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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萬華
◎張大春 中國時報(2003.05.14)
萬華區的三十六位里長齊聚一堂，討論著如何掌握遊民行蹤、以
便控制疫情。由於有媒體在場──媒體總是在場，而一切節外生枝之
事當然也就總是「由於有媒體在場」而發生了──某里長慷慨激昂地
呼籲：「遊民為甚麼老是在我們這裡？他們為甚麼不去大安公園？」
這番話絕對不是講給遊民聽、想說服他們到大安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
這番話其實是講給媒體聽的，某里長希望其它的市民相信：遊民不是
萬華區的產物，而是外來人口；他也希望其它的市民相信：雖然華昌
社區爆發了新一波的疫情，但是整個萬華其實是被動、無辜的。某里
長更絕對不會承認：遊民之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萬華地區的原居民；這
些有家歸不得、或是無家可歸的人其實習慣了萬華的環境、人情和生
活文化，他們也可能是基於種種正面積極的情感而選擇留在萬華的。
我們已經假定：遊民就是沒有家的人。這個假定並不會促使我們
進一步追究：沒有家的人未必沒有戀家的情感罷？在遊民內心的深處，
是否就不會吶喊著說：「我愛這片土地」呢？或者該這樣問：沒有自
己的家的人難道就不會具備對一條街、一圈鄰里、一塊非私人所有的
土地產生珍惜依賴之情嗎？在沒有發生疫病的時候，一般萬華區住戶
的眼睛不是看不見遊民，而是視而不見。一旦疫情爆發、又風聞有遊
民染病路倒，則一時之間，千夫所指，遊民在轉瞬間居然成了外來的
入侵者。這，算不算是一種集體的階級歧視、算不算是一種「公共欺
瞞」呢？
一九九六年，狂牛症爆發，英國社會隱瞞了半年。次一年傳出大
規模飼料污染，比利時也遮掩了幾個月。SARS疫情在廣東被指稱為
「那個病」而諱莫如深，其間也長達數月之久。看起來，無論是先進
國家或後進國家、無論是已開發社會或未開發社會，人們假設自己的
健康與無辜似乎殆無二致。一旦超乎人力所能控制、甚至理解的疫病
發生，「公共欺瞞」的心理機制自然啟動；於是，尚無疫情傳出的國
家立刻封鎖那些已經傳出疫情的國家，尚無疫情傳出的地區立刻隔離
那些已經傳出疫情的地區，尚無疫情傳出的鄰里立刻阻絕那些已經傳
出疫情的鄰里。這些技術上看起來實屬必要的措置，卻也同時促使自
覺健康與無辜者更頑強地驅趕原先他們就不熟悉、不信任以及不尊重
的人，一般說來，那些人都是社會底層的人。
我十四歲那年舉家遷入萬華（當時劃歸古亭區），日日有遊民打
從臨街的窗前走過，當後門外的村牆尚未築成之際，夏日晚涼，常有
幾張熟面孔在我房間外面的混擬土水池上，或躺或坐，時談時笑，聲
浪喧嘩，旁若無人，那是十分影響一個生怕考不上高中的少年夜讀情
緒的。有一次我實在忍無可忍，穿上寬鬆的褲子、套上老桑鞋，還打
了綁腿，準備出去施展拳腳，把這幾個人揈走──就搏擊對戰而言，
我其實是很有把握的。
經過廚房之際，我卻給家父叫住，他問我要幹甚麼，我說去教訓
教訓外面那幾個混蛋。家父說：「人家浪跡天涯、四海為家，正是
『你們武林中人』的典範，怎麼說人家是混蛋呢？」這話當然不無譏
諷我成天價習武練拳、想當李小龍的意思。我說他們擾人清靜，家父
卻說：「你在牆裡，人家在牆外；你滿肚子躁火，人家一身涼快；你
要讀書，人家不必讀書；不過就是這麼點分別。你現在要打人，究竟
是誰擾誰清靜？」這麼一說，我忍不住笑了，一身狠勁兒完全破功。
三十餘春秋忽焉消逝，當年那些個嘻笑自若的遊民如今大約都不
在了，我很慶幸當年沒有打人──那時，有毛病的是我，幸好我沒有
把那毛病傳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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