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s:謙遜、恆心、 熱情，都是知道容易做起來難的事啊..大家加油～ 11/28 11:38
正好看到 就轉過來了
裡頭提到不少有趣的東西
他的戴名世年譜真是驚人啊
http://tbn.blogbus.com/logs/2005/11/1574714.html
法國漢學家戴廷傑訪談錄
TAG：雪泥鴻爪
《文學遺產》2005年4期
被訪者：戴廷傑（Pierre-Henri Durand）博士,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採訪者：高黛英，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採訪時間：2005年3月30日，4月23日。
採訪地點：中國北京
高黛英（以下簡稱高）：戴先生，您好！祝賀您積十年辛勞、運用漢語文言精心結撰
的《戴名世年譜》由中華書局出版。來新夏先生撰文盛讚您的著作是填補清史、流人史、
文字獄史學術空白的大型專著。請問，您對漢學的興趣是怎樣產生的？您在《戴名世年譜
·自序》中說："稍習漢文，始從事漢學"，究竟始自何時？您為何選擇清代作家、文字獄
作為研究物件？法國漢學界八十年代以來，有關明清文化研究的成果甚豐，如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於1973－1992年間主持法蘭西學院中國社會和文化史講座，他重視以
儒學為特徵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在法蘭西學院授課時陸續研究了王陽明、顧炎武、王夫之
、唐甄、戴震和章學誠。維爾紐 (Jean-Franois Vergnaud)、比來德（Jean-Franois
Billeter）也有關於顧炎武、李贄的研究專著問世。您的選題與上述情形有關嗎？您的研
究側重于文學？抑或史學？
戴廷傑（以下簡稱戴）：我對中國及其歷史的興趣可說是偶然或命運的結果，這要看
從什麼角度看待生活。我本應成為土木建築工程師。可是，1974年，我一時感情用事，放
棄了工科學業，在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註冊，學習尼泊爾語和漢語。說實在的，當時我
對尼泊爾和尼泊爾的高山更有興趣。中國那時還處於文革階段，選擇學習漢語與熱衷於階
級鬥爭理論常常是成正比的，而我缺少這種政治覺悟。四年後，大學本科結束，可是我無
法繼續學習尼泊爾語，因為尼泊爾語只到本科畢業。我只能繼續中文的學業。中文碩士第
二年需要寫一篇論文，我們的古文老師程抱一先生的一句話決定了我的命運。程先生課上
提及方苞和他的《獄中雜記》，並說翻譯《獄中雜記》可成為一個很好的碩士論文。我因
為還沒選題，為圖省事，就決定做此題。那是1980年的事。方苞、戴名世就這樣進入了我
的生活，從此，我們再也沒有分開過。次年我開始在魏丕信先生(Pierre-Etienne vill)
的指導下做博士論文。魏丕信先生那時剛剛出版《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一書
，是法國國家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博士導師。我的博士論文的範圍是戴名世和南山集案
。因碩士論文做的是關於方苞入獄一事，博士論文的這一選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謝和耐
還沒開始研究唐甄和王夫之，我從未見過面的維爾紐當時還是學生，是跟我一樣的無名小
卒。只有比來德關於李贄的書出版了，但是李贄的生活和思想與戴名世及其文士圈子相距
甚遠，因此，談不上他的書對我有什麼影響。在論文初期，除了參考某些中國學者的著作
，如謝國楨、孟森諸名家的著作，大抵都是參考美國學者的著作:史景遷的《曹寅和康熙
皇帝》，吳秀良的《康熙朝儲位鬥爭紀事》和司徒琳有關南明的研究，是我主要參考書目
中的幾部。至於日本學者的研究，由於語言障礙，我無法參考。當時，普遍認為一個合格
的漢學家應該懂得日語。我沒有遵循前輩的榜樣，而是決定將主要精力用於中國古文的研
究上。古文的難度之大證明我的選擇是有道理的。您也許注意到了我上面列舉的著作中，
無一本是涉及文學的。其實我的興趣在歷史，不在文學。我對文學的興趣--研究文士怎可
不研究其文學作品--並非是從文學理論或文學史的角度去評價，而是從社會學或史學方面
入手，文學可反映一個社會某個時期的某組人，同時載有歷史研究所需要的實證。換句話
說，我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內容上，不是在文體上。
高：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與您的母語屬於拉丁語系的法語相通之處無多，您是如何
克服兩國語言與思維習慣的差異而學習掌握漢語、古漢語的？《戴名世年譜》一書運用文
言準確熟練，且具桐城古文"雅潔"之風，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
戴：您過高估計了我的中文水平。我中文的口語能力很差，也很少讀現代文，更談不
上寫，只是對清朝的文言文比較熟悉，幸虧清代的古文較之前代的容易。有時我想我有些
像過去日本的文人，會看會寫漢語古文，可是不會說。您說得對，中法兩國的語言和思維
方式存在著很大區別。為試圖越過這些障礙，我別無他法，只有披上昔日文士的外衣。應
該說年譜最適合這種練習。其特有的編年文體、文獻的彙集、資料的考訂限定了一個較窄
的框子，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因此無法體現出來:所需要的只是批判的精神和正確的見解，
我認為這兩者都是人類共有的價值。語言的問題更微妙些。直接用中文寫作的想法是逐漸
才產生的，經歷了一個過程。整日接觸的幾乎都是清初文士的別集，我想這大概在我身上
起到了某種模仿的效應，我頗像戴名世所描述的「學中州人言」的南海鸚鵡！如果說這種
模仿還算成功的話，有兩個因素起了作用。其一，剛才已經提到，是因年譜的特定文體。
年譜引文很多，真正撰寫部分十分有限，並且經常重複。（而為避免讓人煩惱的重複，在
詞語的選擇上我下了一番功夫。）另一個因素是漢語文言文本身的特點，雖然很難，但是
也有非常簡單的地方：沒有動詞變位、性數配合或變格等。選擇好詞並將其按照正確次序
排列起來便組成了句子。我曾將戴名世的50篇文稿翻譯成法文，在譯著的前言中，我曾說
過在翻譯中我遇到的最大難點之一，便是如何將由各個獨立的不變單位（漢字）鑲嵌成的
語言，轉換成各詞間相互溶解、相互配合的語言（法文），就如同某些繪畫物體表現清晰
，而輪廓則藏於筆鋒和色彩之中。學鑲嵌應該是比學畫畫容易吧？我並不是說這是件輕而
易舉的事，而是想說明基於這兩個因素做這件事情有可能性了，以後便是功夫和恒心的問
題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悟到了桐城派所推崇的典雅，但是我力圖使句子清澈流暢，就像
我用法文寫作一樣。學習使用法文書面語的漫長過程（我在高中時的文科成績非常一般）
告訴我只要勤於練習並且嚴格要求自己總會獲得一門事物的要領；神不知鬼不覺地，最後
就具備了一種評判的能力，一種組詞串句的敏感，這就會促使你不斷地重新審視寫成的稿
子，直到全篇邏輯連貫而無任何凹凸不平之處為止。在撰寫《年譜》的這些年中，我覺得
又找回了這種感覺。
高：中國佛教有所謂"緣"的認識。您25歲時，朋友為您取漢名"戴廷傑"時，您本人"
是時未聞中國有桐邑"，"余友未聞桐城有戴族"，但從您學位論文及您近十幾年的研究看
，您的漢名隱含了您未來從事漢學研究的物件、內容乃至範圍（以戴名世為中心，以《南
山集》案為切入點，探討清代文學、文人與清廷政治、文化的關係）。您相信緣分之說嗎
？您又如何認識清代文學與清朝文化、政治的關係？
戴：當然緣分之說很誘人。我在前言中說到朋友給我起中文名字時並非是想說命運選
擇了我來講述戴名世的生平。我記得曾經給安徽的一位老學者寫信問及某些有關戴名世的
問題，在回信中這位老先生問我:是否為桐城戴氏族人？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做些解釋。我
與戴名世非親非故，也不是因為研究這一課題而取此名，姓戴純屬巧合。戴名世和南山集
案是我研究的中心，我自然會注意清代皇帝的文化政策和朝廷內的政治鬥爭。十多年前，
我寫了本關於戴名世及其時代和文字獄的書，以《士與權》為名。這個書名比較泛，我想
以此來說明我的研究不僅限於戴名世個人，而是中國傳統儒家社會文士的形象。昔日文士
，因為有文學道德修養，而在社會上有著頗為顯赫的地位，也因此有著各種不同的權勢，
如就國事表態（通過公開表明立場的方式）的權能，對社會上某些成功者（為人做序跋）
或某些人的生平（為人做墓誌或寫傳記）給予承認的能力。因為駕馭文化，他還有可能通
過科舉考試踏上仕途。我書名中的「權」字，當然也包含另一個含義，即政治權利。《士
與權》也是力圖從一特殊的例子來探討擁有象徵意義的權勢的文士與代表著皇權威力的宮
廷之間的關係。文學、政治和文化，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其分開來
研究，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不過我覺得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是有益的。1992
年，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出了一本煌煌著作，名為《藝術的法則》，論述19世
紀的法國文豪福樓拜。布迪厄先生是福樓拜的忠實讀者。他在書中研究福樓拜所生活的環
境，也指出福樓拜偉大的著作，不僅是作家個人才智的結果，而且是社會、文士、政治志
向的結晶。一些福樓拜的崇拜者，大叫這是褻瀆名家的靈魂。布迪厄先生的這一課值得深
思，尤其是研究傳統儒家的中國，那時的中國文士所享有的威望--也即是權勢--是歐洲文
人比不上的。
高：您煌煌九十萬字的《戴名世年譜》，極具豐富的古典文獻價值。年譜"不僅校訂
了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戴氏生平與家族譜系資料，收錄了《戴名世集》未收之百余篇佚文
，而且在詳加考訂的基礎上，編有與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獄相關的六百余人的生平傳記
" （柴劍虹先生語），使"戴名世二百年前之沉冤借此令世人詳其始末，明其究竟" （來
新夏先生語），您將年譜的功能運用自如，特別是您考述傳主生平、士林交遊、《南山集
》獄史事展示出的輯佚、標點、比勘、考據等過硬功夫，令人感佩。您深厚的中國傳統文
化的學養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戴：像使用文言文一樣，一種模仿的作用。因為我整日接觸的就是文士的別集，肯定
也是因為我幾乎與課題溶為一體了。文士所作墓誌及傳記經常讚揚死者的發憤讀書及潛心
勤學，古人的這種精神，今人也應借鑒。文獻的裒輯需要耐心和經驗。文稿的考據需要邏
輯和嚴謹，甚或一個簡單的正確判斷力。比勘則需要注意力集中，而標點是一種遊戲。當
然這種遊戲藏有許多陷阱，我不能保證沒有掉進去。任何學術著作都會有或多或少的錯誤
。學術著作的好壞之分就在於錯誤的多少。我只是希望拙著中的錯誤（我自己已經發現了
！）是在容忍度之內。您看，恐怕您過高估計了我的能力。如果說拙著有與眾不同之處，
除了它出自一個外國人之手，大概還是它的篇幅，即您所提到的九十萬字。在中國，年譜
出得很多，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譜都加上《長編》二字，是想表明比一般年譜長。我沒有這
樣做。 我認為年譜即是年譜，沒有長短之分。拙著《戴名世年譜》本應與普通所見年譜
的篇幅無甚兩樣，可是隨著新資料的發現，特別是發現了戴名世60篇佚文後，篇幅變得愈
來愈大，最後超過了1000頁。過去，年譜不求全面，只給出要點，因此篇幅一般都不大，
除非是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如王安石、朱熹等。今日，年譜是一種博學著作，如果能做到
底，非常有益，起碼用處很大。我的運氣--運氣與才能無關--是在研究上能夠走到底，或
者說是走得比較遠。能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
作有著很大的自由度。第二個原因是西方史學著作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研究也越深，篇
幅也越大。我覺得由於體制的原因（我們下面還會談到）和某些與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有
關的原因，中國在這方面顯得有些落後。隨著中國的開放，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現在一批
年輕的史學家開始嶄露頭角，他們不像前輩那樣經歷了中國幾次大的起伏。在書出版的幾
個月前，得到了王樹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深感遺憾。我本打算書一出版，便贈獻給王老
，現在他再也看不到我的研究成果了。我相信憑他以往的熱情和寬容，他一定會為《戴名
世年譜》的出版而欣慰。後來一想，這樣可能更好。王樹民先生經歷了新中國的誕生，可
是以後的幾十年對研究舊中國國學的學者來說，並不能說是十分有利的年代；形勢雖然好
轉，可是為時過晚，時間已流逝，人也步入晚年。戴名世生平未嘗不歎息己命之不厚，己
志之不遂，認為是"未遇其時"。王老及其同代的學者真是在他們才思橫溢的時期，沒有遇
上有利的環境。現在情況完全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史學隨著共和國的建立而消亡，新的史
學正在建立，這將是形式和方法全新的現代史學。我投入這一課題的研究，剛好是處於兩
個世界、兩代學者的轉接時期，這也是一種巧合。晚十餘年，或二十年，我一定不需要寫
《戴名世年譜》了，這一工作早會被中國學者完成！
高：法國著名的史學流派年鑒學派主張拓寬歷史研究的領域，提倡運用歷史學、社會
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解釋歷史，並強調史學研究必須依靠理論的指導。您研究清初
文人、文學，但不限於文學，視野闊及政治、文化、法律諸方面，是否受到年鑒學派學術
取向的影響？您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有著怎樣的考慮？
戴：年鑒學派對當代史學研究影響之大，我想西方史學家無一不受其照耀。成為年鑒
學派據點的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既教授歷史，也教授哲學和社會學。最早它是索邦
大學高等實驗研究院的一個系，隨著六十年代新史學的急劇發展，便獨立出來。我畢業於
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拙著《士與權》由該學府出版社出版。就這一點上說，我與年鑒學
派略有牽連。如果說我出自該學派，相承其思想，未免顯得太自負。其實，我只是受到時
代的薰陶。無疑我們要用比較寬闊的視野和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問題，但我不認為應該由某
一理論來指導。更坦然地說，我越來越懷疑搞史學研究需要運用某種理論。這並不是說史
學家要放棄理論，但他首先要恢復事情的原狀，甚或還歷史的真相。儘管真相是脆弱的、
相對的，但是我相信是存在的。撰寫年譜的這些年讓我認識到堅實的博學工作的益處，並
感到這一任務的崇高。如果我僅限於今天西方漢學的標準，我寫不出年譜來。撰寫年譜的
念頭還很模糊的最初，我記得我非常猶豫，似乎覺得這種博學的工作應該留給中國學者做
，自己則應從事所謂解釋及敍述歷史的著作。在這種略顯居高臨下的態度中，應該說天真
多於傲慢。一旦投入後，這些顧慮和猶豫便煙消雲散，撰寫的激情便一發不可收拾。來新
夏教授為拙著作評時寫道："寫年譜比傳記更順手，更容易求真存實，更易於減少個人情
感成分。"我非常同意來老的觀點。這自然不是說搞史學只能作年譜，或如此類學識淵博
而不易讀的著作。我想博學的工作不能因為要敍述歷史而受到忽視，二者不是可以同軌，
而是應該同軌。我不能說我是這樣做了，因為我先寫了敍述歷史的書《士與權》，後寫博
學的書《戴名世年譜》。我現在知道如果反過來可能會更好。說到方法，這點談不上。要
說，只能用較泛的辭彙，如嚴謹、耐心、恒心、謙遜等任何一個認真的工匠都應有的品德
。我心中也滿懷一個信念，即確信沒有牢固的建築不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雖然這是一
很顯然的道理，可惜我不認為沒有必要再重複。
高：《戴名世年譜》在編撰體例上除正譜12卷外，還撰有戴氏死後近二百年的"後譜"
，錄有年譜未收之戴氏遺作、近人題跋、舊譜、傳志等珍貴資料，編制了人名、地名、篇
名、酬酢、文獻等六種便於查閱的索引。上述匠心獨具、具有原創意義的編撰方法是如何
設計的？
戴：我不是第一個寫譜主死後情況的人。近些年出的年譜中，有的已經這樣做了，雖
然為數甚少。他們稱為《譜後》，即在"年譜之後"，加上類似一種附件。我更喜歡《後譜
》，即"身後之譜"的意思。這樣更能體現某人死後通過留給後世的作品或記憶繼續存在。
戴名世是一個文字獄的犧牲者，年譜應該試圖展現其作品如何逃過兩次焚毀重見光明，因
此後譜的編撰就顯得極為重要。我最大的遺憾是來不及把後譜作得更深，所以只能稱為《
後譜稿》。是否有所創新，我不敢肯定，只是盡力往深裏作。作年譜是一博學工作，博學
工作只有作深，才會有真正的用途。比方說人名的考證。我所翻閱過的年譜，不說全部也
是絕大部分，並不考證譜中所有人物的名字，甚或以字型大小為名。這樣不但不便於閱讀
，而且與人物對不上號，與正名之道不合。更關鍵的是忽略了某個文士的生平。搞歷史就
應將人物的生活與環境、活動與來往，盡可能地串聯起來。對於戴名世來說，這些則顯得
更為重要；他的交往表現得越廣，越能體現《南山集》案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之大。因此我
在人物考證方面，下了較大的功夫，遺憾的是有些人名還是沒能考證出來。作小傳也是本
著這一精神，我盡可能去找資訊較多的史料，比方說，查《清史稿》莫若查閱宗譜，查縣
誌的粗泛列傳不如翻閱內容甚詳的墓誌。至於索引，是必不可少的。我力圖詳細以便查找
。一本博學著作，非為讀而為用也。在我手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本書，很多都是無法使用或
是很少使用，因為沒有索引。我覺得在中國書中附索引的工作做得不夠。現代化的研究需
要不斷地查閱大量的資料，索引的作用非常大。我撰寫年譜的這些努力，都是想到要方便
讀者的使用。
高：您曾以優雅的法語向法國人民翻譯介紹戴名世的作品（我不懂法語，我請在法國
留學八年的江南大學副校長馮驫先生代讀並解說您的譯作，他盛讚您譯作語言的優美、雅
致），您的《戴名世年譜》又輯錄了戴名世100篇佚詩文和時人對戴名世文章的評點，您
能根據您對戴名世詩文文本的閱讀，談談您對戴名世詩文的理解和感受嗎？戴名世古文文
風"悲憤慨慷"，而方苞古文"凝縮而沉潛"，正如郭預衡先生指出的："從思想文風看，戴
名世實乃明清之際文風的結束，而不是桐城文風的創始者。"（《歷代散文叢談》第393頁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您同意中國學界某些批評史、文學史和桐城派研究專著將
戴名世視為桐城派四祖之一的觀點嗎？
戴：您的這個問題，我感到很難回答。我的回答可能會讓人不可思議。對戴名世的作
品，我很難做出一個文學方面的評價。對某作家文體方面的評論，論據再強，也免不了參
有很大的主觀成份，反映的是評論者閱讀時的感受。戴名世的文稿及其資料，我看了無數
，我們就如同一對過從密切的老朋友，交往之深，時間之久，最後反而不知相互被對方什
麼所吸引。戴名世的古文確實是悲憤慨慷，也正因此激怒了皇權。引發南山集案的，不僅
是著名的《與餘生書》，同時還有另外五篇（這批文章，譜中稱之為"致禍六文"）。一百
多年後，戴氏的悲憤慨慷也遭到了桐城三大家方宗誠、戴鈞衡、蕭穆的反對，反對他"憤
世疾俗"的態度。用現代讀者的眼光來看，戴名世的直言是一難得的優點：能夠高聲說出
眾人心中暗想的文士實在不多，因此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也不能只看到戴名世文章中激
烈的措辭，我認為他的文體也十分清晰自然，正如他自己所提倡的"割愛"、"率其自然"、
"平"與"質"。戴名世的句子經常寬舒流暢，較多地運用虛詞使得文章擴展明瞭，也很少使
用偏字（在一篇序中，他曾質問：奇字以為古乎？）。記得曾與黃裳先生談及戴名世的文
章，黃裳先生覺得戴名世的文章有些俗，他更欣賞方苞的文章。方苞的文章"凝縮而沉淺"
，內容豐富，文字過硬。然而戴名世表面看來樸素、不甚典雅的文風，我認為這正是他的
長處所在，起碼可稱為他的典型特徵，並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重要的作家，並非只是文字獄
的不幸受害者。至於他是否是桐城派的先祖，我從未真正提出過這種問題，因為這一問題
是我所研究的康熙時代以後才提出來的。眾所周知，姚鼐驚歎"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
之時，已是十八世紀後期。姚鼐只是提出當時桐城作家的影響，並不能算作為這一流派打
下了根基，一個真正的流派乃是有著共同觀點的作家彙聚在一起的有組織的團體。方宗誠
在《桐城文錄》中指出桐城派三個最重要作家：方苞、劉大魁、姚鼐，但同時又強調"三
先生實各極其能，不相沿襲"。所謂桐城派實為一群無團體組織的作家。如此看來，戴名
世自然是屬於桐城派，並且是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在《桐城文錄》中，方宗誠選錄
戴名世文稿的卷數僅次於方苞、劉大魁、姚鼐，排列第四位，與方東樹並列。我認為有名
文士方宗誠不會反對現今某些學者提出的戴名世為桐城派鼻祖的說法。持這一觀點學者的
依據之一，是戴名世和方苞的關係密切。拙著則會為此種觀點提供更多的證據，因為其中
史料反映出二人的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密切。如果只是從各學者所依據的文學理論而
論，戴名世是否屬於桐城派是很難證明的。其實是無法證明的：怎可能證明一個作家屬於
他所生活的年代還不存在的一個流派呢？這並不是說提出這種問題毫無意義，我只是覺得
從歷史學家的眼光看，這幾乎是年代記述的誤差。最後我要補充一點：提出這種問題，還
是慎重為妙。近二三十年，有很多關於桐城派的文章，探討某作家的文學思想，試圖找出
作家間的相互關係或影響。我覺得許多文章缺少證據，只是抽出幾點或某些段落進行簡單
地比較，並不重視原作和引文的上下文。所謂戴名世的文學思想，多半是根據戴名世為某
些時文寫的序；像許多文士一樣，戴名世提倡"以古文為時文"，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戴名世
在此類序中給出的所謂寫作法則，實為一種極為特殊的文體練習，也即著名的八股文。戴
名世在給侍郎趙士麟的信中要求趙氏撕毀他請人代寫而署戴氏的一篇序時，轉引《易經》
中"君子以言有物"一句。難道也應將此作為戴名世文學思想的一部分嗎？難道便可與方苞
的著名"義法"相比較，因為方苞曾提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嗎？在這封信中，我怕看
不出別的，只看出戴名世指責趙侍郎的妄貪虛榮。或許是我為收集史料，還原歷史真相已
用盡力量，而無力登高俯視這些文學理論的問題？
高：您的導師程抱一先生2002年6月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據報導 ，法國媒體稱他
為"中國和西方文化間永不疲倦的擺渡人"，法蘭西學院院長在向他頒發"費米娜文學獎"時
說： "他用法國文化的精華來豐富中國文化，也以中國文化的深邃豐富了法國文化。"您
做著與您的導師同樣的工作，請問您的導師對您的為人、為學有著怎樣的影響？
戴：我怎可與程先生相比？實不敢當。程先生學識淵博，精通中文和法文，中法文化
造詣極深。我並沒有程先生這種在兩種文化間暢遊的自如。這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程先
生並非是我真正意義上的導師。在大學期間，我上過兩年他的課。 在我的記憶中，程先
生是非常和藹細膩的人，很受學生愛戴。他是我的古漢語啟蒙老師，我終身感激的是程先
生讓我知道了方苞和他的《獄中雜記》，從此開始了至今仍然繼續的研究。有兩個人可稱
為我的導師：魏丕信和桀溺（Jean-Pierre Diny）兩位先生。魏丕信先生在前輩漢學家謝
和耐先生退休後，繼任了其在法蘭西學院（Collge de France）唯一的一個漢學講壇，他
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在中國常常將 Acadmie franaise 和 Collge de France 相混淆
，主要是兩個機構都被翻譯成"法蘭西學院"。前者是聚集了40名著名作家和學者的一種學
社，宗旨在於維護法蘭西語言，但實為一榮譽性機構；後者為著名的高等講學學府，公開
授課，沒有考試，不發證書，各講壇的教授均為各學科的精英。）桀溺先生曾是法蘭西學
院（Collge de France）講壇教授戴密微先生（Paul Demiville）（在謝和耐之前）的優
秀學生，是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教授，研究古代文學直到退休。他並不是我的論文導師，
他在索邦大學任教時，我曾聽過他的課，後來交往密切。十幾年來，我們共同抽出一些時
間，來整理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豐富的藏書。我因此有機會目睹了桀溺先生無懈
可擊的嚴謹的治學態度，欣賞他那優美的文筆，同時也瞭解了他寬宏大量、謙遜、關心他
人的高尚人品。他是我治學與做人的楷模，是我中國意義上的老師。程先生由掌握中文到
掌握法文，我走的則是相反的道路，從用法文寫作到用中文試寫《年譜》，我與程先生的
比較僅能到此為止。程先生確實是兩個迥然不同文化間的"擺渡人"。被選為法蘭西院士後
，他的著作在法國更是廣為人知，在中國也有了很大的知名度。我無法企望如此大的成就
。寫《年譜》，我只是想儘量給出戴名世及諸友往來和其案件本末的有關資料，且希望稍
稍做到像過去文士所說的"發今人之所未發"。我還會有什麼別的奢望呢？除了夢想，夢想
我的這一工作會為漢語文言文的生存，也許是再生作出一些微薄的貢獻。現在除幾位老先
生外，已無人再寫文言文了，而我認為能體現中國文化精華和特性的，莫如中國的古文。
若是一位真正的中國學者來做這項工作，一定會比我這個海外書呆子做得好。有時我會聽
到一些中國朋友或同仁讚揚我，並感歎說他們自己也寫不出這種古文來。我自然不會妄信
其讚美之辭。因為這並非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敢不敢的問題。生活在中國世界以外，我
當然有這種膽量。一位中國學者則很難脫離今日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他只能使用今日的
白話書面語，除非那些上了年齡、有相當知名度的學者前輩才敢用文言文寫作。這很令人
遺憾。中國的文言文延續了兩千多年，這是舉世無雙的。晚清的大學者們都早已作古，他
們的弟子（王樹民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也相繼去世，不久的將來還會有多少人具備精深的
中國傳統古典文學的修養呢？但願中國會將其文言文保留下來，以免古人所傳"文統"之終
絕，避免古文成為一種讀而不通的死語言。這是我最衷心的祝願。
高：您畢十年之功于一項研究，這在中國的學術體制下是難以實踐的。據柴劍虹先生
介紹，您十年間六訪中國，足跡遍及北京、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資
料室乃至桐城戴氏後裔的普通家庭（卻未遊歷一處風景名勝），不僅花費了大量的財力，
甚至數次影響了您晉級升職，對此您後悔過嗎？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這樣做的？
戴：熱愛而已，加上大概我僅有的兩點天賦：耐心和恒心。如果沒有家人的寬容和柴
劍虹先生的支持，我這種熱愛也不會有結果。按古人說法，知我莫如柴先生，他不但為出
版拙著冒著經濟上的風險，而且他從頭至尾都關心著撰寫情況，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甚
或是種信念。缺少這種信心和信念，我是完不成這項工程的。我不知道撰寫《戴名世年譜
》這許多年是否真正影響了我的晉級升職。各研究機構的評委會當然喜歡研究員多寫論文
，多參加研討會。從這一點上說，寫一本一千多頁的書不如寫五十篇二十頁的論文。我遺
憾什麼呢？《年譜》終於出版，今天您對其所表現出的興趣，勝於其他任何獎賞。至於說
個人經濟上的犧牲，並不很大。我每次來中國（共10次，並非6次）都有研究經費，基本
上能保證開銷。看到搞社會科學的中國同仁所遇到的物質上的困難，我無可抱怨。做深層
的研究，需要擁有和查閱大量的資料，博覽幾萬頁，複印幾千頁。可是圖書對購買力較低
的中國學者來說，是比較昂貴的東西。更不用說中國各圖書館都收取的資料費，給人一種
知識已成為商品的不舒服的感覺，天下文化豈不應是公物嗎？十幾年來，我親身體驗了資
料費的暴漲，我若是今天開始做這項工作的話，可能性則會很小，因為查閱古籍已成為非
常奢侈的事情。對於生活水平低於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人員來說，則更困難。我一直在想
，我能寫成《年譜》的最重要的原因，應是行動不受物質條件的限制，這給了我很大的自
由度。您認為在中國學術體制下很難做到，我同意您的看法。可是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
展，形勢也許會發生變化。這也是我衷心的祝願。
高：中國學界的朋友們關注您今後漢學研究的選題，您目前從事什麼研究？另外，聽
柴劍虹先生說，您原擬《年譜》書成後焚于戴先生墳前以示祭奠，乙酉清明能否成行？期
待您再訪中國，遊歷中華山川之美。衷心祝願您取得更輝煌的成就。
戴：我這些年過的是一種近似於隱居的生活，遠離塵世。現在總該回到世上，參加我
所在的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組的工作。（研究組的名稱為中國文明研究室，原為中國文
獻研究中心，曾因敦煌文獻研究的成果而享有較大的聲望。）以後的兩三年，我將主要負
責一項有關明清出版界的集體科研專案。在這個項目中，我個人有兩個課題：其一是關於
康熙年間與戴名世交往甚密的文士、著名出版家及鹽商張潮；其二是關於時文選集及考試
指南的出版情況。另一項工作，便是準備拙著《士與權》的中文版。這不只是簡單地將這
本13年前在法國出版的書翻譯成中文的問題，而是要根據《年譜》提供的新資料進行較大
的改動。書的原結構不會變，但是會有許多修正補充的地方。我希望能比較詳細全面地勾
畫出戴名世時代文士的生活，更準確地分析南山集案的本末（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以及
這一迫害文士精英事件的嚴重影響。翻譯工作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許明龍先生承擔，明
年開始。我們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我非常欽佩許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其高超的翻譯水
平。我準備四月底再返中國。屆時我定會去桐城拜訪戴名世的後裔，並還我2000年春在戴
名世墓前許的焚年譜以示祭奠的願。希望柴劍虹先生也會像前次一樣共同前往。我也準備
此次暫放書本，遊歷一些安徽名勝。不想去黃山，黃山的奇峰恐怕已像朱書在其序言中所
說"開斫鑿削，多改其故"。倒是很想去浮山，戴名世腳步到過的地方。您看，我很難擺脫
南山神靈。人可以不相信緣分，但總可以相信神靈的吧？
附錄一：戴廷傑主要著作目錄：
《滿人與漢人--康熙皇帝與南山集獄》（Mandchous et Chinois : l'empereur
Kangxi et le procs du Nanshan ji ），載《中國研究》（Etudes chinoises），7：1
，1988年，第65-108頁。
《文化撞擊--中國人的看法》（Un choc de cultures. La vision des Chinois），巴
黎，法雅爾出版社，1991年，699頁，阿蘭佩雷菲特主編，戴廷傑主譯，即以英使馬戛爾
尼訪華主要檔案為翻譯。
《士與權--中國歷朝文字獄一案》（Lettrs et pouvoirs. Un procs littraire dans
la Chine impriale），謝和耐序，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出版社，1992年，468頁
。
《讀李明中國現狀新志後》（Lire ou relire le Pre Le Comte），載《中國研究》（
Etudes chinoises），11：1，1992年，第157-168頁。
《十七十八世紀的文士精英》〔Les elites lettrees des XVIIe et XVIIIe siecles
〕，載《 歷史家與地理家》〔Historiens et geographes〕，340，1993年，第63-68頁
。
《官場語言與歷史事實--漫談軍機處與馬戛爾尼使華》（Langage bureaucratique et
histoire. Variations autour du Grand Conseil et de l'ambassade Macartney ），
載《中國研究》（Etudes chinoises），12：1，1993年，第41-145頁。
《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許明龍譯，載《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第89-148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馬戛爾尼使團外表與內幕》，王國卿譯，載《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第282-29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皇帝與斯文》〔Des empereurs et des lettres〕，載《禁城--中國皇帝社會活動于
私生活》〔La Cite interdite : vie publique et privee des empereurs de Chine,
1644-1911〕，第99-101頁，巴黎，巴黎市博物館出版社，1996年。
《南山集》（Recueil de la Montagne du Sud），戴廷傑譯並序，巴黎，伽利瑪出版
社，1998年，310頁。
《仁者樂山--瑣談時文三章》（L'homme bon et la montagne. Petite contribution
en trois temps l'tude de la prose moderne ），載《中國研究》（Etudes
chinoises），18：1-2，1999年，第223-288頁。
《法國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近五年所購圖書》（Cinq ans d'acquisitions la
biblioth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同岑永芳撰，載《中國
研究》（Etudes chinoises），19：1-2，2000年，第311-323頁。
《戴名世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310頁。
《中國十七世紀文士的墓誌與傳記--以性德為例》（Les imprissables vies d'une
nature vertueuse : pitaphes et biographies de lettrs dans la Chine du XVIIe
sicle），載《知識園地》（Les lieux de savoir）， 20頁，將出。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247.4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