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箝制社運的集會遊行惡法
文：林柏儀（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政治大學研究生學會成員）
記憶中是大二上、西元兩千年的時候，我在社團學長的邀請下，參加了到外交部前，抗議年興紡織雇主剝削外國勞工的行動。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群警察們，高舉著標示著「非法集會，立即解散」的牌子，用著比我們大一倍的擴音器，對我們喊：「XXX..，你已經違反了集會遊行法，這是第一次舉牌，請立刻解散！」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發生了這一幕，當時負責用擴音器指揮的學姐，卻似乎絲毫不受到影響，而繼續對外交部發表抗議演說。我原本有些驚訝：糟了！不是違法了嗎？那會不會被驅離？怎麼還可以這樣繼續講下去？後來問了一下帶著我們的學長，他說：「沒什麼好怕他們的！在三次舉牌以內，也不會有什麼問題！」才瞭解，原來有這樣的一個慣例，聽起來像是行之有年了。只不過，也在這樣的舉牌壓力下，我們的抗議活動似乎多少有受到些影響，負責發言的代表語句越益急促，總體隊伍大約不到半小時，也就從外交部前撤退了。
後來幾年裡，我持續地參加社團，也因緣際會地，每當外頭有什麼抗議受壓迫的集會活動，我們幾個同好都會到現場觀摩、聲援、湊熱鬧。從一些較社會性的議題，像是環保、工運的抗議，或是與學生較為相關的反高學費、反智財權的集會、請願，以及反戰活動，和許許多多的陳情個案，參加下來，我們看到了一些類似重複的經驗：我們幾乎都不能在街頭上久留！往往活動都被警察要求在「半小時」內結束，而這段時間就用以透過媒體來訴求，在短時間內要把我們的話說清楚，通常是一個總指揮把今天的來意訴求說明後，再來透過行動劇來諷刺問題，皆下來幾位聲援的代表
發言，或許還有官員出現接陳情書，媒體拍一拍，活動就得結束。有多人想持續等待官員回應和結果，或者想發表自己的看法形成論壇，都沒有機會和辦法，因為時間一到，警方的非法集會牌子將高舉，大夥只好快快收場，準備開後續的檢討會了。
集會遊行法對許多社運活動的箝制的確一再上演。雖然很多參與活動的人們都對此有普遍的不滿，但在警方這種特殊的半小時特許慣例下，很多活動也還算能圓滿完成，把訴求說清楚透過媒體傳播出去，再加上警方溝通協調的態度改善，參加者可能也就沒那麼大的反彈情緒。只不過，總是會遇到一些例外，一直以來，也會有些許人因為行為過當或不循成規，而被起訴處份。這一次，問題也發生到我們幾個學生的身上了
在今年七月五號時，我和我的一群同學、伙伴們，一同到了教育部前的紅磚道上，要求和教育部公開辯論高等教育的諸多問題：包括日漸調漲的學費、以及為何台灣私立大學的比例逐年攀高，政府的平均每學生教育補助不斷減少….等問題。然而，當天負責提問的我看到，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都還在和我們回應對話時，警方就依活動超過半小時，舉起了「非法集會立即解散」的牌子，要求我們立刻離開。隨後，我們以這是一個合法的請願活動，不理會警方的要求，繼續和高教司長對話，然而，講到了一半，司長還沒有回應完問題，即表示：這不是一個理性溝通的場域！我也把렊蚖〞熙˙﹞F！悻悻然地離開了現場回到部內。在場的群眾們莫不對此驚訝和憤怒，並且，就在司長回到部內時，警方也第三次舉牌，正式表明我們因未合法申請集會，違反集會遊行法，應立即解散，否則除將罰款外，可能對首謀者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從這開始了，我們得赴警局應訊的旅程。
沒多久以前，我到了警察局應訊，本以為簡單做做筆錄，應該也就沒事了。沒想到，到了前日，我又接到了從台北市地檢署寄來的「刑事傳票」，上面表明：我因違反了集會遊行法，八月三十日要到地檢署接受偵訊，而且，發文字號還是所謂的「偵字」，而非「他字」（按造刑事訴訟法課本上的說法，在我國實務上，會將蒐集證據較完整，較可能起訴的案件列偵字，其他列他字。），這似乎代表還真有些被起訴的可能。我又到了司法院的法學檢索系統查了一下，不但發現歷年來還真不少人因為未申請集會而被判緩刑、拘役，而且，所有不服一審的當事人，上訴到了二審，全
數都被駁回，維持原來的判決。
在這些情況下，我試著閱讀了一些有關集會遊行法的資料以及法條，以及與此相關的新聞、事件。將得到的資訊，和過去的經驗綜合了起來，我發現，集會遊行法的問題和爭議還真不少，的確有改革的需要。既然有緣，成為了依違反集會遊行法被傳訊的當事人之一，我想，或許可以乘這個機會，和同樣關心這問題的人士們，可以一起來想想，能做些什麼改變現狀？
首先，什麼樣的事件應該申請許可，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依據集會遊行法第二條以及第八條的規定，對於集會的定義是：「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不管集會的規模大小、有無影響馬路交通，都要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才可舉行。我認為這是極其荒謬的，依據這樣的標準，任何在室外的公共論壇、演講、集體活動，倘若未申請即舉辦，都是集遊法下的「非法集會」，即使沒有佔用馬路，在大樓前的開放空間舉辦，沒有影響侵犯到任何人也一樣。依據集遊法的罰則，此種非法集會經主管機關三次舉牌，命令解散而不解散，甚至可對
首謀者處「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這樣以刑罰來處分而非行政罰的規定，不知恫嚇了多少社會運動者，成為了警方選擇性施壓、即時化解運動的利器。
更奇怪的是，依集遊法第八條的規定：若是依法令規定舉行者，或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以及宗教、民俗、婚、喪、喜、慶活動，即可不必申請集會遊行。然而，為何此類學術、藝文、宗教活動即可不需申請，而此外的如公開演講，其他聚集群眾的活動就需要申請呢？立法政策是否真能說出個理由，諸如大甲媽祖過境或中原普渡的宗教民俗活動，就真比其他公共論壇、集會來得不會影響交通和社會秩序？再加上警方實務上的操作，其他許多娛樂型室外活動，縱使不符合上述標準，也影響交通，卻不需申請。諸如裴勇俊的公開簽唱會，依法應該
要申請集會才可舉辦，我們卻從未聽聞未申請而被舉牌要求解散的狀況（如果有，那些歌迷也許會比我們更有力量一起來反抗這惡法吧。），但每次由社運團體發起的公開抗議、論壇活動，卻都被舉牌要求在三十分鐘內結束。這是不是被選擇性適用、淪為國家限制人民民主權利的集會遊行法呢？
除了應申請集會的標準爭議外，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其實目前集遊法仍然以需事前核准的「許可制」運行，早從解嚴以來民國七十七年制訂集會遊行法，就被社會大眾詬病，是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要被審查才許可的集遊活動，不但成為了國家選擇性核准集會遊行的利器，其機動性也將受到影響，集會自由因此受限，其實已逐漸不符合各國立法的潮流。特別是當年的民進黨街頭菁英們，包括現在的行政院院長謝長廷，在十五年前擔任立法委員，即不斷要求將「許可制」改為「報備制」，讓集會遊行僅需報備即可舉行，並不用經過審查。通過報備，警方得預先準備，也不會
影響到集會遊行的自由，如真有發生衝突、侵權的事件，再以事後追訴即可。甚至連吳淑貞在當時陳水扁入獄而擔任立委時，也有過要求改為報備制的發言。一直以來，也有許多法律學者為文批評，甚至主張可採用完全的「事後審查制」，根本不需申請，發生爭議待日後依各種法規處理即可。
但十五年過去了，民進黨也執政了，我們看到，集會遊行的法規並沒有改變，甚至在執法標準上，近來卻有日趨嚴格的狀況，諸如三次舉牌的時間縮短、動輒將負責人偵訊起訴、（中華電信）合法罷工也可逮捕參與者、（環保遊行）任意盤查參與民眾否則逮捕、（反軍購靜坐）不得過夜集會等…。在這樣的趨勢下，我們的社會運動也受其影響，日漸軟化為只能在一定時間內，透過媒體表達訴求的「活動」，而喪失了隨機在公開場所和公民們討論對話的「運動」可能。
這些問題其實在好幾年前，也都有被人透過法律手段釋憲挑戰過。但當時釋憲的結果，並沒能解釋許可制為違憲的。直到現在，仍然一直困擾著社運團體，和每一個試圖行使公民權在街頭倡議的民眾。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台灣的集會遊行法令，也爭回我們公民和社運團體的街頭權利，讓公共的論壇與對話真能發生，不讓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只是一種媒體上的戲劇、影像、聲音，而是能持續地進行，成為我們社會中正常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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