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 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蘆葦(劉文嘉/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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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蘆葦

本報記者　劉文嘉　刊發時間：2009-12-14 07:38:46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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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華園西南角的老樓中找到何先生的書房。一壁是歷史書籍，一壁是哲學原典，一
壁是西洋音樂磁帶，是斗室，也是個小世界。

　　何兆武先生呢？窗前一榻，閒對青山。

顛沛記行

　　祖籍湖南，生於北京。何先生研究歷史理論、歷史哲學，而五四後風起雲湧的現代史
，卻不過是他的人生回憶。

　　1935年，何兆武上初二。12月9日早晨，北平胡同裡的積雪沒過了膝蓋，他上學路上
聽到兩個車伕談話。

　　「西直門關了。」「怎麼又關了？」「今天鬧學生。」

　　其時日軍已控制察哈爾，逼近京畿，北平城頭卻仍在「變換大王旗」。何兆武感到「
一定出了大事」。

　　在歷史上，這次「鬧學生」被稱作「一二·九」運動，實際包括前後連帶相關的四次
大遊行。到了次年的第三次遊行，何兆武也參加了這件「大事」。

　　1936年，何兆武上初三。他和同學一起喊著口號遊行，走到西單就被軍隊截住了。軍
警先是朝空中放槍威嚇，然後就持大刀、警棍毆打學生。學生手無寸鐵，隊伍一下被沖散
，何兆武和兩個同學拚命衝到路邊一家照相館洗照片的「暗室」裡，躲過了這場暴行。

　　這是他第一次「聚眾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五歲，古人說的「志學之年」
。讀過豐子愷、朱光潛、謝冰心、徐志摩，以及梁啟超和顧頡剛的學術性著作。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師大附中讀高一。「七七事變」，北平淪陷。他和家人先到天
津、再乘船到青島、從青島換火車到濟南、從濟南倒車到徐州，然後轉鄭州到漢口、轉武
昌回岳陽，一路顛沛輾轉到湖南老家。其實也可以留在北平，並不至於有殺身之禍，但他
「寧願選擇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不願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做亡國奴」。

　　書還是要讀，何兆武選擇了剛剛搬到長沙的中央大學附中繼續求學。只可惜剛剛讀了
一年，日軍就攻佔徐州，逼近武漢，長沙形勢告急，中央大學附中又搬到了貴陽。

　　人說貴陽「天無三日晴」，何兆武深以為然。「我在貴陽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個
晴天。」糟糕的是日軍飛機也趁著這萬里晴空出來轟炸，天天響警報，學生天天往山洞裡
跑，跑來跑去，學校乾脆直接搬到了山裡。

　　1938年末到1939年秋天，何兆武就呆在貴陽的山溝裡上學，心裡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苦
惱。中央大學附中意識形態性很強，學術氛圍遠不如當時北方學校那麼自由。何兆武每天
早晨被軍號叫醒，由教官帶著跑步、訓練、喊口號；晚上聽著熄燈口令睡覺，睡前也是點
名、唱歌、喊口號。所謂口號，就是「蔣委員長萬歲」。

　　再有，就是沒書讀。山溝閉塞，炮彈炸不著，人也出不去。沒有書籍、沒有報刊、沒
有電影。在北平讀書時，何兆武每週都要去北平圖書館，「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
能看完」；時不時就去逛書店、逛琉璃廠、看電影、看京劇。《大公報》、《國聞週報》
，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林語堂創建的《論語》雜誌，他幾乎每期必讀。在貴陽馬鞍
山，這樣豐富的文化生活簡直不能想像。

　　何先生一生,對大部分事情都能寬容忍耐，唯獨不能忍耐兩件事，就是「不自由」和
「沒書讀」。他一生很多重要選擇，說到底，都會和這兩點扯上關係。這次也一樣，讀高
中二年級的何兆武最終選擇了跳級參加高考，提前結束這種閉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選擇，所以也很鄭重的。」何先生說，「那時候我們也填志
願，和現在一樣，按照分數分入不同的學校。」當時，由清華、北大、南開在長沙成立的
臨時大學也因戰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個志願欄中都填上了這個大學的
名字——西南聯合大學。

聯大記趣

　　1939年，何兆武以貴陽地區第二名的考分進入西南聯合大學。他很快就發現，聯大很
對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進，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舊，隨你左狂右
狷。「我宿舍有位同學，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布鞋不提後跟
，講笑話，愛抽菸。」一副疏狂做派。這人是汪曾祺。

　　選課是自由的。何兆武入學時的專業是土木，但文學、史學、哲學、外文的課也隨時
向他敞開大門。他去聽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偏趕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調去做
美軍翻譯，上課的都是女生。整個教室只坐著兩個來旁聽的男生，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楊
振寧。

　　讀書是自由的。聯大有個大圖書館，各個系還有自己的小圖書館，所有圖書館一律開
架，學生可以自由入庫，呆一整天也沒人管，殊為難得。「解放後我在歷史所工作了三十
年，做了研究員也不能進書庫。要看書得在外面填條，然後交給圖書管理員去拿。」何先
生不喜歡這樣，「圖書館又不是藏珍樓。」

　　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大師畢集，河漢燦爛。史學有陳寅恪、姚從吾、傅斯年、錢穆
、吳晗；文學有沈從文、錢鍾書、聞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數學有陳省身、華羅庚；哲
學有馮友蘭、金岳霖。這些大家的課，何兆武至今難忘。

　　「錢穆先生開什麼課？」

　　「他講中國通史。錢先生講課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動
容。」

　　「錢鍾書先生如何？」

　　「他講課是啟發式的，他不告訴你結論，總是在提示你，有些機鋒。所以聰明的人才
能跟得上他。」

　　「陳寅恪先生呢？」

　　「陳先生呀，他開的是高年級的課，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還沒有資格
選這樣的專業課。」

　　但他還是去聽了，趴在教室窗戶外聽的。幾十年之後，何兆武在著作《歷史理性批判
散論》的自序中回憶了陳寅恪講課的情形：「經常身著一襲布長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
學者，一點看不出是曾經喝過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授課總是攜一布包的書，隨時翻檢；
但他引用材料時卻從不真正查閱書籍，都是脫口而出，歷歷如數家珍。」何兆武後來轉向
史學研究，確實有賴這些前輩史學家風采的感染。

　　何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讀了四個專業，本科是土木、歷史，研究生是哲學、外文。「
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
得懷念的好時光。」他的校友鄒承魯院士曾說過，西南聯大之所以出了那麼多大師，原因
就在「自由」二字上。何先生深有同感，「我沒有想到將來做什麼，畢業以後做什麼工作
，哪一年讀博士，都沒想。覺得這個好玩，就學這個，那個有意思，就讀一讀。」真的是
為讀書而讀書。

　　自由開放，讓人如魚得水。但當時自由之聯大，不過是桎梏之中國的一隅。事實上，
從1940年開始，這些泰斗級的老師和後來大師級的學生，一直過著每天躲避轟炸的生活。

　　「你知道，1937年先是『七七事變』，然後是淞滬會戰，日本人把我們的海岸線都封
鎖了。當時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所以國外的物資都從河內運進來。可是1940年法國潰敗
後呢，越南這條線也被日本封鎖了，只剩下滇緬公路是中國和外界唯一的聯繫。日本人就
天天轟炸，我們從1940年到 1941年就天天『跑警報』。」

　　何先生對此已經頗為「習慣」。在重慶要進山洞，在貴陽要進山溝，昆明無山，有也
是低矮的山坡。所以「二十分鐘就能跑出去很遠啦」，言下之意，已經比之前強多了。

　　空襲每天來得都很準時，「大概是中午吃飯的時候響警報，半小時後飛機來了，來了
炸，炸完了走。半小時後解除警報，大概是三點鐘左右大家又都回來了。」

　　「那您吃飯怎麼解決？」

　　「有時候自己帶點吃的就跑了。後來我們上課的時間都改了，上午十點下課，下午三
點再上課。中間那幾個小時就給大家『跑警報』。」哈哈一笑。

　　別人形容這樣的生活，說狼煙四起、戰火紛飛。他形容這段生活，卻用「戰火芬芳」
。即便聯大曾經被轟炸過兩次，圖書館、宿舍都曾經被炸過，其實每天都有性命之憂，他
仍不願把生活形容為慘烈艱難的。「芬芳」之意，大概是珍視那廢墟上開出花朵的生活。

「文革」記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北京城，先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後又在
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教了幾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調至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的思想史研究室，師從侯外廬先生。

　　剛參編《中國思想通史》，「反右」風潮就席捲而來了。科研秩序已然亂套，何兆武
自己偷偷開起了「地下工廠」。

　　他開始翻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帕斯卡爾的《思想錄》，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平
等；帕斯卡爾說，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點
，得閒的話，一天能譯幾百字。」

　　邊翻譯邊查書，各個典故都落實，所以慢。「你的興趣在工作裡面，要偷工減料或胡
編亂湊的話，興趣就是在稿費上面了。」

　　這是興之所至，也有規定任務。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邀請哲學家羅素訪
華，羅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學史》贈送給毛主席。這部書，最終被委派
到何兆武手裡。

　　大概所有哲學、史學專業的後輩學人都讀過何兆武翻譯的《西方哲學史》，對學界的
影響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這部書，在「文革」中為翻譯者本人招來了一頂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為什麼「反革命」？羅素是「資產階級」，翻譯他的書就是「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
魂」。「我當時不知道這本書是毛澤東指示翻譯的，我想給我戴這頂帽子的人也不知道，
不然他也是反革命啦。」大概史學家已經慣見歷史的可笑之處，說到此處，只是一笑，不
再多著一字。

　　還有一個罪名，是「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他不喜歡樣板戲，覺得京劇
是古典劇種，穿現代衣服演現代故事顯得不對味。這個言論又被人告了密，兩罪並罰，何
先生不僅「反革命」，還是「現行的」。

　　他和顧頡剛先生、謝國楨先生關在同一個「牛棚」裡。他的名目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謝先生的名目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顧頡剛先生算什麼罪名？」

　　「他是最早的一批，算老反革命，『老資格的反共老手』。那時候凡是高級職稱的幾
乎無一『漏網』，是『老反革命』。我是助理研究員，還不夠『老反革命』的資格吶。」

　　「牛棚」是歷史所的一間小屋，三人的活動空間不足十平米。其時，顧先生年事已高
，晚年遭難，終日無言，總是默默地坐著，「好像參禪一樣。」

　　何兆武年少對史學感興趣，就是因為讀了顧頡剛的文章。少年時的偶像原來和自己還
有這麼一種緣分，人生之微妙，讓人唏噓。他多次想向顧先生請教學問，終是不敢擾其清
靜，只是在其吃飯時幫著端飯遞水。

　　謝先生倒是和他一拍即合。一個恬淡精神，一個放達做派，遭此劫數，都顯得有些「
沒心沒肺」。兩人每天在「牛棚」裡海北天南、高談闊論——歷史、文學、軼事、掌故，
反正除了政治，什麼話題都聊得津津有味。

　　謝先生愛美食，話中多有涉及。何先生便問他：「您吃了一輩子，到底哪頓最好吃？
」

　　「要說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其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到中國來，傅斯年在
北海仿膳請客，謝先生也參加了。仿膳是按照宮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都換一道酒，喝不
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幾道菜就換了十幾遍酒，「確實好極了。」

　　何先生又問：「您說現在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謝先生答：「西單商場有個峨眉酒家，那裡的乾燒魚還不錯。」

　　何先生笑：「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請您吃一頓乾燒魚。」

　　也談治學。謝先生曾受教於梁啟超，有時飲冰室主人談自己的個人經歷，話匣子一開
，直說到天亮。何先生重視口述歷史，一聽到此處，就勸謝先生寫點回憶錄，保留這些珍
貴的第一手資料。只是不待說完，就聽見門外工宣隊大吼一聲「好好學習」！兩個史學家
趕緊低頭念「小紅書」。

　　要挨批鬥，也要干體力活——在北京時是拆城牆，背牆磚；在河南幹校是下田勞動。
他的家被抄過兩次，大批珍貴的筆記遺失了，姐姐又因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但何先生卻不
愛說這些。與他同時代的大家，經歷萬方多難的少年時代、顛沛流離的青年時代、運命多
舛的壯年時期，一生說來都有些淒楚蒼涼，但他的人生卻仍然顯得從容適意，就因為他對
那些悲苦艱辛的部分總不著意，也不較真。

　　他的譯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
判文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恰恰都完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這二十
年間。著作《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中的重要觀點與論述也形成於這個
時段。政治氣候複雜多變、個人命運沉浮不定，這大大小小的「困局」，似乎都沒有困住
他。

　　很多年以後，何先生出了本隨筆集——《葦草集》。書名因循帕斯卡爾的名言：「人
只不過是一根蘆葦，但它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
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
對此卻是一無所知。」這根柔韌的蘆葦，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卻不知他心在萬山。

晚年記道

　　1985年清華恢覆文科專業，何先生回到了清華園。「我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又是清華
的研究生，對它感情很深。」

　　還是講授思想史。三五個研究生，一兩個青年教師，圍在他身邊討論——不是典型的
授課方式，卻是他最喜歡的方式。

　　也給本科生授課，與其說授課，還不如說是談話和演講。談「中學」與「西學」、傳
統與近代化、「五四」與中國啟蒙、共性與個性、關照與超越。這些談話，都收在他的《
文化漫談》中。好多人說這本書好看，因為對於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進程，作者曾身在
其中，也置身其外。

　　一個時代已經啟幕，一代人已經走過，有些成果被重新正視，有些價值被再次估量。
有人評他的《歷史理性的重建》：「如果想瞭解當下中國學者對歷史哲學的最高研究狀態
，就不能不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如果想通過中國學者的目光去審視西方的史學思想，然
後反轉身來，再去審視當下的中國史學，同樣不能不去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壽，清華大學歷史系準備為他舉辦一個
慶祝會，請一些學人來座談，有北師大的劉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劉志琴先生、世
界史所的於沛先生等等，皆與何先生相識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慶祝會的早晨，學生去
接他，他已鎖好家門，飄然離開。

　　一個人在九月的清華園裡走了走，然後去了圖書館。

　　「一個很普通的平凡的人有什麼可祝壽的呢？」他覺得他不配開頌壽會，也不配出紀
念集。在採訪中，他經常用「不配」兩個字，連說起「文革」後期，工宣隊讓他這個「現
行反革命分子」多「注意」罪名更大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情，他也說，「我不配
監視人家。」

　　新世紀初，清華在「藍旗營」蓋樓，分給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現在擠滿書的斗室，
條件要好許多，又被他拒絕了，笑稱：「年紀大了，嫌麻煩。」這件事記載在由他口述、
三聯書店編輯文靖撰寫的《上學記》後記裡。文靖在那裡寫到，何先生欣賞詩人濟慈的墓
誌銘——「這裡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他說，人生一世，不過就是把名字寫
在水上，一面書寫就一面消逝了。

　　七十年前，何兆武從岳陽乘船到長沙讀書。「我在湘江之上時剛好十六歲，想到了一
個有點哲學或者歷史學意味的問題——怎樣算是進步？怎樣算是幸福美滿？」坐火車要兩
個小時，坐船卻要五天，從功利的角度講，坐火車顯然具有優越性。可是從另一個角度講
，船行沿途風景如畫，讓人畢生難忘，這不是幸福麼？千水含月，萬山帶雲，到底應該怎
樣衡量人生的幸福？

　　他那時剛讀過朱光潛的《慢慢走，欣賞啊》。覺得裡面「無所為而為的觀賞」深切內
心。人生本來就是一種廣義的藝術，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寧願這麼慢
慢走，一輩子對自己也沒有安排。」何老說，又自嘲，「就是這麼自由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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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34.208.40.210
推 OLDGB:ck6何先生的《上學記》與若干對歷史學反思的文章，讀來不禁
→ OLDGB:令人覺得，是一位接近「歷史」而出入在「歷史學」之間的人。
→ windhong:你的「歷史」是？老邱說得太深。待我看看《上學記》
推 OLDGB:現在很快就成為過去，但過去不一定成為歷史。何先生的過去
→ OLDGB:遭逢世亂是今天我們不能遇到的，而在亂中他也能更明確的
推 OLDGB:知道他所要追求的知識與他的人生到底有何關連，就好似錢穆
推 OLDGB:、傅斯年或陳寅恪都有他們的終極目標（應說是治學方向），
推 OLDGB:而歷史學這門學術是要延續自己也延續別人，便成了他們這一輩
→ OLDGB:無可迴避的問題吧。
→ OLDGB:況且，「歷史學」又只是「歷史」的一部份。我們無法作一個沒
推 OLDGB:有過去的自我介紹，但我們製作或身處的歷史中，過去的成分
→ OLDGB:是什麼？有多少？這又是一個很難辯明的大問題。
推 OLDGB:何先生這是可以讓人想到這些問題的長者，所以我才會說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