿＿＿＿＿＿＿＿＿＿＿＿＿＿
附注：
(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韓】
具海根（Hagen Koo）著，梁光嚴 張靜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據康奈爾
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翻譯，2004年1月第1版
(2) 1983年，體力和非體力工人收入比為52%（差距之大甚於日本和臺灣，但到1990
年代中期則縮小了，比日本和臺灣都小）；女工和男工收入比例?42.9%（到1990
年，該比例為53.4%）， 只受過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者和普通大學畢業生收入比
為30%，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收入比為44%。
(3) 這種性別歧視意識形態因韓國工作組織的性別歧視性質而得到強化。 通常，男
子被賦予更大的權威和責任，對公司比較忠誠。在女工占勞動隊伍大多數的多數
輕型製造企業，男子更有可能處在熟練工或技術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個監
管職位的可能性，而沒有出頭之日、半熟練的崗位雇用的則是女工。顯然，很多
急於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躍分子正在使他們失去機會。因此，他們
對女工中的工會活躍分子的性別偏見通常與深深的敵意攪在一起。
（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45）
本書第六章討論了何以韓國女工如此踴躍地加入抗爭。作者認為，和亞洲其他
地區的女工相比，進步教會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作出獨特的貢獻。當然，在
婦女占多數的輕型製造業體系中，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類承受力的身體和情感
犧牲、管理方對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女工的鄙視態度所造成的創傷和怨恨，是引
發勞動抗議的原因。她們反對工作場所的粗暴和濫施權威，要求得到人道的對
待，這是自然而然的。韓國政府和雇主一再把勞工騷動的原因說成「外部不良
分子」的鼓動，這和中共當年把八九民運的動力說成「一小撮」人的煽動或資
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陰謀，動機是相似的。在當代中國的國企和私企中
，都不乏工人自發組織起來鬥爭的案例。但是，其他社會力量尤其是知識份子
的參與，也是相當重要的。不論如何，在韓國工人的鬥爭史上，教會、學生和
知識份子同工人的結合，發揮出強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促成了韓國產業關係
的升級和轉變。
(4) 女工在這段時期開始被邊緣化了。當代韓國工運史往往以1987年的工人鬥爭為
起點，而且傾向於低估早先以漢城－京仁地區為中心的勞動密集型製造企業裏
的女工的鬥爭的歷史作用。具海根則辯稱：這裏存在著一定的「對女性的盲點
」，但主要還是「近視的歷史視野」造成的。1987年鬥爭的規模、強度、激烈
程度、戰鬥性和政治性都引人矚目，1970年代與之不可比擬。但是，1970年代
的工人運動在處境上遠為艱難，甚至是冒死的鬥爭。它的局限性不能歸咎于女
工的主導作用，其部分失敗（比如工會被破壞）還是由學生的政治冒險主義帶
來的。正是1970年代的鬥爭培養了廣大工人的權利意識、集體認同感、對團結
和建立工會的重要性的認識。國家機器的嚴厲鎮壓不僅癱瘓了大多數工會，而
且使工人在集體行動上變得消極和頗多疑慮，學生出身的工人活動家很多已經
離開工作場所，加以勞動密集部門的衰落使工人處於相當脆弱的地位。雖然如
此，漢城－京仁地區的工人在1987年夏還是大量捲進了勞動衝突。具海根訪談
了十幾位1970年代積極參加基層工人運動的婦女後得出這樣的印象：事實上這
些女工並不自囿於「經濟主義」和「狹隘的企業工會主義」，而是深具階級意
識的。她們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離開產業領域後，大多數人拒絕僅僅當家庭主
婦，而是繼續從事某種形式的社會活動，如參加女權組織、環保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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