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毓斌（英國Essex大學社會系博士班，前任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
至於看工會界的表現，兩個總工會（全總與全產總）的領導階層是要受到批判的。接受招安，自不值得一提。這次打從一開始，兩個總工會就打算只走菁英協商路線，直到最後關頭，底下基層工會反彈，以及若干組織者四處奔走，才有最後這幾波動員。而眼明者看得出，這法闖關失敗並不全靠工會的組織實力。希望這次經驗，可以讓我們重拾工會運動最基本的概念：「組織力量才是一切」。如果沒有了掉基層會員的支持，工會幹部要玩菁英協商是很危險的；基層工會純粹仰賴總工會，平時沒有積極參與監督，那也是很危險的。
最後，工運界也要誠實地面對自己。聽到部分工會幹部其實對這個法漠不關心，或者認為過了也無大礙，這是台灣工運下一階段的警訊。企業（廠場）工會的侷限，在這裡表露無遺。
如果工會幹部終日埋首各自企業裡的柴米油鹽，卻缺乏對於整體工運戰略視野，那的確是令人擔心的。這幾年來，解嚴前後的第一代工運幹部逐漸退出戰場，換上陣的是沒有經歷過威權統治鎮壓的幹部，他/她們的經驗與知識多半是在與企業互動鬥爭中獲得。我不是否定基層鬥爭的經驗，而是我們的工運環境有沒有機會讓這些新一代幹部開始思索工會運動在社會以及政治中的角色。而要承認的是，現時工會自身的勞工教育，如果不是嚴重不足，就是強調現實感，卻少了寬廣的工運視野。更不要提那些一天到晚想要去風景名勝度假的講習班了。
這裡，我們可能要去面對一個問題：究竟工會運動是要爭取「會員權益」還是「受雇大眾權益」？更進一步問，工會運動只是「工人組成的利益團體」還是「改革社會與政治邏輯的集體行動」？侷限在各自企業內的工會議程，工會法當下的修好修壞，就好像不是那麼重要了。
那要往哪裡去呢？或許拋棄產職二分的思維是一個方向。換成什麼樣的思維呢？英美的工會講得比較嚴重：Organise, or
die!，試著翻成語氣比較溫和的台語就是：「想孔想縫招會員！」台灣石油工會該不該收那些加油站工讀生進會員？中鋼工會該不該向那幾百家外包廠商員工動腦筋？台塑工會可不可以招收契約工或者外勞？又如，去年SARS以及最近邱小妹妹轉診引起的醫護人員的不滿，有沒有可能協助他/她們，將之轉化成為工會的力量？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絞盡腦汁的。目前聽到的一些消息，諸如銀行員工會聯合會打算招收個人會員，或向南部幾個產總已經開始招收失業會員等等，都是值得關注的新嘗試。而協助教師會的轉型，也是關心工運的朋友與教師會幹部要努力的方向。
我出身於全產總，從1997年全產總還只是一顆充滿希望的種籽的時候就與許多朋友一起投身了，對其感情自然深厚。但是我要說，這次的表現真是令人失望到了極點。然而，面對現有企業工會為主的工會體制，總工會的組織高位，又的確存在了若干補強的可能性，心裡還是很希望現在幾個總工會可以帶頭來檢視目前工運的侷限，仔細發展出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說，就如何協助發展自主的產業別聯合會來說好了，該產業的基礎調查工作，以及組織人力的訓練都需要總工會來執行。
總工會如果不能夠提供更高的視野、更寬廣的組織策略，如果不能讓全國超過90%尚未受到有效工會保護的勞動大眾有機會加入工會的話，那我們要這些總工會幹什麼呢？美國工會在布希連任之後，展開了一連串對於自身組織發展的辯論與反省，服務業總工會SEIU更提出了一套積極性的組織發展策略。我們呢，總不會靠這幾個頭頭在立法院闢室密談，高來高去，勞工就可以出頭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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