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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弘毅碩士論文：臺灣農民小說的歷史考察
第五章 七○至八○年代臺灣的農民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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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前言
七○年代的臺灣，海峽兩岸對峙的局勢趨向緩和，然而卻逐漸暴露了生存的困境。接連發生的國際事件，漸次將臺灣夾處國際社會身分地位的曖昧狀態，孤立情況與脆弱性，暴露無遺。七○年代和六○年代一樣，臺灣社會仍然處於一種動盪時期，它經歷的內在的巨大震撼，甚至遠遠地超過五○年代初期國民黨遷台的壓力和六○年代臺灣社會轉型的衝擊。七○年代以來的臺灣社會，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下，農村的經濟危機以及勞動工人悽慘不幸的生活現實，實已成為臺灣內部最嚴重的問題，建築在勞力密集及人力勤儉耐勞上的經濟高度成長，也出現了財富集中、貧富懸殊、物價
上漲、公開及潛在的失業人口增加的社會問題，而佔人口結構多數的農民、勞工生活反而陷入更貧苦的境地。經濟成長的果實落在少數的資本家及官辦、半官辦事業手裡，真正流血流汗的農民、勞工，工作報酬與工時、工作條件、工作環境不成比例。農業經營已毫無收益可言，號稱有六百萬的農村人口，急遽萎縮、老化，留守農村的盡是一些無法改行轉業的老弱婦孺，年輕、健壯的農村第二代紛紛離開農村，大量湧入都市、工廠，過去由於一再被宣揚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得來不易的農田，多半處於怠耕、廢耕的狀態，農村與農業面臨全面性的潰敗。農村人力的大量外流
，導致以加工出口區為主的工業化人口激增。據統計，一九七三年臺灣產業工人激增至一百四十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二六．八，然而這些沒有做過先期準備，大量湧入都市的工人，在勞動法令不全、官商聯手製造的低工資高投資報酬情況下，立刻淪為都市裡的貧民階級。資方大量採用工資待遇不及男工半額的女工、童工，形成勞動力過剩，工人只好任人宰割了。戒嚴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也助長資本家剝削的野心和氣燄。創造七○年代臺灣經濟繁榮的低階層的、以勞務生產謀生的廣大農、工、漁民，實際上是臺灣奇蹟的功臣，卻淪為貧苦無告的一群，淪為新世紀
經濟活動的受害者，此一事實，遂成為臺灣社會覺醒的折返點。臺灣民眾雖然從過去的重農心態轉向功利掛帥的唯利是圖的心態，然而卻未能建設合理價值感為基礎的道德體系。性靈中的這創傷本應以對文化的認同來治療。可惜，縱容功利主義橫行跋扈而不以文學、藝術的提倡來治療創傷的社會風氣，使臺灣民眾變成獸性濃厚，不懂神性，歪曲人性的一群死魂靈。荒蕪的精神結構只能用聲色之娛去彌補。他們不懂，文學、藝術才是滋潤心靈，驅逐空虛的最佳靈藥1。其實，臺灣文學中，以農民、農村為題材的小說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工業取代農業的遞變過程中，顯著的農꜊灝h衰現象，和農民在逆流中掙扎顯現的辛勤與苦楚。而七○年代以後，作家所描繪的農村景況及農民生活，是異於日據時期及戰後至六○年代的，站在歷史演進及研究的立場上來比較、觀察，是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從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到六○年代的工業起飛，臺灣社會成功地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臺灣的經濟起飛，一方面使得國民所得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農村的人口外流到都市，城市、鄉村互動的結果，對於農民有何影響？是喜？還是悲呢？身為農村後代的青年們，他們內心又作何感想呢？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
第二節、新生代農民作家的覺醒
六○年代是現代主義盛行的年代，當時臺灣的農民文學，除了鄭煥、鍾鐵民等人默默地耕耘外，整個文壇不是充斥著反共文學，就是現代主義文學。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引發臺灣社會內部結構性的變化，也刺激了社會意識的覺醒。知識分子擁抱人民、參與社會，造成一股回歸現實、回歸土地的熱流，觸動了寫實主義文學的復甦。此一延續著新文學運動崛起以來，重視社會現實，反映苦難人民生活為使命的文學傳統，也隨著七○年代的時代腳步甦醒了。接受寫實主義徵召的七○年代文學，強調了文學參與的態度，提出文學反映社會、反映現實、反映人生的主張，這種精神猶
如回歸到日據時期臺灣前輩作家的抗議精神。七○年代為何農民小說會再甦醒過來呢？這是值得探討的。我們知道，文學必須從土地紮根，才能綻放美麗的花朵，屹立在文學史中，成為時代的見證。戰後臺灣文學藝術對社會責任的疏離和排斥，其最大的原因，在於統治權力常常藉著社會責任的名義嚴重破壞社會參與的實質。因而充滿官方干預色彩、充滿官方指導色彩的文學藝術，使原來具有濃厚社會關懷色彩的臺灣文學家感到不恥、不屑和不滿。
對臺灣文學的發展史而言，一九七○年代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無疑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它使得臺灣的農民文學再次提頭挺胸。臺灣文學雖然一向具有寫實的傳統，但五○年代及六○年代卻「奇異」地為現代主義所征服，直到一九七○年開始，寫實的風氣才逐漸復甦，而七○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則顯示出本土的寫實文學已快速地成長至一高峰。雖然當時描寫臺灣農村的作家並不見得很多，但是由於優秀作家的出現，使得臺灣的農民文學「風雲再起」。年輕、新銳的作家，意氣煥發，群策群力地控訴資本主義化的臺灣社會剝削了廣大的農村，不但對農村沒有任何回饋
，反而加深及摧殘了農村與農民，使得農村凋敝，農民無以為生。為何新生代作家在接受了現代主義的洗禮後，又能回過頭來關心當時殘破不堪的農村與農民呢？個人認為跟時代的空氣有很大的關連。對於農民小說而言，成長於鄉村的年輕作家，在接受了都市文明的洗禮後，當他們再回到農村時，目睹農村的一切，便不得不反省農村的現象，即使他們不是道地的農夫，但是農夫的遺傳性格畢竟還是天生就存在的，在他們的筆下，讓我們又看見農村歷史的演變。那時期出現的宋澤萊的系列小說，洪醒夫及林雙不等人的眾多短篇，都理直氣壯地指控了農村被踐踏、被損傷的殘酷
事實。這可以說是成長於臺灣農村的作家，對於哺育他們的農村的一種精神上的回饋。他們清楚地訴求地表達了農民應有做人的尊嚴，要有足夠溫飽的物質生活的權利。此外，時代的解放及社會的多元化也是原因之一，特別是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的「美麗島事件」的影響有極大的關連。戰後的臺灣文學，在國民黨中國政權體制下，充滿了許多以歌功頌德、以附庸政治權力的口號文學。隨著商業力量的興盛，更顯現出從政治汙染轉而沉淪在商業汙染的文學2。然而文學的良知是不應該被埋沒的。每一個作家會生活在一個具體的時代，而每一個時代應該會有牽涉到大多밊⑤螻釭漯懋|變動或社會問題，這些刺激成為作家創作的泉源。七○年代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農村後代大量移居都市，當時新一代的臺灣作家，將焦點放在現代主義的文學技巧，他們的眼光始終未放在臺灣日益破敗的農村，直到鄉土文學論戰帶動整個風潮後，始有新生代的作家回頭看待農村、關心農民，有了新的覺醒。鄉土文學並非屬於社會某一個特定階層的文字，所以它描寫的範圍頗廣，它積極地寫農民、工人、漁民等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卑微人物。曾幾何時，農民文學在臺灣幾乎面臨絕跡，所幸戰後仍有極少數的臺灣作家默默地耕耘，勉強地維持一脈香火。然而，七ꄊ釵~代以來的臺灣社會逐漸進入高度的工商業社會，人們生活的主要舞臺已經離開泥土與鄉村，人們每天生活在都市叢林裡穿梭不停，早已跟廣大的農村斷了臍帶。以世居都市叢林裡的人們而言，農村只不過是陌生的、落後而汙穢的地方，也許只不過是休閒活動的有趣地方而已。然而出生於六○年代初期，以後在都市叢林裡定居、求學、組織核心家庭的一部份八○年代的新人類，他們並沒有完全忘去農村的一切。他們的父親在六○年代初期，由於農村經濟蕭條，不得不離開威權主義底族長領導方式主宰的農村，來到都市叢林打工謀生。過年過節也會帶這些在都市長大的子弟ꘊ^到農村去探望爹娘和舊居。因此，八○年代的一部份新人類，包括脫離農、工階級，擠進中產階級的新人類知識分子，他們和農村的關係是藕斷絲連的。他們有童年時期在農村過活的甜蜜回憶，也有些淡淡的鄉愁。雖然都市叢林裡的物化和異化，使得他們變成相當冷漠而疏離的人，但是農村生活的回憶，猶如一種責任，有時候他們也會為農村的凋敝而禁不住憤怒和關懷。但是他們無能為力，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農村繼續衰亡以致於滅亡。新生代中的一些作家，也並非不想回饋農村的。他們想要靠他們一枝筆去描述農村的真實情況，喚起有心人注視農村的困境，解決農村剝削ꨊ熔ˇP制度，使農民恢復做人的尊嚴和豐裕的物質環境3。
在新一代的臺灣作家中，刻意反映農村與農民生活的，在現階段臺灣的農村文學中，雖然不乏其人。然以小說的創作而言，以洪醒夫、林雙不與宋澤萊這幾個臺灣作家較能夠反映現實的臺灣農村。基本上他們都是來自農村而且都是農民子弟，時代價值觀的改變，使他們成為農村後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戰後成長的年輕一代。身上既無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精神包袱，更無上一代遭遇到的語言上的障礙。他們也沒有經歷過那種物質極端缺乏的時代──那種行無車、足無鞋、食無糧、衣必補釘的困境。他們來自嘉南平原一帶的農村，可以說是典型的「莊腳囝仔」，他們都是鄉下長
大，後來求學的時候才離開農村到都市裡去繼續求學。或許農村小孩初到都市花花綠綠的世界，起初不免受到吸引，這時他們腦中想的不多，然而一旦回到農村，在城鄉差距的明顯對照之下，難免有所啟發。這時他們所見、所聞的農村現實，讓他們急欲表達、反映在文學作品裡。加上臺灣逐漸地進行「民主化」，因而社會言論較過去自由，「白色恐怖」的陰影較少影響他們的創作，因而當他們在都市生活一陣子後又回到農村，對於農村破敗的現象以及父祖的辛勞，不得不讓他們有一番領悟，這一領悟，無疑地又促使臺灣的農民文學起死回生了。不過，新一代的臺灣作家描述
農村及農民生活很明顯地偏重時代變遷下的農村苦境，社會性觀點強烈，較忽略了農民原創性的性格及其不被歷史和社會變遷所淘汰的生活和習性，描寫在工業化的衝擊下農民生活的困境乃是新一代作家共同的題材。
「人生是一部有血有淚的歷史。一部偉大的作品，不管用什麼形式，都是在表達這種有血有淚的生命史」4從現實角度看：「臺灣文學」的性格是生活在臺灣的人們苦樂悲歡的發言人，理想與期待的發言書，不僅表達人的思想與情感，而且記錄社會變遷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訴說出民眾的心聲與情懷。所以文學家在本質上是社會批評者，他的任務是以超然而又介入的身分，以文學的良心與公眾的道德，為社會指明病症。實際上，它不僅為社會指明病症，它甚至為人生指明病症。文學反映時代、領導時代、創造時代，這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發軔以來一貫傳統。唯其是反映的，臺옊W文學始終忠實記錄了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和諧與奮鬥5。文學是心靈的呈現，是生命的反映，是人生的縮影，它顯現出一個時代的精神，也為歷史留下見證。文學也應該表達「人權」的精神。若是整個社會的大多數知識分子，講起話來，避這避那，大繞圈子，寫起文章，顧忌這考慮那，不能將自己的所見所思，坦率直言，甚至等而下之，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不以為非，如此怎能培養出恢宏磊落的胸襟？一個寫作者，倘若不能胸懷蕩蕩的下筆，還有什麼值得稱道？倘若不能面對真誠的自己去寫作，又怎能為社會、為生命做見證呢？為了強化文學溝通、社會及歷史的功能，
必須使用平易的文字，以平實的筆法反映現實，促進改革；以史家的嚴謹記錄事實、保存史料。臺灣文學家既以文學為職志，就不能不挑起記錄時代的歷史重任。
第三節、新生代作家筆下的農民與農村
如前述，七○年代前後的農村景象，林雙不、宋澤萊及洪醒夫等則有較生動的描寫，並且具有強烈的人權色彩。他們皆是在戰後出生的，也受了完整的教育，如果跟日據時期以及戰後的作家相比，應該是較幸福的一代。他們從學習中得來的知識，有助於回顧和接受這塊土地的歷史之河流的脈絡，進而培養出堅強的信念；放開抽象的理念，以這一塊土地上的民眾光明的遠景為起點，傾向於實際的保鄉衛土。來自鄉村的他們各以其優秀的文筆寫下了關懷農民生活的小說作品，讓我們看見了具體的社會、具體的生活，具體的人，以及由具體的社會、具體的生活和具體的人所構成的
脈動著的歷史。同樣地，林雙不、洪醒夫也以他們的所見、所聞，刻畫臺灣農村的演變及農民的生活。
一、洪醒夫筆下的農村與農民
在六、七○年代，洪醒夫在文壇可算是頗負盛名的作家6，當時許多徵文獎項上，都可以見到他的名字，不過當鍾鐵民戮力刻劃農村時，洪醒夫還未將目光放在農村題材上。自一九六七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逆流〉，直到去世前在報章雜誌上，洪醒夫陸續發表不少文章，其寫作年代跨橫六、七○年代，所以寫作風格也深受時代的影響。一九六○年代，雖然言論與思想仍受到嚴密的限制，但官方到民間都開始逐漸脫離戰亂、飢餓、流亡的心態，開始認真生產和建設，由於受教育人口增加，人口往都市集中，到六○年代中期，臺灣已完成工商、農業轉型期的初期階段，不過當긊阞獄O灣社會仍停留以農業為主、工業剛起飛的狀態。在當時，許多新的觀念、看法引進、改變，是個思想、生活都開始大跨進的時代。從文學技巧方面來看。洪醒夫早期的作品顯然多少受到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如〈渴〉（1969）中內心的焦慮、徬徨的「我」與「她」、〈人間遊戲〉、〈吞舟之魚〉等可以感受得到。當然，這與文學界方面，反對五○年代的「反共文學」有關。當時來台的第二代作家於六○年代提出了「橫的移植」，尋求全盤西化而引入了現代前衛的意識形態和寫作技巧7，尋求內心的探索，而在這追求現代主義文學的同時，其基本創作意識仍是寫實主義，
並未忽略對現實人文或環境的觀照。相對於此時現代主義風行的同時，臺灣的農民文學在六○年代，則是埋頭深耕的時代。由於洪醒夫曾加入《臺灣文藝》，此雜誌主張「文學反映人生」及並且了承繼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基本精神，特別著重鄉土色彩，強調地域性與社會性觀點，此種論點深深影響了洪醒夫中、晚期的寫作風格，因而觀諸洪醒夫中、晚期作品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多取材於自幼家鄉的經驗與所認識之人、事。
從七○年代起，洪醒夫的作品開始以寫實的筆法，刻劃農村人、事、物，由〈跛腳天助和他的牛〉（1970）開始，堅定的捨棄現代主義的殘渣，走向描寫紮根於農村困苦的現實，因而產生不少佳作。此類以傳統農村人物為主的作品有：〈金樹坐在灶坑前〉、〈扛〉、〈僵局〉、〈黑面慶仔〉、〈吾土〉、〈牛姑婆站在黑暗中〉、〈豬哥旺仔〉、〈半遂湖仔的歲月〉、〈父親大人〉、〈馬家大宅〉、〈歸鄉第一天〉（1980）......等。洪醒夫除了刻劃周圍人物外，對於六、七○年代因工商業繁榮，導致農村勞動力外流、城鄉財富與觀念差距過大......等轉型期之社會問題也深
入觸角，如〈清水伯的晚年〉、〈散戲〉、〈瑞新伯〉等。藉著作品呈現他周遭小人物所面臨的問題，呼籲社會大眾來共同關心，俾使社會達成更理想的境界。
洪醒夫的寫作風格在他使用了「洪醒夫」為筆名之後，才真正確定了下來。這或許是他深切體會了「眾人皆醉，惟我獨醒」後，企圖以筆寫下人間（特別是他所成長的農村）種種的不平與遺憾吧！「我用平凡的文字把它寫下來，想寫給我的妻子、兒女，以及以後的子孫看，希望他們不要忘了我們的來處」（《黑面慶仔》自序），從這段自白，我們不難想到他的著述強烈的企圖心。洪醒夫作品中的文字，除了流暢洗練之外，最重要的是加入了鄉土樸拙的自然美感，「方言」的應用有其特殊性，特別在六、七○年代，洪醒夫確實做到了「我手寫我口」。他巧妙地把一些臺灣俗諺
和特殊語彙用於對話裡，精確而親切，即使那時臺灣的國語（北京話）推行運動推行得很成功，相對於洪醒夫的文章中使用了鄉土話入文的方式，洪醒夫的確是獨樹一格的。例如：「散散去」、「我不敢對你白賊」、「乞食身也想要皇帝命，一點點艱苦就大呼小叫」、「人說吃老剝無土豆，找我這個老廢仔做啥？」、「十七兩翹翹」、「七月半鴨仔，不知死活」......等，將臺灣農民的形象、生活，藉由方言充份的表達出來，而且也由這些角色的對白中，了解到各各角色的個性與看法，讓人對農民角色留下深刻的印象。洪醒夫的小說中的農民都是極為平凡的農村人物。正由
於這些平凡的人物，讓我們對於農村的改變有了深刻的印象。洪醒夫喜歡讀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的作品，而這些作家的作品也大多以土地中的人民為主角，均擅長描寫農民、小市民的生活，此外影響洪醒夫最大的是鄭清文，鄭清文的文字，平淡中有甘味8。洪醒夫顯然深受其影響，從他的作品中那種平實中流露出自然來的風格，就可以想見了。
洪醒夫對「窮」有特別的感受與領略，他的小說中的農民幾乎離不開一個「窮」字。其實卑微的小人物與樸實的農民，在社會上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窮。臺灣自從國民政府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後，並非所有的農民都能領取土地。雖然「整體」生產力增加了，但仍存在有「個別」無土地耕種及僅有少許薄田的農民仍為生活掙扎，洪醒夫描寫了這些人物，使我們注意起這些少數的弱勢。像〈豬哥旺仔〉老是「失衣衫穿得髒破，戴著斗笠，......把他僅有的一隻高大雄健的黑毛豬哥趕來趕去，......以延續豬族生命掙養一家的生活」、〈半遂湖仔的黯淡歲月〉中開雜貨鋪子，卻沒有什
麼生意的湖仔，還得忍受小孩子的欺負；此外像〈歸鄉第一日〉中因無田幫人代耕的黑張飛與亮仔，......等人。不過，洪醒夫筆下的窮人都很有骨氣，窮得正正當當、清清白白，雖然受了委屈，但仍告訴後代子孫「讀書要認真，人家都看不起我們田莊人，你要爭氣」（〈四叔〉）、「你要忍耐，要打拼，要有勇氣，......，你阿公阿媽，那阿爸阿母，你阿叔阿嬸，攏是不識字的土牛，你要打拼！」（〈父親大人〉）顯然洪醒夫將自己的人格、個性及價值觀投射在小說中，在〈豬哥仔旺〉中，洪醒夫寫著：「一直到我長得夠大時，我才知道窮人有時實在是脆弱不堪的。」洪
醒夫筆下的農夫大多是無田者或只有薄薄的幾分田，雖然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以來，有了自己的田地，但是生活卻與日據時期的無田佃農相似，這些農人他們十之八九未受過教育，所有的知識觀念大都來自鄉村中的戲曲、廟宇與村人耳耳相傳。不論是農村或是城市中，傳統或是變遷中，戲曲與廟宇所傳達的儒家的孝悌、親親為大的觀念，再加上輪迴因果之說，形成了這些目不視丁田莊人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男子漢，一跪天地，二跪神明，三跪父母，其他的沒有下跪的道理！」〈吾土〉正是這種觀念的具體寫照。
從洪醒夫關於農村與農民的小說刻劃中，我們看到了他企圖反映：在工商業利益至上的觀念衝擊下，視土地如財富，甚至是家族綿延的象徵的老一輩農民，不適應時代變化之悲哀（與林雙不反映老農民與其農民後代的相處，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農村的迷信，亦是洪醒夫反映的主題之一，馬水生的父母在生病之後，第一個反應是求神問卜，神明解決不了的才送醫生。卻已回天乏術了；〈僵局〉中問神與「叫魂」的宗教儀式進行過程，刻劃得栩栩如生、〈神轎〉、〈盜墓〉、〈牛姑婆站在黑暗中〉、〈人鬼遊戲〉......等亦反映了相同的主題。〈僵局〉的內容是描述一名
鄉下婦人被村中的小混混騎車撞倒在地，我們從這篇小說中看到：受根深蒂固傳統觀念影響的父親，堅持一切看醫生、換醫院前要先收驚再醫軀體，因而引發一場受知識教育的兒子與道士、鄉民代表的爭論。〈盜墓〉是描述一名賭徒在窮途末路之際，決心盜村民祭拜非常虔誠的「伏樹千歲」之墓，卻因而發現村人的盲目崇拜的對象只是一堆白骨；〈神轎〉是藉由一場道士起乩的法事，不孝子鐵牛被神明選為抬轎者之一（品行端正者才會被選中），使得鐵牛的父親在氣憤之餘上吊自殺。神棍鐵牛父親的自殺死亡的安排，似乎表達了洪醒夫對農民迷信、無知的控訴與無奈，身為
農村後代，又是知識分子的洪醒夫，難免感慨萬千了。五、六○年代，由於城鄉差距大，田莊人不懂得爭取在醫療保健上獲得國家的照顧，也不懂得如何透過制度化的急難救助謀求解決之道，一切只能束手無策歸諸於「命」9。拜天地是由於天地是哺育萬物之母，拜父母是基於親情家族綿延之故，拜神明則是一種泛神的宗教觀。面對數不盡的天災人禍，樸實的鄉下人最相信的就是以「命」來解釋人生，因此，因果報應、輪迴轉世、道士神仙、占卜算命在目不視丁的鄉下人眼中，正是天命與改命、救命的方法。
洪醒夫的小說最大的特點，是能將過去農村那種農民的樣態與觀念，經由小說人物的對話展現出來，猶如一部攝影機般的自然、平實，卻蘊涵內在意義。我們看他對於農村普遍存在的迷信，將「拜神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救命丸」寫得活靈活現，「昨天問過神，吳府千歲說，等病情略為好轉時，就回去收驚。」（〈僵局〉），「......每逢初一十五，都要面向東方膜拜鬼神，...遇到有人表示不信鬼神，她就要嚴肅的罵，罵完了還要替人請求神祈原諒。」（〈牛姑婆站在黑暗中〉）。洪醒夫對這種現象的反應是：但「所有的人都視這事為當然，你反對，你就是異端，異端됊N是孤掌，孤掌就難鳴。」，而且「有時候並不一定是知識指導一切，......所有真知卓見便不得不懦弱地卑屈下來。」（〈僵局〉），洪醒夫顯然將這股期待鄉人改變的想法寫下來，以「反諷」的筆法加以苛責，尤其對於視為「改命」的道士以此歛財的騙人行為相當不滿，所以看他刻劃下的宗教界人物，總是一副尖頭鼠嘴的模樣，例如〈僵局〉中與鄉代、混混等人一鼻子出氣的「法師」、〈人鬼遊戲〉中見了閻羅王仍要死鴨子嘴硬的「道士」等。至於無法將迷信與宗教劃分清楚的鄉下人，洪醒夫除了赤裸裸的指出愚昧的一面外，骨子裡實在是寄予無限的同情。
基於對土地的依戀，賣地，對農民而言是一件不得已的事，農民在洪醒夫的眼中，是一群「實實在在過日子的人」（〈四叔〉），「要不是不得已，狗母生的才賣地啦！」〈吾土〉中馬水生的一句話，將農民重視土地，視之為第二生命的態度透露出來。〈吾土〉故事中患重病要賣土地的父母，其實就是影射洪醒夫的祖父母，馬水生就是洪醒夫父親的寫照。洪醒夫藉著上、下兩代的際遇，反映了臺灣農民的土地觀念變遷的過程，「......光復前，連一畦菜圃都沒有，光復後好些年，土地政策一實施，一家人種的那幾十甲地，竟然都變成自己的！真像一場夢；可是......，兩年
，只不過短短的兩年，又有這麼大的變化，轉眼間，土地全賣光了，這又像一場夢，想不到的夢！」（〈吾土〉），這個故事開始於鄉人馬水生為了替父母治病，而在無奈的情況下，變賣僅存的土地，其間穿插交代這片買主出價一甲十二萬的土地是其父母在日據時期，甘冒被日警槍斃的危險，忍辱含屈偷偷在麻風林中種蕃薯，省吃儉用積存下來的；最後年老的雙親在發現偌大的田產被賣光後，雙雙上吊自殺。馬家重視土地，是因為它是家人生命、榮譽與家族奮鬥、團結的象徵，當土地一塊塊的離去，馬家剩下的只是失和、貧窮與死亡，與此觀念相同的創作有〈跛腳天助與他
的牛〉（「牛」與「土地」是等值的象徵意義）、〈豬哥仔旺〉（土地換成「豬仔」），牛、豬與土地在洪醒夫的小說中似乎成了「同義詞」了。
洪醒夫描寫臺灣農村社會逐漸過渡到工商業社會的歷程，顯然也完全體會並且敏銳地抓住社會轉型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當然，那些主要生活空間在鄉村，卻跟不上時代腳步的卑微人物又是他關注的對象，因此他塑造了〈清水伯的晚年〉與〈散戲〉、〈瑞新伯〉這樣的作品。〈清水伯的晚年〉這篇小說，敘述七十多歲的清水伯，在老伴過世後，搬到臺中與長子金火同住，卻因觀念價值的不同，而使孫子在朋友面前不識他；兒子對他也頗有微詞，甚至將他與賣零食的老太太之間的友誼，冠上父親生理需求與老太太高攀的高帽，使清水伯徹底醒悟父子間已處於對立的立場：「你們
高尚人的想法，時常和我們低級的人不一樣啦！」，結果清水伯返鄉獨居，小說在他充滿對未來的期盼中落幕。由於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變化，清水伯正代表一群完全不能適應的典型，即使處在新的工業化生產體系中，心卻仍然維持舊有的農業生活模式，於是他在鄉下自然的言行舉止，終於飽受新價值、新文明的質疑與排斥。洪醒夫知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他們在田畝中建立的處世哲學，絕對無法適應猝然改變的工商社會」而成為「趕不上時代腳步的小人物」。
〈散戲〉則是田莊本身被工業文明侵入瓦解的反映。〈散戲〉除了本身有完整、成熟的寫作技巧外，「戲中有戲」是一特色。藉由作品中一齣戲的上演、落幕，寫出了一個歌仔戲團的解體與文明的侵入，影射了農村中某些傳統價值的一去不返。從小成長於鄉村的洪醒夫，熱愛農村的戲劇，這些戲劇的內容，也是農村文盲世界的人唯一的教育來源，這種「次級文化」普遍存在於農村中，他們從中學會通曉事理與待人處世的方法，然而受到工商業文明的侵入，它們幾乎消失殆盡，能苟延殘喘生存下來的，不是隨波逐流完全失去自己的本來面目，就是在痛苦的掙扎中敗下陣來。為
了迎合觀眾的口味，「除木偶外，真人也上臺，有穿短裙熱褲唱歌跳舞的貨真價實的女人，......」，如金發伯所說：「我想，『玉山』是應該解散了，大家去找一點『正經』事情做，好好過日子，從此以後，別再提歌仔戲了。」（〈散戲〉），這暗示傳統價值觀也已不適應這個社會了。在當時傳統價值觀崩潰，新觀念又崇尚向錢看，逐漸功利化之情形下，自然產生如「瑞新伯」這樣的人物，瑞新伯扮成乞丐在城市裡乞討，回到家鄉衣履光鮮，向村人誇示自己做生意賺大錢，他卻甘之如飴，無抱怨也不自責，充份表露出人性中矛盾與貪婪，這不禁使我想到宋澤萊〈花鼠仔立
志的故事〉中那個畸零人花鼠仔，而這不也是時代的變遷所引起的嗎？
〈金樹坐在灶坑前〉，主題則在描想農村生育的觀念，反映了農村的普遍現象，當然也將洪醒夫的家族背景反映出來，多子而貧窮，似乎也是洪醒夫的家族寫照。故事由金樹夫妻思子心切，長路迢迢的走到收養第十子的李家探子，結果兒子不識他們，還備受屈辱；接著第十一子的出生，金樹飽受村人的譏笑與責罵，但仍不願節育，在經濟的不堪負荷之下，教長子阿鼠回家商量，卻在父子各懷心事下無疾而終。在這個故事中，我們除了看到身為「長子」的痛苦與壓力外，農民的宿命觀念，點出了那個時代的癥結。赤貧的生活加上古老農村社會的不知節育，以至兒女眾多，遂使
貧民的困境更添痛苦，洪醒夫藉由金樹，呈現出農村無知的宗教思考方式：「一個人命中註定要被生下來，用任何方法去剝奪別人出生的權利，都是罪大惡極，該生不生，是謂殺生，濫殺無辜，死後要下十八層地獄的。」（〈金樹坐在灶坑前〉），面對這種難題，他不諷刺、批判，只是將現實描寫出來，讓大家反思。同時以冷靜而細膩的筆法，刻劃輾轉於固有觀念、親情與經濟下絕望的小民。洪醒夫寫的農民生活，表達的也是他們的思想和情感，更可貴的是他描寫筆下的人物所表現出的平視的態度和親和的情感。儘管他寫得客觀和冷靜，但人們不難體會到洪醒夫在與他筆下
的人物共悲歡，恐怕也是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洪醒夫對於農民那種貧窮卻不失親情溫暖的描述，反映了農民善良的天性。〈黑面慶仔〉中，女兒阿麗發瘋夠黑面慶仔折磨了，偏偏又有無恥之徒去汙辱阿麗，讓其懷孕生子，使得黑面慶仔苦上加苦，而且要蒙受鄉人們的恥笑。從黑面慶仔要把嬰兒掐死到決心哺育成人，黑面慶仔經過激烈的內心掙扎。基於「一枝草一點露，不管是貓是狗，它們會有自己的天地」，農民敦厚的天性讓他接受了現實，表現出為父、為外祖父的仁慈，也表現了道德勇氣，並體會到了生命的可貴與命運的難以違背，從「嬰兒」到「國王」心路歷程轉變。與〈金樹坐在灶坑前〉（1973）相比，〈黑面
慶仔〉（1977）顯然更富有光明面與希望。從洪醒夫的創作，他的人生觀顯然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看洪醒夫筆下的人物，往往就是農村社會的象徵，或是莊稼人命運的縮影，這些人物代表了傳統、迷信、固執、貧窮，但也老實、敦厚、知足向上；然而因時代的變遷、進步，使他們不知所措，而有一些好笑又令人同情的現象出現。洪醒夫除了深愛農村之外，極為尊重自己的父親，他說：「我衷心感謝我那不識字的父母，他們身分卑微，卻活得乾淨，使我感到心安。」（《黑面慶仔》自序）或許就是如此，洪醒夫對於鄉村所存在的問題，往往只提出問題而未提出解決之道（林雙不則在此與洪醒夫不同，最少林雙不在〈第一道曙光〉中曾分析臺灣農村問題的癥結與解決方
法）未深入探討農村貧窮的原因，或是傳統迷信觀念該如何改善，其筆下的「卑微小人物」，仍為傳統的愚昧、迷信緊緊束縛著，也有一些令人同情或惋惜的經驗。
洪醒夫筆下的農村，仍是一個貧窮、平靜、充斥各種迷信、宗教信仰的傳統農村，同時那也是一個臺灣經濟開始起飛的年代，我們不難看出外在文明的刺激與影響，傳統的農村也已經開始有了變化，這群不知所措的小人物的思想、生活，也一一地在洪醒夫的小說中呈現。可惜他的作品過於重視小說形式，反而少了一層鋒利的批判與解決之道。不過，早於鄉土文學論戰之前就發表眾多作品的洪醒夫，他的文學作品有著時代的節奏脈動，獨有的寫作風格，使他雖已去世多年，仍為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別對臺灣的農民文學史而言。
二、宋澤萊筆下的農村與農民
在眾多的新一代作家中，「宋澤萊」無疑是深受文壇矚目、並且值得一提的10，特別是他的成名作「打牛南村系列」及《變遷的牛眺灣》這兩部作品。特別是「打牛南村系列」對於農村問題的反映，有其獨到之處。對於這部作品，宋澤萊說：「......後來我關注農村社會，我寫了一些農村問題，這都是受到我的母親、伯母、嬸嬸還有農村裡許許多多婦女的感召，這也是後來我寫作〈打牛南村〉三部曲的小說背景。」11；至於《變遷的牛眺灣》這部原名《農淚》的小說，宋澤萊則有意描寫臺灣農村社會的變遷史貌，企圖透過李寅家族的變遷，描寫他們對農村社會的失望所在和
希望所託。宋澤萊描寫七○年代左右的農村問題，具有相當程度的寫實色彩，雖然他是以小說的方式來記錄這些廣泛的社會真貌，但這正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所在──為何臺灣的歷史反而成為小說呢？雖然其所描述的只是臺灣眾多住民中的一小部份人而已，然而我們要知道這個社會正是由無數這類小民的犧牲所構成的，「即使他們曾是如此窮困過，然而他們也是如此的善良」12。
一九六○年後，農村在工業至上的政策下開始飽受壓榨，農民開始在生活線下掙扎、開始流入都市。這時期的農村問題是不同於過去只有貧窮，那麼單純。「打牛南村系列」、《變遷的牛眺灣》及《蓬萊誌異》等作品，反映了臺灣社會在一九六○、七○年代經濟轉型期，工商業的發展給農民及農村所帶來的不幸災難，以及農民在這種災難中的痛苦掙扎和反抗。《變遷的牛眺灣》是一部長約八萬字的長篇小說。內容是寫一個牛眺灣居民李寅家庭成員變遷的故事，並由此特定的案例，來呈現臺灣農村居民在轉型社會裡的變遷。對於臺灣農村的變遷過程，宋澤萊顯然地有強烈的企
圖心，我們看得出來他希望以史家的精神，描繪臺灣農村的變遷，從他對臺灣近代歷史背景的掌握觀察，他成功的創作直讓人感到他似乎在寫臺灣的歷史小說。從內容來看，宋澤萊主要在於反映農村在工業發展下的農民生活，特別以主人翁李寅一家人的遭遇來反映這個現實，具有相當的象徵意義。在寫作的形式上，採用人物為主體的「紀傳體」式寫法。從文中提到臺灣戰後的農村在三七五減租與土地改革後的情形來看，「......那時的日子（按耕者有其田以後）雖然仍是苦的，但大家覺得種田實在是神聖的，大家都是田地的主人......然而，二十幾年過了，農村卻一點都沒
有見到黃金」，背景顯然放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像李寅、李村、李竹及吳娥，基本上他們都是農民身分。李寅，是傳統農民的典型代表、他的兩個兒子（長子李村、次子李竹）代表了農民的後代，他們是「屬於農村而流落在城市」的農民，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卻不能改變他們流入社會的命運，因為耕田顯然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從村長程噯的感嘆中可以了解：「其實我們都在欺瞞自己，現在我們種的田都是賠錢的，但是我們還勉力地想在地下掘黃金，早在幾年，我們就應該要離開這個牛眺灣的。」、「我要勸大家不要再指定後代耕田了」，因為「我種的
田比你們多，一甲多的地，但我一年只淨賺一萬八千元，又要繳稅。你們也好不到那裡。我不要你們有我的下場，應當想法子離開牛眺灣啊。」宋澤萊指出這是一九六八年左右的農村景況。從小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農民的後代到了六○年代後，似乎已經無法再待在農村生存了，雖然他們也有自己的土地。他們隨著都市的工業化而流入都市社會，甚而改行。「......城市的職業雖然不好，但總比種地強」。然而，社會並沒有接納他們。而吳蛾，本是漁家棄嬰，幼時被遺棄後被一對農民夫婦做養女，因被養父出賣而逃生，當了工廠女工卻不慎戀愛懷孕被人拋棄，為了給女兒治
病而淪為娼妓，不幸又被法院法院判刑，逃難中與李村相遇而結合。但卻被警察追捕又進入城市。在一家工廠當了女工，因救一位臥軌自殺的女工受到表揚暴露身分被捉進監獄。她的生命完全在極其不幸的驚濤駭浪中渡過。她的人生的憧憬一次次地被粉碎。從因果關係來看，如果不是農民養父家貧也不至於出賣吳娥，吳娥的命運其實與「窮」有極大的關連。吳娥的遭遇，讓我們想到〈漁仔寮案件〉中的葉李桃。她們都是被冷酷社會逼迫的可憐人。男性農民流入工業社會，他們可以做工、出賣勞力。不管是李村或李竹，這些農村的後代，他們不像其父祖可以留在農村耕作，社
會讓他們覺得農鄉不需要他了。李竹的耕種或者小生意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在鄉下不會更好。而整個農鄉在無形中變動了，這些因素使得他們無法抗拒地流入城市。但是「祕密合法化的罪行，包括工資的低廉、工時的過長、衛生狀況的不佳、福利制度的缺如......等等」卻無情地剝削這些勞工，平常依賴苦力來維生，有一天早晨醒來，當「他把被窩掀來，發現他的腿殘廢了。」（這種遭遇類似林雙不的〈泰山斷指〉）；而女性農民呢？有的做女工，再不然，也唯有出賣自己的肉體了「......隨著資本的發達，一些放蕩的、消遣的行業興起了。那便是影院、茶室和酒家的
設立。舞廳竟也應時營業了。這些行業更吸收了農鄉淪落的女性人口，變成低層的、沒有機會的、墮落的被迫的女性出賣肉體的地方。」宋澤萊在此記錄了一九六○年代後的臺灣農村婦女到城市幫傭的現象。「這是當時鄉下的風尚，她們做城市的下女。家裡的小孩便成了棄兒。」宋澤萊以愛鄉愛家的農民李寅一家人被逼離開熱土，到城市謀生，在城市無法生活又被迫遷返農村的二十年血淚史，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哪裡是農民的樂土？小說著力刻畫了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裡，作為歷史主人的農民，被迫害被驅趕，流離失所，坎坷顛沛的命運。
而〈燈籠花牆〉中的丁衷的遭遇，不也是貧窮使然，「農鄉的窮困使這個丁家更不容易存活了」說明了臺灣在經濟富裕背後的平民生活：一九七八年肥料的漲價、物價的波動，農政單位「計畫收購稻穀」的挫敗，導致稻價陷入空前的低潮（〈分家〉）。宋澤萊記錄了當時的農村經濟的破敗，這是在國民政府標榜農村「富裕」建設下極大諷刺。農家的沒落，耕作的沒有希望，豈是農民所願？人口外流的結果又如何呢？〈我看到櫻花樹下的老婦〉，就是敘述人口外流帶給農村的重大傷害；「向都市去的女子於今固不可能再嫁回鄉下來，即若鄉下的女子也不願再嫁一個耕夫」〈小
鎮之煙〉。回想清代鄭板橋對農夫的讚賞，譽之為「天下第一等人」，時代變遷的無情，怎能不使人感慨萬分？李寅一家顛沛流離的命運和每個人物的不幸遭遇，正表現了作者對現實社會的譴責和批判。
宋澤萊控訴的層面頗廣，眾所周知，戰後初期的土地改革改變了臺灣的結構。但是改革後的農村經過多年的演變，在宋澤萊的眼中是如何呢？「三七五減租後，農地更形分散，農地破碎，道路、渠道破損不堪。」然後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期稻作收成，土地重劃來了。」「土地的重新調整，位置的調整使牛眺灣發生了紛擾，他們拿著表格。群眾到鄉公所來，意圖辦理的人員能裁換一塊好的土地給他。」《變遷的牛眺灣》宋澤萊反映了土地重劃的立意雖美，但部份官員的「人謀不贓」，導致了執行過程的不公平現象，侵害了農民的權利，反而圖利了假農民。像李寅，他的
田本是路邊的良田，重劃後竟然成了遙遠的劣田。「日後，他原來的良田會被人蓋了工廠，大批的生意人會賺錢，但他卻被擠到一個偏遠的地方去。有沒有人來替他說話？沒有，......議會緘默了嗎？是的，有人不讓他說話，因為大家知道，任何的事都有人操縱。」（《變遷的牛眺灣》），宋澤萊描寫執行人員假公濟私的嘴臉是活靈活現的、所揭發的特權介入、農地變更為建築用地的圖利現象，頗能震撼人心。我們看到《變遷的牛眺灣》中地主的代表人物的背景，像程噯，他是大地主的後代，「耕者有其田」政策使他的土地變小了。從這裡我們也看到地主家庭的沒落；而收
錄在《蓬萊誌異》這部小說集中，我們也不難從其中描寫農村人物中的幾篇來印證當時的地主。〈舞鶴村的賽會〉中的李高，「在戰前，他承襲了遺產，竟有二十餘甲的土地，家宅的地下埋藏了數不盡的龍銀，這些財富足夠讓他娶一妻二妾，並生了大大小小十三個小孩，過得富足、豪貴。」、「然而，李高的家況慢慢轉變了。那便是土地政策的改變，一九五○年以後，李高的土地慢慢地減少了。那些土地逐漸在變遷中發放給鄉人了。」、「一九六○年，他（李高）的大太太以和姨太太不合為由，和兒子離開舞鶴村，去城市做事情了。」；〈蕉紅村之宿〉中的李煙家「在工農
業變遷中，支離破碎，家人離散，或走或徙」；〈婚嫁〉中林芙蓉家族的沒落「林姓昔日是古鎮的大家族，在迭次的土地變革中，他們的親族便沒落了」。我們從宋澤萊一連串的小說中，看到了戰後土地改革後地主家庭的沒落與悲哀。
曾經沈迷於現代主義的宋澤萊他的寫作風格轉變，比較明顯的從「打牛南村系列」開始，而且描寫的是其土生土長的地方──雲林二崙。雖然以小說的方式來記錄這段歷史，加上寫作技巧的關係，多少降低它的寫實色彩，但是透過其背景的分析，我們仍可發現臺灣在七○年代前後農村的變遷過程及軌跡。並且宋澤萊以「嘉南平原」這個臺灣農業史上最為重要的地區，作為其空間背景來敘述其中的一個小村落的故事，這對於在探討臺灣農業經濟發展「成就」上，在比較上特別具有其特殊的意義。以宋澤萊生長的時代及背景來看，這部「打牛南村系列」作品是有其現實性的。他
關心鄉土、來自鄉土、反映社會現實，特別是描述社會變遷中，下階層人物的境遇，有他獨到之處。我們看他的作品，必須先了解他的寫作動機，因為他的作品多半與國內現實狀況有關，我們看他所謂關注現實而寫出來的「現實世界」，並不一定皆可完全當真，他筆下的人物，也並不一定是真實世界的人物，因而，我們實不必苦苦追究「這些都是真的嗎？」，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他所要表達或反映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村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許南村（即陳映真）認為宋澤萊是以「一九六○年代以迄今日的（一九七八），變貌中的臺灣農村為背景，描寫生活於
這個背景中的人的困境」13。在其最早發表的作品〈笙仔和貴仔的傳奇〉，寫的是打牛南村困阨的境遇，是另一片黑暗而悲慘的世界。以蕭家這個傳奇性的家庭為中心，企圖對農村問題作一剖析。宋澤萊以家鄉雲林縣二崙鄉附近的一個小村落為背景地點，就讓人覺得有很強烈的寫實色彩。由於打牛南村確有其地14，加上宋澤萊出生於雲林縣二崙鄉的背景，使人更容易對其寫實主義的精神產生認同感。
「打牛南村系列」的系列作品共有四篇，如〈花鼠仔立志的故事〉，內容敘述打牛南村裡一個叫做花鼠仔的畸零人，他的心靈受外在環境的扭曲，一開始因家貧受地主欺凌，遂將韓信當作效習的偶像，取其雪恥垓下之意；次求上進中舉，以光耀門楣；再則以洋人為父，終則淪為一貫道之乩童。從花鼠仔的身上，我們可以窺見臺灣農村三十年來的變遷軌跡。而〈笙仔和貴仔的傳奇〉，內容則敘述蕭家的大兒子笙仔，是一個擁有善良美德和勤儉、認命、古意的農民，貴仔是笙仔的兄弟，曾唸過農校，有抱負且不滿現實，亟思改革現實體制，但他先是跑到都市，又回鄉當國中教員
，因痛罵教育界的黑暗而被解聘後，只得再回到耕作的老路，然而，最終他還是敗在包田商手下，不得翻身。在這篇小說裡，我們可以發覺作者藉著這篇故事來反映農村的社會問題，諸如：農會的功能？合作社的功能？自治會的功能？農村輔導員或農業推廣員的功能？運輸制度的功能？甚至民間宗教的廟宇功能？......等方面。作者在這裡使用的是扭曲、誇張、幽默、諷刺的手法，他的焦點雖放在妥協茍存和堅決反抗的兩個極端角色上，但他所欲揭露的則是三十年以來，臺灣農村全體農民的共同命運；而〈糶穀日記〉是以日記的形式，將打牛南村最關鍵的五、六、七月中，
所發生的典型事件呈現出來，描寫了打牛南村的農民被商人殘酷剝奪的情景。這幾個月是農村的收穫期，霪雨天氣影響稻穀的收成，也使得穀價大跌，政府既拿不出具體的保護農民政策，保證價格的徵購除了數量少外，又有手續繁雜、承辦人刁難等弊病，孤單無助的農民，最後只好讓糧商任意剝削、宰割。這其中又有喪心病狂的鄉親，例如打牛南村三大派系中最強的一派林白乙，這些早已離開農村到城裡做生意的大戶人家回到家鄉進行糧食投機，利用農民的善良、誠實等美德，施以巧計，僅以三成現金詐騙農民的稻穀，他收購稻穀「價格高出一般的糧商，又好買賣，從不分
良穀劣穀，即使出芽得十分嚴重的，他開出的購價也不低於五百。」但是林白乙心懷鬼胎，老實、忠厚的農民辛苦了一年，總想賣個好價錢，對商人的內心藏奸，根本沒有覺察。當林白乙將農民的大批稻穀弄到手後，就傳出「林白乙倒閉了」的消息。農民因城裡的企業倒閉，所欠的七成稻款分文未還，僅以百分之三十的代價就被林白乙掠奪而去，農民相繼破產，真是欲哭無淚，投訴無門。「伊娘！搶一塊錢判死刑，搶一百萬一千萬的人卻連一點罪也沒有，這款的法律！」荒謬的代表正義的法律和警察，竟淪為歹人護身的工具，使得打牛南村民「屋漏偏逢連夜雨」。最後，他
們雖然從兩季間的瓜和菜，獲得一點補償性的收益，可是迷信又在一旁蠢蠢欲動，利用乩童的作法，誘拐村人把辛苦的收穫奉獻出來。這篇小說所描繪的，正是臺灣農村典型的，一再輪迴發生的悲喜劇的縮影；而在〈大頭崁仔的布袋戲〉中，宋澤萊藉著打牛南村廟戲裡的大頭崁仔班主的境遇，與其主演的「一江山報父仇」的戲碼，作時空上的交錯跳接。這頗似電影般的手法。宋澤萊似乎有意表達「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人生觀，隨著經濟腳步的發展，一些傳統民俗如布袋戲，始終是要沒落的，大頭崁仔終於不想再在鄉下待下去了（有如洪醒夫的〈散戲〉）。我們看到了大
頭崁一家人的悽慘，而其原因則是「他父親盲亂地打工，租來一畦的土地，他們守在稻作的旁邊，但沒有種植的經驗，一期逢到紋枯，二期逢到水旱，和著一些稅都繳出去了，還貼許多錢。負欠著一身的債，他們窟守著飢餓的到來。」看來宋澤萊，是希望仿同日據時代的文學家去反映一些被壓迫者的心聲。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是「戒嚴」的，任何抗爭都是被禁止的。同樣的，「人權」也是被漠視的。宋澤萊藉著蕭貴這個人物，表達了他的不滿與抗議，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缺乏言論自由的政治背景。這些不自由的現象，在解嚴後的今日，讓我們更感到言論自由的可貴。宋澤萊除了
利用人們痛罵林白乙詐欺了整個打牛南村的穀子，是禽獸不如的東西外，還憤怒地控訴保護林白乙這種大騙子、大罪犯的法律，來反映作者的抗議人權不公的態度。
宋澤萊的創作其實是有其深意的。他顯然試圖將急速工業化、甚至說是汙染化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及社會變遷，畫出一幅龐大、完整和翔實的圖畫。特別是著眼於農村的諸多不平等、不合理現象及農村社會問題。特別是其藉著小說來記錄並揭發農村的種種黑幕。他明白地控訴：「......在這個農業和工業蛻變的社會裡，我們的決策者在犧牲一些孤苦的無告者，霸道的、沒有仁慈的、偏頗的法律沒有照顧一些受苦者，某些集團用盡一切的手段來榨取廣大的低受入者，當決策者高喊經濟成長時，而經濟成長的骨子裡是什麼？」。「......工業化逐漸在推行，但是我們的社會問題卻
日益嚴重。我們所謂的經濟成長了，但對人的傷害愈大。我們的人道並沒有跟著所謂經濟成長而成長。」（《變遷的牛眺灣》）不論是《變遷的牛眺灣》或《蓬萊誌異》甚至「打牛南村系列」，我們不難看出他的目的，他是試圖描摹小人物共同的喜怒與哀樂、仇恨和愛情、貧賤和高貴、掙扎與沉淪，以及記錄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平民經濟社會狀況；並在那種環境中去探討他們的反映。新一代的臺灣文學作家（特別是宋澤萊與林雙不），他們幾乎有著相同的目的，也就是不肯向惡、虛偽、悲慘妥協「當我們遇到時不要沈默不語，或把頭低下，應該挺身而戰......，我們殖民地的
父老有著許多的委屈、痛苦要述說，那些心裡的話由於嘴巴的被堵而無法傳遞而無法傳遞到每人的耳中，一個作家正應該一字不差地將那些話記載出來。」15「一切的依戀，沒有比對父母和土地的依戀更令人感動的」（〈蕉紅村之宿〉），宋澤萊表達了他的熱愛農村。即使他的創作，不管寫實主義的態度是超然中立的，或許自然主義加上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社會觀，他們的寫作動機也往往是基於一種對社會黑暗面的不平與憤慨，當然，這是隱藏在客觀的姿態後面的。無論如何，宋澤萊用最淺顯易懂的文字、平鋪直敘而不繁複的技巧，描寫農村中平凡、普遍的人物，雖然他們有
的有不平凡的遭遇，在情節結構上大都先點出時間、地點、環境狀況，然後再描繪記錄出文學家所見的「自然切片」。他的文學作品中所顯現的良心與社會的良心是值得重視的。我們怎能不檢討政、經政策而為殷鑒呢？說他心懷人世間悲喜，實在也不過分。
三、林雙不筆下的農村與農民
林雙不，一九五○年生於雲林東勢厝，祖先是沒人讀書識字的農家。林雙不自述說他是家中第二個有讀書的，家中從他哥哥才開始有人讀書。林雙不原名黃燕德，他是新一代臺灣作家中相當傑出的一位。八○年代無疑對於林雙不的創作有極大影響，因為從一九八三年起，林雙不在報章雜誌以系列作品以臺灣的農民為主題（特別是以林雙不的故鄉，那片「臺灣島西部廣闊的田園」）的小說連作「臺灣島農村人物誌」震撼了整個臺灣文學界，他要寫他所親眼看到的，以及從雙親，從街坊鄰人，從許許多多一生艱苦奮鬥、不畏任何折難的臺灣人口傳下來的故事。過去儘管林雙不的
作品內容及題材涉及了各種方面，諸如校園、農村......等，然而從其「......感謝農村的血液凝聚了我生命中的燭身，同時高興現在自己能夠為她燃燒，雖然只有一抹微弱的光......」16的告白看來，林雙不的文學作品，是相當具有意義的。分析林雙不的改變，基本上與他十多年來的文學歷程的自我省思及臺灣社會環境的逐漸開放、工商業所形成的畸型變態、社會的紙醉金迷、道德淪落，人們對民主的追求，鄉土文學運動以後臺灣文學的歷史使命等因素有關。林雙不早期關於農村人物的描寫幾乎收集在較早的《臺灣種田人》（水芙蓉出版社，以筆名碧竹發表）及《筍農林
金樹》（前衛出版社，以筆名林雙不發表）這二本小說集裡。
綜觀林雙不所描寫的農村人物，表面上似乎頗為雜亂，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地觀察，會發現林雙不似乎刻意要將臺灣七○年代以來的農村發展，留下歷史的見證。包括了土地價值的轉換、農民性格的扭曲、迷信而多生育的農村、工業發展下環境的汙染以及「文明」對農村的侵襲等等不同的面相。從林雙不關於臺灣農村景況及農民的描述。我們可以感受到七○年代的農民，他們雖然有自己的田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關係），但是並不富裕，他們有的在農忙後還要兼副業才能勉強維持家計，像〈春成的賠命錢〉中的蘇水生在農閒時還要做買賣破爛的生意，因為「蘇家只有四分鹽
水浸過的地，收成有限，幾乎餵不飽一個壯年男人的肚子」、〈滷蛋與父子〉中的李添丁也是一樣，「全家就靠那麼薄薄的六分地，大小九口又要吃又要穿又要上學......」、「平常一家五口靠著七分薄田，總有蕃薯吃，卻無論如何沒有很多錢往醫院送......」（〈金蘭的第四胎〉）、多生育又重男輕女的農村其實是非常窮困的，「整個村子，除了陳醫生一家，還不都是一個一個又黑又乾又瘦」（〈滷蛋與父子〉）。當然，比起日據時期的臺灣佃農，他們是有希望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土地無疑是衣食父母，可謂第二生命。但是耕者有其田這個政策，雖然給臺灣無地的佃農
擺脫了無地農人的地位，但是隨著「農業發展工業、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下，雖然富裕了臺灣的經濟，但是卻使城鄉的差距加大，農人種田的所得卻無法養活一家大小，工業的發達，使得年輕人不再願意留在鄉下，其實，他們也無法靠那薄薄的幾分田地過活，不得已之下，他們不得不流入都市去謀生，可惜教育水準的關係，他們無法完全與人競爭，不得不做一些粗重的工作來養活自己。〈義雄救夫〉中的年輕農民義雄及〈泰山斷指〉中的泰山、〈憨面田的心肝火〉中的吳明田及阿怨，都是由於「種田太辛苦了。無瞑無日。無路用無出脫，還讓人家看沒有。」他們不得不離
開農村、離開自己的父母，遠到都市去謀生。但是，上天並沒有厚待他們。林雙不在此揭露了「種田人，要不是有小孩在外頭工作寄錢回家，生活的溫飽都有問題」（〈泰山斷指〉）以及農村的現代化並不是純粹農業所得的事實。〈南嬸婆的電冰箱〉中，明白地反映了電器產品非來自農民所得，「......這兩個歹命的女兒，國民學校沒念完就去城裡，一個學做裁縫，一個學燙頭髮，賺的錢都寄回家......」。農民後代進入都市社會後，他們的境遇又是如何呢？男性農民還可以做工賺錢，但是女農民呢？他們不得不出賣原始的本錢，或流落到工廠做女工，但是女工的收入有限
，唯有「下海」才能滿足慾望。我們看〈憨面田的心肝火〉中的女農民阿怨即是一例，為了賺錢養家，竟然流落到都市跳脫衣舞；〈泰山斷指〉中的泰山雖然喜歡留在農村耕作，無奈農村普遍轉變的價值觀，使他不得不到都市的工廠去學一技之長，卻不幸被機器削斷了手指。〈搶案發生以前〉中的阿吉，本來應該留在農村做一個平凡的種田人，但是五分的薄田是無法養家活口的，經濟的不景氣、家庭的需要，使得阿吉差點犯下了搶案，那些「大官虎」知道嗎？從林雙不的描寫我們不難感受到在七○年的臺灣，農民雖然擁有自己的土地，但是未必能得到幸福。對於標榜三民主
義建設的政府提出了控訴，也為農村為何留不住年輕農民說出了原因。
隨著文明的發展，臺灣農民他們不再是目不視丁的「青瞑牛」。特別是農民的後代，從林雙不刻畫的人物中，我們可以看出來，接受教育成為農民為下一代著想的方法，〈賣牛記〉為農民的年輕一代做了傳統價值觀改變的註腳，以放牛童阿海與父親的對話來反映農村價值觀的改變：「......每一個小孩都需要讀冊（書），不讀冊你要做什麼？一天到晚放牛嗎？」「放牛有什麼不好？......阿爸你也放過幾十年。」「所以我才不要你再放下去。」；〈石頭伯仔選村長〉中的石頭仔伯，他能感受到時代的腳步「在臺灣島一般的種田人當中，石頭仔伯是有點特殊的，那就是他早早
看出農村子弟必須讀書受教育，才有可能出頭天。所以他咬緊牙關，大粒汗小粒汗地和農田搏鬥，堅持讓四個兒子念書。」然而，留在農村的多數是年老的農民以及婦孺，城鄉的差距使得迷信依然存在，這種情形與日據時期以來的農村在本質上沒有兩樣。從〈阿火嬸的剋星〉中的阿火嬸對「平價中心」的反感，顯示都市化腳步給保守的農村所帶來的不安，使農村一時無法適應；但是生活在都市中的農民，一旦接觸了文明的洗禮，並沒有使他們更好。而農民性格的扭曲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農村老農民的純樸與其後代脫離農民生活的對比，著實令人感慨現實的無情。〈牛屎伯
仔的新屋〉中的牛屎伯仔，由於三個兒子的經濟犯罪，而使得原本牛屎伯仔新蓋的樓房遭受法院查封，可憐的牛屎伯仔「草寮都拆了，要我搬去哪裡？」；〈火旺仔夫婦進城〉中的火旺仔夫婦，為了兒子進明要在臺北買房子而賣掉祖產的一甲三分地，後來火旺仔夫婦為了到臺北探望兒子、媳婦，卻受到冷落，不得已，夫婦倆只好垂頭喪氣地回鄉下去；〈罔市的今日與昨日〉中的罔市，年輕時丈夫早死，只留下牛耙和六分田地，以及三個兒子：五歲的有志、三歲的有土和出生不到一年的有財，罔市守寡，並帶大三個兒子，可是到了七十歲需要兒子奉養的罔市，卻必須每個月搬
遷三次「舊曆初一，從距離小村五十公里的城裡搬到北臺灣的最大都市、舊曆十一，從北臺灣的最大都市搬回小村、舊曆二十一，再從小村搬到五十公里外的城裡」，因為罔市的三個兒子分別住在這三個地方。「兄弟商量好了，每個人每個月奉養老母一旬，時間一到就轉換，不管天氣是否有風雨，不管老母是否有病痛。」最後罔市終於死於鄉下老家的土角屋，畢竟這是她「真正的家」，連老人家跟兒子要五百元來祭拜死去的丈夫都要連續要了十三次，還沒有拿到。同樣的命運，〈掘墓坑的老人〉中的陳代，妻子早逝，他獨力撫養兒子正男，所幸正男爭氣考上醫學院，由於家
貧，不得已接受某紳士的濟助，「紳士委實兌現了許諾，供應正男念完七年的醫科，把大學畢業的女兒嫁給正男，最後在紳士經商的城市裡，為正男建造了一幢三層樓的醫院」，陳代到城市接受正男的奉養，卻遭受正男妻子的奚落，老人不得已回到鄉下，「體力日衰的陳代無法打工了，靠著垃圾撿來的字紙或塑膠袋換點錢過活，有事沒事就去亡妻的墓頂傻坐。兒子回來過幾次，然後不再回來。村人不再叫他『阿代兄』，改口叫他『陳代』，後來乾脆叫他『大呆』，大人小孩都這樣叫。」最後，老人想到「應該為自己掘個墓坑，趁自己還有一把斷柄的鋤頭，還有一絲絲體力；
就掘在亡妻墳墓堆的北側，為她擋點北風。」
隨著臺灣經濟的起飛，價值觀的扭曲也汙染了原本純樸的臺灣農村及農民，從農村土生土長的農民一進入工商業的都市，已不再像過去那麼單純了。然而，文明給農村帶來的不僅只有人格的扭曲、變形，有形的環境污染，更令人感嘆、無奈。「這些年臺灣到處汙染，水源也汙染、空氣也汙染，幾乎──」（〈金蘭的第四胎〉）；〈老村長的最後決戰〉也反映了工業進入農村設廠所造成的汙染。但是，陳情有效嗎？政府真正照顧到農民了嗎？〈大圳流血〉描述了丁家村和黃厝寮的農民爭用水圳的水而起衝突的事情。在這篇小說中，我們看到海邊農民由於長久對抗天災人禍而養
成的強悍好鬥性格。然而在彼此爭鬥的過程中，老村長的話一針見血：「──打死再多也沒路用，還是一樣沒水──繳了水租沒有水種稻子，要找水利會，不是找自己人瞎打──憨百姓！憨蕃薯仔...」。從「憨蕃薯仔」這一句話，我們不難看出林雙不臺灣意識的高漲了。
〈筍農林金樹〉是林雙不臺灣農村人物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篇小說的情節有些類似賴和的〈豐作〉，不同的是林雙不控訴的對象不是製糖會社而是農會的剝削。這是林雙不作品中較為尖銳的一篇作品。〈筍農林金樹〉取材於臺灣西部的農村，以蘆筍的種植和交易進行反映。故事的主角是一個筍農，他那麼認真地在沙土上種植，而家有臥病的老妻。種植蘆筍是一種頗累的工作，必須忍受大太陽及熱沙土的炙烤，可是收成的良好與醫藥費使這個農人忘了勞累，最後他把漂亮的蘆筍帶到了農會交易場，結果農會以不合格為由拒收這些蘆筍，小販趁機介入剝削，他終於在怒
氣之下和小販大打出手，幾天後一口氣把兩分地的蘆筍犁成平地。驚人的是農會居中牟利，在剝削中吃掉了農民三分之二的血汗錢。林金樹這個筍農本來對於種筍是充滿希望的，「那時，蘆筍直接賣給小販，價錢很好，村子裡的人都說挖筍如同挖黃金。大約半年前，政府規定蘆筍開始由農會統一收購，林金樹就慢慢厭倦了」因為「蘆筍忽然改由農會收購，收入大減」，但是林金樹心中仍然充滿希望的，只要「農會收購人員不要太刁難，多收購一些，讓自己的心願早日實現就好了。」當林金樹將挖好的蘆筍拿到農會接受收購，「農會辦事人員負責檢驗是否符合收購標準。筍頭
發綠的當然不合標準。長度超過六寸的也不合標準，其他太粗的、太細的、不夠直的，都不合標準，有時太白的、不夠白的、或辦事人員主觀認定有缺點的，一律不合標準。不合標準的農會不收購。農會不收購的，只有賣給等在一旁的小販。」然而，據說這其中是有內幕的，林金樹聽到筍農之間這樣的對談：「每公斤賣給販仔十三塊錢，販仔轉賣給農會的人十九塊，農會的人向上面報，還是公訂的收購價格二十七塊。伊娘！」「為什麼政府要規定由農會收購？幹破伊娘，欺負我們青瞑牛。」最後林金樹在與販仔衝突後，等傷養好了，回去「頂著臺灣島西部沿海的大太陽，把
兩分地的墨綠蘆筍田一口氣犁平」。林金樹不正代表臺灣人那種耿直、坦率的直腸子個性，這種「土性」是農民可愛的地方，不若城市人的狡詐。
林金樹抗議形象的直接，顯然與臺灣政治的逐漸開放有些關係，日據時期抗議色彩的強烈跳過了戰後至六○年代後，似乎又在七○年代後逐漸「復甦」了。因為我們在鍾理和、鍾鐵民等人的農民小說中幾乎沒有發現，林雙不是戰後的新生代，對於「白色恐怖」的感受是沒有那麼「設身處地」，但是據其自述「這個時代，在臺灣島寫字的人，多的是變形蟲。本來作為一個寫字的人，由於愛同胞、愛鄉土、愛國家，都有話要講。常常講出來不大好聽，也是因為愛。......但就有人，或是顧慮現實，或是貪求利益，非但不敢講，甚至黑白講。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說法，只要能夠不
歌德，只要能有所不言，就算了不起了。」17我們不難瞭解其創作的動機。
林雙不的寫作動機何以由早期的文學少年進入八○年代後，突然轉而關懷自己的成長地？在《臺灣種田人》這本小說集的〈自序〉中，我們可以窺見一般。他說：「......我的生命與泥土息息相關。生於農村長於農村，從小便感到那是一個貧苦而匱乏的環境。但是，當時我以為只有少數比較偏僻落後的農村，甚至只有我的故鄉那樣，而且，我試著為這種狀況尋找理由，也許是由於故鄉的人特別慵懶，也或許是由於故鄉的土壤特別的貧瘠吧？因為我從教科書裡、報章雜誌中看到的農村報導是完全不同的，是安康而富庶的，......後來，有機會東西南北走走；北上念書後，又碰
到不少來自農家的同學，仔細而超然的觀察，懇切而深入的交談，我才訝異於竟然不幸的有那麼多的地方酷似我的家鄉。」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了當時的傳播媒體及報章雜誌是受到控制的，「報喜不報憂」，以致於作出「粉飾太平」的報導，當時雖然不若五○年代的肅殺，但畢竟是戒嚴時期。出身農民家庭的林雙不對於農村的窮困，在他接觸了都市後，有了新的觸發（此點頗類似宋澤萊）。「世代務農的人大抵比較安土重遷，許多時候，他們寧願生活得清苦些，而安安定定的守住祖傳的家園。可是，現在他們連這種最謙虛的心願都變成奢侈的渴望，終年辛勞卻無以為生，已經
迫使大批大批原本屬於陽光屬於風雨屬於泥土的人湧向城市與工廠；勤奮的，雖得溫飽，但無法避免濃濃的鄉思和異地的寂寞孤獨；懶惰的，流浪街頭，也同樣不能避免的淪入某些用原始本錢謀生而為人不齒的行業，或鋌而走險，擾亂社會的安寧。然後，他們留在鄉下的年邁爹娘無人奉養、年幼子女乏人管教。長久的隔離與壓抑造成了某些人性格上不正常的轉換，是非與價值觀念瀕於解體。」、「另外，在鄉下，農會職員和肥料商勾結而剝削農民，收割時期惶惶找不到人工」基於文學反映社會的使命，促使林雙不毅然揭發這種事實。目的是使政府部門能夠重視民瘼。是為了
讓「整個社會和一切有權力有能力的人能夠做這些事，只是他們或由於生活的隔閡，或由於宣傳的偏見，或由於苟安的心理，或由於有意的漠視，他們並不正視這個問題；或雖然看到了，卻看不清楚。那麼，我必須努力的用我的筆將這種情形表現出來，讓他們重新重視、了解，而謀求改進。」18林雙不不僅消極的提出問題，而且也積極的尋求答案（此不同於洪醒夫，反而類似宋澤萊）。熱愛農村就要回到農村、建設農村。畢竟，「一枝草一點露。至少拿鋤頭不會砍斷手指頭。」（〈泰山斷指〉）在〈第一道曙光〉中，林雙不藉著「我」的口中說出他認為今日農村凋敝的癥結
有二：「一是政府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偏差，一是農民教育欠缺知識匱乏的自身不足。......因為只有無知識的農民，才會允許政府制訂對他們不利的政策。......視野擴大後，更發現家鄉的問題，竟然就是臺灣島農村共同的問題。除了原有的政策傷害，還由於錯誤及欠缺的長久累積，導致許許多多的農村危機。比方說，年輕一代湧向城市，農業人口即將解體了。又比如說，城市邪惡文明倒灌農村，農民心性大變了。更嚴重的是，工業汙染破壞了水源和土質，甚至可能把農民的根本一舉剷除。」林雙不其實對於農村是充滿熱情的，從他的創作中我們看到他仍然頓農村充
滿希望，並不因抗議而絕望。〈素月要買田〉中的農民素月對田地的熱愛，因為她相信「田地是生命的根，田地不會騙人，你種什麼下去，田地就長什麼出來」。雖然隨著時代的轉變，農村已經留不住年輕人了，但是「素月不相信田地真會騙人」。林雙不有意的為農民爭取應有的人權，他將觸角伸向農村的每一角落，在農民極其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想在生活中廣蒐反人權的證據，企圖喚起大眾的注意，尋求有力的生活層面的對抗，也顯示了七○年代以來農村的殘破與變形。
第四節、呈現的歷史意義
洪醒夫、林雙不或宋澤萊等作家，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農村與農民，的確是那麼令人印象深刻。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筆、觀點，就像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般，實在很難以偏概全。但是他們關懷農村與農民的胸懷，則是相同的。當我們展讀他們的小說作品時，相信腦海中也會跟著浮現出如同看電影一般的畫面，緩緩地，那生動的情節、人物也開始在讀者的腦海中成形，讓讀者用生活經驗去填補文字上的空白。從作品來歸納，新一代的臺灣作家所反映的農村，幾乎偏重於農村在工業文明下所受到的衝擊。我們在他們的作品中發現，雖然每個人所敘說的故事內容不盡相
同，但是所反映的事實卻有雷同之處。例如生育觀念、價值觀的改變、農村特權的介入、現代文明帶來的汙染、宗教信仰的迷信、工業發展下農村人口流動的種種問題。如此一來，這些作品所反映的事，就不是單純的「虛構」了，否則也不至於有那麼多異曲同工的題材。從日據時期這種藉由文學的手段來參與政治、追求正義的方式，也遺留至今，我們可由林雙不、宋澤萊...等人的作品中看出新生代寫實主義的傳承。從七○年代至八○年代農民小說的創作來考察，我們發現它呈現了幾點意義：
一、控訴工業社會下農村道德結構的崩潰－社會性情結
六○年代農村的問題已經因為社會經濟的進入轉型期而萌芽，進入七○年代工業化下的臺灣農村社會更加凸顯這些問題。我們從洪醒夫、林雙不及宋澤萊等人的小說作品的內容看來，很明顯的是反映農村問題，對於來自農村、長自農村的宋澤萊等人，反映他們所看到的農村景象是理所當然的，這也是一種歷史見證。我們應該重視的是他們所反映的是什麼問題？是否真有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此一來，這些文學作品就顯得具有歷史的意義和時代的精神了，而不是單純的為文學而文學了。
文學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它來自社會；它是社會在作家腦海的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學必須以該社會群體生活，體制與歷史來評估，而一個社會的群體生活，體制與歷史則是該社會群體的生產關係的產物，因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制度隨著時代不斷演變，所以社會體制也隨著時間而改變；因而文學觀就時空而言，不是靜止的，它是發展的，是動態的，是演化的19。當然，農民文學作品必須是作者本身對於農村有深刻地體會與了解，才能真實的反映出農村的真實情況。否則紙上談兵、人云亦云，是難以切中時弊的。雖然小說總給讀者一種虛構的感覺。然而，文學反映人生，絕
非憑空之作。單獨的事件或許是特例，但是當每一為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反映這種特例時，這特例就不是那麼單純的事件了，反而成了一種共同的現象，這是一種「事實」。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想，當有許多的「主觀」看法，共同指向同一個意向時，這就是一種「客觀」了。從小說中，我們看見臺灣在七○年代左右，那種生育觀念的保守、無知。林雙不〈禱告〉、〈金蘭的第四胎〉、洪醒夫〈金樹坐在灶坑前〉反映這種觀念。農村人口多，但是收入仍然微薄，子女無法受完整的教育，長大後進入都市謀生，他們是無法與人競爭的，在這種情況下悲劇就一幕幕上演了。功利社會
的價值觀改變了原來純樸的農民子弟的觀念及價值觀。從宋澤萊等人的作品，看出了工業發展下的農村及農民，他們在功利掛帥的衝擊下，原來應該純樸的農民性格變得扭曲與變形，這是造成農村道德結構崩落的原因，特別顯現在兩代間的觀念上。不論是宋澤萊、洪醒夫或林雙不等人，我們都會在他們所描述的農民形象中得到一個訊息，那就是：農民不再希望他們的後代也是農民。一九五○～一九八○年，臺灣已自農業社會轉變為「雛型的工業社會」。傳統的社會結構已變成現代的工業社會結構。社會化方式也從傳統的轉變為現代的，而傳統性格與行為也正轉向現代性格與
行為。換句話說，農村傳統價值體系也面臨崩潰與改變。我們從林雙不〈放牛記〉及洪醒夫〈四叔〉中，也顯現老一輩農民對其子女的期望，「讀書要認真，人家都看不起我們田莊人，你要爭氣。」這說明了傳統的重農主義已不復往日了。當農民不再是農民時，「謙卑待人，沈默耕植」的農民就失去了原本善良的本性，工業社會功利的現實主義使他們迷失了本性。文明社會的現代化，汙染了農民的外在生存空間，也汙染了他們的心靈。農村結構的崩落，導致功利及對父母的態度上。然而，道德的淪喪，我們卻從文學作家的小說作品中早得到訊息。我們從林雙不的〈火旺仔夫
婦進城〉、〈罔市的今日與昨日〉、〈掘墓坑的老人〉中，我們不得不感慨這種無情的現象。投機、詐騙、崇洋媚外，在「文明」的洗禮下，過去純樸、踏實的農民及他們的第二代，不再是他們父執輩般的「用心耕作、用力耕種」的農民了，當他們流入都市後，整個人性在花花世界中迷失自己。農民子弟的無奈是令人同情的。
二、政策性、結構性及技術性的省思－經濟性情結
隨著臺灣經濟的快速成長，「現代化」的腳步也逐漸的影響了農村。這種世界性的潮流衝擊，臺灣的農村雖然感受現代化的速度要晚於都市，但是，這是免不了的趨勢。然而，現代化的來臨並不一定給農村帶來精神上的幸福。雖然電氣化的物質文明的確改變農村的生活品質。〈火嬸婆的電冰箱〉、〈阿火嬸的剋星〉中都反映了現代化對農村生活的衝擊，但是文明的腳步卻也帶來了剝削與罪惡。事實上，臺灣在進入七○年代後，農村經濟的確有了改變，當時農村經濟的確出現危機。回顧臺灣的歷史發展，農業無疑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農業就沒
有臺灣今日的經濟奇蹟」，沒有雄厚的經濟能力做後盾，臺灣將何以立足世界呢？臺灣自戰後以來，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都面臨著性質不同、程度互異的農業問題。在戰後初期，臺灣農業最大的問題是耕種技術落後，生產資財缺乏，單位面積低，地權不平均及貧富懸殊。這些問題雖然都慢慢解決了，但是新的問題又接踵而來。即使臺灣的經濟起飛迅速，但農村依然有不同程度的貧窮。這些繁榮外表下的頹敝內幕，從鍾理和到宋澤萊都有一定程度的描寫，雖然他們記錄的只是眾多現象下的一隅，但是透過部份內容的呈現，我們也能「見微知著」，真正了解到臺灣今日繁榮背
後的辛酸歷史。從洪醒夫等人的小說作品中，無疑地反映了臺灣戰後農村演變下的很多嚴重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特別是在今日我們以「臺灣經驗」自傲的同時，無疑重現了那段過去令人遺忘的歷史，生動地表現了戰後廣泛臺灣農村社會生活的現實，和這些現實中的問題，從而也反映了這些問題點下生活著、勞動著的人的葛藤。如果仔細體會，並不只是單純的農民生活，這裡還包括農村人口外流、農產運銷制度、甚至教育問題、宗教信仰、社會福利等，最後則有意無意地歸結到政治問題上。
就整體面來說，國民政府的確促進了臺灣經濟快速的成長，經濟建設突飛猛進，被國際間視為經濟發展之奇蹟，亦成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典範。過去臺灣的經濟係以農業為主幹，一半以上的人口依賴農業為生，農業生產也占國內生產淨值三分之一以上。達成以「農業發展工業」的目標，奠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全國邁向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村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農業雖然培養了工業，但是從工業方面所得到的回饋卻比預期的少。似乎工業越發達，農村的問題也越多，而且七○年代前後的農村問題的性質比以前更為複雜、廣泛。隨著工商業快速發展過程
中，臺灣經濟結構逐漸轉型，由以農業為主轉變為以工業為主的型態20。戰後實施土地改革之初，農民那種辛苦卻充滿希望的態度不再，這種問題在六○年代已經凸顯，但在七○年代則更為明顯。當然，站在政府強力發展臺灣經濟的立場上，農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減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對於終年勞動的農民而言，卻是悲慘的開始。由於經濟結構的變化，農村青年大量流向工商業，農業勞動力已由一九六九年之一七三萬人減至一九七九年的一三八萬人。農村人口外流嚴重的情況下，造成農村人口的老化，甚至使留在農村裡的老人們以「日本製的」自相揶揄
，說「臺灣製的」都到工廠去做「外銷」了。辛勞過度，又缺乏醫藥療治的老農們，大多彎腰駝背，忍受風濕關節炎、氣喘等長年舊疾的折磨，相互以「秘雕」戲稱21。年輕人口外流，導致農業人口老化和生產力的降低，也使農家所得和非農家所得差距拉大22。由於非農工作的補貼，才使農家所得佔非農家的比率得以由一九七一年的58.51﹪，回升到一九八一年的64.39﹪化解了社會所得分配的可能惡化（我們在小說中可以看到農民除了種田外，還必須兼做其他的副業）。這種趨勢，不僅使農業部門喪失對工業勞工生活的保險功能，而且也增加工業勞工的生活負擔與就業風險
23。我們知道，絕大多數的人口從事農業，是落後國家的特徵之一。當國家從事經濟發展，必須要將農業人口移轉到工業部門，而轉移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對農業生產技術有所改進，使農業有能力放出大量的勞力而不影響農業生產（假定沒有隱藏失業）；條件之二是工業有適當的發展，有能力吸收這些勞力。當農業有剩餘勞力而無出路時，這是工業發展落後，不能吸收這些勞力；當工業有能力吸收勞力，而農業仍擁有大量勞力但不能放出的時候，那便是農業發展落後，其生產技術的改進，不足以使其大量放出勞力而不影響農業生產24。身為知識分子的臺灣作家未必不知道這
個道理。他們並不是反對農村現代化，但是他們所見的事實卻是農業培養了工業，但工業卻連「施捨」農業也做不到。農民在農村無法發展之下，唯有流入都市謀生，收入所得大多寄回家鄉給父老、叔伯這些老農民。此外，林雙不〈泰山斷指〉、〈憨面田的心肝火〉也刻劃了農村人口外流到都市的社會問題，像阿怨（〈憨面田的心肝火〉）其實是無一技之長的農民子弟步入複雜都市的下場。同樣地，宋澤萊在《變遷的牛眺灣》亦有相同層面的反映。農業就業人數的下降，從好的方面看，可解釋為技術發達，機器代替人力，非農業的就業機會增多，多餘的農村勞力可運用到其
他的職業上；但從另一方面亦可解釋是因為從事農業與非農業所得報酬相差大，務農不利，於是農民不惜棄地廢耕，投入其他行業。「......五成四千塊，現在的四千塊有多少？都不及一個城裡小孩子一個月的工錢。......」（〈笙仔與貴仔的傳奇））人口外流的現象，除促成人力老化外，農業勞力教育程度也顯得落後，甚至農戶人口之扶養率也顯得偏高。由於農業勞動力之減少，農業工資不斷上漲，以往勞動集約的耕作方式已不能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而必須逐漸轉變為資本集約的耕作方式，並加速農業機械化，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農村發展力
的低落與穀價的低落，導致農民的貧窮，但是貧窮並不是無可救藥。臺灣作家記錄這種現象是有深意的。誠如林雙不在《臺灣種田人》一書的〈自序〉中說：「貧窮不是絕症，不敢承認貧窮才無可救藥。只要我們敢面對，而且肯面對，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假使我們只會一味的大肆遮掩，一味的自我欺瞞，一味的誇大宣傳，除了導致必然的毀滅與死亡，我不以為它會帶給我們什麼光明的遠景」25。這是臺灣作家的共同期望。
我們知道，農業政策是配合全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擬定的，其所擬定的政策對全國經濟發展固然會有好處，但是有時候卻也會犧牲農業的發展，甚至影響農民的生計。當然，農民除了高利貸的剝削外，稅負太重也是原因之一。林雙不的《義雄救父》反映了農民的稅負過重。再從運銷制度上來看，在資本主義下的農村，農產品徹頭徹尾地變成了商品。在宋澤萊的筆下，以經驗老到的目光，豐富的市場背景知識，對農民弱點充份的把握來到田裡包田的商人，和等待農民將果蔬採摘洗淨拖運到市集裡，再出而議價收購的瓜販，本質上毫無不同，他們在市集上，面對著無知的農民，
他們可以用更多的狡計和威嚇，去搶奪農民的心血。
除了運銷制度的不健全外，「農會」這個農民組織也失去它應有的功能。基本上，組織是為著某種目的將人與事做適當的安排，以充份利用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藉以產生最大的效能並圓滿達成任務。然而在「打牛南村系列」中，我們看到農會只扮演好農業生產指導的角色，對於「經營」指導的功能並未彰顯。「幹伊娘！（農林單位）唆使我們種這樣多的稻，災殃一發生，竟什麼也提不出辦法。......」（〈糶穀日記〉）、「伊娘！這個縣農會的人都死光了，沒派半隻蒼蠅來約束這批瓜販，硬派警察來管制我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農民由於缺乏運用組織的力量ꄊA因而失去產品價格的爭議力量。只好任憑中間商的予取予奪。而林雙不的《筍農林金樹》對農會的控訴，更是一針見血。在以前，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以農為業。即使種田很辛苦，收入很低微，好在大家的情況都類似，也只好安份認命，順時聽天，而鮮少怨尤。但是隨著臺灣經濟結構進入轉型期，由於工業化、都市化的結果，農工所得差距加大，使一般人，尤其是年輕人更嚮往都市的生活和非農業的工作。比較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的農民心理，我們不難發現過去的問題集中及不合適的行政措施，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則偏向農產品價格及農民福利問題。顯示農民的됊螫磍H著社會經濟情況的改善而提升。由此更說明了政府的農業政策必須配合經濟發展的情況而做機動靈活的調整，才能切合農民的需要26。
第五節、小結
戰後臺灣所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經過二十多年的相對穩定期，到了七○年代終於遇到強有力的挑戰。在七○年代末，國民黨雖然企圖以強硬的手段來壓制這一挑戰，但效果甚為微小。進入八○年代，隨著主要反對勢力的組成政黨，隨著國民黨被迫形式的取消戒嚴，舊體制終於逐一瓦解。而逐漸地，國民黨本身的體質也開始有了重大的改變。如果要以較簡單的話來概括這二十年前後期的不同，那麼，七○年代是新興勢力的激烈挑戰期，八○年代是舊有體制的迅速瓦解期。這些時局的變化對於臺灣作家是有深刻影響的。從七○至八○年代農民小說作品的觀察，我們活生生的看
到了臺灣歷史演變中農村結構的崩落，包括年齡結構的崩落、信仰的崩落、家族結構的崩落、道德結構的崩落，乃至整個政策決定與現實農村生存文化間的大脫節，所導致的總崩落。藉著故事的描述，雖然沒有直接，但是間接的、清晰地顯示出農村整體在脫序狀況下所遭受的嚴重傷害。
從風格的變化來說，洪醒夫雖然在六○年代早有文名，但是要直到以「洪醒夫」為筆名後才將眼光注視到土生土長的農村，他的小說沒有非常強烈的抗議色彩，倒是淡淡地陳述著他周圍及他所知道的人、事、物。這或許還是受到時代空氣的影響，顯得較為敦厚，他的小說中的「鄉土味」是最成功的。而宋澤萊早在鄉土論戰之前，對於農村的破敗早有覺醒，但這是他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後的體悟。他的小說較具諷刺性，可惜過於滑稽，倒是《變遷的牛眺灣》較具寫史色彩。比較有強烈抗議色彩的是林雙不，他的《筍農林金樹》作於八○年代初期，基本上跟「美麗島事件」有關，
具有強烈的人權色彩，他也藉著小說人物提出了農村破敗的原因。我們從宋澤萊等人的創作內容來觀察，可以發現其題材相當廣泛的特點，但歸納起來不外乎爭取農民應有的人權。誠然，他們最關注的是「四百萬中五分之四的農民是窮戶」，他們的大部分作品也確實表現了農民的生活與命運，尤其著重描寫資本主義經濟衝擊下廣大農村的凋零衰敗景象。但他們不是固定從某一角度加以反映，而是以多維的視野向農村各個生活領域伸出了創作的觸角。他們的作品所展現的生活畫面，透視出臺灣當代農村的「全景社會」。林雙不及宋澤萊等人的作品，固然辛辣重於溫柔，尖酸多
於敦厚，但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同時也是唯有比較民主開放的社會才能產生這種元氣充沛、理直氣壯而比較直接敘事的作品，從洪醒夫、宋澤萊及林雙不的脈絡，我們可以感覺臺灣的確進入民主的時代了。從此類作品的存在，勿寧說是證明我們對自己擁有信心，而更幸福、更光明的歲月是可以期待的。「重要作家，畢竟是時代的產物！」這句話一點也沒錯。
附註
參見葉石濤，〈回顧八○年代臺灣文學〉，《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7，頁35。
參見李敏勇，〈斷層的探索─戰後臺灣文學偏頗發展的歷史因素〉，《戰後臺灣文學反思》，自立晚報，1994.6，頁16。
參見葉石濤，〈回饋無路〉，《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7，頁87～89。
參見鄭清文，《臺灣文學的基點》，高雄，派色文化，1992.7.，頁180。
參見陳芳明，〈撐起九○年代的旗幟─《文學臺灣》發刊詞〉，《文學臺灣》創刊號，1991.12，頁7。
洪醒夫本名叫洪媽從，早期筆名有「馬叢」、「司徒門」等；出生於一九四九年的臺灣省彰化縣二林鎮的偏遠農村，死於一九八二年的一場車禍。
如存在主義、意識流（Streem of Conscionusness）、超現實主義及反小說（New Roman）等。參見葉石濤，《臺灣史綱》，頁114。
參見黃武忠，《臺灣作家印象記》，頁187。
參見呂興昌，〈悲憫與超越──論洪醒夫小說中的人道關懷〉，收錄於林武憲編之《洪醒夫研究專集》，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宋澤萊，本名廖偉竣，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生於雲林縣二崙鄉大義村，家中薄有幾分耕地，父親是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母親是傳統的農村婦女，職主婦兼下田。一九七一年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一九七五年師大畢業，現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
引自黃武忠，〈靈魂的搏動─從廖偉竣到宋澤萊的變奏和迴響〉，《臺灣作家印象記》，眾文，頁274。
參見前衛版新版序。
參見許南村，〈變貌中的臺灣農村─試評打牛南村〉，《夏潮》雜誌第五卷第四期，1978.10。
二崙鄉是位於今雲林縣內的一個鄉鎮。二崙鄉地名的由來係因其地原有南北兩個小山崙而得名。日據時期，為堆放原料甘蔗而剷平，如今二小山崙雖均已流失，而「二崙」之名則永存。二崙鄉下轄數村，其中「打牛南村」則是其轄下的一個村落。「南」是泥濘地的意思。打牛南村原本不叫「打牛南」而叫「打死牛南」，這個地名的由來有其典故。原來在日據初期，二崙地區在日本殖民政府高壓政策之下，農民廣種原料甘蔗製糖輸往日本，以滿足其國內之需求。由於二崙地區土地肥沃，種植之甘蔗又粗又長，年年豐收。每屆甘蔗採收，農友們就將蔗莖綑紮成捆，以牛車裝載，
沿原有之小路，運到二崙北側糖廠小火車集貨場，轉運糖廠製糖。當時該地段地勢較低，且土質粘軔，僅有之一條小路，受載蔗牛車輾轉重壓，兩旁輪跡下陷，每逢天雨，泥濘不堪，重車路過，車輪深陷及軸，行車倍加艱難，若其中一車無力動彈，則其他牛車即無法通過。因此，農友們為免車輪陷入，每逢運蔗車隊過此，即鞭笞牛隻，促使牛車快速通過。有一天，烈日當空，天氣燠熱，一隻滿載蔗捆之老牛，氣喘不已，農友依然鞭打如故，以致體力不支，當場死亡。消息傳出，附近居民就稱這個地方為「打死牛南」，直至後來日人整編地名，認為「死」字不吉祥，始去「死
」字，而稱「打牛南」至今。參見劉妙惠，〈鄉鎮地名考源〉，《雲林文獻》第二十六輯，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82.6.，頁52。
參見宋澤萊，〈悲喜的人世間小書〉，《蓬萊誌異》序文，頁22。
引自林雙不，《臺灣種田人》之〈自序〉部份，頁2～3。
引自林雙不，〈筍農林金樹〉之〈自序〉部份，頁3。
參見碧竹（林雙不），《臺灣種田人》之〈自序〉，臺北，水芙蓉，1983.2.1初版，頁1～3。
參見胡民祥，〈臺灣文學作品與社會生命〉，《先人之血‧土地之花》，頁233。
農業生產佔國內生產淨值之比率，在一九五二年為35.7﹪，至一九七九年已降為10.4﹪，同期間農業人口佔總人口之比例由52.4﹪減為32.3﹪，而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比例，由61﹪減為21.5﹪，至於農產品輸出佔總輸出之比率，亦由91.9﹪降為10﹪，農業部門固定資本形成佔總固定資本形成之比率，亦由24.2﹪下降為4.6﹪。
參見柯宗憲，《一九八七臺灣經濟大震撼》，自由時代系列叢書第16號，頁162。
一九六六年，農家所得佔非農家所得的比率是68.39﹪，一九七一年，此一比率降為58.51﹪。但是農家所得中，非農所得所佔的比率卻由34.05﹪上升為54.77﹪，甚至逐年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76.78﹪。
參見吳忠吉，〈資源分配與勞資關係〉，收錄於蕭新煌等著《解剖臺灣經濟》，前衛，1992.8.，頁83。
參見王作榮，〈為「當前農業發展幾項重要問題之檢討」進一解〉，收錄於其自著之《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時報文化，1981.8.20，頁192。
參見碧竹（林雙不），《臺灣種田人》之〈自序〉，臺北，水芙蓉，1983.2.1初版，頁3。
參見廖正宏，〈農村問題〉，收錄於楊國樞、葉啟政主編之《臺灣的社會問題》，巨流，1984.3.一版，頁13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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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那節奏一致的錘聲如此響亮，我置身工人之間，體驗那陣陣敲擊的力量。
聽，電流鑿切那滾滾群石，日復一日，這思緒在我體內蘊釀：工作的偉大蘊含在
人的內心。」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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