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p8410077:唉 年代不同 現在和同學聊李敖都被當成神經病 書也多到 12/19 00:14
→ p8410077:不知道那些是好書那些是壞書了 12/19 00:14
推 nknuukyo:敬那禁書歲月 01/10 16:18
禁書與我的左派年少
作者：楊渡
「如果你好好在圖書館走一走，幸運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借過的書。借書上單寫著『李敖
』兩個字，這時候，你不要懷疑，趕快借出來，不要管它是什麼書，先借了再說，因為，
你可以在他借過的書下面，簽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簽名在李敖的後面，多有學問！
你可以對別人說，你和他看同一本書啦！像我，就已經簽過好幾本了。」
買下第一本禁書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五歲。進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學期，一個愛吹噓的地理老師就用一種
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課堂上這樣講著。許多同學互相打聽李敖是誰，許多人在追問李敖到
那裡去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傳說中的李敖，在就讀台中一中的時候，就翻遍了圖書館的藏書，後來
去讀了台大歷史系，一個被一中師長譽為「最有才華的人」，因為「思想有問題」，寫了
一些批判當政的文字，被關進監獄。他的媽媽還在台中一中任職，好像在教務處或者什麼
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為我們的偶像。許多人走遍圖書館，尋找他看過的書。
然而我們很快就聽說在第二市場附近的一家書店，可以找到他的盜印書：《沒有窗，那有
窗外》、《傳統下的獨白》。
這書店我們平時就在這裡買參考書，所以還算熟。但要去問禁書，我還是非常擔心，不知
道自己會不會因為看禁書，思想有問題，被抓起來。
去買書的那一天，我站在書店裡東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個多小時，等到老板旁邊的人
少了，才趨上前低聲問：「老板，有，有沒有《傳統下的獨白》？」
書店的老板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人口音，面容白白淨淨，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
，坐在高高的櫃台後面，用一種陌生的眼睛打量著我。一個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沒
有買參考書，居然要買李敖，似乎有點奇怪。他停了片刻，面無表情的說：「是你要看的
嗎？」
「嗯。」我點點頭，裝得像一個好學生。心裡只覺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盤問。
「你知道這是禁書嗎？」他的口吻轉為溫和一點，雖然不像在盤查，但語氣冷淡。
「我知道。」我老實說。
「那，還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無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裡的錢，就說：「好。」
他沒有回話，起身走到書店後面的倉庫裡，拿了兩本書，用白報紙包起來，再用橡皮筋套
上，面無表情，但先觀望了四週，才塞給我，眼神透過厚厚的鏡片盯著我看，低聲說：「
兩百元。」相較於當時的書，這價格簡直貴了一倍。但我連想都沒想，立即從口袋裡掏出
錢，迅速付了。像生怕被發覺似的，立即收到書包裡，藏到最厚的一堆參考書後面，書包
上還寫著「台中一中」的字樣。走出書店，我才發覺自己心跳得非常厲害。
即使坐在公車上，我還不敢打開。回到家裡，背著父母，我才悄悄的打開。粗糙的紙面黃
色封皮，黑色的一行書名，沒有寫作者，內文一樣是簡陋的紙張和印刷，有些字體的油墨
，還會印在手上。但我卻用加速的心跳，一個晚上看完了一本。
這是我第一次買禁書。第一次看禁書的感覺，和第一次跟女生幽會沒有兩樣。心跳加速，
向禁忌的地方，不斷摸索前行。
陳映真和《將軍族》
買禁書變成我們的樂趣。只要有人說：那是一本禁書，立即大家搶購，怕買晚了，書就絕
版。陳映真的《將軍族》，就是這樣買來的。
那時候，陳映真出獄不久，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剛剛出版，《將軍族》就
被查禁了。朋友阿豊知道以後，趕緊通知朋友，大家分頭去書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書店
都沒有了，後來在一家賣參考書為主的書店裡，竟找到兩本，當然一口氣全買了。書後來
果然絕版，直到多年後才解禁。
那小說集的封面是吳耀忠畫的「少年補鞋匠」，暗綠色封面，一個少年眼神專注，衣服襤
褸，補著一雙舊舊的，彷彿走過許多路的鞋子。幽暗而憂傷的油畫。
小說最讓我震動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寫家道中落後，一個理想主義青年的虛無與沈
淪，最終走上了絕路。或許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親為了違反票據法而入獄
數月，我在絕望中壓抑著，不讓同學知道。那壓抑的深深的虛無與悲哀的調子，讓我耽讀
再三。
朋友間討論最多的，還是陳映真的小說為什麼被查禁。有人說是因為裡面描寫了向日葵，
而這是中共的國花；還有人讀得更細，認為是因為一篇小說內容描寫了一個青年為了不讓
鴿子停下來，向空中揮舞著紅色的旗幟。但沒有人說得出確切的原因。查禁，是不必問原
因的。然而我終究把他的小說讀了又讀。
大學時代，我們又陸續看了陳映真的小說「華盛頓大樓」以及他在蔣勳主編的《雄獅美術
》上，看到他以許南村為筆名所作的畫家吳耀忠專訪。我才知道，他們曾一起「為思想坐
牢」。於是連同畫家吳耀忠那寫實筆法下的「少年補鞋匠」封面，也成了一個時代的傳奇
。
多年後，當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了魯迅的小說《吶喊》、《
徬徨》，才恍然發現：「啊！原來陳映真的老師是魯迅。」
大四那一年的秋天，因為和詩人施善繼結識的關係，有幸認識了陳映真，他的溫厚與人道
襟懷，彷彿讓我見識到了魯迅當年的風範。
一九八二年左右，黨外雜誌在海外的策動下，發起了「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批判陳映
真的運動。這是由於台獨不能公開說，於是以「台灣意識」為名，批判「大中國意識」。
論戰過程中，陳映真不免被戴上「大中國」的帽子，但他卻以為台獨與黨外都是被當政者
所壓迫，所以不願意批判，更不恥於扣對方的帽子，反而從階級分析的方法，在理論上，
和海外（美國、日本）的台獨論戰。但對手卻非如此，也不管戴陳映真的紅帽子會不會致
他於死地，反而以為他的中國意識為標的，死命的打。對手中，最主要是名為「陳嘉農」
者，後來才知道，他就是以流亡為標榜的陳芳明。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看待這一場論戰。但在我自己心底，卻怎麼樣也無法認同對坐過牢的陳
映真揮舞紅帽子，因為那是和獨裁者使用同一種邏輯，同一種語意，同一種法西斯意識形
態的殺伐。更不相信那個在《我的弟弟康雄》裡，充滿人道主義襟懷、虛無而憂傷的的作
家，會是所謂「霸權」、「大漢沙文主義者」。
有時候我不禁想：十七歲在禁書中看見陳映真，會不會是一個決定的瞬間？
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台中一中附近還有一個可以買到禁書的舊書攤，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邊。老板也是一個退
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別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園附近的角落裡。不是賣豆漿燒餅
，就是綠豆稀飯，要不就開一個舊書店。他們可能原來是讀書人，只因戰亂，跟了國民黨
的軍隊來到台灣。退伍下來，不知怎麼謀生，就在街道邊上開起舊書攤。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十六釐米黃色小電影的（那年代還沒有錄放影機）
，也有招攬嫖客的三七仔，當然，那些暗娼會在黃昏的時候，坐在賣陽春麵的攤子前，蹺
起雪白雪白的大腿，點兩三道小菜，呼呼的吸著麵條，一雙化了濃厚脂粉的眼睛，無神也
無懼的望著街道的過往行人，彷彿張望，也像是攬客。
我站在那舊書攤前找書，卻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瞇了眼睛偷偷去瞧。舊書
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這個現象，賣的多是黃色小說，或者花花公子舊雜誌。那時的黃色小
說印刷非常粗糙，與李敖的書沒什麼兩樣。內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兩三頁，看一本就夠
了。我在國中三年級的時候己看過，興趣不大。反而柏楊的書，在這裡有賣。此外還有鄧
克保（即柏楊）的《異域》，郭良蕙的《心鎖》，李宗吾的《厚黑學》，Ｄ.Ｈ.勞倫斯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據說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這老板不知道怎麼進的書，竟有許多舊俄文學作品，從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
斯基，到托爾斯泰、契訶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裡，找到羅曼．羅蘭著的兩冊精裝本《
約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傳》。
這些翻譯書都沒寫翻譯者，但《約翰克利斯朵夫》與《巨人三傳》譯筆之優美，仍舊令人
愛不釋手。後來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無論是作者還是譯者，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
留在大陸，沒隨國民政府一起撤退，他們的書一律查禁。而羅曼．羅蘭的譯者傅雷，正是
那年代最好的譯筆。
那舊書攤老板特別有趣，黃色書應是營生之用，賣得特別貴，而這些世界文學經典反而非
常便宜。我有時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學，為什麼會進這些書？為什麼這麼便宜的
賣？但我不敢問。因為每一次我拿書去問他，他總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樣。
而在那禁忌年代裡，不僅是傅雷，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一樣，不管是那一家出版，都不敢寫上作者的名字，要不
就是改名。例如鄭振鐸改為鄭西締，而巴金所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如《麵包與自由
》、《我底自傳》，翻譯者都寫「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與克魯
泡特金而取筆名為巴金，既然有禁忌，變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舊書攤尋禁書還不滿足，我們就進了台中省立圖書館。不知道為什麼，那裡還保留許多已
經查禁的書。而早期的《文學季刊》、《現代文學》、《文星》、《自由中國》等，也可
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後在葉榮鍾的雜文裡才讀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他曾在圖書館工作，工作
的內容就是把圖書館裡關於三、四十年代未來台作家的作品、出版物、雜誌等等，以及日
據時期有社會主義、社會運動、左傾色彩的書，全部找出來銷毀。他一本一本的查，一本
一本的向那些平裝精裝的、飽含了思想和文學內涵的書告別。一個讀書人啊，還有什麼比
這個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圖書館終究保留了某一種開明的風氣。因為像李敖、柏楊的書，並非每一本
都查禁。他們人已入獄，一般的圖書館都全面禁了。唯有台中省立圖書館，只拿下禁了的
書，其它還保留著。比起我後來在其它圖書館所見的模樣，簡直好太多了。
台中省立圖書館對面是一排老眷村，眷村外的路邊，搭著違建的矮小平房（後來我才聽聞
，孫立人被軟禁在台中一中附近的一幢平房裡，有一批專門看管、侍候他的特務和軍隊，
為了便於監視和輪班，因而搭建了這一批眷村）。聚集的老兵賣一些饅頭、大魯麵、小米
稀飯之類的，中間有一家武俠小說出租店，老板五十開外，東北大漢，個性有一種大兵的
直爽。
有一日，我聽說金庸的小說亦是禁書，平日從來不看武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
同小可，竟連續租了好幾部，看了一個月。當時的武俠小說是用報紙的紙張印刷，分成小
本小本裝訂。一套《神鵰》，竟有二十多本。礙於押金太高，我得分兩次租，才能看完。
但武俠看到一半，如同幽會中斷，心癢難當，如何停止？於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
去續租。
因為查禁，金庸的許多武俠小說都是用了別名。《射鵰英雄傳》改名為《大漠英雄傳》，
最有有趣的是《鹿鼎記》被改名為《小白龍》，韋小寶被改名「小白龍任大同」，作者還
寫了司馬翎。
殷海光和文星
因為李敖，我們認識了文星雜誌、蕭孟能這個名字，以及文星文庫所出的書。
那時，文星版的書是三十二開本，出版了幾本李敖的書，和余光中、王文興、白先勇等年
輕作家的詩、小說集。
從李敖的書，我們打開了「中西文化論戰」的歷史之門。為了了解那一場論戰，我們到圖
書館找遍了相關的書，也了解了殷海光、徐復觀、雷震、《自由中國》的歷史。
高我一年級的翁志宗，在他就讀的三年三班帶起了讀書的風氣，後來竟發動班上同學來討
論「中西文化論戰」。和以往一樣，同學分成幾派，有「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派」，以及中國文化派等等。並非每一個同學都感到興趣。但他卻有辦法讓所有同學捲
入一種文化的大討論裡。
為了辯論，我們窩在圖書館狂讀當年論戰的文字。包括講自由主義的殷海光的書、海耶克
的書、邏輯實證論、以及胡適文存、舊本的《自由中國》、《文星》、徐復觀的文化著作
等等。總之，應該準備聯考的時間，都給了自己所營造出來的模仿的論戰。
但那也是吸收最快的時候。因為論戰，許多觀點互相批判，反而學習到清晰的思考與表達
方法；為了批判孔子，在聯考要準備的論孟課本上寫滿批判文字，儒家的觀念更清楚。
那是美軍協防台灣的年代，許多美軍不要的舊軍服，被賣出來，在台中市柳川西街一帶的
舊貨商場裡出售。
我們總是把書放在美軍的舊軍大衣裡。帶上詩集、小說集，去東海大學的相思林裡散步，
去五權路上的ＰＵＢ裡喝啤酒、打撞球。或者，到一間新開的搖滾音樂餐廳，聽那種音樂
超大，震得地板都會跳動的狂烈搖滾。
我們開始聽約翰．藍儂的歌，Bob Dylan、Joan Baez 的反戰歌曲。反抗學校，反抗聯考
，反抗權威。Bob Dylan 有說過，去他的老人家，這個世界正在改變，人一旦年過三十，
他說的話都不能信，因為我們正年輕......。
我們也去東海大學對面，靠近示範公墓旁邊的東海花園，去訪問作家楊逵。聽他談日據時
代的文學往事。他一貫只抽新樂園香菸，那香菸沒濾嘴，菸絲常常沾在嘴唇上，於是我們
學著他，一邊抽，一邊呸呸的吐出菸絲，「裝著成人的風景」。
我們穿著破舊的軍大衣，兩個月都沒有洗的破牛仔褲，上面泛一層油光，口袋裡裝著詩集
、禁書，嘴裡唱著《 Blowing in The Wind》。就這樣渡過了高中時代。直到聯考落榜，
才想到該開始讀課本了，為了上大學，為了離開這個悶局中的小鎮，更為了可以去台北看
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書。
角落裡的馬克思
禁書是一種知識的壟斷。已經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擁有者如同擁有武林秘笈「九陰真經
」，他引以為傲，自己在家苦練，出來炫耀武技，三不五時引用兩句。你卻看不到，心癢
難耐，痛苦難當。恨不能去他家偷出來看看。而愈是不傳，愈是讓人好奇。
上台北讀書後，某一天，大家在討論近代史。那時近代史都是禁忌，中共黨史不知道，連
國民政府自己的歷史也是改寫的居多，真實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歷史是
要比資料的，沒資料，就沒有學問。
有一天，一個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語氣說：事實上，中共不是這樣的，某某書曾這樣寫過
......。大家聽到書名，心頭一驚，暗呼：那書我為什麼沒見過？
果然是一本禁書。於是趕緊的追問：那書可否借閱？擁有者答曰：「不行，那是人家借我
看的。」
又問：「那是誰的？可否我自己去借？」
答曰：「這太敏感，不方便說。」
唉！算了，人家擁有武林秘笈，你硬是沒辦法。
後來才知道，牯嶺街可以尋找到一些被賣出來的禁書；那些書大多老舊，可能因為某個人
過世了，被後代不知情的人給賣出來了。有些書，尤其是中共研究之類的，則是要透過特
別管道，有些特權，例如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才能找到的。
這種書籍管制、思想控制的現象，延續非常之久。我記得一九八六年在《時報新聞週刊》
工作時，因恰逢丁玲過世，我必須寫一篇報導，就想到時報的「大陸資料室」找。不料，
該資料室以「這是匪情資料，屬於國家機密，不得外借」為由，竟不讓進去查閱。後來只
得請他們自己寫了。這種情形，要直到開放大陸探親，我們直接到大陸買了書，自己帶回
來，就行了。雖然，剛剛開放大陸探親的時候，機場入境處還是有認真在查看你是否帶了
禁書（如毛澤東思想之類的），但因帶的人太多，而我當時已經在報社工作，就有理由帶
多一點書了。
然而在七、八○年代，禁書只能自己找了。
除了圖書館、舊書店，重慶南路也是另一個管道。有一家書店位在地下室，表面賣學術書
，但在櫃台後面另有一個書櫃子，藏著一些國外進口的新左派書籍。馬庫塞、魯卡其、阿
杜塞、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裡找到的。
所幸，科技進步迅速，影印機的時代來臨了。朋友間不斷互相借閱，影印，竟成為知識傳
播最快的方法，誰都禁止不了。
有一次，我在輔大圖書館逛呀逛的，實在沒什麼書可借，忽然在一處極低的角落裡，看到
「CAPITAL」的大字。三大冊的精裝本，書非常老舊，彷彿被擺在角落裡一百年了。我心
想，不會是他吧？拿出來一看，竟真的是馬克思的三大卷《資本論》！心中狂喜，實在無
法言喻。但又擔心，這書，是不是情治單位留下的陷阱？我這是不是自投羅網？
然而反覆觀看了很久，我還是無法放下。再看這書確實無人借閱，而且看起來像是有人把
自己的藏書，全部送給了圖書館，圖書館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才放進來的。當下，就
借了出來。然而我還是非常擔心圖書館會因為我借閱，而發覺了這本書。為此我決定立即
拿去影印。
為了怕在學校附近影印會被發覺，我還特地跑去台大附近，東逛西找，才找到巷子裡一家
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還年輕，似乎不是讀書人，我希望她不會注意到這一本書是馬克
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馬克思。
當時還沒有雙面影印，資本論第一卷印起來，竟成了五冊，有如連載武俠小說。我不管三
七二十一，決定當它是「九陰真經」，回家好好練功。於是一字一字的查字典，逐句逐句
的努力啃。然而，無論英文單字怎麼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內容還是不了解。第一卷
的第一冊就卡住了。這《資本論》果然是「九陰真經」，沒有一點內力和武學根基，真的
行不通。
開始印禁書
在那禁忌的年代，馬克思、列寧等名字是禁忌，連許多姓馬的都遭殃。傳說陳映真被逮捕
的時候，偵訊人員就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
「啊？」被問者茫然了。
「那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麼？都是馬克什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
。還不趕快招認？」
此外，還有人從國外帶回來馬克思．韋伯的書，在機場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麼也叫
馬克思？
機場當然是一個進口書的管道。英文書還好，有些新左派的書，負責把關的人不求知，當
然不知道。於是陸續有些新書帶進來。但中文書，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就很難
帶了。於是我們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讓香港的僑生帶回來。例如，把原書的封面給撕下
來，再買一本瓊瑤的書蓋上去當封面。機場不查內容，就這樣朦混過關。那時，曹禺的劇
本、艾青的詩集、沈從文的自傳，都是這樣「表裡不一」給帶進來的。
我手頭上有一本封面是「死亡與童女之舞」，還是詹宏志翻譯的，內容卻是曹禺的劇本。
詹宏志大約沒料到，當年他的封面也被我們「利用」過。
因為是禁忌，得來特別困難，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有如在練功。彷彿擁有秘笈，再加上
苦練，終有一天要練就一身絕技。
看禁書與玩禁忌的愛情一樣，是會上癮的。你愈是要查禁，我愈是要看。而且愈
禁愈要偷偷摸摸，愈偷偷摸摸，愈是有趣。
現在回想，才知道影響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學校規定的書，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書，
而是禁書。沒辦法，禁忌之愛，永遠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於大學生愛看禁書，買的人多起來，於是就有人開始偷偷翻印禁書。最初是台大附近傳
出有人翻印外文書，後來政大那邊也傳出三○年代的文學選集，如魯迅小說選、冰心、丁
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學生較貧窮，在學校賣書可以賺一點外快，許多學生本來是幫正常出
版社賣一些上課參考書，後來就乾脆賣起了禁書，而利潤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腦筋靈光的，動起了翻印好書，兼賺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見經傳
的小出版社「全國出版社」，老板是一個面貌忠厚的人，知識上不是太靈光，但人很好相
處。至於出什麼書，大家一片熱血、熱烈討論後，決定以思想經典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
大陸時期出版的書，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以及卡西勒的《國家論》，還有一本是新
書，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學的危機》。
我只記得大家拿到新書的剎那，興奮莫名，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後來還有人建
議海耶克的書，但似乎是老板對我們要出的某些書有意見，大家失望之餘，就少見面了。
至於書賣得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朋友中還有比較大膽的，就動起了自己印書的念頭。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書，不必版權
，而且似乎政大那邊印了也沒事，何不自己來。至於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隨便掛一個「中
國現代文學史資料」之類的，書就自己在校園發行，各校的學生朋友互相幫忙賣一賣就是
了。
那時，路寒袖首先印了錢鍾書的《談藝錄》，後來又印《魯迅小說選》，為了怕敏感，改
名為《樹人小說選》。此外，李疾有一陣子據說在學校賭博，輸了許多錢，他想賺一點錢
還賭債，就去找詩人施善繼借了《新詩三十年》。那書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紙張印刷，
精美無比。李疾拿去直接製版印刷，換個封面，以平裝本出現，倒也有模有樣。但他本不
是善於經營的人，對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書，但錢似乎沒收回來。他賠了不少
。蔣勳知道以後，還非常義氣的拿了一筆錢給他。我們都笑說：「蔣勳是用助印善書的心
情，來助印哩！」
臺靜農與魯迅
由於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書，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時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書刊來進
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圖書館裡清查書籍只是一個部份。對民間閱讀的控制，也毫不放鬆
。連讀禁書，都可能犯罪。
我的長輩李明儒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政府為了平撫二二八事件後民眾的不滿情
緒，想改變政府只有派大兵來欺壓民眾的形象，而招募來台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先是到花
蓮教書，後來回台北。一九五○年代，他因為愛好文學，向一位台灣的年輕人推薦了三、
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還借給他閱讀。不料這個傢伙在白色恐怖時期，竟將借書一事，當
成思想有問題，向當局密告。
李明儒被逮捕，卻怎麼樣也查不出他和共產黨組織有什麼牽連，沒有判罪的名義，最後竟
送綠島感訓三年。三年後，他還是沒有「悔悟」，又繼續感訓。三年過去之後，還是沒有
「悔悟」，繼續感訓。直到兩年後遇到特赦，才給釋放了。他坐了八年的牢，竟沒有任何
一個罪名。
大約一九八三年左右，《現代文學》復刊，因為朋友的推薦，我和白先勇見了面之後，成
為它的執行編輯。當時白先勇想做一期魯迅百年專輯，而台大教授臺靜農先生早年與魯迅
有過交往，被魯迅視為入室弟子，因而由我去採訪他。
從許多人的口中，我大約知道了臺靜農與許壽裳都曾是魯迅的得意門生。當年他們先是到
廈門謀教職，但似乎不順利。台灣光復後，又一起來台灣大學教書。卻不料許壽裳先死非
命（公布的資料是被暴徒所殺，但知識界的許多人認為是極右翼的特務所為），臺靜農先
生就沉默下來了。一九五○年之後，臺靜農老師幾乎絕口不再談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也
從不談和魯迅的交往，只是以古文、書法自遣情懷，於中國文學史、書法一事，卓然自成
一家。
我的任務是：讓這一位老先生願意開口說話，重新說一說和魯迅的交往。許多人都說不可
能，因為他已沉默了一生。但我總想試一試。
見面之前，我準備了翻印的魯迅小說《吶喊》和《徬徨》，灰色的封面上是魯迅面容的木
刻版畫。簡單的線條，剛毅的面容，堅定而悲憫的眼神，往往讓我想起魯迅寫小說當時，
那個無知、荒謬、悲哀而又戰亂的家國。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臺靜農老師住溫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
，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滿書籍、畫冊、字畫、毛筆與墨香的書桌前，一張大大的
，有些破舊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陽光從窗外射落下來，光影錯落，映著泛黃的墨香。
我看著他灰白的頭髮，壯碩而微微龍鍾的軀體，想到這個生命的青春時代，曾和魯迅在四
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一起奮戰，寫下那些寫實而動人的小說，讓魯迅懷抱了多大的期望，
如今卻坐在這裡，用大寂寞和大孤獨的心，在古老的書道藝術中，一個字一個字，書寫無
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他用眼角的餘光看著我，溫厚的微笑著。我從書包裡拿出魯迅的兩本小說，說：「這是台
灣新出來的魯迅小說。台灣查禁很久了，現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來，不知道您有沒有看
過？」
「沒看過。看看吧！」
我遞上了書。他默默戴上眼鏡，拿著書，微微傾斜身體，就著下午的日光，無聲的端詳著
。然而，他並不翻動書本，也不動身體，只是看著封面上的木刻版畫，魯迅的像。
許久許久，他沒有作聲。我不敢驚動，只是默默陪他坐著。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的光慢慢的
斜了，透過樹影，照在書桌、地板的書籍上，反光映著他的臉，光線竟有點明亮起來。他
的眼神，片刻也未曾移動，只老花眼鏡上的餘光，在反光中，微微發亮。
不知過了多久，他恍惚轉頭看我一眼，又回頭看著書，半晌，才彷彿自語的慢慢說：「有
點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點。他比較瘦。眼睛更有神......。」
然後他又沈默了。
我問他，有多久沒看過魯迅的小說集了？
「很久了。」他說。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記憶的深遠給鎮住了，我沒能請動他寫魯迅的回憶，也沒能請他談一談
和魯迅的交往。我彷彿怕打擾他自己和魯迅的對話一般，慢慢沈靜下來。
多年後，我在魯迅的日記中，讀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魯迅致王志之的信裡，寫
著：「靜農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婦孺今在何處？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間報載有教
授及學生多人被捕，但無姓名。」
當時王志之是北京第一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學生，《文學雜誌》的編輯。臺靜農是於十二月
十二日被捕的，當時的報紙是指上海《申報》，報導了「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監禁各教授學
生許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釋。」
魯迅不只為臺靜農憂，更為他的婦孺憂。
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營救下，臺靜農等教授學生不久獲釋。一個多月後，魯迅致臺
靜農一信：
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裡又新春。
申年元旦開筆大吉並祝
靜農兄無咎
迅 頓首（一月二十六日）
詩中寫的是當時軍閥擁護在上的大將軍（似乎暗喻蔣介石），軍閥如雷霆般荼毒學生教授
，滅亡下民；唯有租界，竟如無事一般，依舊打牌過日子，彷彿兩個世界。魯迅用他特有
的反諷與悲憤，比喻臺靜農被逮捕一事，卻又淡然的說：「開筆大吉」並祝他「無咎」，
言下不無勉勵他要繼續好好寫作的意思。只是他出之以淡淡的口吻，兩人間的情誼和默契
，信任和期許，盡在不言中。
後來，臺靜農南下廈門謀教職，幾度碰到困難，曾和魯迅討論過。魯迅也是同意的。之後
，魯迅有意提倡版畫，大量收集中國傳統的拓片，臺靜農也盡心的各處收集，寄給他。兩
人間的交往，只是這樣一種知識的，信念的相通。
直到翻遍了魯迅全集中，給臺靜農的信，我才了解臺靜農先生對我說的，他和魯迅的交往
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說的，只是一種「淡淡的君子之交」。當時我還半信半疑，總以為他是
有意的沉默，不願意重回記憶的痛處。然而，讀了魯迅的信，我終於體會，這世界確實存
在這樣的君子，這樣的深情，這樣的重義。
那時我才想起很遙遠的那個下午，當臺靜農先生看著魯迅小說集上的版畫，恆久恆久的沈
默著，眼神定格，緩慢說出：「有點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點。他比較瘦。眼睛更
有神......。」
我無法遺忘那個下午，臺靜農老師沈靜的眼睛，那兒曾閃動著我一生中見過的最遙遠而動
人的光。
自己寫禁書
或許是禁書看多了，終於有一天，自己也參與了寫禁書的行列。
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不久，剛上研究所一年級，一個朋友參與了當時一本剛剛出刊就被
查禁的《進步》雜誌。隨後，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藍妙齡四人首度以「黨外新生代
」為標榜，參與了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都參與了助選。
助選中，我認識了陳庭茂。當時旅美學人陳文成因曾資助過美麗島雜誌，回台灣被警總約
談，後來竟陳屍台大校園的事件，轟動一時。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也出來助選，控訴他兒
子死於謀殺。選舉結束後，《深耕》雜誌準備出一本陳文成記念集，總編輯林世昱找我寫
陳文成的弟弟對哥哥被約談前的回憶。
訪談過程相當長，我詳細的記錄了當時陳文成並無警總所謂的自殺傾向，而是充滿希望，
而且警總在約談前，已經跟監很久了。顯然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行動，只是在約談過程中，
很可能陳文成不合作，被警總刑求致死。我寫了約八千字左右的稿子。文章當然署名他弟
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昱看了許久，抽著菸，摸著額頭，彷彿頭痛無比，良久，才笑著說：「
稿子是寫得很好。真的很好看。只是，嘿嘿，我得找他們一起看一看，要不要為這篇稿子
，和警總打一架。」
「他們」指的是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開會那一天，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
，發給他們當場看，以避免外流，並當場決定要不要刪節，以避開敏感的情節。我坐在編
輯部外面，有如等候審判。
會議結束，林世昱出來了，他用一種男子漢的口氣說：「好啦！大家決定為了你這一篇去
打一架了。」
為什麼說「打一架」？因為當時的警總並無查扣「未出刊書本」的權利。依照出版法，得
等到雜誌、書籍印刷裝訂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權利。於是雜誌、書籍出
刊時，他們往往守在印刷廠的門口，書根本還未出廠發行，就被查扣了。為了取回書，雜
誌的工作人員就得守候在印刷廠，萬一他們出現，就兩邊衝突起來，一起來搶書。甚至連
製好的版，都一起被查扣帶走。而搶回來的少數幾本書，就變成海內外的孤本。印刷廠門
口因此變成打一架的地方。問題是：誰去打比較可以讓警總客氣一點，不敢太囂張。
《陳文成紀念文集》出來的時候，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廠門口，嚴陣
以待，準備和警總搶書，並且通知了報社記者。但或許是因為陳文成的事件太敏感，引起
美國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動作太大，準備衝突的行動太明顯，警總沒來，架沒有打成，
但書還是查禁了。
當時許多黨外雜誌常被查禁，就演變出新的對應辦法。總之，警總的人要的無非是向上級
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個印刷廠印刷，警總也照例大張旗鼓的去查扣。但私底下還有其
它印刷廠正秘密的印著。最後，雜誌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還是可以看到。像重慶南路、
台大、政大、中南部等都有據點。賣禁書的書攤有一個習慣，記住常常來買禁書的熟面孔
，只要是熟人，都會拿出禁書，說：「今天有一本新來的，要不要？」然後從一大疊雜誌
下面，抽出一本，偷偷秀給你看。如果你要，就立即迅速包起來。你根本還來不及看內容
，就買了。
由於市場需求太大，黨外雜誌銷路大好。即使警總在印刷廠查扣了一批書，還是大有利潤
。黨外雜誌與各種禁書應運而生。
從翻譯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從郭廷以《中國現代思想史
》，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甚至連簡明本的《資本論》都換一個名字如《政治經濟學
》出現。台大新生南路上還有專門賣三、四十年代，或大陸翻印書的地點。那時候還沒有
版權問題，翻印一本算一本。影響當時一代人的思想之深遠，實難以估計。
而它所突破的思想禁忌，以及對戒嚴體制的衝擊破壞，更是遠在黨外運動之上。應該說，
它是為黨外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然而，情勢非常明顯，影印機、傳真機的出現已經讓
科技突破思想控制的硬體設備，而地下印刷廠、市場的需求、社會的需要、開放的討論風
氣、中產階級的興起等等，已經為這個思想的開放，準備好社會條件。當時的開放，其實
是整體台灣社會轉變的開端。
禁書時代的約稿與編輯
寫完陳文成的故事之後，林世昱曾希望我進去《深耕》當編輯。然而這時我暑假完成的報
導文學作品《礦坑裡的黑靈魂》被另一個黨外雜誌《大地生活》採用，他們希望我進去當
編輯。
雖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優渥很多，但我終於覺得寫作報導文學比較適合自
己的興趣，決定進入《大地生活》。
一九八○年代初，黨外雜誌一共有三個，康寧祥《八十年代》，由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
許榮淑的《深耕》，由林世昱總編輯；和《大地生活》雜誌，由汪立峽任總編輯。每一本
雜誌的編輯都不多，寫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約來的稿子。
由於司馬文武出身中國時報，有不少記者的人脈，《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記者匿名
寫的。戒嚴時期有一個特色，是記者知道許多內幕，但報紙上管制太嚴，無法刊登，於是
就有不少記者在外面寫稿子。某些政府人事、權力鬥爭內幕、警總準備發動圍剿某文化人
的內幕等等，都是靠著記者透露出來的。
《深耕》也有一些記者來寫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輕人寫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則以
報導為主，當時正在如火如荼的搞老鼠會的調查報導，受害人的電話不斷湧入。政府也被
迫展開調查。而它的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包括小說家陳映真、歷史研究者王曉波等，
也是長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陳映真礙於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總派有專人在監
視他，所以一律以筆名發表，每一期都要換一個筆名。
說起來很有趣，這些雜誌當時都是被監聽的，所以大家就養成一個習慣：約作者見面的時
候，都不說什麼事，而只是說出來喝一杯咖啡。而記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記者如果
有稿子要交，會從公共電話打進來，也不說名字，你得從聲音判斷他是誰。他也不說什麼
事，只是說：「你要吃的東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嗎？」有時候我會故意說著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對方笑起來。
「好啊。那我下午過去吃吧。」
這種遊戲玩久了，似乎沒出什麼事，就會有疏忽的時候，一不小心把名字給講出來了。如
果是這樣，大家就開始聊些無謂的事，以示沒有什麼內情。但是如果碰到敏感的題目，寫
作者一定會要求保密，以避免被追查。如果碰面，一定左顧右看，尋找有沒有「抓扒仔」
（特務）在旁邊跟監。
當然，周瑜開的紫藤廬是大家最常見面的地方，那裡最安全。那時周瑜正著迷於茶葉，喜
歡和老龔（龔于堯）拼茶。二人分別往鹿谷、廬山一帶，去尋找自己認為最好的茶。而有
些茶，山上的農民做得還不夠精細，就帶回來自己再加工一番，好讓它的本質更好的發揮
出來。再把各自認為的好茶，泡出來拼一拼，看誰的好。
總之，從鼻子的香氣、舌尖的氣味、停留口中的溫潤、到喉韻如何，都非常講究，一一品
評。我記得有一個下午，二人拼得不分勝負（大部份是不分勝負，誰也不服誰），連泡了
五、六種茶。我跟著品頭論足，用盡各種文學形容詞去描述口中的感官。他們拚命泡，我
拚命喝，最後竟喝到胃部虛空，兩鬢發酸，全身無力，手部微麻，全身無法控制，身體有
如醉酒，意識竟清醒無比。他們說，這叫「茶醉」。是日，直到半夜，整個人都處於亢奮
狀態，無法成眠。後來才知，「茶醉」唯有以酒來解，讓極端敏感的神經放鬆下來。
當時辦黨外雜誌既緊張壓抑，大家偶而會喝酒取樂，放鬆一下。黨外雜誌也只有三個，都
是月刊，有時這個雜誌出刊被禁，就請另一家慶祝，第三家作陪。三家輪流，倒也其樂融
融。有一段時間，大家喜歡上故宮對面山邊的土雞城，坐在野外亭子裡喝酒吵鬧，直喝到
半夜，還兀自鬧酒。平時文質彬彬的司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
拿一整瓶啤酒，對著嘴巴直直倒進去，號稱當場就乾。然而圖一時豪氣，卻喝得腹脹無比
，痛苦不堪。
當時大家皆自認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黨外雜誌，警總早已留下紀錄，上了梁山
，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眾人習慣逞英雄，自稱喝啤酒似乎不會醉，只是不斷上廁所，
眾人笑稱那是「荼毒卵鳥」而已。
三十年政治犯的故事
《大地生活》的財務本就困難，辦到第十期決定停刊。停刊前，立法委員蘇秋鎮第一個在
質詢中指出：台灣現在還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他們已經關了三十幾年，該付出的代價也付
了，人也老了，政府為什麼不釋放他們？
當時政府的答覆是：監獄裡面沒有二二八的政治犯，更沒有關三十幾年的政治犯。蘇委員
搞錯了。
這時，我們認識的作者中有一個徐代德先生，他是白色恐怖時期的老政治犯，客家人，平
日非常熱心，大量閱讀日文書刊，寫作政治經濟學的書，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特別照顧，
過年過節，就會和我們聚餐。他很快來見面，表示台灣確實沒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但有許
多監禁三十幾年的政治犯，從青年關到老年，現在都垂垂老矣，他們還在獄中。他表示可
以安排一個人和我見面，接受採訪。這個人在裡面關了二十四年，對綠島老政治犯的情況
非常熟悉，他可以開出有所有關了三十幾年政治犯的名單。
那個人就是盧兆麟先生。他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各每個政治犯的名字，也一一說明他們為什
麼入獄，現在身體的狀況如何。最後，在我的要求下，他給我一個老政治家屬的住址，並
且先打過招呼，好讓我去採訪。
我還記得那地點在台中「一心豆干」附近的巷子裡，一間破舊的平房。政治犯的母親年紀
都非常大了，卻只是用悲傷的口吻說：「啊，那時候，他在讀中學，那麼年輕，什麼事都
不懂，喜歡打『野球』（日語稱棒球為「野球」），也喜歡讀書。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讀書
，就被抓走了。一抓走，就是三十幾年啊！」
「我都老了，他也老了，卻等不到他回來啊！我每一日都在這裡拜拜，希望他早一日回來
......。」
我坐在她家的飯桌前，桌前正上方，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然而，祖先無言，神明無言。
這個政府還不承認的三十年政治犯，是母親心中那個年輕的、愛讀書的孩子。讀書，居然
可以變成這樣？
《大地生活》決定以這個當封面故事。黑色的封底，吳耀忠畫的封面，以反白來呈現。
當時為了怕這一期雜誌被查扣，我們特別保守秘密，送印刷廠前，特地影印了一份，送到
《八十年代》司馬文武那裡，萬一我們被查扣，就由他們接力再刊登。
雜誌出來後，沒有在印刷廠被查扣，但果然被查禁，市面上還是偷偷賣。但拿到書的蘇秋
鎮公佈名單，質詢政府證據齊全，怎麼會沒有三十年政治犯？政府終於無可抵賴了，在往
後的一年多裡，陸續分批釋放政治犯。
閱讀的開放時代
禁書的故事太多了，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述。此處打住吧。結束前，先說一段小故事。
古代書生上京趕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廟裡。寺廟往往有廟會，那一天，附近千金小姐
就會來上香，於是在後花園和書生相遇了。他們只是這樣見一面，竟一見鍾情，愛得死去
活來。有些情不自禁的，還躲在寺廟的香案底下，當場「嘿咻」。想想看，外有燒香禮佛
，鼎沸人聲，香案底下是何等灰塵滿佈，他們席地而臥，何等不浪漫，卻可以身心升天，
當場相愛起來。這姑娘平日不出門，不知道性愛的危險，以為只要相愛就好。回家後，相
思一個多月，才發覺懷孕了。而書生已經上京趕考去了。於是就發生了諸般生離死別、還
魂離魂的故事。
以前讀至此處，甚為不解。以為這樣不浪漫的愛情，怎麼會發生？後來才知道，古代禁忌
太多，千金姑娘未出過家門，所以一看到書生，就驚為天人，一下子愛得死去活來。如果
在開放社會，平日姑娘與書生常常見面，多一些認識和選擇，就不會如此。
開放社會的好處就是如此，多了選擇，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會為了禁忌而愛。台灣
社會開放後，書多起來了。時報出版公司後來還出版了《資本論》外帶導讀。出書當時，
出版公司總經理郝明義還被老板要求說：「有事情，你要自己負責。」然而社會已開放，
並未出事，還大張旗鼓的開了新書發表會。這就表明了台灣社會的漸趨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資本論》，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當初在圖書館的厚厚灰塵裡，找到英文
本《資本論》的時候，內心的喜悅和緊張，比幽會還刺激；我用無限的熱情，當場借出來
，並立即騎上「火鳥」（當時機車的牌子）100cc 的摩托車，奔赴台大，東轉西找的尋找
小小的影印店；有如向上天借知識、取火種般的秘密之愛，翻開字典，死命吞讀起來，有
如歐陽峰偷偷練《九陰真經》......。
啊！那真是閱讀的黃金時代。每一個字都是黃金，都是偷來的知識，偷來的火種，都是禁
忌的愛情，讓你在午夜夢迴時，還暗暗的再三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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