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 土地是我的肚臍跡（徐蘭香）

作者luciahuang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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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土地] 土地是我的肚臍跡（徐蘭香）

時間Mon Feb 21 15:49:01 2011

　　訪調完之後偶然看到這篇文章，是環保運動者徐蘭香對自身生命經驗、土地、社會運動觀感的自述，看了之後滿感動的，雖然文章很長，但真的滿好看的：）徐蘭香簡介　　生長在台灣1950年代的徐蘭香，自小與土地中各大小生物打交道，熱愛自然。1992年，她目睹農藥廠排放有毒廢水，導致河川魚蝦暴斃。她挺身組織附近居民展開圍廠抗爭，逼迫藥廠關閉。　　後來，高爾夫球場業者挖山、封填野溪或封閉道路逼使農民售地，以開發球場。她又一次挺身援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條，迫業者停建。　　打完土地保衛戰，農友問她﹕「沒有農藥，我們該怎樣耕種？」於是她決定回歸土地，身體力行如何順應自然，與土地合作種植、加工出健康的食物，養生護土。靠務農維生後，蘭香仍然不停參與各大小與對抗污染環境有關的運動。土地是我的肚臍跡（徐蘭香）收錄於《多彩的和平︰108名婦女的故事》文／鄭空空　　我是窮苦農人的小孩，那時代的女性少有受教育的權利，加上我是養女，所以求學過程很辛苦，只要遇到農忙、家裏需要的時候，就必需要放下來。　　當時我住在新屋，那裏到處是不很深的埤塘，頂上長有許多水草，裏面有非常多千奇百怪的東西，我經常獨自在埤塘裏玩，其他人看我不起沒關係，我可以自家玩得很高興，我完全是靠那些大大小小的生物來維護我的快樂，而搞這事情不會被大人罵，因為撈得的東西可以做為下飯的菜肴。　　我的收養家庭經濟本來就不是很好，他原來沒小囝，我去了以後，生了一大胎，有佬弟有佬妹，當然在經濟上他便要照顧弟妹比較多。收養家庭提供我讀到初中，但那是爭取來的，包括老師在內，有一些人幫我爭取，所以我才有機會，但求學過程很辛苦，不過我不覺得是因為我是養女，而是因為我們家貧窮，貧窮家庭的孩子絕大部分都是這樣。　　初中畢業後到工廠做工，幾年後去念夜間部高職，我不知道我為何讀書，只知道當時很多人認為，學歷高薪水會比較多。高中畢業後，因為我很會發現問題，所以心中常放下問號，比如我去染整廠上班，那配料造成我呼吸困難，裏面的人都咳嗽咳到吐血絲呃，我跑去找董事長，問乙酸會不會放太多？他說：你是誰，是哪個部門的？我才知道原來這些話都不能說，第二天，他就把我調到另一個單位，手要去碰清潔劑；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那麼多人沒有感覺？非常訝異。　　在一些污染的工廠裏我根本待不下去，所以我的工作一路換，換得的只是不同的臭味而已，當時我還沒有注意到河川的問題，只是注意到我身體不能接受，也蠻懷疑他們怎能接受。小時候看到父親糶谷青，覺得為何工作做那麼久，也種了不少的田，卻是吃飽都成問題？爸爸入不敷出，只好跟人家糶穀青，等到穀子黃熟時再割下來給糧商、碾米廠，結果奇怪為何一年不如一年？等我慢慢長大，才發現原來糶穀青是高利貸；貸款這種事情，在不太有銀行的時候就在進行剝削了。　　我離開農村到工廠工作，我又發現我沒辦法賺那種錢，那我該怎麼辦？很多人沒有感覺，我甚至懷疑難道是我錯了嗎？於是我搬到新竹關西長壽村，在那裏重新務農，養放山雞、種橘子及芭樂。初到關西時，我的小女兒才五歲。　　民國 79 年（1990年），北二高開路開到關西大橋，那是東南亞最高的橋墩，就在我們家上面。為了要裝那個橋墩，他們挖非常深的基礎， 5、6台馬達日夜不停地抽水。我們是吃地下水的，結果全村30幾口井都沒水，大家因為沒水而吵架。我說，再怎麼爭還是這一點點水，你喝我喝，一人一口就沒有了，要爭的是涵蓋這 30 幾口井的水源。　　我跑到高速公路的上面，一邊工作一邊勘查，看他們如何施工。他們剷除地表上茂密的相思林，那是水的涵養區，上天下雨要透過它們滲透到地下已經沒有機會了；為了道路安全，他們把路表夯實，使得地表更緊密，水沒有機會滲透下去，再加上橋墩，那麼深地往下挖，所以總的加起來，整個環境是被抽乾的。我在那邊看到了這樣的事實，所以我才有辦法提證；我想應該要先搞清楚為什麼，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一家一家地去看其他人家的井有沒有水，與他們討論，說爭吵是錯誤的，應該叫政府解決這個問題。但也有人問：那你要不要開高速公路？我說：我要啊，因為我是你的國民，但不表示你開高速公路我們就要沒水喝啊，如果是這樣，天底下還有人要給你開嗎？你要有對策才可以開，不能說你找不到水，叫別人為你犧牲！　　那段期間，我日以繼夜不斷的談，串聯村民向高工局要乾淨的飲用水，後來高工局幫我們接好自來水管線，水龍頭開有水，包括水錶等什麼東西都做到好。抗爭破壞土地還土地與人　　關西正農農藥廠圍廠抗爭是在民國 81 年（1992）。我想，我和土地很有緣，和人比較沒緣，或許是移情作用，我整個兒時的記憶都在濕地上面，現在想起來，還很希望可以放棄一切過那樣的日子，可見那時我不是窮途潦倒，最起碼我沒有潦倒。這記憶太美好了，我好希望在濕地裏，在她懷裏，我是快樂的，我靠她維持我美好的記憶，我想重建這樣的家園。　　在長壽村，我都到河邊洗衣服。其實自然是有次序的，比如說，洗愈髒衣服的要在愈下遊，如果有人違反這個次序，我敢保證那人當天絕對不會快樂，因為有人會修理他，比如在上游洗小孩子的尿布，連子孫都會被咒下去。但這樣的污染有限，因為小孩的糞便會經過水草、石頭、沙子過濾與魚蝦分解，但農藥廠卻是連小魚、水草這些東西都殺光。　　農委會不斷告訴我們一年吃掉多少農藥，我們把它終結掉就不會有這種報告，且我覺得食物不應該跟毒品扣在一起，哪有人用毒品來製造食物的？即使說它已行之有年，也就是說這幾年人都是愚昧、昏睡的，因為身體已經受害了，我很早就看到。　　我組織附近受害居民向農藥廠抗議農藥污染，連續 4個月強力抗爭。廠方派人混到群眾當中，對我污蔑、醜化，但在當時我不能選擇說我可不可以給你進來，既然是公共的事務就要絕對的開放，我是冒著這樣的打算。內部很多鬥爭，但我必需在中立的位置上，當時我非常的困難，到處妥協；對人民、對群眾我是到處妥協，只有對資本家我絕對反對到底。我要取得民眾的認同，我必需要犧牲我自己；當時是犧牲，但現在回去看卻不是犧牲。很多專家和所謂的學者要來指導我，被我拒絕，因為學者不知道這裏的人的情感是什麼，但我知道，因此我用非常獨特的方式。所有的改造都要以當地人的文化、背景，作為依據、參考，雖然我的過程有點風險，但速度很快，我不希望在那邊纏鬥太久，再加上我是經濟力很差的人，我不能纏鬥太久。在抗爭過程中，旁邊的高爾夫球場業者找一位鎮民代表拿 50 萬元要給我，說是要支持我們把農藥廠趕走，我當場拒絕。我告訴他：「不必賄賂我，我也會把正農趕走，不過我的下一個抗爭物件就是你們！」因為他們用封閉道路的方式逼迫農民售地、超挖山坡地、封填野溪、破壞水土保持、而且噴灑大量除草劑毒害環境，那絕對是下一個要抗爭物件。最後農藥廠關廠歇業，我被告妨礙自由，因為我率眾圍廠，被判緩刑2 年。關西是全臺灣高爾夫球場密度最高的地方，小小的關西鎮就有 8個高爾夫球場，為了開發高爾夫球場，業者利用假農民的身分大量搜購農地、威脅利誘從農民手上搶得土地，最可惡的就是不管農民死活，把原來的道路封閉，使得不肯讓售土地的農民，無法繼續耕種；鄉村高爾夫球場就是這樣。農藥廠事件後，我開始反鄉村高爾夫球場。那個業者已經投資 1億多元，黑白二道對我進行所有可能的動作：把我挾持到荒郊野外，警告我「做事不要太超過，要懂得適可而止」；地方民代警告我騎車要小心，過了不久我就出車禍；家裏的電話被竊聽、電話線被剪斷；我報警處理，員警卻愛理不理。接著，他們抹黑我，說我向受害農民勒索、在抗爭農藥廠時期收受賄賂，把賄賂所得在南部開設養雞場……等。而另一邊，也有候選人企圖搭反高爾夫球場的順風車，做為獲得選票的手段。環境是一切的基礎，是人的基本責任，沒有政黨、選舉、個人利益，所以我拒絕他們進入。這些候選人散佈我有參選意圖的謠言，發動上百位村民對我批鬥。他們叫我去村民家，去到禾埕的時候，已有上百個人在那裏等我，要我交代，一個人說完後另一個人接著說，每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我根本沒有機會說話，甚至有人把口水吐在我臉上。雖然我做了心裏准備，但真正面對時還是受不了，走出禾埕，我嚎啕大哭……。流言四起，在地方派系的介入與施壓下，民眾紛紛打退堂鼓，沒有人敢繼續抗爭下去，我完全被孤立。有一次，我拿起喊話筒，鄰居拿石頭丟我，我血流滿面。後來我只跟「主婦聯盟」合作，只要意識到有人帶著選舉意圖，我通通不給他加入，那時我真的這樣做了。我們沒有任何大的宣傳，也沒有群眾運動，全臺灣反高爾夫球場運動，只有這一個是業者花了 1 億多元，還在開發中，就被停工的。「主婦聯盟」打電話通知我，說有官員要來踏勘 7 個高爾夫球場。整個踏勘的過程，我緊跟在水土保持科的負責人旁邊，一路說：「幫我的忙，幫土地的忙，請你幫蒼生的忙。」他說：「啊唷，你不要說那麼多。」我每天都去跟他說，「請你幫我的忙、幫土地的忙、幫蒼生的忙。」他實在是煩得……；他一站起來我便幫他拉椅子，要添飯我便幫他盛飯，他說，「你幹什麼！」我又跟他講：「請你幫土地的忙、請你幫我的忙、請你幫蒼生的忙。」當時很多黨派在外面拉白布條，我都不和他們打招呼，甚至白眼，跟他們說：「你們滾蛋，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就要來抗爭，前面都沒有做功課，搞什麼屁啊！你如果真的是關心這個議題，請從感情上出發，而不是從目的上。」從感情上，我明知道打不死他，我也要打，而你的目的是要達成你個人的目的，所以我不想……。其實水保科的主管有注意到我的動作，他發現我不是搞政治的，不是為了要當選什麼、也不是誰派來的，只是一個灰頭土臉的家庭主婦。當時我很瘦，只有 37 公斤，臉很黑，他們都說我很兇猛，我只知道我非常的憤怒，穿得破破爛爛的，他們都說我瘋掉了。進到會議室，評審委員看著全場說，「我只能八個字送給你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我覺得那批評欠缺力量，必需加重，因此我站起來，很大聲的哭了。我說，「我就住在下面，狐狸不見了，烏鴉飛走了，原來我的孩子可以來這邊撿蝦的，沒有機會了。憑什麼把我們原先這麼快樂自由的環境封鎖掉？野溪被出賣了，那個野溪誰可以出賣他？我們的法令明明規定野溪不得租或售，你們公然犯法！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你們說要分期施工，但他們卻是一次幹掉！下游的人是承載了那麼多的暴力噯！土石流是這樣子崩噯！」我非常憤怒，很大聲的跟他們講，接下來「主婦聯盟」的炮火非常猛；我看見女性的力量，在感情上是強烈的。後來我們又一起到上面，當然我事先也跟他們講這當中超挖多少。水保科問：「你們挖了多少？」發言人說：「21公頃。」水保科：「真的嗎？如果說謊，我可是要修理你們的，用我的手，你們的比例尺是多大的？」發言人跟他講比例，水保科說，「我的拳頭是一公頃，我們現在一起來算。」算到第二十一的時候，還有一大片面積沒算。他問：「這面積是多大？」我就在旁邊說：「94 公頃！」水保科：「這麼大量的超挖，你們有沒有法律！除了砍伐森林、破壞環境，沒有照著你的計畫書行事，公然且偽造文書了，我今天是在執行公務喔，你卻告訴我不實的信息！」那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去勘查上方的時候，經濟部水利司有來，那天剛好下很大雨，老天爺都在呼應我們，我說，「等一下，等一下！還不要走！」我看著上面的石頭就要掉下來了，水很大的沖刷，石頭砰地掉到河裏面，立刻堵水，水利司開始憤怒……。因為這樣夾殺，他難逃停工的命運。連續二場抗爭，我心力交瘁，特別是對發動村民對我羞辱的政黨候選人。他們明明知道南部的養雞場是我在民國 78 年（1989年）就借錢與朋友合資開設，為了選舉，居然說那是我拿農藥廠的錢去買的，幹！怎麼會那麼殘暴啊？反而是因為我觸犯了法律，養雞場成為農藥廠要去追的目標。我借的錢都還沒有還完耶，債主還反對說，你錢都還沒有還完，你跑去搞什麼運動！選舉是最齷齪、下流的動作，在選舉裏面我沒有看到政客，我只看到選舉動物，這種動物是吃選舉食糧長大的，所以他非常會選舉，他就是破壞社會治安的最大原凶。我非常反對人家說什麼神聖的一票，到底神聖在哪里？回到家，我的先生也跟著別人起舞，說我吃錢，我氣得拿起凳頭對著他，往地上一摔，啪地四隻凳腳都散掉。心灰意冷之下，我跑到南部養雞場，準備好農藥……。我的孩子是我心中的寶，我可以活那麼久，是因為我的孩子。離婚時，我連棉被都沒有帶出來，那一年完全處在脫離正常人的吃住狀況，去撿人家不要的舊衣服、床墊，在地上鋪一鋪。幸好當時有一位朋友暫時把他的房子借給我住。因為經濟困難，我開始賣芭樂，我的孩子很早就起床，跟我去批芭樂、拿回來加工，我跟孩子一直在看手錶，看到一定要出去的時候才去上學，我的婚姻無悔是因為 2 個孩子，這樣的孩子。我的芭樂賣得很好，可是因為我早上六點多要起來，呱呱呱搖芭樂，鄰居不能忍受那聲音，我尊重，所以我就停止，但我需要有收入，有一段時間就跑去賣車。我覺得賣車子非常不好，雖然它可讓我回復到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我心中不能。他們教我的那套東西是騙人的，比如說，要消費者把好好的絨布椅套換新、原廠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為了讓摩擦力增加，但車商沒有告訴消費者安全係數在哪里，而貿然把座椅換掉，破壞環境、浪費資源；他們是這樣幹的，而且要你跟妳的好朋友說謊；一部車子那麼多錢，卻想盡辦法要對方分期付款，再想盡辦法要把你那部舊車重賣一次。我摸了幾個月就不幹了。我想我應該如何去做？拿兒時的記憶，我看到了人。小時候做酸菜，父親因為沒有錢可以買容器，冬天在田靠路的邊邊挖了一個很深的坑，鋪上不漏水的塑膠布，那時沒有使用農藥，一棵芥菜大到可以包住整個小孩，我們將它倒置罩在身上玩躲貓貓，一棵菜會自己走路，小孩子就是如此將它頂著抬過來。整個萎凋的過程是用太陽和粗鹽，全莊的小孩都把腳洗乾淨，把芥菜丟進去，一排排放好，媽媽把鹽灑進去，邊喊「小鬼，走卡快兜子喔！沒，會嚕到鹽喔！」媽媽其實會讓你，趕快叫，小孩就趕快躲到一邊，雖然鹽踩在腳下是很痛的，但是很快樂。為什麼那時候能有更好的品質，是我們加了農藥或化肥嗎？我覺得耕田種地要有伴，你想想看，一塊田地那麼大片的面積只有一個人一直在弄，很累、很疲倦，所以一群人來做就很容易；農耕不應該是變成人和機械對話，這變得很無趣，但又有人說這樣比較快，說這樣比較好。從過去美好的記憶，那樣的方式醃鹹菜想起來就可以證明：我們以為發明什麼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結果沒有更好。釀酒造醋檢討水源我想要面對米來談論我小時候受害的經驗，透過釀酒來講農民的議題。酒是米的精靈，我也知道臺灣的農業很蕭條，產量卻太大，透過加工可以將米保存起來，這是全臺灣人都可以去做的，因此我選擇這個。假設有一天很多人都在做酒，水源的問題就被面對了，因為那是所有個人釀酒莊的利益，倘若水源被污染，人們會拒買他的酒，因此他會站出來捍衛水源。到現在我們所吃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被檢討水源是否被污染了，吃的人還是不知不覺。我一直想強化這個環境的議題。剛開始，我在新竹的山裏釀酒，同時間我也已經釀醋了。當時有些朋友跟我談醋，我不敢告訴他們我已經有醋了；一般我們對醋的印象就是拿來煮東西、醃東西，沒有這樣拿來生飲，我甚至懷疑是不是我做的醋有問題，因為別人做的醋很甜，我的醋不甜。因為我還在懷疑，那麼酸、那麼強烈的東西……，酸溜溜的要怎麼吃呢？我不曉得啊，所以那時我把醋拿來洗狗、給豬防治口蹄疫病。我現在都沒有釀酒了，因為政府設的個人釀酒莊門檻太高，一般人達不到。釀酒有特別法，而醋沒有，不會觸犯法律，因此我選擇作醋。為什麼臺灣的米那麼多，可以轉化成酒但政府不肯？假設當年扁政府第一次上臺時承諾釀酒民營化是真的， WTO的問題就沒有問題了，因為我們進口太多外國酒；他曾經這樣地承諾臺灣人民，卻設了很高的門檻，扼殺農民生存的權利，轉成財團的利益，這證實了扁政府不是要民營化而是要財團化，財團代表了人民。為了要有更適合做天然釀造的乾淨水源、空氣與土地，我跟著大自然的顯現，尋找要落腳的地方。因為我過去有環保經驗，透過對公害事件的關心，累積一定能力可以判斷這個地方能不能落腳。 2002 年，在機緣湊巧的情形下，我來到這裏（台東都蘭），設了這個打碗花農場。剛來時，我透過新的鄰居和這塊地原先的主人，告訴他們我願意用比較高的價錢來買賣農作物，請他們幫我找契作對象。後來來了10位農民，他們當然不知道我要種什麼，我說，「我先不要講。」就讓他們看有關亞瑪遜河保護熱帶雨林的影片，看的反應有些是覺得有爭議，也有人覺得感動。問他問題而他回答我接受的人，被留下來；當然感動的人是我們最要留下來的，跟你吵的就不是你要的。最後有 5位留下成為我的契作農民。影片中巴西政府為了要蓋水壩而計畫砍伐亞瑪遜熱帶雨林，當地原住民用身體去保護他們的生活領域，拒絕用錢來估價，這是很偉大的事情。套一句我爸爸的說法，「臺灣系睚肚臍跡呢！」意思是說臺灣是我肚臍落地的地方，我怎麼可以離開他！他講這句話的時候非常震撼我，原來很早以前人類就有這麼高明的、人跟土地親近的關係，我們讀再多書也強不過他這句話；我肚臍落地的地方，也可能是我身體落地的地方，我絕對有保護他的義務，所以是對土地的情感，催化我們去做這樣的事情。過去做環保運動累積出來的經驗，還有幼年時期幫助父母農耕的記憶，非常深地影響著我，因此我對土地的印象非常深，只要有一個人顛倒弄，我都會知道，因為長出來的東西都會不一樣；這部分很難說，我想那是經驗。我自己來這邊以後也是種了二季，再把這經驗告訴他們，一定要自己下地做過，再去講、經驗分享。我也不敢說我是專家，他們會比我更強，回饋給我的東西更多。比方一分地要 15 只鴨子，但二分地卻不可用 30 只鴨子，因為鴨子這東西和人一樣，15只等量加倍下去，相對地它的破壞性也增加好幾倍，因此不能等量增加；我認為還必需要考慮人們耕種時候的行距。講到蒔田，有些人用蒔田機，我這裏則是以人力蒔田。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辦法，當地人有當地的常識，因此我這邊後來沒有再以相同的作法作了，而是直接用淹水法，我的契作農民用我的有機肥、倒進酵素，原本野草在水裏就不太會冒，酵素會分解野草的種籽，酵素是人可以吃的；人、地、蚯蚓都可以用的東西，我們就把它拿來用。自然農法淨化過的土地除了契作農民之外，我也透過演講告訴消費者你應該要什麼。前一陣子「環保聯盟」找我演講，我的題目是「從一雙筷子做環保」，就是想告訴大家，面對環境的事情是非常嚴肅的，把所有不該在盤子裏的污染素全部剔開，這樣他們就不會生產污染，地球才會得救。消費者要的應該是來自好的土地、活化過的土地、有蚯蚓的土地、在那裏生產出來的東西。那樣的土地，農夫走過，勤勞的農夫做出來的東西我們才要。所以應該要求農夫一天做幾小時？去看他的手有沒有摸過地，就知道他種的東西是不是乾淨、是不是來自于自然農法。我覺得有機二字有待爭議，應該是談自然農法，來自乾淨大地，用這種方向告訴他們什麼是好的能量、好的品質。水、土、光、熱是農業的大資財，但現在的人都不講這些，甚至用溫室在種東西卻說它是有機，這是非常荒謬的，因為最後裏面的土地都酸化掉了，還要換土，這怎麼會是有機？而檢測的標準是誰來定的？這個標準不應由人來定，而是應該由大地來定，由蚯蚓來定。在這過程中，我最大的困難是親人不能理解我，他們懷疑我沒有錢所以想要騙人，說是做環保運動，並要我花非常大的力氣證實我不是；我並沒有如此為何還需要證實？我所面臨最大的挫敗，是人性那種莫名其妙的謠言中傷，那些流言其實是財團與政客掛勾放出來的流言，以及人民無知所造成的謠言與傷害。但我認為那還不夠厲害，最厲害的是原來與我並肩作戰的夥伴，甚至號稱是社會運動的人，以社運的名義，說著和我一樣的話，卻做不一樣的事，他是我最大的恥辱。我被他倒了六百多萬元，連農場也差點跟著關閉。剛開始的時候，我用咄咄逼人的方式告訴他，我可能會用什麼手法讓你恢復我的名譽。但在另一面，真正安撫我的也是社會運動的夥伴，他們告訴我，那些人不是什麼要角，他們是個人的目的強過於社會目的的人、是搞選舉的人，你看看那些人，他們從頭到尾若不是當人家的什麼樁腳就是自己要參選，他們是和資本家掛在一起的，只是掛不進去，因為還未當選，所以掛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因為沒有詳查而給他掛上，這就是你的夥伴；所以我才能釋懷。到現在，我都不敢和政治親近，因為我不想當政客的業務員。也有人說，我做的是中產階級的遊戲，我反對這樣的說法。現在參與自然農法的農民少，他們要單獨對抗很多的蟲害，因此應該給農民合理的利潤，當變成一群人一起去抗衡、分攤掉的時候，成本自然下降，價格也會跟著下跌。而且自然農法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就是第一年做的成本高，之後會愈來愈少；我們有近程、中程、遠端的目標。這是批評者應該聽我們講的，他們貿然用這種東西來講我們，說我們貪婪，如此講法我不能接受，而他們如何？惡習不改！喜歡跟人家戴帽子，那個我不要。他們眼睛沒有看到窮人嗎？我們是從窮人、苦難中出身，被剝削，所以我們想出一種方式，讓原來要買藥的人變成買農村的產品，原來從工廠做出來的東西，要從農村裏面出去；這樣的消費是我們一定要力挺到底的。我們反而要感謝那些消費者，願意用這種東西，甚至於有些人只為了正義的理由來消費這些東西，我認為消費者比商人好太多了，反而是商人在欺騙他們，很多講有機的人經常是搞投機，有機要有生機，可是有機不是投機，我們應該趕走投機者，他拿了很多錢來欺負土地，應該終結他們，我這個部分很強烈。工業的發展犧牲了社會，劫取社會成本成為他們個人的資本，非常可惡，資本主義走的方向。資本主義的政府從來沒有一天為這個環境考慮過，而是透過剝削環境與眾人的冷漠，所以面對土地的時候非常殘暴。如果把環境當作一個成本去算算，誰還敢如此的大量生產？大量生產都是搶奪後代子孫，我不敢說窮人或富人，因為富人的環境也被搶奪，好似地球人都準備絕子滅孫了，才會做這樣的事情。以前做環保抗爭的時候，我曾問人什麼是運動，那人說，身體運動有益健康，社會運動有益社會健康。到現在我都不知道社會運動的定義是什麼。我覺得是一路的累積，讓我看事情的角度好像有一點精准了，如果愈早做這些事情，愈早關心這些事情，因為是關心別人的痛苦，她會漸漸地讓你離開痛苦，因為透過幫助別人，知道什麼是危險而不會去，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投資，而這是我初期沒有想到的。有朋友說，我開始作醋以後，變溫柔了，我不喜歡這樣。但人的心很硬，他不要的東西你進不去，如何改善、讓他們軟化？你不可以用很硬的東西進去，因為硬碰硬，像我現在做發酵的東西，就是要給一個什麼樣的微生物進到他心裏面去，讓他慢慢發酵；細菌是長得最快的。當蚯蚓來了和平就來了你問我理想中的和平生活是什麼樣子？我理想中的是沒有國家，但做起來又好像不太可能。我認為跨國際的貿易其實是跨國際的污染，什麼物暢其流！資本家的總站就在銀行，我們應該要對這東西產生懷疑，終極是要生產和使用平衡。銀行與蚯蚓是頭跟尾，銀行不見了，蚯蚓起來了，我不知如何形容，就是和平。當銀行不見了，不需要那麼多錢，不會貪婪，資源會節省使用，不會消耗得那麼快，但如果我們把他們變成錢，資源會被掠奪、被儲存，用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被少數人所濫用。當消費沒有那麼瘋狂，每個人就會回到自己的崗位好好面對自己的專業領域，炫耀自己的價值，而不是把它變成錢；那個價值的炫耀將百鳥齊鳴。欣賞每根草的美，回到手工藝的時代，熱情開始起來，交流開始起來，減緩了速度，動作慢下來了。教育的目的是讓你認識更多的東西，而不是讓你認識到你是一個機器去幫人家做東西，那目的就會不一樣，孩子會更解放出來，真正回去做孩子，母親會被解放出來，真正回去作媽媽，領導者率先表現他的樸素，這是很至高無上的價值，那是可炫耀的。好好以人為本、以地為本、以後代子孫為考慮；現在則都是銀行、銀行。變成數字是很可怕的，拼經濟是大有問題，應該是佈置幸福。掌握從你眼前過的每一個人，會是很棒的事情。當銀行不在的時候，金錢沒有意義，因為不會賺到什麼東西，我們會回到手工業時代，因為工廠機器環境令你比較不舒服，而手工業是令你比較舒服的。人常常被金錢取代掉，而沒有發現自己有更好的方法，人類發明金錢是想透過金錢追求幸福，但往往是金錢到手幸福卻遠走，那樣的荒謬性一定要被討論！我很想建立一個釀造村，村子裏自給自足，有自己的學校，有自己的人才，每個人能說、能唱、能跳、會畫。人本能所具有的東西非常強，請政府不要介入、不要入侵。如果要獨立，台東率先獨立城台東國，只要二邊一封就獨立，獨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請他們不要開高速公路；阿扁說要獨立，可以，依此類推，台東也可以，又沒有講說要多大獨立多小獨立，為什麼是要一個臺灣？從文化來看，我說我是一個台東，有什麼不對？獨立，應該是人格獨立、人人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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