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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討論的小農濟經，不僅僅是小農的「生產」，更重要的還在於小農的生活。而以
往有關的小農經濟的討論，往往只涉及「生產」，亦即小農的主業和主要副業——糧食和
紡織原料及其成品生產。這樣的討論，忽視了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所賴以生存的更多的
必要條件，也不能解釋這種小農經濟為什麼能夠持久地提供高額的賦稅和地租，對小農經
濟的理解是遠不夠充份的。
1、小農家庭的人口規模及其貧困
這裡要討論的不是小農家庭人口多寡與貧困的關係。把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無非是要對
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作一個靜態的描寫，以便突出我們的研究對象的最一般的狀況。
中國歷史上小農經濟的人口規模，在孟子那個時代，一些地方可能普遍是「八口之家」。
[1]1但是，比孟子早約一個多世紀的李悝，在談及小農經濟時卻說是「一夫挾五口」。
[2]2到了漢代，晁錯也說「今農夫五口之家」。[3]3漢以後的人，言及小農經濟，往往說
是五口之家。但也有說「十口之家」的。《管子》這麼說，歷代也都有人這麼說。《管子
》、《孟子》還說「數口之家」，後來這樣說的人也很多。可見，戰國以來的小農經濟，
五口之家雖然很普遍，而少於或多過這個數目的小農家庭也很不少。這裡有必要事先點明
的是，這樣的小農經濟，其生產和消費是獨立的；惟其自給自足的能力不足，則必須通過
市場交換而獲得補充；又由於生產規模狹小和生產力水平低下，其所能提供的產品極為有
限。
按李悝的計算，戰國時，一個五口百畝之家，每年收穫的糧食（粟），除去什一稅和口糧
，所剩無多，遠不足以應付家庭的正常的開支；何況人家總有不時之需，政府於什一稅之
外也還有不時之征。[4]4據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的小農家庭，通常只能盡量在生產和
生活上減少開支；除了繳納政府的貨幣稅，他們在一般情況下總是盡量壓縮對市場的需求
，生活過得非常艱苦。《孟子》卷1《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五十歲以上的可以穿絲，七十歲以上的可以吃肉，全家可以吃飽飯，這是
孟子所期望的他那個時代小農之家所能過上的最幸福的生活。這樣的幸福生活，李悝筆下
的五口之家的小農是過不上。而對於晁錯筆下漢代的五口之家的小農，這簡直就是天堂了
！所以，孔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矣」，[5]5決非虛語。漢武帝的時侯實行食鹽官營制
度，一個鹽價上漲，就弄得貧苦的農民只好「淡食」。[6]6這是那時小農生活極端困苦的
一個明證，而非賢良文學們的過甚之詞。
2、戰國、秦漢時期農業「低投入－產出」的形成
以上所言，表明戰國和秦漢時期的小農生活開支，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而為了維持小農
經濟起碼的生存條件，小農除了必須在生活上盡量減少開支，也還必須在農業生產的投入
上盡量減少開支。
《管子》上說，戰國時期小農必備的種地工具，不過「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
一銍」。[7] 顯而易見，那時起土、碎土、鋤草和收割，用的都是人力，投入是很低的。
到了西漢時，小農或許已有使用牛耕的。考古發現的西漢木鏵犁，或許就是小農有牛之家
使用的。但這也只能說明，那時鐵的價格很貴，小農即便養得起牛，卻未必買得起鐵鏵犁
。漢宣帝時，龔遂為渤海太守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為帶牛佩犢！』」[8] 這是當時鐵器價貴的明證。難怪漢武帝實行冶鐵官營，一抬高鐵農
具的價格，貧苦農民只好「木耕手耨」。[9] 這也不會是那些賢良文學的過甚之詞，而同
為當時小農生產低投入之明證。
西漢的小農經濟在生產和生活兩個方面的低投入早就抵於極限。一些聽起來比較極端的情
況，實際上卻具有很大普遍性的。晁錯描述當時自耕農的生產和生活：「今農夫五口之家
，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
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
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
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
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10] 董仲舒比晁錯講得更甚：「古者稅民不過什一，
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
妻子，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
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興，循而未改。」[11] 董仲舒認為，這樣的情況
是從秦國商鞅變法開始的，漢朝的問題在於「循而未改」，這不盡符合事實。此不論。但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小農就其所從事的主業而言，的的確確已被剝奪得沒有了自己的經
濟，而純粹淪為國家或地主的勞動工具。
3、中國歷史上的農業高剝削率
從戰國到秦漢，中國的小農經濟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低投入和低產出。在其後的
中國經濟史上，由於高額的租稅剝削，這種情況甚至變得更加嚴重。
明末清初的黃宗羲，論及魏晉以下自耕農所受賦稅壓迫之沉重，曰：「魏晉有『戶』、『
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
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纊、布、
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
然不見，其實並入庸、調而入於租也。相沿至於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
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有明兩稅
，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
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裡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征
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並入兩稅也。未幾
而裡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
。』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萬曆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
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並入於兩稅也。…嗟呼！
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 [12]1有關楊炎的兩稅，無非是將租、庸
、調與其他非法征斂合併，唐人陸贄已謂：「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13]2魏晉
以來賦稅制度的變化，無非如此。二十年前，王家范、謝天祐先生曾就此問題說道：「兩
稅法、一條鞭、地丁制（攤丁入畝），從賦稅形態演化的前行意義上應該加以肯定，但其
中卻包含著賦稅絕對值（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的增長，這也是毋庸諱言的。關於這一點，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都曾激烈地抨擊過。王夫之就說：『兩稅之
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天寶以來的非法征斂），收於法之中。』不是嗎？兩稅規定『量
出以制入』，而不是『量入以製出』，無異明確宣佈：它對天寶以來唐財政開支猛增而加
稅的既成事實是加以認可的。到宋代，庸調又從兩稅中脫出，『兩稅』成了單純田租的『
二稅』，職役雜差又紛至沓來，以至稅外有稅，稅外有役，兩稅法面目全非。發展到明代
中葉，將宋、明以來兩稅之外累加的各種稅、役一概並入一條鞭，又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下
來。以後鞭外又有鞭，原先的銀差、力差早已納入於一條鞭之中，新的雜役卻平地而起…
…總之，王朝屢變賦稅之法，變來變去，不是減法，而是連加法……兩稅=租庸調+橫征（
法外之征）；一條鞭=（租庸調+橫征）+橫征；地丁制[（租庸調+橫征）+橫征]+橫征。」
[14]3
以上引征，大致可以說明魏晉以下自耕農所受剝削，甚至比秦漢更為嚴重。王莽曾經說過
：「漢氏減輕田賦，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
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
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15]4這是講西漢時小農受剝削最嚴重的程度。什稅五
，就是50%，可謂苛剝已極。然比之秦朝，則已減輕。按班固所言：「至於始皇，遂並天
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
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16]1「泰半」就是三分之二。班固說：
「民三年耕，則余一年之蓄。」[17]2這也是當時或在此之前人們的一般看法。據此可以
認為，當時小農的受剝削的限度，至少應該控制在大約33%之內。王家范、謝天祐先生認
為，在中國古代「就王朝的正常時期而言，實際賦稅率一直維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到
王朝中、晚期，則常有逼近地租率（即50%）趨勢。」[18]3這一估計，是就小農的糧食產
出而言。古人也作過這方面的論述。南宋洪邁就小農受國家和地主苛剝的情況說：「李悝
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
百三十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
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粗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
取亦如之。庾人執概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腳、頭子、市例之類，
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並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董
仲舒為武帝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
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雲。」[19]4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各項賦稅率估計，所根據的是糧食產出，而某些間接稅的徵收，以及
賦稅徵收的貨幣化和市場化，必然使這一賦稅率進一步攀升。[20]5但同時也必須看到，
一些套種和二熟的農作物，未被計算在內。
4、農桑之外的小農生活依賴
小農的產出，不僅僅是糧食產出，還應當包括各項農副產品的產出。孟子所謂「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講的是小農的紡織原料和成品生產。小農的這項副業，於「國用」有莫大
關係，即所謂的「布縷之征」，[21]6卻也是其生活的一項重要的 「旁入之利」。[22]7
然而，它還是遠不能彌補小農生活的不足。孟子所謂的「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其
實是在強調飼養畜禽對小農生計的重要補充。特別是養豬，漢人或謂「一豕之肉，得中年
之收」。[23]8漢武帝時的丞相公孫弘，就曾因「家貧，牧豕海上」。[24]9
《漢書》上說，黃霸在穎川任太守，曾「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
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25]10又有龔遂，於任渤海郡太守期間，於「勸民務農
桑」之外，規定要 「家二母彘、五雞」；還讓當地農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
蔥、一畦韭」。[26]1榆樹的果實、葉子不僅可以作為禽畜飼料，青黃不接時亦可以用來
充飢，榆樹皮則可以救荒。至於薤、蔥、韭之類，或為當時的重要輔食，或與該地人民以
膻腥充飢有關。黃霸、龔遂所為，其實是當時地方官吏應盡的職守。《後漢書》中講到過
個叫仇覽的人，所任不過亭長，也十分認真地「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
豕有數」。[27]2這當然不會是一個小小鄉官的別出心裁。
關中和巴蜀之地，秦漢時最為富庶，號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28]3或謂關中：「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
類。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29]4至於蜀
地，或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以天下。」
[30]5大體而言，即便是在當時最主要的糧食產區，小農經濟本身的維持，必須在很大程
度上依賴農桑之外的副業。《淮南子》曰：「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
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養育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
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
蒸，以為民資。」[31]6這不會是憑空而論。
其實，此前很久，中國的農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詩經·豳風·七月》：「六月食郁及
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新樗，食我農
夫。」講的都是以瓜菜水果和其他植物果實甚至野菜來代替糧食。至於在宅地周圍培植桃
、李、棗、栗之類,亦為當時慣例。《管子》曰：「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在，
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
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絲麻旁入奇利未在其
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32]7此中所謂「素食」，即上引《淮南鴻烈》之所謂
「疏食」，指的都是草木之實。戰國秦漢之時，草木之實為口糧，是很普遍的。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棗栗。蘇秦見燕文侯，說燕國能夠「粟支十年」，又說燕國「北有棗栗之利，民
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33]8可見，燕國之「粟支十年」，與「棗栗之
實，足實於民」，實有莫大關係。那時，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的「民食」，真大有賴於棗栗
。難怪司馬遷要說擁有「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就可以「與千戶侯等」了。[34]9
5、國家針對小農副業所作的制度安排
賦稅和地租剝削的加重，必然使小農經濟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副業。而為了穩定財政收入，
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會以大規模的制度安排來促進小農副業的恢復和穩定。如西晉實
行占田制，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
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對於這項規定，學者各有不同的解釋，但都肯定有一部分
土地名義上是不課稅的。但是，從其戶調式規定的「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
次丁男為戶者半輸」[35]1來看，戶調徵收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那30%名義上不課稅的土
地。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法律上將一塊占很大比例的土地與種糧地分開，實際上正反
映了當時的統治者在天下大亂之後，充份認識到小農的家庭副業對於維持和穩定小農經濟
，進而對於維持和穩定國家的財政經濟，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北魏均田制對小農的家庭副業，作出了更明確的制度安排：「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
桑）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
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現口。」[36]2「桑田
」之上必須種植桑、棗、榆樹若干，甚至「夫給一畝」的園圃之地上必須種植榆樹、果樹
若干，都以國家法令的形式來確定。均田制實行的過程中，此類規定大概始終是存在的。
西魏時，蘇綽與宇文泰談論治國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
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並強
調「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37]3而北齊均田令中，亦有「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
，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38]4的條文。隋朝均田令也規定了永業
田必須「課樹以桑、榆及棗」。[39]5至於唐朝，其均田令同樣規定了 「戶內永業田，（
每畝）課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40]6所有這些制度上的設置，其用意
亦如蘇綽所言，是要使小農藉此「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唐以後，五代、宋、元、明、清時代，同樣也維持著這樣的制度。五代周世宗曾下令「課
民種樹，其上戶所種每歲須及百本，其次降殺有差；又令民每口種韭一畦，以助其食」。
[41]7宋初，太祖曾頒詔：「申明周顯德三年（956年）之令。」根據這一詔書，其「課民
種樹」的具體內容為：「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棗半之（
《續資治通鑒長編》為『桑棗半之』）。」而「令民每口種韭一畦」，則改為「男女十歲
以上種韭一畦」。[42]81053年，甚至遼朝的皇帝也詔令其「內地州縣植果」。[43]9而後
來的金朝統治者，規定「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
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44]10至於蒙元，其在1260年頒布的「種
植之制」中規定：「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
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
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鵝鴨之數，及種蒔
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45]1明朝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詔諭：「天
下衛所分兵屯種者，鹹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
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同年，「又詔鳳陽、滁州、廬州等
處民戶種桑棗柿各二株」[46]2。明朝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命天下種植桑棗」，並
對大臣們說：「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
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鹹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
，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
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47]3而據洪武二十八年湖廣佈政使司的上報
，其所屬州縣不僅僅栽種桑棗，而且還栽種了大量的柿、栗、胡桃之類，共計八千四百三
十九萬株。[48]4清朝雍正皇帝也曾諭令：「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
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再捨旁田畔
以及荒山曠野，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即
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養之踐踏
，奸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
，於生計鹹有裨益。」[49]5
凡上所引，皆足以證明國家圍繞小農副業所作的制度安排，不僅在實際上有利於國家盡可
能多地搾取小農的主業和主要副業產品，而且這也正是國家作出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所在
。
6、「桑棗」並稱及其重要性
大約兩漢之後，我國各類文獻涉及農民副業，始以「桑棗」並稱。曹魏時，杜恕曾與文帝
論及冀州的重要性，其一為「戶口最多」，其二為「田多墾闢」，其三為「桑棗之饒」。
[50]6397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發兵進取中原，詔令「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棗。」
[51]7唐德宗時，節度使李希烈反，王族劉皋率兵平叛。《新唐書》上說他「師所過，不
敢伐桑棗」。[52]8唐代的法律文書中也往往將「桑棗」並稱。[53]9顯然，在這一相當長
的歷史階段中，棗作為主要的糧食替代物，地位重要。至宋元時期，「桑棗」更普遍地成
為農民副業的總稱。
「棗」的地位如此突出，最終反映的是人民果腹不得不大量取給於各種糧食替代物。所以
，即便是像蒙元這樣「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54]10的馬背民族，其既已入主中國，
對「桑」與「棗」的同等重要性也絲毫不缺乏理解力。《元史》卷115《順宗傳》：「（
至元）二十八年（1291），始詔（答整麻八剌）出鎮懷州，以侍衛都指揮使梭都、尚書王
倚從行。至趙州，從卒有伐民桑棗者，民遮訴於道，答剌麻八剌怒，杖從卒以懲眾，遣王
倚入奏，世祖大悅。」
除「農桑」並稱，又以「桑棗」並稱，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小農生存狀況在日益窘迫之下，
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於副業。明朝有一個叫喬宇的大臣在給武宗皇帝的上疏中曾說到，大同
府的一些州縣，因「皆漫散平地，相離邊牆不遠，百姓依村堡住居，無園林桑棗之利，雖
有田畝耕種，所獲不多」。[55]1這種對「園林桑棗之利」的強調，正反映出「田畝」之
外的副業生產對於小農生活的極端重要性；而以「棗」為代表的糧食替代物，其地位更變
得越來越突出。明宣宗曾對其戶部大臣說：「桑、棗，生民衣食之給。」並嚴令：「天下
郡邑，督民栽種，違者治究。」[56]2清朝雍正十一年，山東巡撫岳濬提交的有關該地區
收成的報告，其中一方面強調「通省各府州所屬州縣收成，十分九分八分者居十之八，七
分六分五分者僅十之二」，另一方面則強調「各州縣多植果木棗栗梨柿，悉有六七分收成
，均資食用」。[57]3而在雍正十二、十三年關於收成的報告中，岳濬同樣提到諸如棗栗
柿梨之類「鹹資食用」或「足資食用」的問題。[58]4身為朝廷封疆大吏，岳濬一而再、
再而三地強調同一問題，當然不會是他膽大妄言。中國歷史上小農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
是不得不依賴於「農桑」之外的其他副業的。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到了清代，更是
如此。
進一步的問題，在於這種「農桑」之外的副業，究竟在小農家庭經濟中佔多大的比重？儘
管這是一個無法精確回答的問題，卻也還是可以從一些史料的發掘中得到大概的答案的。
前引《管子·禁藏》所謂「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
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
入奇利，未在其中也」之言，按《管子》的計算，一個小農之家，總有五分之一食物要取
足於「果蓏素食」，而另有五分之一要取足於「糠秕六畜」，加起來等於其「田畝」收穫
的三分之二。從戰國、秦漢至於明清，隨著小農所受租稅剝削的加重，這種情況似乎變得
越來越厲害。茲引數例為證：
唐張籍《野老歌》云：「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
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食／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59]5又皮日休《橡媼歎》：云：「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傴黃發媼／拾之踐晨霜
／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
又精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
／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食誑飢腸／吾聞田成子 ／詐
仁猶自王／吁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60]6兩位唐代詩人所謂的「歲暮鋤犁傍空室」
、「私室無倉箱」，當然不會是他們的「詩興」所致。農民向國家交稅之外所剩無多，這
樣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司空見慣。宋人郭祥正在其《田家四時》詩中，把農人終歲勤勞、
得享豐年的景象寫得詩意盎然：春天，「田田時雨足／鞭牛務深耕／選種隨土宜／播擲糯
與粳／條桑去蠹枝／柔柔待春榮／春事不可緩／春鳥亦已鳴」；夏天，「麻麥聞熟刈／蠶
成繅莫遲／更看田中禾／稂莠時去之／幸此亦日長／農事莫敢違／願言一歲稔／不受三冬
饑」；秋天，「開塍放余水／經霜谷將實／更犁原上疇／坎麥亦云畢／老叟呼兒童／敲林
收橡栗／乃知田家勤／卒歲無閒日」；入冬，「田事今雲休／官輸亦已足／刈禾既盈囷／
采薪又盈屋／牛羊各蕃衍／御冬多?蓄／何以介眉壽／甕中酒新熟。」[61]1這是一幅比較
富裕的農家景象：耕地用牛，麥子、水稻一年一熟，另有桑蠶之利；雖說是終歲辛苦，但
交稅之外，糧食裝滿了倉，柴草堆滿柴房，牛羊入欄產仔。然而，就是這樣比較富裕的農
家，所得也差不多只能滿足其「不受三冬饑」的願望；所以，當秋日農事完畢，照樣是「
老叟呼兒童／敲林收橡栗」。
就是這樣的幸福生活，對相當多的小農而言，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歐陽修曾這樣描述過
宋代小農的生活：「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
秕稗，或采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
。」[62]2與歐陽修差不多同時的唐庚，其《武興歌》寫小農生活之困苦：「去年山中無
黍稷／只有□根並橡實／□根作麵如食蜜／橡實炊飯如剝栗／東家有錢食橡實／西家無錢
惟食□／今年□盡橡實貴／山中人作寒蟬枯。」[63]3南宋朱松在其《次韻希旦喜雨》詩
中，則以「那知下土民／糟粕配橡實」之句，概括小農生活狀況的窘迫，而以「驕陽挾酷
暑／何啻虎而翼」[64]4的詩句，強調本已是苛政猛於虎，而旱災之下民不堪命，更可想
而知。元人胡祗遹《哀饑民》詩，寫大旱之年的民生：「義倉虛名固無用／所費不貲無寸
補／天下常平幾萬間／公廩空廒走饑口／千家一室粗儲蓄／亦豈有餘供貸舉／山家入山收
橡實／不避林深遇熊虎／平野村村食榆槐／寒滑那能辭腫吐／樹求葉實草尋根／男執斧斤
婦筐筥／不憂湧貴憂無糴／俗吏區區定時估／一年凶荒遽如此／再歲何方逃死所／牧民誰
作父母官／尚惜一言申省府／前催和糴後催糧／流殍遺民今幾戶／邇來馬牛皆半價／芻豆
俱無難作主。」[65]5宋沂《東海謠》云：「今年垅畝粳稻空／縣官索租到疲癃／丁男登
山拾橡栗／妻孥含酸向人泣。」[66]6吳萊《山中人》云：「白日出覆沒／胡獨勞我生／
所務在卒歲／朝夕強營營／當春治農器／土脈亦癉盈／薄言藝黍稷／庶以觀其成／涼風一
披拂／場圃如坻京／凍戶猶畝首／康衢或歌聲／於茲尚不給／野有菜色氓／毋寧拾橡栗／
起視床頭缾。」[67]7明朝李昌祺《內鄉縣》詩：「巖邑千山裡／荒村戶半逃／曉餐炊橡
栗／寒火爇蓬蒿／深秀非盤谷／凋零類石壕／自傷無善政／撫問敢辭勞。」[68]8萬歷時
，郭正域作《孺人朱氏墓誌銘》。墓主朱氏出身於耕讀之家，其夫李宗魯萬歷時中進士。
據郭正域在墓誌銘中所述，李家向來是「男子讀，婦人織，計口作業，未有靡靡也」；而
朱氏嫁到李家時，李宗魯尚未中進士，家境相當清苦，曾「食貧有年」；朱氏晚年對「兒
婦輩」回憶自己嫁李家後的情景，說：「吾昔在田間，與若諸母作苦；雞鳴機軸軋軋未休
」，卻仍是「啖橡芋尚不飽」。[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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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所以偉大，正在於他是一座橋樑而非目的；
人類之所以可愛，正在於他是一段跨越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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