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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anjune (寶貝碳) 看板: R951210XX
標題: [分享]讀古典文學的人--張伯偉老師
時間: Thu Oct 25 03:19:35 2007
這是漢籍東傳課堂上老師談到的演講稿 轉自鄰版
日期：2002年12月20日晚6：30—8：30
地點：南京大學浦口校區Ⅱ—206
主講人：張伯偉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
在全球化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也越來越頻繁。經濟的
全球化和一體化，在許多方面泯滅或消釋了由不同文化、不同空間、不同領域所帶來的
差別與隔閡，那麼，今晚，在這麼一個特定的時空交錯的點上，面對中文系的學生，我
來談一下「讀古典文學的人」，這個人，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嗎？
我先來講三個故事：
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碩士研究生的時候，一位理科某系的老師也常在食堂吃飯，我不
知道他的名字，也記不得他是何系的老師，但還記得他的樣子，顯然是一個比較用功的
人。那時的研究生不是很多，所以我們也會經常見面。一次，他問我是哪一系的，又問
我所學的專業是什麼，當他得知我是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研究生的時候，立刻以惋惜的
神情和語氣對我說：「你這麼聰明的一個人，怎麼讀古典文學啊！」那麼，在他的心目
中，讀古典文學的應該是什麼樣的人呢？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去年，中文系舉辦「五．二○」科學報告會，由董健先生、魯國堯先生
和我三人各自報告一個題目。兩天后，在中文系辦公室裏，我遇到一位研究現當代文學的
教授，他對我說：「我們的研究生聽了你的報告被迷住了，說你不像是研究古典文學的人。
」
那麼，在現在的研究生的心目中，研究古典文學的又該像是什麼樣子的人呢？
最後一個故事是在今年，今年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學的百年華誕，作為一個在這所學校
讀了十年書，又工作了十五年的人，我願意把自己寫得最好的一部書獻給母校，以報答母
校多年的栽培之恩，儘管是那麼不相稱。這就是今年五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代文
學批評方法研究》一書。我把書送給一些同事、朋友，期望得到一些指教。事實上，現在
大家都很忙，特別是不同專業的人，大概也就是翻翻前言後記，然後束之高閣。我在後記
中有這樣一句話：「以二十多年時間去寫作一部書，原本是學人的『尋常茶飯』。」一位
研究現代文學的教授看了以後說：「我們專業裏的人是不會這樣想的。」當然，也就更不
會這樣做了。
以上三個故事，從我個人而言，能夠感受到說話者的愛護、喜歡和尊敬。但如果做一個逆
推的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讀古典文學的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人呢？
在第一個故事裏，假設聰明人不該讀古典文學的話，那麼，讀古典文學的人大概是笨拙的
，遲鈍的，乃至頭童齒豁尚且未必能皓首窮經。
在第二個故事裏，可以作這樣的推想：假設我講的內容是有趣的，那麼通常的研究物件大
概是沉悶的；假設我表述的方式是生動、幽默的，那麼通常的情況應該是木訥、枯燥的；
假設我的衣著是楚楚的、整齊得體的，那麼通常的印象大概是土土的、不修邊幅的。
我記得一位研究生曾經這樣描述她大學時代教古典文學的男老師的形象——塑膠涼鞋裏露
出的紅襪子。
而在第三個故事裏，可以推想一般人會認為讀古典文學比較辛苦，是高投入低產出。
以上的種種印象，雖然不免有些漫畫和誇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讀古典文學的人的
側影。我們不妨就從這些一般人的印象出發，談談讀古典文學的人有什麼，或者說，應該
有什麼特點。不過，對這些印象我們需要作出解釋。
學術研究當然需要聰明人來做，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郭沫若、錢鍾書，哪一個不是
絕頂聰明？然而對於讀古典文學的人來說，聰明不是第一義的。
1982年5月，南京大學舉行八十周年校慶紀念活動，許多校友從國內外回到母校。也就是
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許多學術界的前輩，其中之一便是王季思（起）先生。記
得季思先生給我們作報告，自述其學術道路並介紹其研究經驗。他的報告大約一個多小
時，但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於終生難忘的是這樣一段：
季思先生回憶起當年在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求學的情形，講到他寫了一篇自己覺
得較為滿意的論文，呈交胡小石先生批閱。幾天以後，胡先生把他叫到家裏，讓他從這個
書架、那個書架搬下一些書，接著指出其論文中的某些不足，最後對他說：
「季思啊，聰明人要下笨工夫。」
我當時就坐在季思先生的對面，看他含著熱淚講述這句話，心中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聰明人要下笨工夫」如同禪宗大師的當頭棒喝，讓我心為之動。當時，我還是碩士一年
級的學生。多少年後，當自己忝為人師，需要回答同學有關治學之道的問題時，我總是會
提到這件事和這句話。如果說，我後來在學術研究上多少能有一些收穫的話，那是與在求
學之初，就懂得了「下笨工夫」的重要性分不開的。
「聰明人要下笨工夫」，其實也是中國傳統的治學要義之一。《朱子語類》卷二的《總論
為學之方》，就曾再三強調這一意見：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
如何得！」
我在南京大學所受到的教育，其基本點之一用先師程千帆先生對我的話說，就是要「厚其
學殖，不為空洞之言」。要「築起堅固的古典堡壘，由此走向現代學術」。如果說，一個
民族的學術有其民族的大傳統，一所學校的學風有其自身的小傳統的話，那麼，很幸運的
是，我所受到的小傳統的教育和感染，從黃季剛先生、胡小石先生到程千帆先生、周勳初
先生，與中國人治學的大傳統是血脈相承並有所發展的。
讀古典文學的人，貴在有聰明而不恃聰明，貴在天分與功力的結合。當其下功夫之時，外
人只見其笨拙、遲鈍，殊不知聰明正在其中矣。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39年11月10
日記：
「午後過貞晦翁，談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窮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謂：三十
以前說聰明說天分，三十以後恃功力。」
又記得夏先生自己說過，「笨」字從竹從本，故「笨」乃治學之本。古典文學的產生時代
在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之前，歷史背景、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思維習慣與現代都有著很大
差別，文獻汗牛充棟，真偽混雜，其用以表達的媒介又是文言，要能夠從中發現問題，並
調動各種手段去加以解決，這需要多麼強的理解力，多麼豐富的想像力，多麼敏銳的感受
力，多麼嚴密的思考力，這決不是一個缺乏聰明的人所能夠承擔的。但在古典文學的研究
傳統中，首先強調的從來就是一個「笨」字。
古典文學的研究，若就其性質而言，可大而劃之地分為資料工作和理論工作兩大方面，所
以，有一些學者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長，偏於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將其特長發揮到極致
。但理想的狀況是將這兩方面結合，也就是先師晚年提出的「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
「兩點論」。大概讀古典文學的人，都不應輕視文獻資料工作。
以蓋房子為喻，資料即為地基。以作生意為喻，資料即是本錢。「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每個人在研究生涯中，都會或多或少、或長或短從事過資料工作。資料工作本身，無非
是查閱目錄，閱讀圖書，抄錄文獻，整理編排。這也許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但必須不辭辛
勞，耐得住寂寞。這在外人看來，或不免於沉悶、枯燥，但這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礎。有的
人不耐煩這類工作，熱衷於使用別人編好的資料，甚至於熱衷於利用他人研究著作中引用
的資料。這就好比做菜，到超市里買來的經過加工的原料，自然可以做出一道菜，但決不
會是高明的。一輩子這樣做菜，終究成不了廚師。真正的廚師必然從原料的選擇開始，去
粗取精，整理安排，才能做出一道道上品的菜肴。
這還是就其常態而言。如果遇到社會的或人生的巨變，在困境中堅持不懈地從事資料的
整理與研究，其工作就能顯現出一種意志力的美。這裏，我要舉任半塘先生為例。
1949年，他從桂林到成都，沒有工作，以賣薰豆、代人刻印、寫字維持生計。
1951年，55歲的任先生在四川大學得到教職，但由於政治原因，幾乎沒有上過講臺。
在1980年以前的二十多年時間裏，他居住在一處陰暗狹小的房間，白天背著裝有熱水瓶
、舊日曆紙片的背簍到圖書館讀書，晚上整理所抄錄的資料，淩晨即起伏案寫作。
1954年，任先生出版了《敦煌曲校錄》和《敦煌曲初探》兩書，將敦煌曲的分類、收集
、校訂、研究合為一個系統。當時他把自己的房子稱作「六斤一兩之室」，檢查人員要
考量他的工作，又讀不懂其內容，一次用秤稱其重量，乃「六斤一兩」，故以名室。
從1955年到1962年，他以右派和歷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四部書，《唐戲弄》、《教
坊記箋訂》、《唐聲詩》、《優語集》。文革毀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達數百萬
字的《唐宋燕樂集成》，但他利用勞動改造之餘發憤編著了《敦煌歌辭總編》。這些著
作，基本上都是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
1956年在其花甲誕辰日，他寫了一篇《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敘述了他畢生學術事
業的理想，對唐代結合音樂的詞章和伎藝作一全面研究。而其基礎就是由《教坊記箋訂
》和《唐聲詩》奠定的。
他的學生曾這樣評價其工作：
「他全力以赴從事資料工作，於是使這種零度風格的工作充滿熱情，成為富於理論意義
和人格力量的工作。」
「他的學術具有堅實而強健的品格：總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設計學術工作，在他所
研究的每一個課題範圍內，細大不捐地梳理全部問題；總是用『竭澤而漁』的方式收集
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不放過有關研究物件的蛛絲馬跡。就像一個義無反顧的行
路人，他不斷追求對於極限的超越，追求對於自己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超越。」
（王小盾、李昌集《任中敏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學、唐代文藝學》）
這與中國知識份子「發憤著書」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學者貴在有個性，假如我們詢問一下任先生，讀古典文學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他會如
何回答呢？任先生已經在十一年前去世，我們不能起九原而問之。不過，他對於學生的
訓誡，也許便寄寓了某一方面的期望，即「聰明正直，至大至剛」。
這八個字都有出處，「聰明正直」出於《左傳》，「至大至剛」出於《孟子》。前者涉
及到學者的資質和品格，後者涉及到學術精神和氣象。其實，在古典文學的研究隊伍裏
，是不乏聰明人的。可是聰明而不正直，就往往會為了達到追求個人名利的目的，不擇
手段。小者投機取巧，攘善掠美，大者背叛誣陷，落井下石。上世紀災難深重的中國，
有內戰，有外侮，有動亂，有浩劫，雖然是極少數，但仍有一些學者或迫于外在壓力，
或出於內在需求，其所作所為是令人不齒的。
「至大至剛」一方面是學術氣象的博大剛健，一方面是學術精神的正大剛直。這可以說
是一個很高的學術境界。而學術精神的正大剛直，實際上又貫通到其為人的「正直」。
《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
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學者應該堅持真理，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特立獨行。任先生指導博士論文，其精
神就是兩句話：「要敢於爭鳴——槍對槍，刀對刀，兩刀相撞，鏗然有聲。」又說要「
震撼讀者的意志和心靈」。總之，學者首先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聰明固然需要，但讀古
典文學尤須以愚自守，以勤補拙。並且，聰明只有以浩然之氣來運作，才能發揮為至大
至剛的氣象。
現在，我要談談先師的意見。先師也是吳瞿庵的學生，因此和任先生可以說是前後同學
。但兩人的風格顯然不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同者。我最近找到一份二十多年前大學
時代的課堂筆記，內容是先師講授的「古代詩選」。大概是最後一堂課吧，先師講起了
做人和做學問的基本想法——
「首先要做一個正直、真誠的人」。
我的學問距離老師的要求相差太遠，但在「做一個正直、真誠的人」方面，自問還算基
本合格。先師在遺囑中有對學生的話，其中說到：「望在我身後仍能恪守『敬業、樂群
、勤奮、謙虛』之教，不墜宗風」。這八個字，可以代表先師對讀古典文學的人的希望
，是敬業的、樂群的、勤奮的、謙虛的。
我在做大學生的時候，就知道先師對他的研究生要求很嚴格，其中一條是，任何作業及
任何字條，都不允許寫任何錯別字和潦草字，也不許寫不規範的簡體字。一旦出現，就
用紅筆打一個大大的叉。我當時覺得有些不理解，一是認為寫字不一定非要楷體，二是
認為這樣的要求對研究生似乎太低。當然，我自己還是遵守這項要求的。
後來讀到宋儒的講法，才恍然大悟其用心所在。
程明道說：「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在老師要求的八個字中，敬業
居其首，古人認為「蓄道德而後能文章」，「敬」正是一種道德修養上的要求。但這種
要求實際上也是貫串于道德活動和知識活動之中的共同的精神狀態。
黃勉齋說：「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
無以致義理之實。」
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敬」的精神狀態，就能面對研究物件，保持清明的智性，從而發
現客觀材料中的意義。否則，就容易掉以輕心，信口開河，使學術研究走上虛浮不實之
路。我的理解，由寫字而逐步使學生認識到治學之難，並逐步培養起對學術研究的「敬
」的態度，是先師這一要求的用心及意義所在。
所以，我也認為，在這八個字中，實際上應該以「敬業」為統帥。因為敬業，就會懂得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探尋真理，在探尋真理的道路上，「獨學
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於是就必然會樂群；因為敬業，就會懂得學術研究的意義在
於「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擔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又
要靠錙銖積累而成，於是就必然會勤奮；因為敬業，就會懂得「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
」，面對知識世界，自己永遠都是一個小學生，於是就必然會謙虛。老師生前曾聽到我
的這番議論，頗為贊許，認為我發展了他的思想。「發展」二字我不敢承當，但至少可
以說，這沒有違背老師的立言宗旨。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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