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口氣，針對你提出的幾個點，提出另一些問題癥結，並在最後整理一些政策論點：
一、健保是不是保險？－－「算」是，但事實上，性質非私人保險，
這個部分，我想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理由與論述，
而我「特別強調」一點是，健保既然是「公辦」的，社福性質大於損益衡平原則
理論上，社會安全制度分為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健保）與社會救助，
但實際上，所有社會支出幾乎都是拿「所有國民」的錢來貼補「少部份國民」的錢，
因此，社會安全制度的三個部分，都能視作一種社會保險制度，
而這一部分，也正是讓社會安定的「基礎」！
也因此，我們絕對不能用私人保險的角度，來質疑健保，
但，我們可以拿「社會福利支出」觀點去觀察與批判健保，
希臘之所以問題重重，原因是社會福利支出過高，導致國民不願工作而最後財政崩潰
台灣社會福利支出其實不算高，但是卻佔了全預算十分大的比例
原因在於稅制上，每人平均租稅負擔很輕，但卻佔每人總支出比例很高，
也因此，健保問題在於，就像之前網友說的，「收費過低，支出過高」
二、就個體經濟學觀點，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廠商追求利潤極大，
但，在公共經濟學領域中所強調的，有一個主題叫做「pareto最適」，
其標準判斷理論上很容易，實際上有很多修正，但簡單論之，依然能夠！
而所謂「pareto最適」就是在不損及他人效用下，滿足自己最大效用，
換言之，即「無法」在不損及他人效用下，改善自己的效用！
病患有其效用，醫生也有其效用，但是他們所關心的「因素」不同，
然而，重點在時間與品質（既定醫療費用時）上，
病患總是希望用大量時間來敘述其病因，希望能讓醫生更了解，順便安慰自己內心恐懼，
醫生則是希望在既定時間內看最多病患，故會盡可能以最少時間作最多的判斷，
另外，品質上，病患總是希望要用貴越好，醫生則是有總額限制而希望不要過度使用，
此時就會發生許多「競爭」－－如原po所說，病患是關心不舒服，醫生則是關心不正常
畢竟，各有其考量，也因此往往會出現病患質疑醫生救援的程序與品質
而醫生也總是抱怨病患過度浪費社會資源，而健保給付又過少，收入困難！
甚至，會有一些倦怠感，造成判斷上的謬誤而產生醫療糾紛
三、至於HIV病毒感染率的問題，
我只提出有一個例子就好，為何我們沒有聽到菜花病毒感染者會被拒收？
HIV病毒的感染途徑、病毒感染途徑、生存率，基本上並不強，
可是，為何我們總是可以聽到愛滋病毒感染者被拒收，而菜花病毒感染卻沒有呢？
話說，上次臺大醫院因過失造成愛滋感染者的捐贈器官移植到正常人身上，
後來「緊急投藥」說要觀察一週，請問後來那些接受移植者真的感染到HIV病毒嗎？
我聽到的是，後來沒有人被爆出確定感染的案例（如果有，請告知），
這個案例我只提出兩個癥結：一是HIV病毒有這麼強嗎，二是其篩檢流程出現怎樣紕漏
就第一點，我得到的資訊是，HIV病毒強度是很弱的，甚至比感冒病毒更弱，
暴露在空氣中只需約15分鐘左右就會死到幾乎不會發生感染的病毒數，
而透過蚊子吸病患的血又去吸正常人的血，「目前」也絕對不會被感染，
正常的酒精與加熱消毒也能有效破壞HIV病毒，一般診所「足以應付」！
那我們對其他性病多只是「視為不名譽」，為何獨對HIV病毒如此恐慌呢？
臺大醫院之所以被罰，是因為他們真的發生疏失，而非造成病患感染！
四、「醫生目前拒當五大科是這些問題的果，而非這些問題的因」，我深感認同！
然而，我們必須思考，那些這些問題的「因」是什麼？
是健保？是民刑化？是病患貪婪浪費？是病患不懂、不了解醫療？還是醫生專業傲慢？
或許，說醫生沒有使命感、職業道德是言過其實，然但我們可反問醫生，他們有嗎？
小結：
整個醫療體系由病患、醫療人員（含醫生護士藥師）、醫院、藥商與政府構成，
我們知道，醫療人員實際上是被醫院雇用的，故真正當事人往往是病患與醫院，
而病患與醫療人員往往是其中的「制度上的被害人」，
醫院與藥商是造成整個體制的問題關鍵，政府則是協調這些物問題的人，
政府目前能作的，就是
(1)將健保改進而非廢除，譬如改以所得與看病數為基礎，轉向病患補貼而非給付給醫院
(2)設置醫療人員工作保護制度與醫療流程標準，設立醫療過失審議委員會判斷過失
(3)「由審議委員會代表與法官組成的」醫事法庭負責判斷事實，由法官量刑
(4)建立醫療責任保險基金，一部分由醫生繳納，一部份由健保負擔
(5)嚴格要求必要的設施安全檢驗，並且保障各個病患的隱私與尊嚴
這些工作，由政府、醫療相關公會、學者專家共同擬定政策，一定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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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訴諸人民才能防範政府流於獨裁」－－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
在多元社會中的人民不易達成共識，因此唯有「以野心來對抗野心」，
靠政府部門與政黨間的相互節制與競爭，來達成權力的平衡
－－聯邦論
『制衡，而非合作，才是美國開國先賢思考維護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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