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宗教或道德的目的，
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皆可謂之不合作主義，
也就是有良心的做錯事。
文/ 陳玉峰
一個社會對於思想、行為的寬容程度，可以反映該社會文化與反省能力的深度。
源於當前生態困境與環保問題，新的哲學議題產生，所謂環境倫理的時代涵義亦應運而生
。
密契爾．馬丁（Michael Martin,1990）在去年發表的「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與
不合作主義（Ecosabotage and Civil Disobedience）」，闡釋環境激進主義者的倫理基
礎與行為正當性的一些解釋，在此略作轉述。
「非暴力」的暴力
當前的環保激進團體如地球第一！（Earth first！）、海洋護衛者（Sea
Shepherds）等，他們為阻止人們對地球上生態系的破壞，主張以「非暴力」的暴力方式
（指對物而非對人），進行干擾、阻礙的行為，謂之「為護生態的破壞（ecosabotage）
」。然而，其創意殆出自西元一九七五年Edward Abbey的小說，描述美國西南部一群環保
激進份子的故事，他們以炸燬鐵路、橋樑、破壞營造工具，企圖阻擾土地開發與公路興建
，一九八七年，Dave Foreman與Bill Haywood更編撰了「搞鬼指南」，指導如何進行破壞
行為。
然而，這等行為與一般低俗而不道德的蓄意破壞截然不同，亦與綠色和平組織典
型的不服從主義行徑有所差異，因為後者是以公開的、期待被捕的方式進行非法活動。而
「為保護生態的破壞」具有嚴謹的定義，即某人P，做了行為A，若且唯若符合下列四條件
，則該行為始得謂之「為保護生態的破壞」：
一、P做行為A，其目的在於試圖中止、阻擋或延緩某些P認為會傷害或損壞生態或
環境的事物。
二、P的動機是出自宗教或道德的關懷。
三、A行為是非法或違法的。
四、A行為是公開者。
不服從主義的定義
另一方面，這等行為與梭羅所倡導的不服從或不合作主義（Civil Disobedience
）如何區別？一般所稱不合作主義係指以非法的、非暴力的、出自良心的、公開的，對抗
不道德的、違憲的、反宗教的法律等等，對政府或公權力的不合作行為。若準此定義，則
「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與不服從主義的差異，在於不公開與其生態的動機。然則，如
Howard Zinn認為只要是基於某些重要的社會理由，故意做出怠乎法律的行為即是不合作
主義：另如馬丁自己的新詮釋，「為了宗教或道德的目的，公開或暗中破壞法律的行徑皆
可謂之不合作主義，也就是有良心的做錯事」。如此，則「為保護生態的破壞」行為與自
亞里斯多德、梭羅、甘地等一脈相傳之不台作主義，兩者殆為同義。
不論不合作主義或「為保護生態的破壞」，兩者的倫理根據可由兩方面考量，一
為訴之更高層次的法律，另一則依據後果論的考慮（consequential consideration
）。馬丁祇論後者。
後果論的考慮
所謂後果論的考慮殆經下列的思辯：
一、該破壞行為是否將使社會導向更公平、更美好？
二、該行為的目的，是否為社會大多數市民所認同？若非是，必將招致失敗。
三、達成該目的的手段，其正當性或爭議性的程度如何？
四、欲抗爭事物之不公不義的嚴重性如何？
五、該事物須要糾正的急迫性如何？
六、是否其他的手段或替代方案皆已試過？
七、破壞行為對執行者、個人或社會的代價是否太大？
八、該行為引發人們不尊敬法律的程度如何？
九、該行為的暴力程度如何？
十、該行為的有效性若何？
土、是否會引起反彈？
作法爭議 引來批判
雖然從事為生態而破壞的行為，源自內在深層的理念與信仰，行為亦經審慎評估
與倫理引據，但無論如何，爭議性不可免，故而如Foreman等人針對各方責難，亦提出申
辯。例如，就目標而言，「為保護生態的破壞」是基於以生態為中心的自然觀（尚未能見
容於以人本的、社會為中心的美國，遑論大多數事物僅屬於自我的、小我的台灣），即令
勉強解釋為人本利益或功利主義的方式，對於其正當性依然受到各種社會的批判，但至少
不至於淪為乖張行為（但這亦反映不同社會，其文化的不同深度）；又如暴力的手段方面
，Foreman等，強調這並非對人的暴力，即使對生命產生傷害亦非蓄意，何況這種方式有
其人類文化傳承的意義；再如引起對法律不尊敬的態度方面，依據他們施行多年的結果，
並無蝕解對法律不敬的顯著影響，何況在一個高度污染的社會裡，遵重法律又有何益！？
至於秘密行動所引致的非議，他們解釋這是策略上所需，並非見不得人或羞恥，只為保護
特定的人們，如此才能持續的做，從而發揮影響力；關於這樣的行為究竟對環保運動有無
負面衝擊？以美國為例並無反效果，如綠色和平組織的會員依然持續增加；而這樣行為又
帶來什麼好處？Foreman認為甚為有效，在當前高速破壞的壓力下，透由正常的保護管道
顯然力不從心，如果能有更多人民參與，則對地球生態的拯救，必然更加有效。
台灣有不服從的本錢？
台灣的環保團體在今年度的森林運動中，曾一度考慮採行「為保護生態的破壞」
，亦即針對林業試驗所假試驗之名、盜伐國有珍異天然林的偏差，提出激進的行動。也就
是對林試所長年引進的外來物種，進行象徵性的「盜木」，例如將林試所庭園之南洋杉、
直幹相思樹等，暗中伐除，藉以引發媒體報導，招致社會爭議，突顯林試所在意識型態、
研究倫理乃至科技的一些誤謬，希冀社會檢討台灣社會長年來反自然、反保育、反鄉土的
情結。況且，以此「違法」的行為，若引致接受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懲罰，烘托出數十年來
，台灣合法或非法剷除世界珍異自然遺產的荒謬性，張顯時代的價值錯亂。
然而，考慮先前反五輕並不明顯成功的例子（註一），經由謹慎的社會分析，我
們認為其效益堪慮，何況台灣時下環保運動的體質仍甚脆弱，社會的支持力量仍屬蟄伏，
甚且有人視其「組織團體的基礎，不在於共同的專業知識，而是在於爭取共同的權益」（
黃光國語），遑論草根性、全面性的社會共識。瞻望時局，台灣的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運
動，依然處於幽晦時期，新近以來國家機器有計畫的打壓，傳播媒體的扭曲、誤導與消音
，形成環保之夢魘，看來環保人士非得從知識、智慧與信仰方面，尋求深層次的進展，從
而再全盤性的展開契機不可！
（原載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四、廿五日自立早報）
作者／靜宜大學教授
註一：1989年後勁反五輕運動中，外場正進行激烈的抗議行動，劉永鈴、楊朝明趁隙
翻過圍牆爬到到燃燒塔，帶著海報，把自己銬在燃燒塔上，後來經過當時屬「鷹派的」蔡
朝鵬先生和警方溝通，帶著鑰匙上去把手銬打開，劉永鈴和楊朝明後來被判公共危險罪，
緩刑六個月。當時，這個事件本身對於反五輕的運動並無多大幫助，但是透過媒體的報導
再次凸顯了五輕這個環境議題。（以下係訪談當時反五輕的運動者粘錫麟先生（綠色主張
工作室）編寫而成）─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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