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七十回首--《江平文集》自序
原為《江平文集》(2000年,法制出版社)序言,轉載《學術界》2000年第5期。
江平
人生七十，該是總結自己一生的時候了：
七十年，總有最刻骨銘心的時刻。至今回想起來，對我最刻骨銘心的時刻就是被劃為右派
的那一時刻，從“人民的陣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的那一時刻。有時夢中還在雜亂地
回放著那驚心動魄的情景，醒來仍心有余悸。
記得當時全校還為我劃為右派在大禮堂進行公開討論，以便使那些“糊塗”的人“清醒”
過來，討論的主題就是我為什麼會成為右派。因為當時被劃為右派的大抵都可以找到“原
因”，或是因為歷史上原因，或是因為階級出身原因，或是因為個人主義原因，或是因為
伸手要權原因，而我披國家派到蘇聯留學五年剛剛回國，找不到上面的原因，於是就挖我
的受教育的背景。因為我在一個數會高中華業，畢業後又考入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於是
，找到了我成為右派的原因，即“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有一大批具有一些民主自由
思想的人，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識分子就被劃為了“敵人”!
對於這個結論，我又可以認可，又難以認可。
可以認可的是，我在高中參加當時學生運動、反對當時的專制腐敗政權時，就是為了“反
內戰，反饑餓”，“爭民主，爭自由”。我之所以要報考燕京大學新聞系，就是想用報紙
來實現國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為其正的民之喉舌。我之所以輟學參加革命工作就
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
難以認可的是：為什麼民主、 自由思想就不好，就必須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社會
主義要不要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又需要什麼樣的民主、自由?對於我這樣一個在社會主
義國家榜樣的蘇聯生活學習了五年的青年人總會有這樣的問題要去思考的。赫魯曉夫的秘
密報告給了我某種答案。其實， “秘密報告”後來一點也不秘密，連中國學生也都可以
去聽。“秘密報告”揭露的是與“公開報道”截然相反的血淋淋的事實：專制、個人獨裁
、暗殺、集中營，難道在中國我也要去追求這樣一個制度嗎?在我去那裡學習的四十年後
，這個制度垮台了，究竟垮台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修正主義”上台?是帝國主義“和平演
變”?我看都不是，倒是身歷這一制度現今仍為社會主義理想奮鬥的俄羅斯共產黨中央書
記久加諾夫說得好，他說：“蘇聯共產黨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共產黨員
以為自己想的說的都是對的──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以為自己的權力是神聖至上的
──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為自已有不能說都可以盡管做的特權福祉──壟斷利益
的封建特權制度”。□這三壟斷：壟斷意識形態，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特權利益，就是十
足的專制，就是缺少真正的民主、自由機制。斯大林統治下，不是也把那些稍有主張民主
自由的人，對專制獨裁稍有不滿的人，都知上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稱為反對派，
也有時稱之為右派。那時隻不過處理的方法比我們更幹脆，不像毛澤東那樣還把他們當作
“反面教員”，而是槍斃了之，不留後患。
我們目前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中的一些現象表明我們還沒有從蘇聯垮台和反右派運動中得
出更深層次的結論和教訓! 法律並不是我人生自願的職業選擇，它枯燥無味，不像新 聞
那樣自由奔放。但既然是國家派我去學的，當然是抱著崇高的使命感去學的。逐漸地，懂
得了法律與新聞一樣，都有著民主與自由的深刻內涵，如果說“法制”並不足以包合民主
，正像我們把民主與法制相提並論那樣，那麼“法制”就必須以民主為基礎，民主為前提
。我在蘇聯學習時，法律制度確實也比較完善，但誰也不想稱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是一個“
法治國家”。
學法律的人需要埋頭於法律條文的詮釋和學理的探索，但離開了民主、自由、人權這樣的
基本目標，法律就會蒼白無力，甚至可以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鎮壓不同意見的人的工具
。因此，建立現代法治國家就像建立現代工業化國家、現代知識經濟國家同等重要。
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為我沒有認真讀過多少法學名著，也沒有寫出什麼像
樣的法學專著。
我是一個法學教育家，我以學校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 有現代法治觀念的，具有民主
、自由開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 法律家、法學家。
我是一個法律活動家，我以社會為舞台，在立法、司法、 政府部門、企業等諸多領域為
建立現代法治國家助推了一把 力。
上天總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後，給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給了我整整二十二
年的順境。逆境給了我磨難 和考驗，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愛的一句格言就
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國家民族如此，個人也如此。逆 境給了我沉思與回顧，
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已經沒有什麼可迷信的了，我喜愛的另一句格言就是： “
隻向真理低頭”。
今日之世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乃為兩大潮流。中國民 族主義的覺醒和復興已不成問
題，甚至有時令人有過份之感， 但民主主義的覺醒和復興，相比之下還差距甚大。從五
四時代 的呼喚“德”先生，到我青年時代的“爭民主，爭自由”，到 五十多年後的今天
，科學進步，在這一百年內的變化確實令人咋舌，而民主主義的進步，又有多少呢?!我又
陷入了五十多年前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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