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誰的漂流記？
作者：吳易叡（文字工作者）
本文責任編輯：吳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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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有目的，我又搭了捷運去中山站的戲院看電影。來台北將近一
個月，還沒辦法跟這座城市取得相當的默契，許多日子只有逛書店、
看表演，像觀光客一般地過。
片名跟丹尼爾‧狄福的小說雷同，不過那是的台灣導演拍的，一個雅
痞的生命側記：魯賓遜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房地產經紀人，他投資了一
塊海埔新生地，有一個只想安定沒什麼企圖的女友，有一群敢衝敢放
的事業夥伴，住在五星級飯店，養一條小丑於自娛。但是他最想要的，
是買一座位在中美洲的小島，「上岸」，開啟「第二個人生」。衝著
坎城影展的頭銜去看戲，原想以此排遣一個無聊的夜晚。但是電影結
束，群眾一散，城市更晦暗，人卻也更加寂寞。
城市人的困鎖、精神漂流，這樣的主題在許多電影裡屢見不鮮，其實
早已了無新意。我努力睜大演想要接收導演企圖用電影向觀眾丟出來
的訊息，但是似乎失敗了。導演以前是位麵包師傅，後來去參加了編
導班，結識了妻，開始拍起電影，得了獎，開始寫作，又拍電影，卻
離了婚，又拍電影......魯賓遜的漂流，似乎是導演半自傳式的寫照。
但是同樣的故事，卻好像可以上演在紐約、東京、倫敦、巴黎，乃至
世界各地的城市。
唱虞姬的母親、打不回大陸的將軍父親、日本式的造屋老家、跳芭蕾
的姊姊、飯店裡哼唱的女琴師，更誇張的，《切‧格瓦拉》和一群血
氣方剛衝進房地產市場的青年的連帶。一切的元素似乎相遇地沒有道
理：古巴的革命和一群縱身躍入賈海浮沉的年輕人，他們的關係豈可
用「革命」二字草草比擬？乍看之下，電影的創作者似乎沒有刻意型
塑主角身世和人格的完整性，模擬整個生命事件的來龍去脈。膠捲裡
拼湊著造作的語言、離根的情感、空泛的象徵。實不相瞞，看完電影
是失落，甚至是失望的。但這全然是導演的錯嗎？
導演沒有拍過太多的作品，但是每拍一部電影就有出版社出劇本、電
影筆記，甚至還有出版公司大力以相關的小說作品做宣傳包裝。我在
猜想，如果不是某「主流」出版社在「主流」文學雜誌上的大力吹捧，
導演很可能還只能大吐著沒有輔導金、沒有贊助商的苦水。不過他的
確幸運，很快地受到影展的眷顧。然而那麼多導演，中籤的能有幾位？
就像台北銀行要我們買彩券，我們就得買，多少人傾家蕩產包牌只為
中那兩百塊，多少人血本無歸？反倒你可以看見女演員也可以經由
「主流」出版商的精心打造，搖身一變成為暢銷女作家，年紀輕輕就
暢談生死遺言。這是台灣藝文界的光怪陸離。
一部作品的內部，是直接呈現給觀眾的音像，包含了故事的結構、敘
事的方法、人物、語言、象徵；但是外部，仍有創作者的身世、生命
的歷程與體驗、時代的背景、心理特質的成因探討。台灣目前流行的
許多的藝文作品，尤其是城市的作品，缺乏這種裡外兼備的鍛打跟考
驗，因此難以感動閱聽者。我想起獨立製片者尚‧維果，一生想要拍
盡巴黎上流社會的彆扭和可笑，卻只以幾部紀錄片留名，雖然他的病
與死似乎是場悲劇，但是他的驚鴻一瞥，為人類的電影史做了一個深
刻的註記。來台北後，發現在習慣官方普通話的工作場合裡，幾乎人
人都能默背「霹靂火」連續劇裡面，不需要太多思考、不需要太多意
義探索的「經典」台語台詞，但是在日常生活裡，他們無法拿台語抒
情，或是闡論（我在想，大概又會有人會認為筆者又在搞台語沙豬主
義和族群分化了）。這個現象，代表了什麼？
許多創作人都湧向台北，他們極少張望原鄉，台北的標準是窮藝術家
的標準；他們湧向坎城，坎城的標準是世界的標準，是電影人的標準，
也是作著電影夢的人的標準。柴契爾夫人說，「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社會運動者說，「TATA (There are thousands of
alternatives)！」電影散場，我只佩服導演的誠實：Crusoe 島，不
是只有魯賓遜到不了。漂流的我們，誰也到不了。縱然導演自己在影
片裡軋了一角，飾演後來去開了咖啡館的「前」房地產經濟人、魯賓
遜的師父，企圖說服觀眾那一點點關於生命的選擇，其實是有可能的，
或謂這個社會其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一旦鏡頭拉遠，對準我們自己，
我們還是像是喪失選擇權的劇中人一般，走進了電影院，買了相關出
版品、海報、原聲帶，作著自己的夢，無法從夢境裡脫逃。那麼你要
相信，這樣的藝術是對人類命運的反抗？還是卑屈？
在全球一致的商業邏輯陰影下，我們好像只能順服後者，而難成大器。
不是只有企業家、金融體系在宰制我們。那個不斷僵化發展，充滿無
力感的文化風景，我們也無能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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