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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或者說中國史上的蒙古時代，不管怎麼看都不是個典型
的時代。這個國家以前從未這麼全面地被異族統征服者所壓制，
而這異族統治者在游牧生活和部落習慣中，遠離天朝上國的傳統形象。
在這之前，沒有一個時代，也或許沒有其他成熟精緻的文化，曾經經歷過
這樣的劇烈的轉變還能全身而退。
在中國思想方面，我們可以預期一個類似的結果，雖然這樣講
有點放馬後炮。首先佛教保存下來是無庸置疑的，因為很多蒙古人
和統治者已經都皈依了。道教的法術和超自然力量很對蒙古人的
胃口，另外道教因為對領導階層表示接受，所以也受到領導者的喜歡。
儒家早期受到輕視，不過跟其他在廣大的蒙古帝國中受到寬容和
忽視的學說相比，大概也沒引起什麼敵意或壓制。蒙古統治者有支配
全宇宙的野心，也把這種野心跟傳統中國的朝代分享：他們輕易地
假設了施恩和課稅的公平性，想要維持和平並避免破壞統治的宗派之爭。
這樣的狀況下只不過是中國傳統再度為自身下斷語之前的時間。
如果真是如此，結局的性質還是完全不明朗，而且說實在，
在這中國史上最離奇的一段時間裡，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傳統文化
不僅僅固守其地，還對新環境有顯著的適應力。許多傑出的腳色
無疑地確保了大量中國價值和倫理特徵免受外在影響，而這段時間裡，
外敵的入侵是個建立新想法和新制度的時機，實際狀況也在此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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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來。最好的例子是新儒學把統治者接納為新成員，這樣的
新儒學取代了早期儒家傳統。在這個過程中，新儒學首次成了
羽翼已豐的國家正統，此一「正統」注定要影響中國和整個東亞的
學術生活和政治文化。
如果說把蒙古人在歷史舞台上的腳色定位為 東亞新秩序的
有意識的改革者或者是恢弘的籌畫者，那話就說得有點偏了。
蒙古人的野心驅使他們接受新挑戰，而他們基本的實用主義又讓他們
接受了新的現實。他們一方面有廣大的領土，可以促進新文化要素
橫跨整個亞洲而傳播，如阿拉伯天文學之類。另一方面，他們過分
擴張的範圍和統治的實際限制，許多地方要採取高度自治，這樣就給
新文化活動留了空間在殘破的土地上成長，包括文學、藝術和宗教運動。
著名的日本觀察家吉川幸次郎以此為背景所發的言論應該是
滿中肯的。他說十三世紀蒙古統治者忽必烈的腳色可以跟十七
世紀晚期的日本的德川家康相提並論。他們兩個在強化新到手的
統治權方面都頗保守，適應中庸之道，也接受某些可能有助於
其統治的改革，例如新儒學教育之類。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殘存的中國體制中最有希望的
候選者，也得有做事的新方法以在普通的競爭中勝出。有時候
實在是後出的或者說混合過的才會贏。蒙古採用二元統治，把蒙古的
軍事組織模式加在原有的公務組織之上，這在某些地方產生了
值得注意的適應力，例如新的蒙古行省體系和軍事駐防，這兩個制度
明清都沿用不輟。這樣的事實實在很吸引體制內史家的注意，他們沒有
感覺出元朝對中國體制的貢獻，也很少研究明顯的蒙－中互動成果，
也就是新的科舉制度，這種制度被官方標誌為新儒學正統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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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只是因為新的科舉制度在接下來的明清時代有其不朽的地位，
它就被認為是明朝中國文化復興的另一個「必然」的特色。而這種
對科舉的看法不但忽略了元朝科舉內容的改變，也忽略了方式上的
重要適應，而蒙－中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和社會體系的相遇，更對
這種適應有明顯的影響。
簡單說，蒙古對中國的制度的攪擾引起了相對較為開放的
歷史情境，在這情境中，新的學理可以在明朝之前嶄露頭角並
獲得一席之地。元朝初期中國文化處境堪慮，而且在喪失王朝的
聯繫和支持的狀況下，自己必須要拿出辦法來。我們不能說那就是
死抓著傳統不放。存古與創新－例如有名的大眾文學如元雜劇、
元詩、元代小說－要滿足廣大且多樣的群眾，而且要在複雜的社會中
尋求公分母。
不過官僚組織早就是統治體系的一部份，當蒙古人承認他們
必須以官僚組織來統治農業中國時，傳統的秩序獲得了首場勝利。
蒙古大汗窩闊台把國內的行政交給漢化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
叫他掌管賦稅時，早就已經認清這樣的現實。耶律楚材所用的
就是中國一向的方式。也許1260年開始會被視為是第二個階段，
這一年忽必烈即位，也就是元世祖，年號中統，崇尚漢法、
改革舊制。這個發展的最後一步應該是元仁宗朝(1313-1315年)
新的科舉制度的實施，這個制度確認了此種官吏考選制度是
中國盛世的特色。
如果元朝這樣的發展結果似乎是強調了帝國規制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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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不斷的重要性，則本卷的開頭就提醒我們，傳統制度的力量
不是單靠王朝政權的維持就能夠評定的。陳學霖的研究將南宋遺民
馬端臨的歷史思想展現在我們眼前。馬端臨的學術事業不是
當朝的政治主流，而且他很難說是元朝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不過他在1307年完成的典制史《文獻通考》，總結了宋代的
學術遺產與中國史的批判性研究課題。這本書在形式與本旨上
都達到了中國社會與文化進展的頂點。
馬端臨展示了理學家的博學和對帝國的研究，而這正是理學大家
朱熹所主張的。朱熹也提供了一個歷史視角，反映了後代哲學家在面對
古代理想和歷史現實拉鋸時的矛盾情結。馬端臨把古代聖王的制度
描繪成最高理想，對照出史上諸王朝的成效與缺失。對他來說，
歷朝都夠不上完美。北宋許多改革者都要求大規模的改造以及「復祖制」，
馬端臨跟朱熹一樣，都很懷疑這種做法的可行性和正當性。說實在，
他懷疑的不只是可行性，也懷疑在更後來的時代中這樣的改革是否適合。
存在的東西有其存在的理由。歷史，和過去的遺留，都是不能
硬改就改變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循著歷朝制度的長期發展，
並觀察這一過程累積的影響，就可以清楚知道什麼事該做。只有通過
這樣的綜合研究和「博學」，一個人才能期望自己有深刻的意見，
這是對於人類的長期廣泛關注，而不是單滿足於某一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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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完了，哈哈哈，好像還有點知道自己在寫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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