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白天，競選總部會有一些年輕人來要工作，也就是分發傳單，賺點小錢
。我們負責分派地點，有幾次還搭計程車去抽檢，發現傳單都確實塞到公寓
的信箱，這些看似「小混混」的年輕人真是有認真在工作啊。同樣印象深刻
的是，有一位看來出身和職業都相當不錯的中年男士，來要求代發傳單，他
不拿我們發的車錢。當時我就常想，我們絕對不能辜負這些默默支持黨外運
動的人士。
得知周清玉女士順利當選之後，我和弱水沒去參加當晚的慶功宴，我即
刻回到我的碩士論文，專心撰寫，當時離提交論文只剩半年不到。美麗島事
件發生之後，我覺得思想上快要窒息掉了，那時候，臺大羅斯福路的地下道
，牆上貼著整排海報，說要槍斃某某、某某。每次走過，都不寒而慄，感覺
非離開這個島嶼才能呼吸。
出國留學的事，又給父親帶來困擾。我想我一生的幾個重要抉擇，都違
反了父母的期望。幾年前看小津安二郎的《東京暮色》，片中父親對女兒不
可解的行徑，兩度喃喃說道「令人困擾的小孩啊。」(困った奴だよ)家父已
不在人間，即使今天，我仍想像父親喃喃自語：「困った奴だよ。」
就在我寫完碩論前後吧，陳文成命案發生。研究圖書館，簡稱研圖，是
我們歷史研究所最常利用的圖書館，圖書館後面的草坪，我們平常不去。對
我而言，陳文成命案是一連串事件中的一環，在白色恐怖時期，你說它是必
然的偶發事件也可以，說它是偶發的必然事件也可以。但他肯定不是從研圖
四樓跳下來。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選擇研圖當「自殺」
現場？有地緣邏輯嗎？有人脈關係嗎？
那一年初秋，我離開臺灣，來到美國留學。黨外領導人之一的康寧祥（
我們暱稱他「老康」）得知我要到加州史丹福大學留學，熱心替我寫一封引
介信給當時在胡佛圖書館任職的張富美女士，原本待人熱心親切的張女士更
加照顧我。史丹福大學，校園很大，張富美女士替我從同鄉那裡弄來一輛腳
踏車。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張富美女士帶我參加一個聚會，結束得太晚，
我回不去宿舍，於是被安排住一位同鄉家，和那位同鄉的女兒睡上下舖。女
兒才九歲，告訴我她有酒窩，還展露給我看，又深又圓，她說她長大後要去
競選美國小姐。好率真可愛的女孩！現在應該也快步入中年了。
年齡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人往往好像只能以自己年歲的眼光來看待別人
。小孩看比自己大的人，總是覺得那種「大」是絕對的。例如，前面我提到
家二哥大我二歲，我總是覺得他比我大，不覺得他也「小」過。當陳文成被
發現躺在研圖草坪時，他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教書。二十五歲的我，
還是個學生，總覺得陳文成博士已經是個「成人」了。直到最近Michael(林
世煜）和胡慧玲伉儷要大家書寫自己的「三十一歲」，以紀念三十一歲被剝
奪生命的陳文成博士，我才驚覺，陳文成博士當年那麼年輕！
我今年五十三，已多活過陳文成博士二十二年了。我在三十一歲那年獲
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的獎學金
，贊助我回臺灣並到日本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我於前一年考過博士後選資格
考，在此之前我說服指導教授讓我以戰爭時期的臺灣歷史作為博士論文的主
題。那年夏秋之際，我回到臺灣，回到剛剛解嚴的臺灣。在臺灣的半年，我
深切感到，臺灣的社會和文化出了很大的問題，有些深層的東西不是政治可
以解決的，我於是下定決心，要在政治以外的園地耕耘。後來我「學成歸國
」，從沒和過去認識的黨外朋友聯絡，就是這個原因。我生命中有兩次的發
願，那是第二次。第一次發願，和研究臺灣史有關。
第二年年初，我從臺灣到日本，在日本停留了約半年。日本的經驗對我
日後研究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幫助很大，也使我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產生濃厚
的興趣。那時候，我的博士論文才剛有個雛形。假如今天我有任何算得上有
意義的工作成果，在三十一歲的那個時點，這些都還只是個起頭。如果我的
生命突然被迫停止，那麼，這些起頭就是結束。一個尚待定義的人生被定格
了，也被定義了。
如果我的生命結束於一般認定的不可抗力的意外，如車禍、空難、或罹
患某種致命的疾病，我想那是「天」。我常覺得人要有「命運」的觀念或是
類似的覺悟，要知道生命沒有任何保證，沒有人能跟你保證過了這一刻你還
活著。面向死亡而生，讓我們更真切了解「活著」的難得和可珍貴性。當「
命運」降臨的那一刻，我們也比較能坦然接受。
但是，陳文成的死，如同林律師的母親和雙生小姐妹一樣，不是意外，
我們無法接受。我們同樣不能接受真相不明。但是我們有可能研究真相嗎？
此刻的我，懷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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