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民族國家的臨界點─「台灣意識」的現代性意義 …

作者LucLee (我暱稱也八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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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錄]民族國家的臨界點─「台灣意識」的現代性意義 …

時間Tue Nov 30 23:46:38 2004

※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dickyfox (可愛的小宇) 看板: CrossStrait 標題: 民族國家的臨界點─「台灣意識」的現代性意義【下】時間: Mon Nov 29 15:14:18 2004 民族國家的臨界點──「台灣意識」的現代性意義 ⊙ 歐陽肅通三　民族國家與中國現代性的反思　　由兩岸的分割而造成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裂痕的確是現代中國的一出悲劇，可惜歷史是不能回轉的。但造成這種裂痕的根本原因又是甚麼？是由於對立的雙方特別蠻不講理嗎，就像今天兩岸的人們各自互相指責的那樣？如果真是如此，究竟這兩種不同的立場哪一種是錯誤的呢？雙方各有各的道德標準，評判正誤的標準又是甚麼？對此，自由派的知識分子試圖以超越民族主義的道德價值，即自由民主來評判這一問題。在他們看來，關鍵是在於大陸缺乏自由民主，所以不能理解台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願望所造成的。似乎如果大陸有一天民主了，這一問題就不存在了。但是事實並非全然如此，因為連台獨的理論家也坦承：「台灣人想要獨立是因為自己想要當家作主，與中國有沒有民主、富不富強是沒有關系的。」可見，這一問題的內涵遠遠超越了單純的道德評判，它實際上隱藏著一個關於中國現代性的重大問題。因為「現代世界歷史是現代性的歷史。民族主義就是在世界現代性的歷史框架中崛起、發展和演化的。」要突破這一困境，就應當進入到歷史的「系譜學」（genealogy）中去，從而打開封閉已久的歷史之門。　　近代之前的中國意識乃是一大一統的「天下」意識，「血統中國，地理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道德中國都成一體。不幸的是，這個完美的中國，終於被西方帝國主義打破了。中國開始從『天上』掉下來，變成現代『人間』的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而且在現代的『世俗』變化中，血統、地理、文化、政治、道德的支持力量，也逐漸『退回』其本來的角度，使中國變成沒有神聖色彩的『國家』。」因此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產生本質上乃是近代歷史的產物。然而，同樣也是在這樣一個「去神聖化」的過程中，為不同於單一的民族國家論述的它者的出現提供了契機。　　張灝指出，「民族主義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產物，這裡我要特別強調一八九五年以後大約二十五年這段時間的重要性，主要因為那段時間是中國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關鍵時期。而民族主義產生的幾個必要條件就是在這關鍵時代才出現。」的確，在甲午戰爭中，一直自命為「天朝上國」的老大帝國竟然慘敗於東瀛小國日本，這極大地動搖了中國傳統政治與傳統觀念的核心價值觀。「中國由此逐漸陷入深巨的政治與文化危機。在這個時候，教育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繼續替自己的政治認同，群體的歸宿感與社會價值取向找一個新的凝聚點與新的指標。一言以蔽之，新的精神核心。當時許多人就在民族主義找到這個精神核心。因此一八九五年以後民族主義應運而生也與這種文明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與精神危機有著密切關系。」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民族主義是在尋找新的意義和價值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對於甚麼是中國這一民族，知識界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共識的。　　中國民族主義是在滿洲人作為少數群體實施帝國統治的背景下登場的，因此，它和漢民族意識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問題上，以康有為、樑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黨人針鋒相對。革命派中，汪精衛在1905年所寫的《民族的國民》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性論著之一，汪氏強調一國家必須由一民族構成乃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所在。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國家之國民並非都為單一的民族，因此必須要同化所有民族為同一民族。汪氏認為漢人正面臨著被滿人同化的危險，當務之急就是要奮起競爭，從而同化或消滅滿人。　　與革命派的觀點針鋒相對，樑啟超視對方立場為「種族主義」。他質疑只有排滿，建立純粹的漢族民族國家才能挽救中國的看法，而主張「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苗合回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樑啟超的「大民族」觀點實際上顯示出他也堅信必須在「民族」的基礎上打造新國家。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審視他們的觀點時，可以看到盡管對於如何解決政體問題的主張不同，二者都意識到存在著漢人與多民族國家現實的矛盾。盡管有著地區和語言的差異，由於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漢人的自我認同並不構成一個問題。奇怪的是，二者在論述漢人與民族的關系時都持一種進行時態，即在並不質疑漢人的民族特性的同時，同時又把它界定為應當朝著民族化的方向發展的民族。但是，漢族與民族國家究竟是甚麼關系，雙方並不一致。汪精衛鼓吹單一種族的同化民族觀；而樑啟超並沒有斷言民族只能是單一種族的政體，漢人可以是未來新民族下的一個共同體。由此可見，對於如何界定民族和漢民族，最初也並無明確的共識。　　進一步的發展出現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傅斯年對於中國歷史分期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漢族勢力的周期興衰問題，他斷言在魏晉之前的兩千年裡才是漢族血統的純潔性時期。這以後則是胡漢在血緣及文化上的混合。「傅氏把這一時期稱為『第二中國。』他暗示『第三中國』興起於民國，但不很明確。……這裡歷史發展的范疇本身似乎與民族主體的建構聯系在一起。」而另一歷史名家顧頡剛則正好相反，他的古史辨向民族主義神話建構的漢族血統純潔說提出了挑戰。在顧頡剛看來，異族及異文化為中華文化帶來了新的活力，文明以這樣的方式延續下來。不過盡管如此，漢人在這個過程中仍然是居於中心地位的。二人觀點雖有不同，但在致力於建構中國國族的歷史性這一點上是一致的。盡管並未達成統一的共識，從1895 年以來的這些論說基本奠定了後來民族主義話語的基礎。與一般人所想像的相反，認為漢民族早在秦漢時期就已成型的觀點是由范文瀾於1954年才提出，並因此在當時引發了關於「民族」概念的爭論。這在當時無疑也是有政治背景的影響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民族觀念及民族主義乃是面臨外來挑戰時的產物。問題是，這個從日本和西方引進的概念和當時中國多民族的現實並不符合，這必然會引起上述問題。更糟糕的是，甚至毫無疑義的漢族認同如果拿這一引入的民族概念來套的話也會出現問題，像前述民族定義的四個特徵中的第一個──共同的語言就不符合。推廣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是從二十世紀才開始的，而很多方言之間都無法交流。尤其中國南方諸方言與北方官話其實是大不相同的，從現代語言學上看，它們或許更近於語言而不是方言。如前述吳濁流在上海遭遇語言障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來自台灣的吳濁流聽不懂上海的吳語在此背景下絲毫不足為奇。著眼於民族國家塑造的目標，統一的民族國家必然也需要有共同的語言。而在這一民族國家的自我塑造過程中，也產生了另一認同的重要來源──近代民族國家反抗外來帝國主義的共同意識。這樣就產生了從傳統的文化共同體意識到現代的民族意識的轉變，並且這一經驗也逐漸被大多數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無可置疑的。　　問題是，從1895年起的這段時間裡，台灣因為成為了外國領土，恰恰是被排除在這一運動之外的。這樣，一方面台灣人無法經歷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經驗的洗禮，日據時代認同中國的紐帶依然是傳統的文化中國意識。另一方面，這一傳統的認同意識在戰後回歸祖國的現實中卻遭到了無情的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的中國民族意識與歷史上的文化意識的確有所不同。故此，王育德指出中國的民族意識是源於近代的，從而以Volk 和Nation的差異來解構漢民族及建構台灣民族，這對於中國民族國家論說的確是很具挑戰力的。因為，「『現代國家』的形成，在文化上，是社會賴以存在的威權結構出現了完全嶄新的樣式。在前現代即傳統社會中，國家是存在的，但其社會、文化和法理基礎與現代國家完全不同。」就此而言，現代民族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本身是一歷史概念，是中國近代歷史下受到列強侵辱，特別是受到日本沖擊下的發生物。而在前近代的帝國的政治體系下，則尚未樹立起明確的主體意識。台灣地區也是如此，學者的研究表明，在清治時期，並無明確的本土意識或台灣意識。相反，有的只是由漳州人、泉州人及客家人等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就連主張台獨的學者也承認，「台灣人意識的形成，應該是日帝主台之後，在台灣人共同抗日的意識總產生；而產生台灣人意識的歷史背景是台日的文化摩擦與異質性的發現。」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1895年這個關鍵點不僅造成了海峽兩岸的分離，也造成了兩岸不同的現代性的自我意識，至今仍不能化解。　　當然，在中國從文化主義向民族主義轉變的這一過程中，過去的文化意識同時也扮演了一個增強內聚力的作用，盡管其作用的重要性如何可以討論。沒有人懷疑這一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存在，而台獨理論家們所努力的則是要竭力把這一文化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層次，質疑同一文化來源就必然要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設定。換而言之，在構成現代民族的要素中，來自歷史的共同文化意識與經由現代性轉化而來的共同歷史經驗，哪一個更重要？這是面臨考驗的。　　但是另一方面，不管王育德的區分能否成立，也並不意味著台獨意識的話語就更具有正當性，因為其立場已經隱含著把民族國家當作了現代國家的根基。而這一點正是最可質疑的。按照他的說法，台灣人因為與中國屬於不同民族，所以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而台灣人為了徹底成為一個民族，就必須經由國家來塑造自身。他賦予民族國家的這一終極性，根據何在？民族國家本身是最先出現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與其後的拿破侖戰爭被學者公認為是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起源。在東亞，日本最先引入了民族與民族國家的概念，在現代，它幾乎成了籠罩在所有東亞各國頭上的魔咒。東亞社會對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幾乎都與日本有關，王育德與早期的台獨理論家們的學術資源也多來自日本。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的日本，「作為對國家主義的反省，日本在戰後忌諱使用『民族』。……許多學者為了不使人們認為成為自己敘述對象的『民族』是『只要想成為「主權國家的國民」就應該實現的一種人類集團』，不得不反過來用ethnic group、 ethnicity、ethnic minority等英語詞匯解釋或代替日制漢詞的『民族』。」因此王柯以為將來自日本的「民族」與「民族國家」概念引入中國是一個誤會。「中國因追求『民族國家』，卻為自己留下無窮後患。因為以日本國粹主義運動和國體論為背景產生的日制漢詞『民族』，首先讓人們更加意識到它是一個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的概念。……這種意識與中國多民族國家現實發生沖突的真實寫照。」不過他未有進一步意識到它甚至與中國的民族論述本身同樣發生了沖突。故而有理由問，由歐洲現代性所生發出來的民族意識與東亞的自我意識是否相同呢？在東亞國家，民族意識究竟是否是由前近代的共同體意識轉化而來呢？如果不是，那二者又是甚麼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育德等台獨理論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危險性。既然統一的中國民族概念可以遭到質疑，那統一的台灣民族概念與台灣意識又何以不能遭到質疑。今天台灣尖銳的族群矛盾正是這一問題的表現，不僅有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而且就是本省人也分成福佬人與客家人，另外還有原住民，彼此之間都有矛盾。期待中的統一的台灣民族沒有形成，台灣社會卻日益被撕裂。這恐怕是王育德們所始料不及的。四　結語　　頗為吊詭的是，在今天台灣已經實現民主，實現了「台灣人出頭天」訴求的背景下，島內的族群問題和兩岸的對立關系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在最近幾年有愈演愈烈之勢。這讓許多人困惑不已。不過今天的認同對立與上一世代的狀況有所不同，特別是如前文所指出的，愈來愈多的對過去的歷史並無真實感受的年輕人變得認同民進黨的路線。這當於後現代背景之下的個體認同危機有關系。後現代社會使得以民族國家為標志的現代化出現了結構性危機。一方面在日益全球化的時代裡，全球市場腐蝕了傳統的主權概念，從而解構了舊的民族國家觀念。另一方面，大眾媒體對傳統價值的顛覆使得新的一代的自我認同方式愈來愈多元化。這一背景導致了「在許多國家，社會和文化重新定向，國家和社會、個人的關系在重新構造，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也在調整，因此，國家功能在後現代時期面臨著重新定義。即使『民族』和『國家』在概念上沒有完全解體，至少國家的合法性來源已無法簡單地依靠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實力得以詮釋，更不能訴諸已經破產的意識形態神話。各國都迫切需要盡快培植出一套至少在表面上能引起社會共鳴的社會主流意識，以支撐政治意識形態解體沖擊下的政治權力。民族主義就是在國家合法性危機的狀況下再度崛起的。」在發展中社會知識分子那裡，這一情況尤為突出，學者們將其視為爭奪話語霸權和政治霸權的鬥爭。在台灣，高速的社會轉型帶來了「個體性的覺醒」，而覺醒了個體又必然要尋求自我的認同歸屬。問題又在於後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為個體所提供的不再是單一的認同歸屬，而是可以有多種選擇。這一現象與當前台灣特有的政治鬥爭譜系結合起來，導致傳統的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方式在民眾當中日益被瓦解，同時也造成了族群矛盾和兩岸矛盾的加劇。　　站在作為集體的台灣人的角度看，九十年代台灣意識在島內的高漲可以視為台灣人「主體意識」的覺醒時期。借用一下黑格爾的術語，筆者將它稱為台灣「主體意識」從「自在」（in-itself）走向「自為」（for-itself）的歷史過程。即這一「主體」不再隻是完成其它主體目的的工具，「主體」的個體性愈來愈明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台灣意識，它以一種極端的形式挑戰了百年來中國知識精英所精心建構起來的民族與民族國家話語。原來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東西現在竟然成為了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的重要性也在於，可以使我們徹底反思現代中國國家根基的合法性之所在。　　然而問題也有另一面，「主體意識」發展到極端，變成了「唯我論」，漠視一切他者存在的合法性。借用竹內好的話說，它為自己構築了一個沒有「異」的世界。從不尋求去理解他人，卻片面地要他人理解自身。且不說兩岸問題，光是近年來島內的世風日下，亂象紛呈便不能不說與此是難脫幹系的，這讓不少島內嚴肅的知識分子都憂心忡忡。因此，這一唯我的主體意識很可能蘊含著主體意識自身解體的可能性。這是值得台灣人警惕的。　　盡管對於當前的現狀，兩岸的人們都負有責任。但不可否認，兩岸的政治實力是不對等的，大陸方面擁有較明顯的主動權。因此大陸方面應當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無法預料未來究竟會怎樣，但是在後現代社會的背景之下，應當看到問題的復雜性。不能排除如前所述，即就算兩岸統一了，台獨意識仍然會以一種魁北克式的方式存在。而問題又在於，由於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總體上未能向後現代、後殖民知識分子那樣向啟蒙工程提出挑戰。」從而導致這些問題在中國大陸被遮蔽起來了。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詢問這些問題：構成現代國家建立的根據究竟是甚麼？未來中國國家意識的建立是否必需奠定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如果不是，又該建立在何基礎上？如果是，那這個民族與民族國家又意味著甚麼？是基於前近代的共同歷史經驗嗎？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台灣問題有著明確的地理界限，但它卻有可能超越自身的問題意識，成為一具有普遍意義的的現代性問題。　　由內在差異性所帶來的沖擊遠大於外在的差異性。正如甲午戰爭的失敗所帶來的沖擊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次失敗一樣，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對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內部沖擊也遠超過與不同國家間民族主義外部沖突。當初正是甲午的戰敗導致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而今天台獨意識卻使它面臨著被解構的危險。然而也正像敗於日本使得一代知識分子重新反思自身一樣，台灣意識的挑戰也要求清醒的中國人重新反思自身，使海峽兩岸能有一個新的開端。當然，這一切同時也取決於另一個條件，那就是台灣人也有清醒的反思自身存在的意願。台灣著名學者黃俊傑先生提出，「展望二十一世紀，『台灣意識』應該從抗爭論述轉化為文化論述，才是一個較為健康的發展方向，庶幾『台灣意識』才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秩序與海峽兩岸關系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我們也願意期待這種「建設性作用」之可能性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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