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答問20040819
1、我是怎麼把新的方法應用於我的研究的：
我自己的學生也不時詢問老師用的是什麼"方法"，但我的回答總不能令他們滿意。
少年時讀魯迅的書，印象很深的是他認為寫作的本領不能從什麼"文章作法"一類的
書籍中得來。自己當了大學老師後，也常將魯迅的意思向詢問"史學研究法"的學生
述及。這首先因為我本贊成史無定法，同時也有些試圖"藏拙"的意思--我確實不知
道有什麼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方法"，學會了即可在治史方面"點石成金"
。
中國的傳統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來的"方法"，謙遜一點的說"文無定法"，自信更足
者便說"文成法立"。其實要說方法也有，從補鍋做傢俱到練武學寫字，大致都是從
臨摹入手，作文作詩亦然。不過一般的手藝人以謀生為念，很少有武俠小說中人欲
"光大門派"之想；而作文作詩作畫的，就總思在臨摹的基礎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
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謂"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便是這一學習方法的最
好總結。多數人雖然很難越過前一階段，但後一境界總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時將這一"方法"告訴學生，勸其在今日中外史家中選一性之所近(而不是一
般認為最好)的高手，先熟讀其論著，自己研究時試著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覺得
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後再想突破、特色一類高遠的問題不遲。不過，以今日
本科生課程安排的飽滿程度，學生看"課外"讀物的時間已不多，恐怕到畢業時還不
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臨摹對象；而研究生又苦於學習期限不長(通常第一年主要致
力於外語)，要廣讀當世論著而擇定摹仿目標，似亦非短期可成。所以如今大學教
育的課堂講授時間和研究生教育的年限，或許都還可以考慮改變得更具彈性。
話說回來，我真是沒有感覺到運用了什麼可以概括出來的"新方法"。如果要說有什
麼特點，或許是研究視野較寬，近代中國政治和中外關係等都曾涉及，而以落實在
思想、社會和學術層面的文化史為主。這使我研究的題目寬泛而不成章法，但好處
是有時也能從他人不注意的方面發現很有價值的史料。因為教學的原因我也曾略微
嘗試過外國史和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國研究外國史和研究先秦史有一個共同點，即
資料不算豐富，故治學者自然會細心斟酌能夠獲得的每一條史料。這或者幫助我形
成讀書較仔細的習慣，在進入資料相對豐富的近代史領域後，在希望發掘稀見史料
的同時，更注重開發雖常見但為人視而不見的材料。
近代中國是一個以多歧性為顯著特點的時代，變化頻繁而且劇烈。我自己過去的研
究一向多見變的一面，而較忽視歷史的延續性。其實只有較全面深入地瞭解了變與
不變的兩面之後，才能更充分地認識近代中國。我以為歷史研究首先應注重史實的
考訂，在史實準確的基礎上尋求對時代人物事件的理解。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
物事件成長發展之內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終將其置於其前後左右的時空環境中進行考
察。必先讀具體史事的前後左右之材料(不必只是文字材料)，然後能從其前後左右
立論，而歷史演變之脈絡顯。這樣才可能趨近于章太炎所說的"字字徵實，不蹈空
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這一境界。
2、我是怎麼把新的教育思想帶入教學的：
我近年的教學主要在研究生層次，談不上"教育思想"，也無所謂新舊。自己也做過
學生，故努力儘量多為學生的實際需要考慮。
研究生的主要任務是學會研究，對史學而言即學會從原始資料中發現問題並寫成專
業論文。我以為要會寫先要會看，除了專業參考書外，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一開始
都要把過去十年的《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涉及古代史的包括《中國史研
究》)的論文通看一遍，在熟悉近十年研究現狀的同時，注意觀摩究竟什麼是作者
之所欲言? 他們是否搜集和運用了較多的第一手資料? 怎樣安排材料及怎樣論證其
所欲言? 其所用材料及其論證是否能成功地支持其所欲言? 作者之文字表述是否做
到"辭達意"? 在其所討論的題目或領域裏，作者是否及怎樣利用、修正、和發展了
既存研究成果? 其作品是否已經基本解決了其所討論的問題? 是否提出或提示了一
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在對何為歷史研究有比較清楚的瞭解之基礎上，我希望學生能養成據資料以言事的
表述習慣。我認為把事情本身說清楚應是史學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司馬遷說過，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現在一些學術刊物和為人師者多
鼓勵學生發掘人與事的歷史意義，意非不美，然若事情尚不清，又有多少意義可發
掘呢？治史者如果忘記自己的學科特點，而去做本屬理論家或歷史哲學家份內的事
情，結果恐怕是理論未必成立，而距歷史真相也更遠。倘能習慣於據資料以言事，
則用力既久，未必無"一旦豁然貫通"之日，則"歷史意義"不求而自得，最為理想。
即使不能達此境界，事不分大小，弄清一事便是一得，仍有實在的貢獻。
3、歷史系的本科生讀什麼書：
現在不少學校要求給給本科學生開列"必讀書目"，其實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我不
認為有誰能決定哪些書是"必讀"。以今日中學教育的實際狀況和大學生的實際水準
，本科教育大概會越來越朝著素質教育的方向發展。素質當然與知識有相當程度的
關聯，但未必以知識(特別是所謂專業知識)為核心。故歷史專業本科生的讀書範圍
，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學方面不可(以今日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互動，純粹專門的
史學書籍也已漸少)。我同意一個流傳很久的看法：開卷有益。本科期間，應儘量
強化一些基本技能(如中、外文的閱讀和表述及電腦使用能力等，這與任何文科學
生今後的擇業直接相關)，讀書或可以泛覽為主，盡可能多讀。尤其是中外小說，
多讀只有好處。
所謂專業書籍，很難確定何者當讀，何者不當讀(有些書如《易經》和專談性理的
理學、心學書籍等也許不適宜多數本科學生讀)。對研究歷史未入門者也許以讀一
些離我們時代較近的名家著作比較好一些。管見所及，下列諸人都是通人，他們的
書以至少翻閱一下為好：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王國維、呂思勉、魯
迅、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錢穆、錢基博、陳垣、郭沫若、蒙文通、徐
中舒。這些人的著作凡涉及史學時，多屬古代史，而近現代史的著作稍難確定何者
當讀。因為對近現代史有意識地進行研究是本世紀的事，不過幾十年；積累太淺，
又恰處於傳統斷裂的時代(當然也有頗多未斷之處)，未能繼承傳統史學注重當代史
及前代史的傳統，故迄今未能出什麼大家(專治近現代史者或未必同意)。這樣，近
現代史是處在一個什麼人的論著都可以不讀、若進行研究則人人的論著都不能不讀
的境地。
海外華裔學者的著作甚可參看，因其多受西學訓練，而又具有中國傳統的成分(受
影響的深淺差距可能甚大)。可注意參看其注釋中所引西人的史學及非史學著作，
既可瞭解其接近何流派，也常常能得知哪些書籍曾經或正在影響外面史學的發展。
外國史家的著述，也是能多讀最好。我們的翻譯書籍通常出版年代越後則譯錯之處
越多(有例外)，故有可能最好讀原文或西文譯本。讀西方史家著作，最好先瞭解西
方當時或稍前流行的思潮，因為史學必然在大學術語境的影響之下。近幾十年如社
會學、結構主義、系統論(不是我們有些人說的那種)、人類學、文化批判理論、以
及前些年興起的"後現代主義"等對史學都有非常明顯的影響。讀外國史學著作最好
是讀其研究本國史的著作，那才是主流。至於其研究中國的論著，則在他們的學統
內只是支流，以中國史為研究方向者固不能不讀，餘人則可不必讀。讀外國史家關
於中國的論著，除瞭解國外的學術大語境外，還要先瞭解其史學的主流，然後才知
道其論著之所欲言。
現在不少學校"中外史學名著導讀"所列的中外書籍全是很多個世紀之前者，中國的
從《左傳》到《資治通鑒》，外國則有要求讀吉本《羅馬衰亡史》的英文原本者。
是否《資治通鑒》之後中國便無"史學名著"? 吉本的文采雖好，讓學生讀相當於我
們乾嘉時代的英文是否有利於今日的學術"走向世界"呢？這樣的名著經過什麼樣的
"導讀"能對今日的學生研究歷史有實際的幫助? 有多大的實際幫助?
這類選本獲書目其實反映出只圖順手而不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的心態。朱光潛先生
在抗戰後期論大學《國文選目》時提出，應學荀子的"法後王"取向，最好選章士釗
、梁啟超、胡適等人的文字，若選文言文也以多選唐宋以後的為好；因為秦漢文章
"大半絕對不可模仿，比較易模仿的還是唐宋以後的文章"，更能起到實際的示範作
用。其最後所說的"示範"作用其實應該是"選讀"和"導讀"最應考慮的功能，可惜這
一重要觀念長期沒有受到足夠的注意。拙見恐怕還是多選用白話或當代外語寫作的
論文和專著對學生更有實際的啟發和示範作用，因為他們即將面對的(學術刊物和
出版社所要求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學術研究和表述方式。
附帶地說，從學生的需要看，我們現在開設的有些課程不夠實用，有時且與人的常
識相悖。例如，不少學校皆有"專業外語"課。然淺陋如我，便未曾聽說世界上哪一
國有專供某一專業使用的"語言(或語文)"。國內大學似從未開設過"專業中文"課，
哪里會有什麼"專業外語"? 今日學生相當不足的是國文的書面和口頭表述能力，及
非常缺乏所謂"非專業"(其實許多是相鄰專業)知識。從學生將來可能面臨的實際需
要看，可考慮為有志于史學專業者開設一兩門類似"史學研究與教學"或"史學研究
輔助知識導讀"這樣的選修課，或有更直接的幫助。
4、談談史學發展的展望：
20世紀及以前的史學家曾相當關注史學究竟是一門藝術還是科學、史學是否應該和
能夠做到"客觀"、史學方法應是計量的、分析的、還是描述的，等等。在文化批判
理論或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下，史學的定義、目的、範圍、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等史
家考慮的基本問題已不得不有所改變。探討新世紀史學的可能走向，不僅要有前瞻
的眼光，更需要開放的心態。
A、史學研究與理論的關係是近年中外學者都相當關注的問題，個人以為，新世紀
的史學必須是開放性的，史學研究者應以開放的心態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方式方法
研究歷史，當然也包括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各種史學或非史學的理論都
可能有助於研究者觀察、認識和分析問題；多接觸、瞭解和借鑒各類理論顯然是有
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具體題目的研究上，則不一定非要套用什麼特定的理論不
可。因為任何具體的理論都自成"體系"，有其附帶的框框，未必全適用于異時異地
異學科的研究。從根本言，若把"理論"定義到切入角度、認識立場和研究取向等非
常寬泛的程度，史學研究顯然離不開理論。就具體的個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
會科學學科那樣先明確所依靠或運用的理論，然後按圖索驥式地循理而論，當然不
失為一種可以嘗試的方式；但是否必須如此，我也還有些存疑。
從治學的具體層面看，引進新方法其實不一定非落實在成體系的"理論"之上不可；
很多時候，只要換個新的視角，就會拓寬我們的史學視野。歷史上的人與事本來就
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特點，視角的轉換在許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僅可以觀
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歷史面相，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導致研究者對許多早已重視
的面相產生新的理解，從而豐富人們對歷史的"立體性"或"全息性"認知。因題材和
眼光的轉移，不僅史家"處理"史料的能力會增強，實際上會有大量本來常見但過去
視而不見的史料"湧現"在史家眼前。對任何以實證為取向的史家來說，大量"新史
料"的出現意味著什麼，自不必多言。
B、史學區別於其他學科的主要特色是時間性，而其研究的物件為已逝的往昔這一
點決定了史料永遠是基礎。中國近代史的特點是資料極其豐富，即使落實到很小的
題目，史料的窮盡也幾乎不可能，這就更要求治史者儘量廣泛地佔有與研究物件相
關的史料，然後可減少立論的偏差。本來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主流取向就是史
料的儘量擴充，雖然也曾導致忽視常見史料的傾向，但在注意糾偏的基礎上，史料
的擴充仍值得進一步提倡。對中國近代史而言，檔案特別是基層檔案的運用仍極為
不足，這是造成我們史學言說中鄉、鎮、縣層次的論述迄今非常薄弱的重要原因之
一。同時也應更加注重日記、書信、回憶錄等史料的運用，尤其應重視社會中下層
那些"無名之輩"的個人記述。
由於中國近代史資料的異常豐富繁雜，其中頗有真偽難辨者。古代史研究者一向看
重史料辨偽，這一風氣在近代史領域尚不夠流行(當然也有類似羅爾綱、王慶成先
生等少數例外)，似應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更有力的提倡。同時，在充分注重史料
辨偽的基礎上，也應注意真史料和偽史料各有其用(造偽的需求、造偽者的動機、
偽史料產生和造偽過程等都能揭示很多問題)，且有些不"真"的史料卻也並不"偽"，
至少不是有意造偽。在史料考辨之後仍需進一步考察的是：歷史資料在何種情形下
因何目的並經何途徑怎樣留存下來，以及這樣留存下來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後
人瞭解或認識到歷史事物的"真實"發生發展過程。
不論史事的客觀存在或"歷史真相"如何，當其被經由某種程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
程式)記錄下來後，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確可能帶有"偏見"。有些後現代史家
以為凡史料皆帶有偏見，說雖過苛，也未必不通。然推廣言之，史料既然可以皆有
偏見，則無不具有某種特定之含義，因而也就無不具有研究之價值。"落花有意"是
一句不斷重複的老話，對史學而言卻有非常實際的意義。落花既各有其意，則史料
不論常見罕見，其中俱有"意"在，讀者以意逆志，必有所得。既知其可能有"偏見"
，則或儘量去其偏見而用之，或順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於理解過去、認識往
昔。要在平等對待史料，予以發言權，便能啟動之而使其"說話"。
C、史學最忌主觀，而近來學者又多已承認史學實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那本是19
世紀科學主義影響下的樂觀願望)，但不能客觀未必就意味著主觀，似乎還可以有
一種順乎當時當地當下社會文化風俗思想的"他觀"。今人不能疏離於今世，故史家
面臨的現實是不能不運用後起概念作為詮釋歷史的工具，但怎樣兼顧歷史當事人的
時代關懷和當年的概念工具，仍是值得史家認真思考的問題。所以陳寅恪提出，"
解釋古書，其謹嚴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故解釋之愈簡易者，亦
愈近真諦。並須旁采史實人情，以為參證"。
所謂"旁采史實人情"，正是前後左右治史的具體表述。特定的歷史事件不一定都有
明確的因果，不少事件或人物很可能是偶然成為"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但即
使是偶發事件，其能達到引起時人及後之史家注意的程度，也必有其前後左右時勢
的作用，受其周圍社會、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在史實考訂
的基礎上兼顧人與事前後左右的時空語境甚至更寬廣的社會文化深層結構，應能獲
得一個更接近原狀也更全面的動態歷史形象。
而"不改原有之字"這一點尤其應當引起今日學者的重視。傅斯年在論證中國古代嚴
格說"沒有哲學"而只有"方術"時強調，"用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名詞是當時有的，
不是洋貨"，乃"是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古代"方術論者"所討論的問題"多是當
年的問題，也偶有問題是從中國話的特質上來的"；若"把後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
名詞及方式來解他，不是割離，便是添加"，皆不能用。當我們將"現代化"或類似
的"歷史任務"加諸近代人物並據此觀察他們之時，可能已經疏離於當時"習見之義"
所反映的"當年的問題"了。
D、今日國內學術評估的主要標準一是課題的有無及是否重點，一是發表論著的刊
物等級和數量。任何學科的發展不能不面對和針對我們自己的國情。故各大學應盡
可能爭取國家級的一般和重點課題，同時大力提倡教師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但從長
遠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不宜過分提倡的取向，至少應在保證品質或重在品
質的前提下提倡之。在相對長一些的時段裏，一個學術團隊的實力仍是以有一定數
量但主要是高品質的學術成果來最後確立的。
針對當前全國學風的實際狀況，必須長期持續強調學術戒律，發揚前輩學者注重第
一手資料(包括田野調查資料)的優良風氣，特別注重培養青年學者能落實到實證的
扎實學風。具有較好的理論素養和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對史學來說，尤其是
對初入這一領域的年輕學人來說，任何時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才能
立於不敗之地。在面向世界和與國際接軌越來越得到提倡之時，千萬不要只看到西
方學者善於分析的長處，應注意別人寫一篇論文或一本專著的時間通常比我們要長
許多許多。
E、前瞻性的學術眼光不僅要看得遠，同時也意味著把握時代的脈搏，具有觀察"世
變"的因應能力。三十多年前史家沈剛伯就以《史學與世變》為題討論了史學發展
與時代的關係。在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下的今日西方學界，史學家是否應主動介入"
歷史的製造"已成為每一個史家面臨的困惑。今日海峽兩岸的學人也都(因不同的語
境)在思考和探索史學怎樣為現實服務或史學如何從時代社會轉變的刺激中尋找研
究的新路徑和新境界這類問題。當然，任何門類的"學術"的社會價值之一正在其與
所處社會的距離感(以及實際的距離)，史學如果走向社會甚至走入社會，怎樣保持
其相對的"學術獨立"? 怎樣做到不隨社會之波而逐社會之流? 把握這一分寸恐怕是
史學界不得不深思熟慮的一個基本問題。但史學與世變的關係將會比過去更密切，
大概是新世紀學術發展的必然傾向，學人恐怕也不得不預先考慮怎樣因應這方面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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