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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全球化下的紅綠政治實踐
譯者： 邱花妹 (simon@cht.com.tw)
日期： 2002.09.13
來源： 投稿
【註】「高雄新勞動文化協會」邀請英國「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
RGSG）四位成員到台灣展開為期十天的訪問，來訪的英國學者並且將參加由高雄市勞
工局舉辦的「工會、環境與全球化」國際研討會。這場研討會將於九月十三、十四兩日
，假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4112 會議舉行。配合這次的研討會，高雄市勞工局特別翻譯
出版「英國紅綠研究會」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書「究竟該怎麼辦？」（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這本譯本的出現，或許有助於關心勞工與環境議題的朋友，展
開更多討論與對話。以下是該書中譯本的譯者序。
2001 年的 11 月，我第一次參與英國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 RGSG）
在倫敦的聚會，聚會地點是英國知名的工人階級導演肯‧洛區 （Ken Loach）的電影
工作室。我也算是肯洛區的影迷，能到他的電影工作室，讓我興奮得要命，但是要去
參與這群英國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聚會，卻讓英文不好的我，緊張得半死。
在我參加的這段期間，我是唯二的外國人，另外一個外國人戴米恩‧懷特
（Damian F. White），國籍是愛爾蘭。而邀我去參加這個聚會的，是我在艾賽克斯大
學（University of ESSEX）社會系的論文指導老師泰德‧班頓（Ted Benton）。
泰德在英國的環境社會學界算是「大腳」人物，他主編的《綠色馬克思主義》（Green
Marxism）很有名。當時泰德在艾賽克斯大學的社會系開了一門課叫做「環境與社會ꄊv，第二學期的課程討論各種生態思潮，包括「生態社會主義」；其中有一個星期的書
單，包括這本「紅綠研究會」集體撰寫的《究竟該怎麼辦？》（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我照著書單跑去圖書館把這本小冊子借出來，看了覺得很有意思。後來
跟泰德聊起台灣的情形，特別是存在於進步社會運動間難以結盟的困境，以及民進黨
在中央執政後，社運部門普遍存在的挫折感。有一天，他就在他堆滿書的小辦公室裡
說：「只要你有興趣，非常歡迎你來參加這個聚會。」我說：「我英文很爛怎麼辦？
我可以去嗎？」這位六十歲，已經滿頭白髮的英國紳士微笑著說：「你來了英文才會
進步啊！」這種樸素老左派的魅力是很難抵抗的，就這樣，我去了他們的聚會。
這段時間，他們正努力生產另一本書，《全球化、自然、民主：從抗議到另類出路》
（Globalisation, Nature, Democracy: From Protest to Alternatives）（註 1）
。延續著自 1992 年成立「紅綠研究會」十年來的習慣，透過不斷討論，他們形成紅
綠觀點對全球化的批判，提出他們對未來的願景，並進一步探討左翼的進步性力量的
實踐原則與方向。
◆ 我們究竟該怎麼辦？
十年前，這群多數具有學者身分，又不曾間斷地參與廣泛進步社會運動的人，在面對
1992 年英國保守黨連續四次贏得大選，左翼社會運動的各種進步訴求盡出，卻慘敗
的不堪局面下，大衛．庫克（Dave Cook）以及派特．戴文（Pat Devine）倡議組成這
個紅綠研究會，嘗試凝聚當時挫敗、分裂的基進社會運動。
對這群部分自革命的六○年代即開始參加勞工運動，乃至在當時的新社會運動潮流中
愈來愈關心環保運動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而言，他們所持的社會分析，以及據此所提出
的運動目標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對非人性、剝削自然、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運
作本質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徹底的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以及如
何邁向那個另類社會的政略。
1995年出版的《究竟該怎麼辦？》，靈感來自列寧的一本小冊子《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英文加上「on earth」具有雙關語的效果：一來是加強提問，進
步社會運動「究竟該怎麼辦？」；二來，「on earth」有「在地球上」、「在世界上ꄊv的意思，這個書名因而多了一層意涵，那就是我們「對地球該怎麼辦？」這個簡潔的
書名，清楚傳達生態社會主義者，在傳統左翼對資本主義的階級分析與以勞工為運動
主體的基礎上，「綠化」（greening）社會主義的意圖。結合「紅」（the Reds）與
「綠」（the Greens）的社會分析與運動實踐方向，構成這本書的主要內容。
紅綠研究會的許多成員，從六○年代就積極參與左翼社會運動，他們個別參與的社會
主義團體如「社會主義者協會」（Socialist Society）、「廢核武運動」（CND,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
、「民主左翼」（Democratic Left）、「英國共產黨」（CPGB，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環保組織如「地球之友」（FOE, 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
優先！」（Earth First!），乃至「綠黨」；或者活躍在提倡紅綠聯盟的團體「紅綠網
絡」（Red-Green Network）、左翼雜誌《紅辣椒》（Red Pepper）。
紅綠研究會成員的政治參與軌跡，反應的也是歐洲左翼不斷分裂、重整、修正與自我反
省的過程。在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外，他們受到歐洲自六○年代的反（主流）文
化運動（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中多樣社會運動－－包括環境、性別角色、反
戰、族群與文化差異、醫療與健康等議題產生的新運動－－的訴求與精神之影響。在認
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加速破壞環境、剝削自然後，綠色社會主義者在關注勞工與
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傳統中，提出「綠化」的社會主義為未來的烏托邦。做為樂觀的理
想主義者，他們相信，綠色社會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提出諸多道理使人們相信：一個
生態上可承受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
◆ 紅綠陣營互不信任
事實上，這樣的願望是在「綠色份子不喜歡社會主義，紅色份子猜疑環境主義」的歷
史脈絡中被提出的。
在新社會運動興起的年代裡，一些人相信，工人階級不再是改變社會的主要進步力量
；至少，對許多環保人士而言，中產階級遠遠比勞工階級關心這個地球。同時，英國
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在1970年代末期陷入嚴重的困境，保守黨在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領軍下，自 1979 年取得政權後，即全力削弱工會的權力，打擊、分化工
會，在這種情況下，「新」社會運動在 1980 年代的文化與政治反對運動中，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
在環保運動成長，勞工運動走下坡的年代，一些社會主義者批評環保份子只會關心「
中產階級的自然」（註2）。綠色份子則指責，不論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是擁
抱「工業主義」，工業主義是造成環境破壞的根源。他們諷刺，社會主義者對他們的
批評，頂多是強要綠色份子「認真地看待資本主義」（註 3）。
簡單講，過去紅綠陣營間主要的歧異表現在：第一，對造成環境破壞的主要根源看法
不同，一方（紅色）直指資本主義，一方（綠色）認為工業主義才是造成環境破壞與
惡化的頭號罪犯。對綠色份子而言，社會主義要不是蘇聯、東歐那種國家官僚主義，
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下的工黨式社會民主政治（Labourist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這些社會主義模式以提高勞工生活標準為名，不斷工業化，累積經濟成
長，同樣也造成環境負擔。
第二，在某些議題上，紅綠雙方陷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與生態中心
主義（Eco-centrism）這兩種互貼標籤的對決。綠色陣營指控社會主義者是人類中心
主義，從而對自然持一種工具性的態度；紅色陣營則反譏環保主義者是生態中心主義
，從純粹的生態倫理出發，淪為一種幼稚的威權生態決定論，忽略了人也是大自然中
的一份子。
第三，關於運動主體的問題。許多綠色份子相信，階級政治已經終結。例如，1983 年
，英國綠黨宣稱：「階級意識的政治已經走到終點」、「生活政治將從現在開始」。
相似的看法也出現在1984年，歐洲最大的環保團體之一「地球之友」的領導人喬納森
‧波里特（Jonathan Porritt）的發言：「舊系統破產，只有生態智慧能指示我們如
何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說來綠色政治在某些方面全然不同，一個完善的綠色政
治正好適合生病的當代政治的陰謀詭計。」（註 4）
在他們眼裡，工人階級已經從扮演進步性的角色退位，工人的力量已經被牢牢地整合
進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綠色生態經濟學者保羅‧艾金斯（Paul Ekins）指出，勞工的
力量現在已經不再是政治力，因為「資本主義極度成功地透過科技省掉勞動力，也極
為成功地選擇保留真正有用的勞動力，它聰明地只付恰恰可以確保人們不會變成革命
者的薪資。」（註 5）何況，一旦環境的開發破壞遭受到綠色份子挑戰時，工會總是
以捍衛工作權為由，與環保份子唱反調。
◆ 做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紅綠研究會採取的立場是：
首先，資本主義確實是生態危機的頭號戰犯。紅綠研究會指出，早在工業主義開始之
前，就已經有人在破壞環境；當前日益增加的生態危機與社會不平等，導因於現代國
際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擴張性的和利潤取向的性格，「自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
式下，極盡所能地被商品化。
事實上，我們很難將環境惡化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切割開來看。有太多例子顯示，「
環境」不僅僅是「自然」，也是我們所居住的社會、政治、經濟與自然世界。一些簡
單的事實說明了生態危機的社會性質，例如，富國過度消耗資源，貧窮卻導致窮國人
民靠剝削脆弱環境以維生。
其次，這本書的作者們，寧可調和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之間的對立，而不願
意在這兩極的觀點間選邊站。換言之，他們認為，要履行我們對下一個世代的責任，
人類中心論者就必須採取一種對自然更為生態中心的態度，而「深綠分子」（Deep
Greens）如果要避免厭世與生態獨裁主義的陷阱，至少必須接受人類跟其它自然環境
下的物種都是平等的。
最後，紅綠研究會無法同意階級政治已經終結的論調。
的確，一些生態社會主義者同意，勞工的力量已經轉弱。知名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詹姆
士‧歐康諾（James O'Connor）指出，當前勞工運動至少面對兩大問題：一是在資本
市場去管制化及國際分工下，任何地方的勞工集結都遭到弱化；二是資本與社會運動
的焦點，從生產的衝突移轉到「生產條件」的衝突。在歐康諾的分析裡，為了延續資
本主義體系生產與消費的不斷擴張，將導致對「生產要件」（包括有限的自然資源）
的需求不斷增加，衝突因而產生（註 6）。
但多數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仍相信，社會的改變將來自一個廣泛連結勞工運動與新社會
運動的聯盟，紅綠研究會就是持這樣的立場。他們指出，勞工運動與工會的發展並非
故步自封。在歐洲，一些社會運動的議題已經被工會或勞工運動採納，許多具勞工運
動背景的社會運動者，在這中間扮演重要的媒介。在結合環境與階級議題上，傳統上
，勞工關心的工業安全與衛生，其實就是環境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例如，英國綠
化程度最高的「運輸總工會」（T&G,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註 7），採取環境優先的策略，不但將環境教育整合進安全與健康代表的訓練課
程中，也將歐盟的生態審計與管理方案，列入工會與資方協商的議程。（註 8）
在美國，對抗生態種族主義的運動，成功地結合社會與生態正義，將健康、工作與公
民權的議題結合起來，形成有色的工人階級與環保運動者間的合作，實踐了紅綠聯盟
的運動路線（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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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望吳興路四千,
幾時回去霄溪邊？
名與利,付之夭,
笑把漁竿上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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