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ulantzas在延續Althusser的結構主義論述觀點，認為社會是由經濟、政治、意識型態三個構面所建構而成；結構暗指具體社會制度在這三個構面之系統功能性的內部關係。分析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即是分析社會剩餘的製造和獲取之階級權力衝突過程中，不同社會制度在此三個構面的結構功能關係。所以強調社會階級權力衝突，變成是Poulantzas的結構主義的最大特色之一（周志龍，1997）。
在論述上，結構主義的國家理論強調意識型態與國家的角色在「階級政治力量的組成」與「社會階級衝突形式」具有重要的實質影響力。國家機器的功能會受到社會各種結構的影響，否定資本家直接控制國家機器。Poulantzas認為國家為什麼會以不同的方式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主要的答案是「結構」使然。在國家機關中任職的角色，不論其社會背景或個人目標為何，他們都無法改變國家的性質。角色被結構化的方式必然造成一種結果，即維持國家為一資本主義的國家〈黃茜如，1989〉。
Poulantzas更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資源與經濟利益衝突日甚，這種衝突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維護構成嚴重威脅；一方面，社會生產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工人階級的團結；另一方面，為了爭奪權力與利益，如果團結的工人對失和的資產階級，則資本家統治地位就動搖了，要如何解決呢？Poulantzas認為應從「結構」著手，一方面以個體化公民來分散工人團結，即透過選舉、法律、司法….等資產階級民主假象，造成「階級」成為個人主義下的「原子化」個人，彼此競爭對立；另一方面國家要相對自主性，以消除資產階級內部團體林立，力量抵銷的困境，國家要갊偏蒛曏磪赫a服務，而不是為個別資本家。因此國家有時為了資產階級維持統治的大局著想，表面上還是制定有利工人的政策，在短期內雖對資本家不利，但安撫了工人卻有利於全體資本家的長期利益，因此國家仍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最能夠符合資產糾集利益的時機，視為有當資產階級的成員不直接參與到國家機器時，由其「代理人」出面，安撫工人反抗，並將其引入現存體制的遊戲規則，避免了革命〈劉阿榮，1999〉。
結構主義的國家理論近年來對國家與社會形構的關係有較細緻的處理，60、70年代Poulantzas認為國家本身沒有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是一種「社會關係」，而繼承Poulantzas研究成果的Jessop進一步把國家當作「策略場域〈strategic terrain〉」，也就是一個「策略位置〈site of
strategy〉」，國家並沒有實際行使權力的主體，國家的權力只是社會力量在國家、透過國家作用的權力而已，國家所擁有的是中介權力的制度能力與義務，國家體制的特定形式就是權力集團與聯盟者和支持者之間的「暫時性」妥協與不穩定平衡關係之「結晶」〈Jessop，1990〉。由以上的分析，明顯可以看出雖然Poulantzas強調結構的分析，但是他認為國家的經濟功能只是國家整體功能的一小部份，它的政治和意識型態功能更重於經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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