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因為社會環境所限，很少有學者能走出國門找檔案。我國的世界史研究，依據
的都是別人書中轉引的東西，基本沒有第一手的檔案資料，這樣的歷史研究很容易斷章取
義以訛傳訛。而有關蘇聯問題情況更嚴重，因為和西方國家相比，它的檔案材料在本國國
內也不開放。
俄羅斯檔案的解密，是一個機遇，意味著我國學者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可以與國外學
者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1994年，剛剛返回學術界的沈志華，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定位在蘇聯史、冷戰史和中蘇
關系，機緣巧合，他有了親自去俄羅斯搜集檔案的想法。
可是想一想，太難了。他連單位也沒有，辦個護照都麻煩。
1995年初，沈志華出面、出資，邀請國內蘇聯史研究的十多位一流專家，在北京大興
縣的一個賓館召開研討會，專門論證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
結果，沈志華說：「所有人都贊成，都認為太應該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麼能辦得
成。」這些學者中，也有人和單位建議過此事，但都沒有下文。「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究
竟要花多少錢，能不能做成，不過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我非要試試。」
會開了3天 ，最後，大家覺得這事太大，完全的個人行為太困難，還是應該有一個組
織來出面。
沈志華又去找當時一位社科院副院長。可社科院沒錢，如果等國家批資金，不知要到
什麼時候了。商量後兩人達成協議，由社科院立項，沈志華出資。
1996年5月，沈志華率蘇聯歷史檔案課題組一行4人來到了莫斯科。
第一頓飯，就嚇了沈志華一跳。他們4人加上一位俄羅斯科學院的接待人員，5人花了
460美元 ，還是一個很普通的餐館。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他們都是每周乘地鐵到郊區市場，買回一周的面包、黃油、香腸
、咸菜，自己在住處煮稀飯吃。
吃飯委屈自己一點就行。可檔案問題麻煩大了。
首先是價錢昂貴，復印費每頁便宜的1美元，貴的要2.8美元。俄羅斯檔案管理落後，
官僚作風嚴重。調檔特別慢，條子交進去，什麼時候出來不知道。早上恨不得11時才上班
，1時午休，下午3時上班4時關門 。
他們原計劃待一個月，可要是這樣，半年也不夠，時間和錢都搭不起。「必須得想個
招兒。」沈志華說。
幾人一商量，決定兵分兩路。兩人留在檔案館，專門摘抄復印目錄，購買檔案指南。
沈志華和另外一位俄語好的人，出去公關。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歷史研究所、遠東所、東
方史所，差不多是同行的，都去拜訪。
請不起客，他們住的旅館有廚房，自己動手，香腸沙拉和國內帶去的二鍋頭茅台酒，
也可以待客了。酒過三巡，拿出目錄，說明難處，請俄國學者幫忙去復印具體的檔案文件
，復印費照付，外加每人數百美元的勞務費。賓主盡歡。
「他們本國人復印費用要低得多，而且省了多少事埃」說起這事，沈志華又得意又無
奈。他知道一位挪威學者為了搜集檔案，帶著學生在俄羅斯待了6年 。「沒辦法，人家都
有基金會贊助，咱們自己掙的錢，總要省著點花才行。」
盡管有「內線」幫忙，他們還是發現，來得太晚了，搜集檔案在俄羅斯已經錯過了最
好的時候。
「檔案，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那就是糧食啊！」
因為在開放過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糾紛，1996年時，俄國檔案的開放程度已經有所收
縮。而在那之前搶占了先機的，大都是美國的學術機構。
1997年、1998年，沈志華又和社科院學者兩次赴美。「檔案，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
那就是糧食埃」沈志華特別愛說這句話。如果說過去只能吃別人嚼過的剩飯，現在有了這
樣的機會不抓住，就太不應該了。
美國的好處在於，只要你有護照，無論是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還是各總統圖書
館，5 分鐘就能辦一個出入證，什麼都不問你。復印價格便宜，一頁只要10～20美分，有
的還免費。像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樣的專業檔案館，文件更是分類清
晰，不用你自己一頁一頁地找。他們要做的就是整卷復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兩次下
來，一共帶回了十幾箱檔案，比在俄羅斯收獲還大。
為了找「糧食」，沈志華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費沿中蘇、中蒙邊界各省區走了一圈，去
了所有的省級檔案館和重要市縣檔案館，收獲頗豐。可碰上的頭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門口
的「糧食」，找起來，比大洋那邊還要困難得多。
在黑龍江，他們夫婦專門住在檔案館對面的賓館，人家上班他們上班，人家下班他們
下班，周末還要給檔案館工作人員付加班費。忙了10天，復印了幾千頁，卻因為差了一份
人情，不許他們帶走復印的資料。電話從省外辦一直打到外交部，盡管有《檔案法》，盡
管外交部說既然是開放檔案按規則辦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讓帶走。直到現在，那些
資料還存在那里。
為了研究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作情況，沈志華專門去了一些大企業的檔案館。在鞍山
鋼鐵公司一個檔案館，人家說，你只能看和抄寫，不許復櫻。
沈志華奇怪了，你這里無非都是些黨委書記的報告和年終總結，有那麼嚴重嗎？對方
說：「這可都是機密。」
有的地方更慘，連大門都不讓進。不得已，他只得動用各種資源，貼人情、貼錢，苦
苦尋覓那些別人眼中的「故紙」他的「糧食」。
開國際會議時，沈志華和其他中國學者不止一次地被人問起：你們的論文為什麼很少
用自己國家的檔案？你研究中蘇關系，為什麼只有蘇聯的檔案沒有中國的檔案？
「真是讓人尷尬的問題。不明白的，都以為是中國學者不勤奮，不趴檔案館，不做基
礎工作。」他說。
在檔案館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絕不止沈志華一人。
中央黨校韓剛教授，有次和一位美國學者聊天，說起自己為了查閱資料請檔案館的人
吃飯。那個美國學者不明白，「不對不對，你要利用他們的檔案，應該是他們請你吃飯。
」
韓剛說，我們對待檔案，仍是保管高於利用；而美國人的想法是，到我這里看的人越
多，用我檔案的人越多，我的檔案價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國很多檔案館，學者去查資料
，不僅不要錢，還可以申請檔案館設立的研究基金。
1999年，國際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是基辛格三角外交檔案的提前解密。那批檔案包括當
年美中蘇三國領導人之間30多次會談記錄，涉及三國最核心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問題。
讓中國學者覺得新鮮的是，這批檔案，完全是美國學者通過國家安全檔案館，根據1966年
開始實施的《信息自由法案》，敦促國務院等部門未到解密期而提前解密的。
名頭響亮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實際上是一個民辦的學術機構，依據《信息自由法
案》，向政府部門和國家檔案館不斷地要求開放令學術界和公眾感興趣的美國軍事和外交
檔案材料，并將這些材料復制後，供公眾查閱或結集出版。沈志華的大量資料就是從這里
復印的。
2002年8月 ，34卷36冊共計1800萬字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終於出版了。全書收
入1917至1991年有關蘇聯歷史重大事件的檔案文獻近萬件，共277個專題 。據沈志華說，
除俄國本國外，這是目前收入俄國檔案最多的文獻集。34卷中，沈志華自己完成了8卷 。
如果加上因為內容敏感而最終沒有被收入《選編》的朝鮮戰爭和中蘇關系部分，他一個人
做了十幾卷。作為執行主編，他不僅自己參與整理編輯，還要負責協調全國各地13個翻譯
組和參與這個項目的編者的工作，經常坐著飛機到處跑。
他承認，分類、注釋、核實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驗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這
種基礎建設的工作。
「但這是糧食啊」他說，寫出一篇文章只是一個人的成果，完成這個項目，多少人都
可以搞研究了。整個國家的研究水准上不去，一個人又能跳多高？讓他高興的，現在已經
有博士論文開始使用這些新材料了。
「其實，」他身子前傾，手半遮著嘴：「好多人不明白，在看史料的時候，當你發現
那個一直想找的東西的時候，找到那個關節點的時候，有多興奮！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
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沈志華家里有一間專門存放檔案的房間，幾十個紙箱，每份檔案，他都可以講出一段
故事。
俄羅斯使館的岡察洛夫，原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後來到外交部
任職，曾出任駐華使館首席參贊。沈志華和他是通過學術界的朋友認識的。岡察洛夫不僅
抽出時間，連續數小時解答沈的疑難，一一解釋很多檔案原件中難以辨認的手寫批語和簽
名，而且還把自己做研究時的好多資料贈送給他。「比1994年葉利欽送給韓國總統金泳三
的還多。」沈志華喜滋滋地說，像是一個突然掉進了糖果堆里的孩子。
德國學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華只是在學術討論會上見過他一面。然而當沈志華知道
他掌握了一批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俄國檔案，并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索取時，他非常慷慨地
按照沈提供的目錄一一復印并郵寄到中國。
還有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女士。作為一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國
檔案館查找文件，個人積累了大批原始資料。當沈志華在美國向她談起收集俄國檔案的困
難時，她不僅熱情地帶沈到書房參觀，詳細介紹自己所收藏的檔案文獻，而且還利用假日
親自復印這些材料，無償提供給他。
「這些人對我的刺激挺大的。」沈志華說。對他刺激大的，還有另外一些事。
國內某位學者，手里有一本新出的俄文書，沈志華想借來復印一下，不行。再問「能
不能告訴我具體的書名、出版社，我自己想辦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機構訂有一些俄國雜志，沈志華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沒說什麼。第二次
再去時，那些雜志全被收了起來。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沈志華說：「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
個榜樣。」
他把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來的所有資料，自費復印一套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有的還
自制成光盤，交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條件只有一個，就是必須供人自由查
閱。
那些資料印壞了一台復印機，沈志華家里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閒。他在京城南郊的別
墅里，經常住著來查資料的學界朋友和為論文找資料的研究生。
在獨立學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師這個稱呼。「沈志華在黨校講課，每次都
是人滿為患。」韓剛說。好多次，課結束了，底下的學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只好一
次次返場，像歌星似的。一個北大的學生說，聽沈老師的課，讓人腦袋開竅，不僅是他講
課的風格，更是他告訴你的歷史真實的力量。
「歷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說自己這一代人曾經深受其害。「上世
紀80年代以前的蘇聯史教科書不能看。看了那些檔案，一腦袋汗，以前學的全是假的。教
科書是干什麼的，教學生的，教完以後他們的文化結構里就是這套東西了，結果給人的都
是假的，這不是害人嗎？」
「哎呀，這麼一說，我都想編教科書去了，這個責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為一個獨立學者，他覺得，10年來，社會對他的認可，不僅是對他研究成果的認可
，也是對他個人研究方式的認可。在體制之外，學術運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為通暢和自由
。“我想做什麼題目自己決定，用不著審批。我想寫什麼自己知道，找什麼我也知道，也
知道哪里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學者笑言，在某種意義上，沈志華可以作為衡量學術研究寬容度和自由
度的標尺。
很多人說，沈志華是個理想主義者。在他自己看來，理想主義與其說是為改造世界或
影響他人，不如說，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總要體現出你的價值。芸芸眾生，幾十億人，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必要？
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位置。我以為，做生意體現不出我的價值。掙錢，有人比我掙得多
得多。」沈志華執著於歷史研究的理由說起來很簡單：「我就是想把那些過去以為了解而
現在看來并不了解的事弄清楚，這樣我才覺得沒有白活。」
也許，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的
意義，就在於不斷地用新發現的史料解讀歷史，賦予歷史生命和靈魂，讓自己活得明白，
也讓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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