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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專業自主」和「勞工權益」吵了十幾年，兩者還是彌合不起來，一碰到要
談到組織的問題的時候，這兩個東西就會跳出來乒乒碰碰地亂撞，聽著實在有些心
煩，其實不只是記者，哪一種工人沒有專業自主的問題呢？從現代工會的原型工人
基爾特（Craft Guilds）來看，它既是利益團體、也是專業組織，更是教育機構，
資本主義興起，資本家把生產工具佔據了去，工會的豐富性就該這麼消失了嗎？
苦勞網的這篇「媒工作大遊行九月一日登場」在記協的討論板上引起了小小的爭議
，五月二十五號媒觀和記協一起召開的「新聞不是連續劇、媒體不要踐踏自律承諾
」看起來是針對媒體處理鐵道怪客的新聞而發，但事實上，從「消費者」的角度去
批判媒體的工作，原本無效，總是會有更多的消費者會用收視率來證明媒體選擇的
正確性，所以詩凱選擇直接切入核心問題－媒體自律公約以及記者的組織問題，我
覺得十分的準確，記者本身的集體力量，才能對「媒體亂象」做有效的回應。
一直以來，對於記者組織的想像，就有「專業自主（專業團體）」和「勞工權益（
工會）」兩種不同的主張，我在想的問題是，這兩者真的有那麼大的落差嗎？沒有
一個可以用集體的力量，押著資方，坐下來談判的工人組織，所謂專業自主，根本
就是空談；但換個角度說，工人跟老闆談什麼？難道只談工資、工時、休假……這
些「勞工權益」問題嗎？那未免把工會的格局也談得太小了。
我們從歷史來看，在西方，工會（Trade Union）與中世紀的工人基爾特（Craft
Guilds）*傳統有極密切的關係，工人基爾特是由手工藝工人組成的團體，他們基於
共同的利益、對抗領主的侵害，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因為徹底掌握生產工具的大資本
家還未出現，手工藝工人一定程度可以自己掌握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所以，工人基
爾特不純然是維護利益的組織，它同時是「專業者組織」，在其中，進行著技藝傳承
的工作，所以它也是教育組織，一般認為，工人基爾特的教育功能，一直到大學制度
出現，才逐漸地被取代，從這個角度講，它也是大學的前身。
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工具漸漸為資本家所掌握，連帶著工人越來越只是
單純地出賣勞動力，而生去了技術的主導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歷史地看工人組織，
「專業」與「權益」兩者，從一開始就不是分開的；而在我們這些資本主義後進國家
，工人組織卻從來不曾歷經過這樣的歷史，在台灣，早期工會是國民黨控制生產秩序
的工具，在有了所謂「自主工運」之後，多了一些爭取權益的功能。
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實際上，如果工會只看到權益問題，而失去
了對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掌握，很容易轉變成只能在經濟上鬥爭的「利益團體」，
這也會使得工會失去在生產秩序上，與資本家平等協商的力量，尤其是在各種新生產
技術與管理方法，不斷在「競爭力」的說辭下被引進，新的工具，所創造出來的收益
，往往是從減少雇用、或者利用不熟練的勞動力來取代熟練的勞動力換來，工人無法
對此有所回應，就只能限縮在勞動法規與契約的保障下去錙銖計算，談判立即陷入不
利的地位；從更大一點兒的面向來說，每一種生產，都是有其社會性的，資本主義的
邏輯是讓資本家無限制地擴張生產、以利潤和競爭為唯一的目標，造成的結果，卻是
社會不斷承受它的外部成本，但是對工人來說，卻不見得要接受這樣的世界觀，它的
前提是，工人得把他所從事的生產的社會性想清楚，這才有與其他社會力量結合的可
能性。
在台灣，許多工會的抗爭，往往要到了關廠或者被合併的關頭，才想出他們產業的社
會意義（像是文化保存、公共服務這些理由），但社會意義必須是長期經營，早已經
獲得社會認同的東西，不是急就章，或密集的文宣攻勢可以換取的，更重要的是，這
些思考與行動，是不是內化到工人的腦袋裡、是不是表現在他們平日的組織和工作及
生活上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談「專業自主」並沒有什麼不對，談「勞工權益
」也不一定就對；這兩著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自主」是就積極面講，「權益」則是
消極的，不管哪一種工人，在自己的職業領域裡面、在組織工作上面，如果無法貫徹
地去掌握，我認為，在認識的工作上是不夠的。2004年，由NoLogo一書的作者
Naomi Klein製作、Avi Lewis執導的紀錄片「TheTake」，講述阿根廷工人，在老闆
宣布關廠之後，接管工廠的故事，引起全球工人運動者的興奮。然而，要讓工人說出
「老闆是工廠裡最沒有價值的人」這句話，中間需要經過多少的過程呢？
媒觀和記協談李泰安事件的新聞亂象，可以直接點破「消費者」的無力觀點，而直指
其必須透過新聞工作者的集體行動來加以制衡，這的確有其洞見，問題是這個所謂的
集體行動的長相到底該是什麼樣子？在記者這個圈子裡，聽到樓梯響了好幾年，卻從
來不曾看到人下來；而不只是記者，更大的台灣工運面臨挫敗、工會組織退縮回場廠
及經濟鬥爭的小圈圈裡，隨時準備被各個擊破的時候，我還是在想，到底工會該談些
什麼？
*註：這種形式的組織，甚至被認為是「中世紀的市民社會」的基礎（如黑格爾與馬
克思），假如真的有所謂的「公共化」的話，恐怕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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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相信命中注定
"何必去為人生奮鬥呢?"
但當我們在探討掌上的命運線時
那條命運線 可不是長在我們的手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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