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NTUHistory89 看板]
作者: Valentina (藍色小歐斯) 看板: NTUHistory89
標題: 三澤真美惠 尋找日治時代的台灣銀幕
時間: Sun Nov 10 20:20:23 2002
http://magazines.sina.com.tw/newtaiwan/contents/346/index.html
文化視窗
文／陳乃菁
電影【燃燒的天空】，日本政府會透過電影塑造日本警察或軍人形象，意識到電影是最好
的宣傳媒材。（川喜多紀念映畫文化財團提供）
在日本，三澤真美惠有一個筆名，叫做「粉雪」。，以羅馬拼音唸做Mamire，意思為，撒
得滿身都是。撒得滿身都是白色的粉雪，三澤真美惠的筆名令人聯想到一幅，美麗卻又帶
點俏皮的冬日景觀。幾次見到三澤，她給人的印象也是這樣。
總是穿一件雪白的襯衫，背著學生式的大背包，談到有趣的事，立刻就會揚起嘴角、瞇著
雙眼，笑得撲倒在桌面，她清秀白淨的臉上，也會因為興奮而浮現出淡淡的粉紅，如櫻花
般的顏色。令人禁不住也跟著三澤，一起發自內心地笑著。
◆飄飄然的記者頭銜
「電影的力量很大，大到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它就改變了我的。」出生於日本
大阪，大學時主修探討社會心理學的人間科學學系，擔任過雜誌記者、廣播主持人，直到
一九九五年，原本一句中文也不會講的三澤，又毅然決然來到台灣，學習中文，然後通過
考試成為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班的學生，完成台灣第一份關於日治時代台灣電影政策的論
文，將論文整理出書，然後再到東京大學唸博士班......。三澤有著多變而豐富的人生經
歷，就因為，愛上電影。
大學時，三澤是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系的學生，主修的是「人間科學」。「我對『人』
很有興趣，也以為人間科學既然學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心理活動和關係，應該會很活潑、貼
近人群，沒想到大多數的課，學的是冷冰冰的統計數字，整天要面對電腦程式。」
有些失望的三澤，於是又選修了新聞研究所的學位，雖然多了好幾倍的學業壓力，她卻覺
得只要能接觸到有興趣的事物，再累也很值得。
畢業後，三澤順利進入「magazine house」，東京的一家大型出版社工作，擔任女性周刊
的採訪編輯。「一開始，覺得很新鮮，可以認識不同的人，不斷地和人交換名片......。
」二十出頭，剛剛畢業的她似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工作，不但可以透過採訪接觸人
群，也可以發揮自己在新聞研究所時學習到的專業能力。
那時的三澤覺得自己很幸運，知名周刊的「記者」的頭銜讓她有些飄飄然，更何況還有豐
厚的薪水。
◆電影適時介入人生
然而，工作一段時間後，習慣不斷反省自我的三澤，卻逐漸感到無法跨越的瓶頸。「工作
了兩年後，驚覺自己就像採訪和寫稿的機器一樣，每天都很忙碌，每個禮拜卻好像都在做
類似的事，採訪、寫稿、然後編輯出刊，不斷被消耗著......。」
皺緊眉頭、三澤用誇張痛苦的表情說著，「最可怕的是，我每個禮拜都要把自己都還沒消
化、完全理解的題材，寫出來給幾萬個讀者看。」
撥開看似生活多采多姿的記者光環後，三澤卻覺得空虛。
「我每天都可以蒐集到好厚的一疊名片，寫過無數的報導，然而對我來說，那些人就只是
幾分鐘、幾小時的相處，我採訪過他們，但其實我並不認識真正的他們。」
◆該怎麼再走下去呢？
困惑的三澤，開始掙扎地想要尋找其他出路，想要有可以大口呼吸的空間。於是，「電影
」就這麼，適時地介入了她的生命。
偶然間，平時愛看電影的三澤為周刊寫了一則影評，當時她只覺得有趣，可以暫時寫些自
己想寫的東西。當時沒有多做想像，寫影評只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從未料想過能獲得什
麼。不久後，日本最大報社《朝日新聞》的編輯卻打了通電話給她，希望能開一個專欄，
要她固定為報社所發行的周刊寫影評。
「此後，我一個禮拜要寫一則影評，還要忙自己周刊的新聞，工作量變大，卻覺得很興奮
，因為寫影評，像是可以真正的發揮自己，讓我找回一點我自己。」隨後，又有好幾家報
社雜誌紛紛向三澤邀稿，三澤也開始建立起信心，趁著突來的機會，她決定辭掉女性周刊
的工作，想要專心做個影評人，也想要空出時間充實不斷被消耗的內心。
◆去了解台灣的電影
「我丟下辭呈，拋開穩定的收入，覺得自己很帥......，但心中又開始感到不安，有些後
悔了，可是又不能再回頭囉。」三澤大笑著，有點苦澀，但又同時驕傲於自己年少時的勇
氣，「原本很有自信的，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名氣了，可以獨立了，結果後來才發現，少了
周刊記者的頭銜，我只是個普通的小女孩，什麼都不是。」
三澤又猶豫了，辭掉工作專心當了一陣子影評人，三澤才發現，原來寫影評，還是不能隨
心所欲地寫自己想寫的，還是不能得罪廣告主，不能寫太尖銳的東西，還是要「拍馬屁」
。
「那跟我辭掉工作的目的，不一樣，但我要怎麼繼續呢？」滿腦子理想的三澤這樣告訴自
己，然後想起曾在一次影展上，看了【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事件】兩部台灣電影，
她想起看完電影時，內心所充斥的問號：「台灣是什麼樣子？日本和台灣是什麼關係？什
麼是省籍衝突？日本統治時的台灣，會有什麼樣的電影？......這些好像是我應該知道，
卻不知道的事。」
那就到台灣去吧，去了解台灣的電影，了解台灣的人，「那就做個研究台灣電影的專家吧
，在日本，當專家就不用拍馬屁了！」三澤單純地想著，然後就飛往台灣，從注音符號開
始學中文，靠著幫日本雜誌撰寫外稿的微薄薪水，靠著教育部發給外國學生的獎學金，一
個人在台北住了下來。
◆電影史料也有斷層
想要了解台灣，就要從最起碼的台灣歷史了解起，源於此，經歷過社會工作經驗的三澤，
這時領悟到要當個「專家」，還是得回到學校，從那邊尋找研究的方法和知識，於是她辛
苦地爭取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
「不過，我想要修的是台灣歷史，在台大歷史系中，卻只有很少的課和教授會教台灣史，
」三澤尷尬地笑著說，「結果我必須要修完一大堆關於唐朝小說、宋朝等等的『中國』史
，才能再去修關於台灣的東西，很痛苦，可是還是要硬著頭皮修完。」
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寫論文，三澤選了做日本時代台灣電影政策的研究，成為吳密察以及曹
永和的指導學生。
「因為想要了解在總督府時代，會有哪些電影制度，以及在台灣曾有哪些電影活動，我開
始到中央圖書館和國家電影資料館，找相關的資料。」然而，開始動手蒐集台灣電影資料
的三澤，這時又發現了一道難以跨越的困境：「當時國家級的圖書館與資料館裡，沒有關
於總督府時代的台灣電影資料，且一部電影都還沒整理，而在台灣新電影興起前的電影資
料，也寥寥無幾，資料館管井迎瑞也才剛剛開始做台語片資料的蒐集，倒是中國的電影資
料顯然豐富得多。」一股恐懼感，從三澤的心中冒起，原以為到台灣，就可以充分了解台
灣電影歷史的她，沒想到台灣關於自己土地上的電影資料，會這麼少。再加上，當歷史所
的其他同學聽到三澤要寫「電影史」研究，而且是「台灣」電影史研究時，覺得很不可思
議。「妳在玩嗎？」「電影可以算是歷史學研究嗎？」有人這樣質疑著，覺得電影怎麼可
以納入歷史研究，更何況，大多數的人選擇做的論文，幾乎都跟「台灣史」無關。「要當
個了解台灣專家，竟然這麼難！」三澤覺得大受打擊，意識到自己的單純無知。
「我很害怕，連一部電影都看不到，要如何做研究，但已經無法回頭了。於是我就想，既
然我當過記者，那就從最基本的採訪和整理現有資料開始做起，從最起碼的東西做起。」
在吳密察、李永熾等教授的鼓勵下，憑著過去工作時學習到的經驗和磨出來的耐力，三澤
還是堅持下去了。
◆完成台影歷史拼圖
三澤說，翻遍所有圖書館和坊間關於「日本時代台灣電影」的資料後，她發現早期在台灣
做日治時期電影史研究的，比較強調「台灣人排斥日本電影、歡迎中國電影」的抗日脈絡
，具體而客觀的資料較少，且相關著作也多以訛傳訛，可能有許多錯誤。「如果要做台灣
民間的電影活動，不管資料蒐集或研究方法方面，都會遇到相當多困難，也因此會發生錯
誤的解讀，所以我想，那就從有條文證據可循的總督府電影政策寫起。」就這樣，三澤從
日治時代的台灣媒體《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教育》、《台灣警察新報》等書面資料，
與較有完整紀錄的總督府時期法律條文中，一字一句漸漸拼湊起「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
的研究，「就像是小時候玩尋找寶藏的遊戲一樣，每挖到一點東西，就高興得要命。」
透過採訪，三澤紀錄下數人的口述歷史，整理部分總督府時代台灣民間的電影活動史。然
而，透過這些採訪，三澤深深地感受到歷史是多麼繁複的東西，「每一段歷史的背後，幾
乎和人的活動有關。所以，現在覺得，對我來說，歷史當中有關「人」的部分，還是最生
動、最感人的。」
三澤的論文，終於在今年十月被出版成書，成為研究台灣總督府電影時代歷史的重要紀錄
。現在，她在日本東京大學繼續做電影的研究，即將完成的論文，也是關於台灣總督府時
代的民間電影活動。
「好像繞了一大圈，終於找到自己想要的，那就是做研究，研究電影......，只有我對電
影的熱情，是無法被消耗完的。」說著說著，三澤雪白的臉頰，又漾起輕輕的一絲櫻花顏
色。
◎電影辯士
辯士，也就是電影解說員，是無聲電影時代下的產物。
電影在台灣才開始發展的時代，辯士須兼任電影院的事務員，談不上什麼風格，但隨著大
正年間電影院彼此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辯士的技術與風格成了電影是否賣座的重要關鍵。
有時戲院還會從日本邀請一流的解說員來台，解說日片及西洋默片。台灣也有如王雲峰等
知名的台語辯士。
一九二○年代，出現了臺灣人自己拍的電影。也出現了「臺灣文化協會」的電影活動。這
些臺灣人積極的電影活動引起了總督府警察方面的注意。官方就開始嚴厲的取締統制電影
此媒體。但，另一方面，根據當時看電影人的說法，不管官方怎麼樣管，民間總是想辦法
應付的例子也有。
到了戰爭時期，官方一度試圖嚴禁「臺灣語」的電影說明，但後來因為考慮到若不用「臺
灣語」解說電影，日本官方利用電影來宣傳時，也無法有效地傳達給只聽得懂台灣語的台
灣人，因此只好允許上片時的「臺灣語」說明，說台語的辯士此時仍有發揮空間。
但總督府還是會以其他制度，間接打壓只說台灣語的辯士，如根據三澤真美惠的研究資料
，一九二六年制定台北「上演規則」的時候，已經有辯士相關的規定，規定辯士必須通過
上演法規、國語(日文唸法)、地理與作文等(題目有「電影說明者的使命」等)，而此種措
施有利於日本本地人。
昭和三年，有聲電影【巴黎的屋簷下】出現，辯士制度也逐漸沒落。
◎那個年代
台灣影迷湧進電影院...
電影的起源年代與國家，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爭執與說法，若如一般人所認知的，第一部電
影的產生，是一八九五年時，盧米埃兄弟將影片投射於銀幕上的活動影像...，那麼，當
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那一年，電影也在世界上誕生了。
台灣第一次有電影活動的時間，各方說法不一﹔有人提出在一九○一年時，日人高松豐次
郎在台灣日日新報社前空地放映電影，是台灣電影活動的開始，但也有人提出反駁，認為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上發現的報導，台灣電影活動的蒿矢，應該是在一九九○年的六月
十六日，日本木材商人大島豬市邀請「佛國自動幻畫協會」技師松浦章三，在淡水九號上
映的電影。
三澤雖不能確定真正的時間，但確認在一九○○年，台灣確實有電影上映一事，至於高松
豐次郎，一般認為他是在一九○三年時來台，而由於他積極地帶進新片，因此被視為是為
台灣電影奠定電影產業。
然而，電影這項媒體受到台灣社會的注目，則是從一九○四至一九一○間的「日俄戰爭影
片」的上映開始。
一段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紀錄當時播放電
影及幻燈片的景況，也透露當時社會所認識到的電影不是只有娛樂功能，也具有可以報導
生動實況的「媒體功能」。
報導中寫著：從今夜起，在基隆福樂座，演出日露戰爭幻燈片，其幻燈則是以仁川、旅順
的海戰，關於日露戰爭的寫真及兩國將士的肖像以及其他新奇的寫真數百種...。
而電影逐漸在台灣開始普及，則歸功於一九一○年後，都市裡逐漸出現常設電影院，讓民
眾有了可觀看電影的固定娛樂場所。
電影在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後急速發展，在台北就有芳之亭、新高館等較知名的常設電
影院，且彼此激烈地競爭著。據《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到了正月放新年假期時，芳之
亭與新高館出現大批觀影者，電影院得經常提早謝絕入場以抵擋人潮，但仍擋不住超強的
人氣。
「時至今日電影越發盛行。其他產業不景氣的情況，在電影業界完全感受不到。」
一九一六年《台灣日日新報》在回顧台灣電影變遷的文章中如此描述著，指出元旦時期的
電影界，不管在哪一方面皆大受歡迎，電影院從中午開始便場場爆滿。而離開都會到地方
巡迴演出的外國影片，也超乎想像地大受好評，如在台中放映外國電影時，原本也必須遵
守「將男女座席加以區別」的規定，但因擋不住洶湧而至的觀影人潮，又被迫另外訂定「
在盡可能加強燈光設備的條件下，台中男女座席可不加以區別」。
到一九二四年，被形容為「即使在日本本土也難得看到如此設備」的電影院「新世界館」
開始營業，使得台北電影界的競爭更加激烈，此時電影的氣勢，已凌駕於原先為大眾娛樂
主流的戲劇表演之上，一九二五年後電影事業可說已達到顛峰。
同時日本的統治者，自然感受到電影對於台灣大眾所帶來的影響，於是也在一九二六年(大
正十五年七月)，規定並施行「活動寫真(電影)film檢查規則」，其中規定在日本已接受過
一次檢查的電影，到台灣後，必須再接受總督府的檢查，且每五米底片要徵收五錢的檢查
費，相當昂貴。
即使如此，那個年代，電影事業在台灣依然如日中天。資料來源:《殖民地下的銀幕》，
三澤真美惠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211.21.191.229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211.21.19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