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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對話，交流生命與運動經驗
徐沛然
苦勞網特約記者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於星期五（2月22日）晚間，於Youthhub舉辦《五年級政治社會實踐經
驗論壇》。會中邀請數位五年級社運工作者，暢談各自投入社運的轉折與心路歷程，並與
現場六、七年級社運青年交流意見，激盪不少精彩討論。
生命經驗積累出反叛種子
1970年出生的綠黨秘書長潘翰聲表示，年輕時就讀民風純樸的台南二中，因在社會局當義
工的機會，得以每天翻閱社會局訂閱的《人間雜誌》，逐漸影響自己的想法。潘翰聲開玩
笑地表示，《人間雜誌》看久了就會想親身參與抗議。
開印刷廠的父親曾在潘翰聲幼年時期，偷偷地協助印刷黨外雜誌。也因此，每隔一陣子，
父親總會離家數天，上台北向警察總部說明。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潘翰聲表示，自己雖然
蒙蒙懂懂，但總也在親友長輩的曖昧探問中，逐漸明瞭一些事情。
關於野百合運動，潘翰聲認為，自己當時只是去廣場湊熱鬧的鄉民，興趣是閒晃到處找人
聊天。而野百合的決策小組、路線爭論、權力鬥爭等等，都與自己毫無關係。當時的資訊
流通不似當今手機與網路的便利，抗議動員多半仰賴口耳相傳。在一位同學的邀約下，潘
翰聲參加了一次反對郝柏村軍人組閣的抗議行動。在立法院大廳灑下把冥紙的同時，也引
來了眾多警察，不幸站在前排的潘翰聲，臉上就結實挨了一拳。鮮血直流滿面的鏡頭，讓
他登上了隔天的報紙頭條。潘翰聲表示，自己當初因為毫無抗爭經驗，因而感到十分害怕
與惶恐，但也因此親身感受到何謂國家暴力，進一步促成自己日後積極參與運動社團的契
機。
畢業後，台大政治系的亮麗學歷，找各種工作都十分吃香。也因此，潘翰聲面臨了人生規
劃的抉擇。回顧當時的想法，潘翰聲認為，金融業的豐厚收入，深深吸引當時的自己。就
這樣，潘翰聲當了7、8年的證券分析師，除了曾經年收入過百萬外，亦因此練就了一身快
速分析資訊並撰寫文章的本領。而金融業高收入的背後，必須付出可觀的時間心力。這段
時期中，潘翰聲和運動圈一直保持著微弱的關心與聯繫，直到2006年綠黨參選台北市議員
時，才毅然決定轉換跑道擔任候選人，投身綠黨事務。
許多親友對自己轉換職業跑道感到驚訝與不解，潘翰聲表示，其實從自己的成長歷程來看
，這樣的選擇並不奇怪。「人的選擇不是斷裂的，而是過往生命經驗的累積，有一天就這
樣突然跑了出來，總有一天反叛種子會跑出來。」
左翼參與政治需要集體力量
同樣是1970年出生，自由時報記者林恕暉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談到三月學運的經驗，林
恕輝表示，相較於大多數學生都是有社團組織的行動，自己當時只是隻散鳥，也因為年輕
沒經驗，就被分配到發便當撿垃圾的庶務組。在庶務組認識了一些跟自己一樣就讀於文化
大學的朋友，就約定好回校後要一起創辦改革性社團。林恕輝說明，當時的社會運動團體
在政治上、統獨上、運動策略上有著許多不同的歧異，但都會各自找機會結盟發展。
林恕輝表示，後來透過左翼思想的留外學生、學長帶領讀書會，林與一些伙伴，包括返國
的知名台獨海外黑名單成員張金策，共同成立左翼團體「群眾」，創辦了「群眾之聲」地
下電台以及「群眾雜誌社」，評論台灣時政。回顧當年，林恕輝認為參與社團活動讓自己
成長許多，有更多機會能反恭自省。
林恕輝學生時期曾經當作助選員，和民進黨基層黨工一起綁旗子，發傳單、掃街。但因為
資源人力過度集中於選舉，聘僱了數十位的全職助選員，造成敗選後，組織一下就瓦解。
反而當時捲動進來的學生，有的人有機會能在後來政壇佔有一席之地。林恕輝認為，這些
單獨的個人儘管抱持一些相對進步的想法，但進入政壇後卻沒有更多積極的建樹。「左翼
在進行政治運動，應該進行有組織的合作，而非個人式單打獨鬥。」林恕輝強調。
助選時對地方政治觀察累積的經驗，讓林恕輝得以在報社的地方線找到工作。林感嘆地表
示，這十年來知道，記者的身份也有眾多侷限。除了媒體主市場至上的經營手段之外，社
會上對記者的期待主要是觀察者而非參與者，亦大幅限制了記者角色能夠發揮的作用。
慢慢來的革命
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認為，五年級的世代剛好經歷到解嚴前後，解嚴使得年輕人參
與社會運動不用像前輩般付出沈重代價。現在的青年可能很難體會當時社會背景，但1990
年代初期的地下電台，扮演了一個讓被壓抑的言論出來的重要角色。「對我那一代的人來
說，解嚴後可以輕易地閱讀左派書籍。」顧玉玲說。
除了政治環境的鬆綁，整個社會更加往資本主義發展，諸如《人間雜誌》這類訴諸關注底
層、人道關懷的聲音也都紛紛出現。多元紛雜的狀況，讓她開始反思到底自己關注的主題
是什麼？顧玉玲表示，最後自己決定投身工人運動，到現在參與了18年。學會如何真正跟
弱勢站在一起，使得自己整個觀念產生重大改變。
顧玉玲認為，所學到最顛覆自己原先的觀念是：社會運動往往不能做最有效率的事。不走
最快的路，是因為要相互拉扯地讓所有人能一起跟上腳步。顧玉玲感慨地說，「如果要快
，就是得跳過一些步驟，得捨棄掉一些人或事，得將複雜的過程簡化。追求快速的想法，
已經讓過去的我們嚐盡苦頭。」顧玉玲表示，年輕的時候，往往看不起社會福利路線，總
認為明天馬上就要革命了。「但後來慢慢發現，革命就是要這麼慢」顧玉玲說。
這些年來，自己越慢，反而心態上越樂觀。顧玉玲認為，反而正是因為極度的悲觀，人才
會不願意相信群眾，只想藉由某些手段，快速取得政權，以求立即的改變。1990年代當年
是社運的高潮，藉由不斷創造高潮，可以把人留下來。然而目前是社運低潮，低潮時該如
何發展，將是大家一同努力的目標，顧玉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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