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的地方感受
張君玫
儘管有文史團體的多方面爭取以及聯合國文教組織的關心，樂生療養院仍被通知強迫拆
遷，台北縣政府和各大電子媒體都紛紛採用「成本」效益的評估論述：兩百萬台北市民
的權益和不願意搬遷的少數院民之間，孰重孰輕。
姑且不去談成本效益、歷史文化與人權等衝突價值之間的衝撞，在樂生事件的政府施為
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正在被摧毀的「地方感受」(a sense of
place)：原是一個無名的空間(space)，先是被日治帝國主義淨化國土的規訓力量劃出
界線，成為一個化外之區的「非地方」(non-place)，卻也在這樣的隔絕與壓迫中開始敘
說屬於當地的故事，逐漸長成了一個有能力去呈現差異並建構認同的「地方」。這樣一
個地方，卻在七十年後，為了現代化的捷運工程，頓時被要求清空意義，抹去舊名，倒
出早已生根的血肉，從一個承載故事與認同的「地方」再度成為數字化的抽象「空間」
，一張現代工程圖上的空位座標，只為了下一次的銘寫，成為另一個抹去姓名的「非地
方」，一個車站。
樂生事件所傳達的意義是台灣的俗世價值觀，一個社會與時代對於「地方」的輕忽。台
灣人不覺得拆掉一個「療養院」有什麼大不了，再蓋一個「更好的」給你就好了。為了
「發展」，為了「方便」，更重要的是，為了「大多數人」更「現代」的未來，什麼都
可以拆。甚至，你可以這樣說，這種「務實」的思維主宰了台灣人對地方的感受與價值
判斷。長遠來說，這未嘗不是另一種更深層的文化危機。
誠如知名的後殖民理論家Bill Ashcroft所指出的，把「地方」當成一張可以刮去重寫
的「羊皮紙」，乃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隱喻，在語言與思考上合理化了帝國主義者重新
透過命名來擁有一塊土地的施為。Ashcroft建議我們用「一種塊莖狀的文本」來比喻一個
地方，一種橫向的生長與抵抗。塊莖的有機生命比喻提示了一種對「地方」的尊重。在
這個美化了「旅行」與「移動」的全球化時代中，我們往往忘記了人和土地之間的親密
關係才是書寫地方歷史的主體。或許，我們該撇開泛政治的參考架構，好好思考一下「
本土」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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